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3日·天津南开大学商学院，张行之（航通）受邀参访南开大学商学院，与莘莘学子互动交流400家钢铁产业链上市公司资源整合、供应链金融、资本运作、商业模式创新、升维思考降维打击、解构问题解决问题等话题，并就国学经典、古为今用等做深入探究研讨，席间，大家对《管子》智慧赞赏有加，为方便同学们共同学以致用《管子》，张行之（航通）特意整理出来：《管子》原文译文大全，期望一起研修《管子》，共同努力做好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期盼南开大学商学院学子能成为当世大学问家·商业资本领域翘楚……
《管子》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博大，大约成书于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代至秦汉时期，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管子》一书的思想，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1]《管子》[2]基本上是稷下道家推尊管仲之作的集结。[3]即以此为稷下之学的管子学派。[4]《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子部道家类[5]，《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类。《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子部法家类。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管子》[6]，道家之言也。据中国、日本学者统计《管子》[7]全书几乎各篇都有《老子》的语言片段与哲学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前475～前221）至秦汉时期，汉初有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余10篇仅存目录。包括儒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其中以黄老道家著作最多，其次法家著作18篇，其余各家杂之。[8][9]管子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家 、军事家、道法家。集中体现于《管子》一书。是书篇幅宏伟，内容复杂，思想丰富。如《牧民》《形势》等篇讲霸政法术；《侈靡》《治国》等篇论经济生产，此亦为《管子》精华，可谓齐国称霸的经济政策；《七法》《兵法》等篇言兵法；《宙合》《枢言》等篇谈哲学及阴阳五行等；其余如《大匡》《小匡》《戒》《弟子职》《封禅》等为杂说。《管子》是研究我国古代特别是先秦学术文化思想的重要典籍。
《管子》内容庞杂，需要原文译文字数限制，需要八部曲才能够整理出来，此为八部曲之五。
四十一、九变
【原文】
凡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数以至焉。曰：大者亲戚坟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则州县乡党与宗族足怀乐也。不然，则上之教训、习俗，慈爱之于民也厚，无所往而得之。不然，则山林泽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则地形险阻，易守而难攻也。不然，则罚严而可畏也。不然，则赏明而足劝也。不然，则有深怨于敌人也。不然，则有厚功干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
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将不战之卒，而幸以胜，此兵之三暗也。
【译文】
凡人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对君主自居有德，这是有必然原因的。可以说，最大的一条是因为父母的坟墓在这个地方，而且土地房屋富裕可以使人们安居乐业。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州县乡里与宗族的情谊可令人感怀亲慕。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君主在教训、习俗方面，爱民深厚，无处可寻。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山林泽谷的财源可使人维持生计。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本国地形险阻，易守难攻。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刑罚严厉而令人畏惧。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赏赐明正而令人鼓舞。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对敌人有深仇大恨。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对君主有重大功劳。这就是人民为什么能守战至死而不对君主自居有德的缘故。
现今，依靠不可信的人，而要求了解敌情；使用不能守的人，而想要巩固防地；指挥不能战的军队，而想要侥幸取胜。这是用兵上三种昏庸的表现。
四十二、任法
