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中國政府友誼獎”獲得者大衛·弗格森：“15年，中國邁出了一大步”

2021年，是英國人大衛·弗格森（David Ferguson）來到中國的第15個年頭。

這15年裡，他作為記者，報道過汶川地震、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作為編輯，他參與了《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至三卷英文版工作；作為中國社會變遷的觀察者，他遊曆各地，寫下《從“廣東制造”到“廣東創造”》、《生态北京：綠韻新城》、《發現蘇州》；作為中國迅猛發展的親曆者，他不斷修正着自己對中國的認知，并身體力行，讓更真實的中國觸達更多人。

剛剛過去的9月，弗格森獲得第十五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及中國政府友誼獎。

2021年12月1日，南方周末記者在2021年“讀懂中國”國際會議上與弗格森進行了一場對談。弗格森提供了一個“讀懂中國”的絕佳樣本：他以自己從事國際傳播的親身經曆，證明“進入閱聽人語境”的必要性；他還讓我們看到有效溝通仍然可能，他的感悟也啟發着我們，如何讓這“可能”成為現實。

12月2日，2021年“讀懂中國”國際會議（廣州）在廣州開幕。 （新華社記者 盧漢欣/圖）

南方周末：你什麼時候對中國産生興趣，又是什麼驅使你将“讀懂中國”作為自己的事業？

大衛·弗格森：很長一段時間裡，我的職業都是管理顧問，在全球許多地方工作、生活過，常駐法國。當時我可以說是一個“國際人”，會說好幾種語言。但是，中國并不在我的視野之内——她太大太遠了，我從未想過要來。直到我遇見了一個在英國留學的中國姑娘，她是個東北人，來自吉林省吉林市。種種原因下，我們在2005年年末決定來中國尋找機會。

于是，2006年1月我來到了中國。2008年4月，我加入了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在外文局所屬的中央新聞網站“中國網”做記者，正是在這個節點，“讀懂中國”成為我的工作。我作為記者的第一項重大任務，就是報道震後汶川。

2010年，我作為編輯和撰稿人加入了外文出版社，但編撰的對象是書而不再是新聞。随着時間推移，我“讀懂中國”的事業，也逐漸專注于政治領域。

南方周末：你在中國居住了這麼些年，現在看到的中國和你對中國的第一印象有什麼不同？

大衛·弗格森：我必須說，我剛來中國時，對中國的了解和大部分西方人差不多——可以說是一無所知。那會兒我對中國有點模糊的印象，很大，很窮，有幾個現代化的先行區，農民在地裡苦幹。

一到中國，我就發現自己的這些想象是完全錯誤的。我的第一站是吉林，那裡不是很大，也不特别富裕，可以說是中國标準下的一個普通地區。但是，那時人們的生活已經很現代化，能買到本土品牌的衣服，也能買到西方品牌的衣服。

15年過去了，中國向前邁出了一大步。

我主要在北京生活、工作，是以北京是我最能觀察到變化的地方。以交通方面為例，我是2008年去的北京，當時隻有三條地鐵線路，一号線、中央環線二号線、北環線十三号線，但現在北京擁有一張龐大的，很可能是世界上最為現代化的地下交通網絡。說到交通，還不得不提高鐵，我出行時傾向于選擇高鐵，而不是飛機，因為高鐵太友善了。

這些年裡，中國在基礎設施方面，有很大的進步；此外，在共同富裕方面，人們的生活水準有顯著提升；在環境保護方面，也完成了很多工作——我2015年寫過一本書，就是關于中央政府和北京政府為改善生态環境采取的措施，書名是《生态北京：綠韻新城》。對比我剛來北京時，環境保護工作取得了很大進展。

南方周末：你在為《習近平談治國理政》英文版改稿潤色的過程中，有什麼體會？

大衛·弗格森：這套書是非常嚴肅的，非常實事求是的，是“幹貨滿滿”的，是以無論是對中國人還是對西方人來說，都并不容易讀。

中國的政治話語有很多是概念性的、抽象的，先提出理念，然後層層闡釋，逐漸進入具體層面的分析——如何通過實踐，實作這些理念。這和西方是不一樣的。是以，這是一套很難翻譯，很難編輯，也很難閱讀的書。

