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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国军中将偶遇周恩来,约陈赓密谈:请转告组织我未叛党

作者:温度历史

抗战胜利后为调解国共矛盾,国、共、美三方派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并在委员会下设立“军事调出执行部”,办公地点位于北平。1946年初,为商讨停战和整编军队等问题,周恩来、叶剑英等人飞赴北平参加谈判。陈赓虽不是正式代表,但当时与代表们一起住在北京饭店。

在出席一次活动时,周恩来与陈赓遇到一个老熟人——黄埔一期学生、国军第92军军长、北平警备司令侯镜如。侯镜如也看到周恩来,目光对视之后立即避开,脸上略带尴尬,杵在那里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

思维敏捷的周恩来先开口:“20多年未见面了,好久好久了。”侯镜如心里更是一惊:20多年前侯镜如就读黄埔军校,明明毕业后仍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过很长时间,他为何刻意把两人的交集说成是黄埔军校时期?这不正是在替自己掩护经历吗?

于是侯镜如也顺着周恩来的话回答道:“是呀,军校一别,二十春秋了。”站在一旁的陈赓则若无其事,一笑而过。一场尴尬的会面总算撑过去了,但周恩来的话却一直在侯镜如的脑海里回荡。随后他派人联络到陈赓,约他在北京饭店一个房间里秘密见面。

见面后,侯镜如提起了在黄埔军校的往事,并托其报告组织,自己没有叛党,当年与组织失去联系后还曾登报寻找,可是没有任何音讯。这番话憋在侯镜如心里十多年了,一直找不到人述说,现在讲完了,有种如释重负的畅快。

这是个涉及原则的问题,加之分别十余年后并不了解对方情况,陈赓没有直接回复侯镜如,而是岔开话题,谈到抗战时期的经历。最终两人约定“不打内战、合作建国”便匆匆结束了这次会面。

侯镜如贵为国军军长,为何要找到陈赓表明“没有叛党”,在此之前他有着怎样的经历?这次会面后,侯镜如的命运会有何改变?

1946年,国军中将偶遇周恩来,约陈赓密谈:请转告组织我未叛党

周恩来

侯镜如于1902年出生于河南永城县侯楼村一个贫穷农民家庭,10岁时才有机会读私塾。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侯镜如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想通过努力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1917年,侯镜如考入省立欧美预备学校,后来又转入中州大学理科学习。

侯镜如的青年时期正是军阀割据、列强肆意瓜分中国的黑暗时期,国内矛盾非常尖锐,革命思潮正在兴起。他也受到革命思潮影响,最终在一位曾参加过同盟会的老师介绍下,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去投考黄埔军校。

侯镜如与几个同学冒着被北洋军阀杀头的危险赶到上海初试点,负责招生的正是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侯镜如顺利通过初试后南下广州,经过复试成为了黄埔一期学员。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军校内部各种思潮活跃,侯镜如加入了中共领导的外围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常常与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斗争。

从军校毕业后,侯镜如参加了两次东征陈炯明的作战。第二次东征时他已经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三团第一营副营长,当时的营长郭俊是中共党员,周恩来是军政治部主任。在他们影响,侯镜如思想进步很快,部队打到潮州时,周恩来和郭俊介绍其入党并举行了仪式。

东征结束后,侯镜如又参加了北伐,在进军浙江金华时他接到组织命令前往上海。原来,为配合北伐,周恩来在上来组织工人武装起义。侯镜如作为周恩来领导下的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负责给工人纠察队进行军事训练。

1927年3月21日凌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响,经过30多个小时的血战占领了上海。然而起义成功尚不足一月,老蒋就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血腥镇压共产党人。

侯镜如在率领工人纠察队浴血抵抗时中弹受伤,周恩来亲自安排他到英租界治疗。月底,尚未痊愈的侯镜如又奉命奔赴武汉,担任武汉三镇保安总队长。

但几个月后,汪精卫也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幸好地下党提前获得情报,侯镜如带领部分保安队的学兵撤往南昌,在贺龙的20军3师下成立军官教导团,并担任团长。3师还下辖第6团,陈赓正是该团第1营营长。