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则不然，合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誉；舍数而任说，故民舍实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离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劳烦，百姓迷惑，而国家不治。圣君则不然，守道要，处佚乐，驰骋弋猎，钟鼓竽瑟，宫中之乐，无禁圉也。不思不虑，不忧不图，利身体，便形躯，养寿命，垂拱而天下治。是敌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劳意，不动力，而土地自辟，囷仓自实，蓄积自多，甲兵自强，群臣无诈伪，百官无奸邪，奇术技艺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过其情、以遇其主矣。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犹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为；犹金之在垆；恣冶之所以铸。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
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周书》曰：“国法，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民不道法，则不祥；国更立法以典民，则不祥；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百官服事者离法而治，则不祥。”故曰：法者不可不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以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故曰“法”。
古之法也，世无请谒任举之人，无间识博学辩说之士，无伟服，无奇行，皆囊于法以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乱主也。故圣君置仪设法而固守之，然故谌杵习士闻识博学之人不可乱也，众强富贵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亲爱者不能离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万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动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
今天下则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谌杵习士闻识博学之士能以其智乱法惑上，众强富贵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邻国诸侯能以其权置子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剪公财以禄私士。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国之治，不可得也。
圣君则不然，卿相不得剪其私，群臣不得辟其所亲爱，圣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辐凑以事其主，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故主有三术：夫爱人不私赏也，恶人不私罚也，置仪设法以度量断者，上主也。爱人而私赏之，恶人而私罚之，倍大臣，离左右，专以其心断者，中主也。臣有所爱而为私赏之，有所恶而为私罚之，倍其公法，损其正心，专听其大臣者，危主也。故为人主者，不重爱人，不重恶人；重爱曰失德，重恶曰失威。威德皆失，则主危也。
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处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处也。借人以其所操，命曰夺柄；借人以其所处，命曰失位。夺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夺柄失位之道也。故有为枉法，有为毁令，此圣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贵不能威，富不能禄，贱不能事，近不能亲，美不能婬也。植固而不动，奇邪乃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故圣君失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然故令往而民从之。而失君则不然，法立而还废之，令出而后反之，枉法而从私，毁令而不全。是贵能威之，富能禄之，贱能事之，近能亲之，美能婬之也。此五者不禁于身，是以群臣百姓人挟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则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则怨日产。夫日侵而产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凡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适其意，顾臣而行，离法而听贵臣，此所谓贵而威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来焉，主离法而听之，此所谓富而禄之也。贱人以服约卑敬悲色告诉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所谓贱而事之也。近者以逼近亲爱有求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此谓近而亲之也。美者以巧言令色请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此所谓美而婬之也。
治世则不然，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其杀戮人者不怨也，其赏赐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以听于上。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今乱君则不然，有私视也，故有不见也；有私听也，故有不闻也；有私虑也，故有不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听私说，故群臣百姓皆设私立方以教于国，群党比周以立其私，请谒任举以乱公法，人用其心以幸于上。上无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说日益，而公法日损，国之不冶，从此产矣。
