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大卫·弗格森：“15年，中国迈出了一大步”

2021年，是英国人大卫·弗格森（David Ferguson）来到中国的第15个年头。

这15年里，他作为记者，报道过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作为编辑，他参与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三卷英文版工作；作为中国社会变迁的观察者，他游历各地，写下《从“广东制造”到“广东创造”》、《生态北京：绿韵新城》、《发现苏州》；作为中国迅猛发展的亲历者，他不断修正着自己对中国的认知，并身体力行，让更真实的中国触达更多人。

刚刚过去的9月，弗格森获得第十五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及中国政府友谊奖。

2021年12月1日，南方周末记者在2021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上与弗格森进行了一场对谈。弗格森提供了一个“读懂中国”的绝佳样本：他以自己从事国际传播的亲身经历，证明“进入受众语境”的必要性；他还让我们看到有效沟通仍然可能，他的感悟也启发着我们，如何让这“可能”成为现实。

12月2日，2021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在广州开幕。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图）

南方周末：你什么时候对中国产生兴趣，又是什么驱使你将“读懂中国”作为自己的事业？

大卫·弗格森：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职业都是管理顾问，在全球许多地方工作、生活过，常驻法国。当时我可以说是一个“国际人”，会说好几种语言。但是，中国并不在我的视野之内——她太大太远了，我从未想过要来。直到我遇见了一个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姑娘，她是个东北人，来自吉林省吉林市。种种原因下，我们在2005年年末决定来中国寻找机会。

于是，2006年1月我来到了中国。2008年4月，我加入了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在外文局所属的中央新闻网站“中国网”做记者，正是在这个节点，“读懂中国”成为我的工作。我作为记者的第一项重大任务，就是报道震后汶川。

2010年，我作为编辑和撰稿人加入了外文出版社，但编撰的对象是书而不再是新闻。随着时间推移，我“读懂中国”的事业，也逐渐专注于政治领域。

南方周末：你在中国居住了这么些年，现在看到的中国和你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有什么不同？

大卫·弗格森：我必须说，我刚来中国时，对中国的了解和大部分西方人差不多——可以说是一无所知。那会儿我对中国有点模糊的印象，很大，很穷，有几个现代化的先行区，农民在地里苦干。

一到中国，我就发现自己的这些想象是完全错误的。我的第一站是吉林，那里不是很大，也不特别富裕，可以说是中国标准下的一个普通地区。但是，那时人们的生活已经很现代化，能买到本土品牌的衣服，也能买到西方品牌的衣服。

15年过去了，中国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我主要在北京生活、工作，所以北京是我最能观察到变化的地方。以交通方面为例，我是2008年去的北京，当时只有三条地铁线路，一号线、中央环线二号线、北环线十三号线，但现在北京拥有一张庞大的，很可能是世界上最为现代化的地下交通网络。说到交通，还不得不提高铁，我出行时倾向于选择高铁，而不是飞机，因为高铁太方便了。

这些年里，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有很大的进步；此外，在共同富裕方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显著提升；在环境保护方面，也完成了很多工作——我2015年写过一本书，就是关于中央政府和北京政府为改善生态环境采取的措施，书名是《生态北京：绿韵新城》。对比我刚来北京时，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

南方周末：你在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改稿润色的过程中，有什么体会？

大卫·弗格森：这套书是非常严肃的，非常实事求是的，是“干货满满”的，所以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对西方人来说，都并不容易读。

中国的政治话语有很多是概念性的、抽象的，先提出理念，然后层层阐释，逐渐进入具体层面的分析——如何通过实践，实现这些理念。这和西方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套很难翻译，很难编辑，也很难阅读的书。

如果有人问我该读什么来了解中国，我会建议他们去查阅关于具体的人、事、物的材料，因为那层层的分析最终抵达的就是具体的人、事、物。可以把抽象的概念想象成一个块状图，那么充实这个概念的具体事物就是一个一个小方块，它们最终组成了宏大的叙事。

一带一路、脱贫攻坚、反腐倡廉都是这个道理，这些工程影响着亿万人民，但说到底也是一个一个人在尽自己的力量，才让改变发生。如此切入，会更容易理解。

南方周末：在当下这种情绪先行的传播环境下，构成有效沟通的要素是什么？

大卫·弗格森：最重要的是，要记得你正在讲述一个故事，并且是在向某个受众讲述。

中国人面对外国受众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把他们当作中国人的倾向，用汉语逻辑思考、写作，就像在和自己的同胞对话一样。这不是和外国受众打交道的方式，尤其不是和西方受众打交道的方式。

市场营销的第一课，是教会学生用顾客的语言向顾客推销。我认为对外传播与此有相通之处，“讲好中国故事”的首要任务，是进入受众的语境，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对话。

南方周末：对于一些相信成见多于事实的外国受众，我们需要在意他们的看法并尝试改变他们的看法吗？

大卫·弗格森：我想我们不得不在意，因为这样的人在快速大量增多。

部分仇视中国的人，就像患上了某种恐惧症，而攻克恐惧症的方式，不是和患者面对面讲道理，不是尝试用逻辑告诉他们这种情绪是不合理的。

南方周末：你对此有什么建议？

大卫·弗格森：我们得找到和受众沟通的办法。

其中一个办法，是发展软实力，比如电影。中国其实非常善于制作掀起轰动的电影，我们看过了《赤壁》、《长津湖》，这些都是很好的电影，而且中国很善于用电影讲故事。和正式文件、官方话语比起来，电影在对外传播中有其优势。

因为前者总是要经过西方媒体、政要的重新阐释，才能触达受众，而媒体、政要恰恰是煽动对华负面情绪的主体。非正式话语，如电影，则可以直抵人心，效果更好。

中国需要制定策略，好好运用软实力触达受众，他们和刚来中国时的我一样，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我们需要通过非官方的途径，向他们呈现更真实的中国。

南方周末：我们现在都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你认为在这个句子里，“中国故事”指的是什么？中国又应如何提升自己在国际中的话语权？

大卫·弗格森：我想，任何事情都能成为“故事”。就拿法治来说，如果你想让大家去阅读一本研究法治的学术书籍，那会很难，但中国大概10年前拍摄过一部关于乡村法官的电影，这部电影大获成功——我只看过一点，但确实是个好故事。

另一个例子是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而推出的《我和我的祖国》，拍得很好。作为对共和国的献礼，影片选择从普通人的视角，去看共和国的发展如何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影片呈现了中国女排1984年在洛杉矶奥运会夺冠，但是，切入的视角是一个小孩努力调适天线，让街坊四邻都能通过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收看这场比赛，这就是很动人的故事。

什么都能是故事，法治可以，“四个全面”也可以，如果挖掘的角度得当，一切都可以转化成引人入胜的故事。我觉得，这就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涵义，挖掘故事，找到合适的角度，然后以讲故事的方式呈现。

南方周末：近年来中国积极向世界展示自己，增进互信交流，但也有人不太理解。你怎么看？

大卫·弗格森：我觉得，不管中国做什么，都会有人找碴、挑刺，所以反而不必忧虑被质疑，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是对的。

现在中国开始给出更有力的回应。而西方对此又作何反应？他们造了个名词：“战狼外交”。

在我看来，“战狼外交”代表的是中国为自己发声，而西方国家不喜欢、不习惯这种新情况，他们习惯的是信息的单向流通，所以他们造出一个新的名词，并将之污名化，这样就无需解释中国为什么无权发声——因为那是“战狼外交”。

南方周末记者毛淑杰 南方周末实习生 孙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