为了反抗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中共决定发动武装起义。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侯镜如主动承担攻坚任务,率领军官教导团在大校场战斗中,一举歼灭敌军主力第79团,为起义立下一大功,所部被周恩来誉为“铁军”。

1946年,国军中将偶遇周恩来,约陈赓密谈:请转告组织我未叛党

影视剧中的青年侯镜如形象

按照预定计划,起义军挥师南下广东。在进攻会昌的战斗中,第3师担任正面主攻。在战斗中侯镜如再次中弹身负重伤,但他仍然坚持指挥,直到朱德赶来派人将他抬下山。起义军最终攻占了会昌,陈赓也在这次战斗中负伤。

经组织安排,侯镜如先后到汕头、香港治疗,随后赶往上海。1928年3月,侯镜如被派往河南担任省军委书记,但在开封接头时被逮捕入狱。在监狱中,他认识了解放后曾担任过中组部部长的安子文。

安子文回忆,由于侯镜如年纪大有经验,监狱中的地下党员都愿意听他的。他们还计划发动暴动越狱,不过冯玉祥在接下来的中原大战中溃败,在撤离开封前将关押的中共党员释放。

1931年,侯镜如调回上海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工作,而此时陈赓也在周领导的中央特科担任科长。期间,侯镜如奉命回河南去策反郜子举的部队,不料这一去却与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

1931年4月,中央特科领导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他对驻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了如指掌,叛变后将之全部供出。幸好潜伏在敌营中的红色特工钱壮飞得知消息后,赶在敌人行动之前将情报传递给周恩来。

周恩来立即组织中央机关紧急转移,但一些未来得及撤离的机关仍遭到敌人破坏,上海地下党组织一时陷入瘫痪。侯镜如赶回上海后,发现所有联络点一夜之间全部消失,而军警、特务们正满大街地搜捕共产党人。

侯镜如找不到任何联系人,只能启用事先约定好的紧急联络方式——登报寻找组织。他化名侯志国在《时事新报》上刊登《寻人启事》:XX胞兄,我找不到你,心急如焚,你若再不来,没有办法就自去找工作了。我始终是孝敬父母的……

登报后,侯镜如在上海苦苦等了两个月仍然没有任何消息。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抱着一腔幽怨离开上海,回到河南老家。为什么组织突然找不到了呢?是不是因为被捕后遭到怀疑,不要我了?

侯镜如内心充满了委屈,解放后他才从陈赓口中得知原委。当时大量人员被捕,明不清忠奸。为安全起见,地下组织暂停了联络,即使是碰到熟人也要立即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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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加紧了侵华准备,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此后还爆发过淞沪抗战、长城抗战。1933年,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部副部长的黄埔一期同学袁守谦派人到河南找到侯镜如,邀请他参军抗日。

在袁守谦推荐下,侯镜如抱着报国热情加入了国军第30军,不久后出任旅长。期间,侯镜如所在部队虽然参加了两次对红军的“围剿”,但这并非他所愿,因此总是消极应对,也未立下“战功”。直至抗战全面爆发前,他仍然只是旅长职务。

侯镜如隐瞒经历加入国军的,既未写过“自首书”,也未向国民党出卖过任何同志和组织的秘密。“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老蒋曾表示:“现在全国上下一致抗战,曾参加过中共的主动坦白既往不咎。”一些人坦白了经历,得到了表彰,但侯镜如始终未承认自己的身份。

抗战期间,侯镜如奉命率部奔赴华北阻击日军,先后参加过太原会战、娘子关战役。后受黄埔一期同学李仙洲邀请到92军担任师长,参加过台儿庄外围战役、武汉保卫战、宜昌会战等重大战役。屡立战功成为抗日战场上一员骁将,并于1943年升任92军中将军长。

抗战胜利,侯镜如率部先后到武汉、北平等地接受日本人投降,正是在北平城内遇到了周恩来和陈赓。陈赓在与侯镜如密谈后,将情况报告给组织,组织进行了调查并作出了“脱党”的结论。只是接下来内战全面爆发,陈赓并没有机会将这一结论送达侯镜如。

经历了8年抗战,侯镜如内心非常厌倦内战。与周恩来、陈赓等人的谈话,使他萌生了向中共靠拢的愿望。然而今非昔比,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国军全面占优。要放弃抛头颅洒热血换回来的身份和权力,也并不容易。更为重要的是,中共方面会如何看待自己?侯镜如内心毫无把握。

