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资料记载,北票炭矿仅在日伪统治时期的1940年到1943年，就用各种手段招骗童工4213人，占当时劳工总数的13%左右。有的部门童工要占成年劳工的一半左右。童工最大的15岁最小的只有9岁,多数是十二三岁。这些孩子为生活所迫，担负着和成年劳工一样繁重的劳动。
其他矿山也基本如此，1937年10月,由大连迁至大石桥的南满矿业株式会社雇佣的童工和女工所占比例为34%-35%。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些童工和女工的劳动量和成年男子没有多大区别，但是工资却仅有成年男子的一半或三分之一。这正是日本侵略者的阴险狡诈和恶毒之处。
非人的待遇、繁重的劳役时刻在折磨摧残着这些可怜的生命。如若逃跑被抓回，命运会更加悲惨。1944年，当时只有14岁的张永绵在矿山做童工。有一天，他累得实在是浑身无力，便放下背筐，想稍稍休息一会儿，却被日本监工发现被用镐把毒打，但他还得忍着疼痛继续干活。
他压抑着心中的怒火，一边干活一边想办法逃走。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他悄悄溜出宿舍，拼命朝山坡上跑去。不料被看守发现后给抓了回来。看守们把他绑起来吊在树上，用铁镐把劈头盖脸地毒打他昏了过去。
这些看守以为他死了也没有用铁丝捆绑，就把他直接扔进了万人坑。到了深夜张永绵苏醒过来慢慢地爬出万人坑。被一个老太太救了，他幸运地回到了家里。
其实，张永绵能逃脱魔掌，实在是一个奇迹，因为大多数逃跑者被抓回来，不仅是被活活打死，而且还被用铁丝捆上双脚扔进万人坑。"这也是为什么在万人坑挖出的很多尸骨都缠着铁丝的原因。
利用劳工、压榨劳工、摧残劳工。日本侵略者从1931年到1945年的14年间从大石桥掠走了1300多万吨菱镁矿而留给中国的恰如日本学者本多胜一所说:“只有三个万人坑，三个多达几万中国人的骨骸堆成的山。”
酷刑拷打不仅使劳工的命运更加悲惨。而且也是劳工大批死亡的重要原因。
战后刽子手之一金泽武文交代:“我在丰满任警察署特务系主任时，主要对当时丰满修坝工人进行残酷统治，我亲自或指挥部下逮捕了大东公司及飞岛组逃跑的工人300余名以上，并都进行了毒打。
因拷打致重伤者50余名。亲自毒打、拷问10余名。然后强迫做苦工。逮捕所谓有政治思想嫌疑分子70余名，经过严刑拷打，送回水电局做苦工，并继续监视，因劳动条件不好惨死30多人。”
战犯之一、丰满警察署特务系主任田神惠龙交代刑讯中国和平居民的手段有：“一般的是用木棒击打臀部或打巴掌或用竹剑打脸和头，但有时还使用酷刑上大挂、用电话机通电等残酷手段进行刑讯。
如1945年6月中旬，我刑讯1名中国和平居民时。在2小时内陆续通电达5次之多，致使其不省人事。由我直接殴打审讯的受伤者有50余人(需1周后痊愈)将10余名释放。被水电警备队员逮捕殴打拷问的有70余名。为防止丁人逃跑，使用了20余名劳动组长(把头)镇压工人。”
无论是在日本统治下的煤矿、电站还是军事工程。都有成千上万的劳工被饥饿劳累、疾病和酷刑折磨致死。
在鸡西煤矿所谓“特殊工人训练所”就是囚禁迫害工人的囚牢。据恒山矿老工人张明远回忆:“伪满时期我在山南电网的号头是7502号，原恒山矿工会主席李明同志是9000多号。这说明伪满恒山煤矿山南电网最少关押过9000多人。这上万名矿工除逃跑300多人到1945年'八一五’光复。电网里活着的只有百多人，其余的全被活活折磨死了。”
在丰满电站，从1936年到1943年7月间，确切可查的死亡人数竟达6500人，仅1936年就死亡1651人，平均每天死亡5人还多，多时达十几人、几十人。其中有饿死的、冻死的、打死的、病死的、烧死的。还有淹死的、砸死的、摔死的、轧死的、电死的。
人间地狱十八层，十八层底下是劳工，这的确是劳工命运的真实写照。而日寇豢养的牲畜都要比中国劳工强百倍千倍，中国劳工死了就扔在万人坑，而日本人养的狗、马死了，还要建一座像样的坟墓，立一块纪念碑。如前所述，1942年9月,在通化七道沟就有这样一座狗坟。矿工孙树林就因为没有向狗坟敬礼被抓住狠狠地打了一顿耳光。
在东宁县城西边的丰顺村附近有一块高近5米的马魂碑。当年这里是驻东宁日军的军马医院。东宁日军司令官昭西多稼藏中将的战马病死在这里，于是就在这里给这匹马立了块碑，上书“马魂碑”三个字。至今字迹还清晰可见。
日本人立碑祭祀的不仅有战马，还有战车、信鸽等，如在绥阳林业局二道岗子林场东段西南一公里处就有一座“战车魂碑”在绥阳镇还有一块“鸠魂碑”。
如今这些依然还立在中国土地上的碑刻，成为日本侵略者战争罪行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