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授衔工作，多数人熟悉的是1955年的开国大授衔，评出了十大元帅十大大将，还有一千多名上将、中将和少将。其实在我军的历史上，早在战争年代就对这一工作做过尝试。
最早的授衔始于1939年。
人民军队创立初期（红军时期），战事频繁，条件艰苦，官兵待遇基本没什么差别。后来随着条件的变化，军队的生活待遇等有了按职务区别对待的规定，但是直到抗战初期，官兵在待遇方面的区别也不大，因此也谈不上实行军衔制的问题。
抗战爆发后，国共再度合作。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是有军衔的，为了两党的合作，我军军衔的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国民党军队的军衔制始于1931年4月，沿用的是北洋时期的军衔，但其时的授衔工作相当混乱，甚至出现了许多笑话。如西北军阀马步芳给自己只有12岁，还在上小学的儿子马继援授予了上校军衔。为此，1935年，国民政府重新颁布了军衔等级表。1935年3月31日，国民政府授予了蒋介石“特级上将”军衔；4月1日，授予冯玉样、锡山、张学良等8人“一级上将”军衔；后来，又给李济深、程潜、白崇禧、陈诚授予了一级上将军衔。
这样，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时，国民党军队的军衔体系已经比较完整，而当时中共领导的部队却没有相应的军衔。1937年8月1日，红军总政治部提出了我军将“采用官阶制度”的设想。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并开赴抗日前线后，在战争中不断壮大，于是开始酝酿实施军衔制度。
1939年5月30日，八路军总部发布了“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颁布了“八路军编制表”，明确规定了各级职务的基准军衔，其做法基本上是按照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衔级而设置的，这也考虑到了与国民党部队的比照问题。
这时，我军部分将领已经被授了军衔。以八路军120师为例，师长贺老总、副师长萧克为中将，师参谋长周士第、几个旅长和副旅长卢冬生、张宗逊、陈伯均、王震、王宏坤、王维舟等为少将；下属的几个团长王尚荣、贺炳炎、张才千等为上校。
已授衔的八路军指挥员，大都是需要经常与国民党打交道，或搞统战工作的将领。但这次授衔工作却没能全面展开。1940年，抗战进入了相当艰难的时刻，国共合作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于1942年4月24日作出了“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决定。我军的第一次授衔尝试经历了三年的时间宣告结束。
抗战结束后到内战爆发前，我军还有两次临时性的授衔
第一次是在1945年9月，因我军要派出人员到沈阳，配合苏联远东红军的行动。苏联军队的军衔制度是很完备的，党中央考虑到工作的方便，于是临时给6位我军派出的干部授以军衔，如叶季壮被授为中将、伍修权被授为少将。
第二次是1946年，为了便于我军派往各地的军事调停处的代表与国民党的代表进行平等工作，也进行了临时性的授衔。例如驻沈阳的饶漱石被授予中将军衔；驻四平的耿飙、驻本溪的许光达、驻太原的陈賡、驻徐州的韦国清等人都被授予少将军衔。
全面内战爆发后，这些将领的军衔也就自动被取消了。
1946年初，授衔工作真正作为一种制度被正式提出来
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双方承诺停止战争，共同建设一个和平的国家。1946年1月31日召开了由国两党及其它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一个“政协决议”，国民党表面上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在“政协决议”中，规定了有关改编两党军队的内容。于是，我军的军衔工作再次作为一种制度被正式提出来。
1946年2月24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军队整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随后，新四军、山东军区政治部明确对各级职务的军衔做出了规定，如：新四军的军长、政委为上将；副军长、副政委为上将或中将；参谋长为中将。
然而，几个月后的1946年6月，国民党30万大军围攻我中原解放区，解放战争爆发，军队授衔一事再度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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