不久内战全面爆发,老蒋命令侯镜如进攻冀东解放区。尽管他不愿打内战,但在那个位置上已是身不由己。侯镜如采取拖延策略,比预定时间迟了两天才到达指定地点,惹得陈诚大怒电告老蒋要求将侯镜如撤职。最后在侯镜如的老上级孙连仲力保之下,此事才不了了之。

1947年底,北平地下组织通过侯镜如的外甥李介人将一封安子文的亲笔信交给侯。信中说:

“周(恩来)贺(龙)二公关心你,让我给你写此信,如果能回来,表示欢迎,过去是可以原谅的……”

寥寥数语表明了中共高层对侯镜如未来的承诺,这自然让侯镜如内心惊起了不小波澜。他把李介人留在身边担任副官,专门负责与地下组织的联系。当时侯镜如已经升任第17兵团中将司令,他趁机对部队进行了人事调整,将亲自安插在重要位置,以便必要时掌握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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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侯镜如和家人

只是当时解放战争形势尚不明朗,侯镜如迟迟无法下定决定。1948年10月,老蒋任命侯镜如为东进兵团司令,要其率部解锦州之围。侯镜如对东北军事颇为失望,他私下对部下说:“按我们目前的情况,对塔山、锦州是不能打进去的,进去也出不来,如果不打进去还可以多维持几天。”

部队根据他的意思制定了一个消极的“稳打稳扎”方案,侯镜如也是拖延数日后才率部赶到葫芦岛。他们最终被解放军阻击在塔山,直至锦州解放也未能再前进一步。侯镜如的嫡系部队在战斗中遭受重创,随后退至天津、塘沽一带休整。

此时侯镜如才痛下决定起义,只是形势已经不由他。辽沈战役后,傅作义布置在绥远、北平、天津的一字长蛇阵成了国民党最前沿的屏障。傅作义虽然号称守城名将,但他面临的处境也十分尴尬。西撤绥远仍然面临解放军包围,不能持久。东去天津,又会被老蒋拉到南方战场吞并其部队。

是去是留,是战是降,傅作义举棋不定,他判断天津的工事要比北平牢固,至少能坚守一个月以上,先加强北平防御观察形势。因此他把侯镜如嫡系92军的主力抽调到北平南城一带驻防。

此时侯镜如的处境也非常尴尬,他虽贵为兵团司令,但嫡系部队被抽走后,能掌控的只有兵团自属部队和一个新组建的318师,几乎成了光杆司令。主导天津局势的是傅作义的亲信陈长捷,侯镜如组织起义的条件并不成熟。

当时解放军一面在争取傅作义起义,一面与侯镜如联系。经侯镜如授意,92军与解放军达成一致:假如傅作义不起义,他们就放开南城防区让解放军直插中南海。

紧接着,解放军发动天津战役,傅作义认为能坚守一个月以上的天津10多个小时就被攻破。加上此前他已经察觉到92军与解放军联络的情况,固守北平的条件全部丧失,只能向解放军投诚。在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中,侯镜如也贡献了一定力量。

92军跟随傅作义起义,侯镜如虽然遭到怀疑,但身份尚未暴露。他率领部队先后撤往杭州、福州等地。17兵团被撤销后,侯镜如借口治病和探望母亲前往香港寻找地下党,以便联络第318师起义。在侯镜如的策划下,318师几经波折后在福州起义。

1946年,国军中将偶遇周恩来,约陈赓密谈:请转告组织我未叛党

北平和平解放

此后,侯镜如长期滞留香港搞统战工作。1952年,在周总理亲自过问下,侯镜如才返回大陆。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参事、全国统一促进会会长、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致力于促进两岸统一。

1994年在北京逝世,终年92岁。在纪念侯镜如诞辰100周年时,中央有关领导对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侯镜如同志的一生,是经受了长期革命斗争考验和洗礼的一生,是为国家、为民族尽心竭力、赤诚奉献、鞠躬尽瘁的一生,是对真理、对光明孜孜以求的一生。

侯镜如的一生虽然经历过坎坷,但他始终怀有爱国热情,不愿做危害人民的事,最终得以走回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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