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丽江，已非常久远，还是丽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之前。那年夏天，阴雨绵连，在我记忆中，再没有哪个雨季连续三个月毛毛雨、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太阳吝啬到一分钟的光明都不愿施舍。
当时计划的是条环线，从下关至宾川过金沙江至永胜，由永胜至宁蒗，宁蒗至川滇交界的泸沽湖落水村，再折返宁蒗至丽江，又经白汉场回到下关。全程都是长途客运汽车，几乎每天都在盘山路上度过，除了国道铺着沥青，许多公路都是拿原木搭成简易桥以应付山洪冲毁的路基。
对丽江的印象只有湿滑的石板路、晦暗的街道，与后来的绝大部分游客一样，仅是“路过”丽江，在脑海中幻想出“远方的诗”。
▲丽江古城〔图源网络〕
据实说，我连想象都没有，借住泸沽湖农家的几天，都在担心泥石流会否冲毁道路，每个晚上和跳蚤蚊子艰苦作战，除了腊肉土豆能“吃糠咽菜”已经很奢侈——落水村种不了蔬菜。宁蒗县城稍好，仅有的一家招待所可以洗澡。
丽江是专区行署驻地，虽然以现在眼光看来仍是落后县城，很多人还未习惯红绿灯，才从宁蒗大山里出来已经能感受到繁华。往后再到泸沽湖、丽江，真可说改天换地，因为见识过旧时的苦难，即便有些古老传统已经消失，仍由衷为当地感到高兴，小康大同可期。
往前追溯五十多年，营造学社先生到丽江调查的路程更为辛苦。民国二十一年（1932），云南省就有计划修筑大理县至丽江县的公路，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只修通大理县至洱源县牛街的七十多公里土路。我们在刘先生民国二十七年（1938）日记中看到如下的记载：
“12月4日，星期日，晴。晨九时半乘滑杆离大理。除陈（明达）、莫（宗江）二君外，吴禹铭（中央史语所考古学家）君亦同道赴丽江。……
“12月5日，星期一，晴。晨八时三刻，出邓川西门。……
“12月6日，星期二，晴。晨八时四十分离牛街，……
“12月7日，星期三，晴。晨八时半出发。沿公路北行，十公里入剑川县南门。……
“12月8日，星期四，晴。晨八时三刻出发。……再十公里至丽江县，寓隆昌旅馆。……自上关以北土质渐异，农作物亦易稻为麦，而语言与人种之差别尤甚，疑唐初此地不属南诏范围。
营造学社避乱寓滇，绝粮困苦，弦歌不辍；刘先生在丽江停留数天，调查皈依堂、琉璃殿、宝积宫、大定阁、北岳庙等古代木建筑以及民居、墓葬。
这是丽江古迹首次进入现代学者视野，为解放后的丽江文物保护奠定了基础；也是丽江能被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必要条件之一。
刘先生摄影测绘古迹，现在仍有许多可以看到。云南省博物馆展陈的贴金木雕“帝释梵天礼佛图”像版，是明成化七年（1471）世袭丽江知府木嵚捐造的，原来在丽江城内官院巷皈依堂。琉璃殿、宝积宫、大定阁等尚在原址。
▲宝积宫壁画〔摄影：蛮书〕
有意思的是，琉璃殿、宝积宫等文物，在丽江诸景点稍显冷门。确有人滞留丽江数年，并未见过两处明朝木构，而且离城不远交通方便，似乎辜负了刘先生等先贤当年整理国故、保存文化的苦心。
不过，每个人各有喜好，“我之蜜糖，彼之砒霜”，没理由要求游客都到此一游；何况人多了反倒于保存古迹不利。
我比较好奇明朝末年的徐霞客有否看过琉璃殿、宝积宫、大觉宫等各处的壁画。琉璃殿壁画始绘于永乐年间，对徐霞客也算“国初”古迹。宝积宫、大觉宫壁画始绘于万历年间，应该尚新。
不久前，重新翻阅《徐霞客游记》，从滇游记第六、第七之文本，徐霞客多半是经过白沙里而未进入。
崇祯十二年正月廿五日（1639年2月27日），徐霞客抵达丽江。先住和通事（姓和，兼通事）家，正月廿九日（3月3日）过束河、白沙至解脱林（福国寺）。
居解脱林数日，二月初八日（3月12日），徐霞客返回丽江仍住和通事家。之后又去木家院辅导土司木增之第四子。二月十一日（3月15日），徐霞客被礼送出丽江。
徐霞客在丽江的活动，受到监视和限制。虽然木增对其礼遇有加，但也阻止了他欲进入中甸藏区的旅行。当时朝廷选派的官员，譬如通安州知州，并不实际到任丽江。
现在丽江三义机场往丽江市区的半道，有一地名“关坡”，明朝时土司在此设“邱塘关”，为丽江“南大门”，外地人士无论官、民，入关均需得到土司许可；而土司并不乐见外人进入其辖境，俨然“独立王国”
——后世想象、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纳西古国”，大概根源于此时期。
天定三年（1253），蒙古大军第二次进犯云南。当时在云南西北活动的摩些首领阿琮阿良投靠蒙古，提供情报并随军南下。之后，阿琮阿良、阿良阿胡、阿胡阿烈、阿烈阿甲、阿甲阿得（父子联名）均世袭军民官，阿琮阿良即摩些土司始祖。