如果有人問我該讀什麼來了解中國，我會建議他們去查閱關于具體的人、事、物的材料，因為那層層的分析最終抵達的就是具體的人、事、物。可以把抽象的概念想象成一個塊狀圖，那麼充實這個概念的具體事物就是一個一個小方塊，它們最終組成了宏大的叙事。

一帶一路、脫貧攻堅、反腐倡廉都是這個道理，這些工程影響着億萬人民，但說到底也是一個一個人在盡自己的力量，才讓改變發生。如此切入，會更容易了解。

南方周末：在當下這種情緒先行的傳播環境下，構成有效溝通的要素是什麼？

大衛·弗格森：最重要的是，要記得你正在講述一個故事，并且是在向某個閱聽人講述。

中國人面對外國閱聽人的時候，常常有一種把他們當作中國人的傾向，用漢語邏輯思考、寫作，就像在和自己的同胞對話一樣。這不是和外國閱聽人打交道的方式，尤其不是和西方閱聽人打交道的方式。

市場營銷的第一課，是教會學生用顧客的語言向顧客推銷。我認為對外傳播與此有相通之處，“講好中國故事”的首要任務，是進入閱聽人的語境，用他們的語言跟他們對話。

南方周末：對于一些相信成見多于事實的外國閱聽人，我們需要在意他們的看法并嘗試改變他們的看法嗎？

大衛·弗格森：我想我們不得不在意，因為這樣的人在快速大量增多。

部分仇視中國的人，就像患上了某種恐懼症，而攻克恐懼症的方式，不是和患者面對面講道理，不是嘗試用邏輯告訴他們這種情緒是不合理的。

南方周末：你對此有什麼建議？

大衛·弗格森：我們得找到和閱聽人溝通的辦法。

其中一個辦法，是發展軟實力，比如電影。中國其實非常善于制作掀起轟動的電影，我們看過了《赤壁》、《長津湖》，這些都是很好的電影，而且中國很善于用電影講故事。和正式檔案、官方話語比起來，電影在對外傳播中有其優勢。

因為前者總是要經過西方媒體、政要的重新闡釋，才能觸達閱聽人，而媒體、政要恰恰是煽動對華負面情緒的主體。非正式話語，如電影，則可以直抵人心，效果更好。

中國需要制定政策，好好運用軟實力觸達閱聽人，他們和剛來中國時的我一樣，對中國幾乎一無所知，我們需要通過非官方的途徑，向他們呈現更真實的中國。

南方周末：我們現在都緻力于“講好中國故事”，你認為在這個句子裡，“中國故事”指的是什麼？中國又應如何提升自己在國際中的話語權？

大衛·弗格森：我想，任何事情都能成為“故事”。就拿法治來說，如果你想讓大家去閱讀一本研究法治的學術書籍，那會很難，但中國大概10年前拍攝過一部關于鄉村法官的電影，這部電影大獲成功——我隻看過一點，但确實是個好故事。

另一個例子是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而推出的《我和我的祖國》，拍得很好。作為對共和國的獻禮，影片選擇從普通人的視角，去看共和國的發展如何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比如，影片呈現了中國女排1984年在洛杉矶奧運會奪冠，但是，切入的視角是一個小孩努力調适天線，讓街坊四鄰都能通過一台小小的黑白電視，收看這場比賽，這就是很動人的故事。

什麼都能是故事，法治可以，“四個全面”也可以，如果挖掘的角度得當，一切都可以轉化成引人入勝的故事。我覺得，這就是“講好中國故事”的涵義，挖掘故事，找到合适的角度，然後以講故事的方式呈現。

南方周末：近年來中國積極向世界展示自己，增進互信交流，但也有人不太了解。你怎麼看？

大衛·弗格森：我覺得，不管中國做什麼，都會有人找碴、挑刺，是以反而不必憂慮被質疑，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是對的。

現在中國開始給出更有力的回應。而西方對此又作何反應？他們造了個名詞：“戰狼外交”。

在我看來，“戰狼外交”代表的是中國為自己發聲，而西方國家不喜歡、不習慣這種新情況，他們習慣的是資訊的單向流通，是以他們造出一個新的名詞，并将之污名化，這樣就無需解釋中國為什麼無權發聲——因為那是“戰狼外交”。

南方周末記者毛淑傑 南方周末實習生 孫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