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入滇，阿甲阿得率部首先归降，朱元璋赐姓木，阿甲阿得改名“木得”，由此开始丽江木氏土司之辉煌。徐霞客所见到的木氏土司，便是明朝最后一任世袭丽江知府木增。
▲宝积宫壁画临摹本〔摄影：蛮书〕
顺治十六年（1660），木增之子木懿，“争先投诚”（《木氏宦谱》），成为清朝第一任世袭丽江知府。雍正元年（1723），丽江农民状告土司不法，并请选派官吏（治理），朝廷顺势降最后一任世袭知府木德为通判，丽江改土归流。
雍正三年（1725），编户齐民，增筑府城。四百多年的丽江木氏土司时代一去不返——如今重造的“土司府”，在清中后期就已不存在；所谓丽江从不建城墙，也属传说。
木氏土司在丽江的痕迹，并未在清朝完全的抹去。玉泉公园（黑龙潭）内的光碧楼，即是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土司府署藏书楼，1985年迁建于现址。
玉泉公园在丽江是一个神奇的所在。公园最初的核心是黑龙潭西岸的龙神祠，建于清乾隆年间。解放后，开辟为人民公园并逐渐扩大规模，从丽江城郊先后迁来许多古建筑。
1960年，迁土司府旧址内的“一文亭”、“锁翠桥”于黑龙潭。
▲一文亭〔摄影：蛮书〕
1963年，迁文庙棂星门（文明坊）于黑龙潭，并作为玉泉公园大门使用。
1967年，迁忠义坊之石狮于公园大门（文明坊）前。
1974年，迁福国寺正殿法云阁（俗称“五凤楼”）于公园。
▲五凤楼〔摄影：蛮书〕
1976年，迁文峰寺山门于公园内五凤楼之前。1983年，迁福国寺山门“解脱林”于公园，但与五凤楼稍有距离。
公园内著名的景观，得月楼，则是1961年失火焚毁后于1963年重建的。整个公园，不啻为丽江传统建筑博览，虽说是明、清、当代木匠的作品，更多是园丁的再创造。
丽江市博物院也设于黑龙潭公园内。馆藏诸文物中，最感兴趣的有两件，分别见证丽江、云南的两段历史。其中之一为格子村出土的古藏文碑，按汉语习惯可称为“龙拉塔神道碑”，巴桑旺堆先生之汉译本为：
“措绒地方之龙拉塔，本系汉之臣民，奈汉帝不可奉作永世之主，故倾心于赞普天子，遂投拜于论结藏麾下。颇慈藏芒被赐予大金子告身，龙拉塔授予藏钦一职。年界九十而终之墓穴也。”
七世纪，吐蕃崛起于青藏高原。吐蕃势力最盛时，其南界已至洱海流域北部，囊有原属唐朝姚州都督府的部分土地。680年，丽江等地入蕃。不过，丽江东北为唐朝，西北为吐蕃，南方则是逐渐兴盛的南诏，势必成为三方争夺的战场。
▲龙拉塔神道碑（吐蕃）〔摄影：蛮书〕
794年，作为唐、南诏会盟的成果之一，南诏异牟寻击吐蕃神川，取丽江等地，丽江自此成为云南的一部分。从碑文内容来看，生活在今格子村的部落首领龙拉塔是生活在七世纪末至八世纪早中期，即“蕃据”时期。
另一件是有汉字铭文的塔砖。道隆七年（1244），凉州会盟尚未举行，一股蒙古军队不经四川而从青藏高原突入云南。高踰城和、高福善、杨明智等人迎战于丽江九河，尽忠殉国。
丽江市博物馆展出的即是“追为高踰城和及殉国亡……”之佛塔残砖，见证了大理最后几年。
见诸宋朝方面的记载，九河之战以后，宋、理双方谋求同盟抵御蒙古。但大势已定，且限于古代通讯条件，这样的同盟意义不大。
天定三年（1253），蒙古卷土重来，云南成为蒙古帝国治下的地方。大理圀灭亡两年后，夹在宋、理之间的罗殿部落才向宋廷报告蒙古大规模进攻、云南危在旦夕的消息。
在1253年战争中，摩些首领阿琮阿良也许起到了关键作用，阿琮阿良及其子孙从此成为丽江及滇西北地方最大的世袭领主。到晚明时，数百年积累，其富奢已为人注意。
徐霞客说木府“宫室之丽，拟于王者”，因为他并没有机会进入木府，这样的称赞多半来自和通事转述。
木氏土司世代与鹤庆、永北、姚安等地土司联姻，从而建立起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其影响力及于川、康。土司辖境，出产银、铜、盐等矿，是木氏土司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最重要的，丽江地处川滇藏交界，云南、西藏、四川西部之间的贸易为木氏土司掌握，这能给土司带来大量利润。
▲老年协会谈演《文昌帝君阴骘文》〔摄影：蛮书〕
木府曾经的精丽，我们无缘得见。然而，丽江现存的明朝建筑及附属壁画，均与木氏有关，确切说，这些文物的施主都是土司或其亲属。
因此，还是有可能借助文物了解真实的木氏土司。游客既到了丽江，与其听不甚靠谱的传言、在新造的仿古建筑内“遥想当年”，何妨驻足往代胜迹，重见浮华散尽后当初的丽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