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众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职以待君令，群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虽有伤败，无罚；非主令而行之，虽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响之应声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从形也。故上令而下应，主行而臣从，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赏之，是教妄举也；遵主令而行之，有伤败，而罚之，是使民虑利害而离法也。群臣百姓人虑利害，而以其私心举措，则法制毁而令不行矣。
圣明君主依靠法度而不依靠智谋，依靠政策而不依靠议论，依靠公而不依靠私，依靠大道而不依靠小事，结果是自身安闲而天下太平。失国之君就不是如此，弃法度而依靠智谋，所以百姓也就丢开生产而追逐虚名；弃政策而依靠议论，所以百姓也就丢开实际而好说空话；弃公而依靠私，所以百姓也就背离法度而胡作妄为；弃大道而依靠小事，所以君主劳烦忙乱，人民迷惑不清，而国家不得安定。圣明的君主就不是这样，只掌握国家的主要原则，而过着安闲快乐的生活，跑马打猎，鸣钟击鼓，吹竿奏瑟，宫中的娱乐没有什么拘束。他不思不虑，不忧不谋，利其身体，适其形躯，保养其寿命，垂衣拱手安坐而天下太平。所以，君主能够运用这个原则的，就不操心，不劳神，不费力，而土地自然开辟了，仓廪自然充实了，积蓄自然丰富了，兵力自然强大了，群臣没有诈伪的，百官没有奸邪的，有特殊技艺的人也都不敢用浮夸的语言、粗莽的行为来夸大个人，欺骗君主了。
从前尧治理天下，人民象是粘土在模具里一样，任凭陶工去随意制作；又象金属在炼炉里一样，任凭冶工去随意铸造。那人民真是招之就来，推之即去，使役他们就能够完成任务，禁戒他们就能够及时制止。尧的治理方法，不过是善于明确地发布该怎么办和不要怎么办的法令罢了。黄帝的治理天下，人民不用招引就来，不用推动就去，不用役使就能够自成其事，不用禁戒就能够自行停止。黄帝的治理方法，那就是定了法就不改变，让人民习惯于依法行事。
所谓仁义礼乐，都是从法里产生的。这法是先圣用来统一人民行动的。《周书》上说：“国法废弛不统一，国君不祥；人民不守法，不祥；国家擅改已立的法度来管理人民，不祥；大臣们不用礼节和法制来教育百姓，不祥；大小百官管理国事的人脱离法度办事，不祥。”所以说：法是不可不永远坚持的，它是存亡治乱的根源，是圣明君主用来作为天下最高标准的。无论君主或群臣、上层或下层、贵者或贱者，都必须一律遵守，所以叫“法”。
古时的法治，社会上没有私自请托保举的人，没有那种多识、博学和善辩的人，没有特异的服饰，没有奇怪的行动，所有的人都被包括到法的范围里为君主服务。所以圣明君主必须永远坚持的有两条：一是明确宣布法度而坚定地执行它，二是禁止人民行私而管束役使他们。这两条是君主应当永远坚持的。法，是君主用来统一人民行动使用属下的；私，是属下用来侵犯法度扰乱君主的。所以，圣明君主立下法度而坚定地执行着它，这样，那么所谓能干的人、懂法的人、多识博学的人们，就不可能扰乱法度了；人多势强、富贵而有私勇的人们，就不可能侵犯法度了；君主的亲信、近臣、亲属和宠爱的人们，就不可能违背法度了；珍奇宝物就不可能惑乱君主执法之心了；对任何事物的处理，不在法度之中，也都不可能行得通了。所以，法是天下的最高准则，是圣明君主的法宝。
现在天下的情况就不是如此，本来有良好的法度却不能坚持。因此，所谓能干的、懂法律的和多识博学的人们，能够运用他们的智谋来扰乱法度，迷惑君主；人多势强、富贵而有私勇的人们，能够运用他们的威势来破坏法度，侵害君主；邻国诸侯能够运用他们的权力来废置太子，任用辅相；国内大臣能够运用他们的行私来拉拢百姓，并克扣公财豢养私党。象这样的情况，要求法度通行，国家太平，那是不可能的。
圣明君主就不是这样，不允许国家卿相克扣公财豢养私党，不允许群臣任用自己亲呢的人为官，君主自身也明确宣布制度而坚定地执行它。这样，群臣协力同心，围绕着君主来为他服务；百姓也团结和睦，听令守法，做他们应作的事情。所以说，有创制法度的，有执行法度的，有遵照法度行事的。创制法度的是君主，执行法度的是大臣官吏，遵照法度行事的是人民。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这就叫作大治。
所以，君主有三种不同的做法：喜爱某人却不进行私赏，厌恶某人却不进行私罚，确立仪法制度，以法断事的，是上等的君主。喜爱某人就进行私赏，厌恶某人就进行私罚，既不听大臣忠言，又脱离左右属下，专凭个人之心断事的，是中等的君主。大臣喜爱某人，就替他进行私赏；大臣憎恶某人，就替他进行私罚；违背公法，丧失正心，一味听大臣摆布的，是危产的君主。所以作君主的，不可注重私爱于人，也不可注重私恶于人。注重私爱，叫作错用恩德，注重私恶，叫作错用刑威。刑威和恩德都用错，君主就危险了。
因此，英明君主所要掌握的有六项：使人活，使人死，使人富，使人贫，使人贵，使人贱，这六种权柄，是君主所要掌握住的。君主所要占据的也有四方面：一是文治，二是武事，三是刑威，四是施德。这四个领域，是君主所要占据住的。把自己掌握的权力交给别人，叫作“失权”，把自己占据的领域交给别人，叫作“失位”。处在失权失位的状态，还希望法令能够推行，是办不到的。法度不公平，政令不完备，也是导致“失权”、“失位”的原因。所以，有时歪曲法度，有时毁弃政令的事情，从来是圣明君主自己禁止自己去做的。因此，贵臣不能威胁他，富人不能贿赂他，贱者本能讨好他，近臣不能亲呢他，美色不能迷惑他。执法之心坚定而不动摇，乖异邪僻的人就自然恐惧，乖异邪僻的人们都有了改变，法令一颁布下去，民众就跟着行动了。所以，圣明君主设立制度仪法，象天地那样的坚定，象列星那样的稳固，象日月那样的光明，象四时运行那样的准确，这样，那么法令一出人民就会听从。失国之君就不是这样，法度立下以后又废除了，命令发出以后又收回了，歪曲公法而使之迁就私意，毁坏政令而使之残缺不全。于是权贵就能威胁他了，富人就能贿赂他了，贱者就能讨好他了，近臣就能亲呢他了，美色也就能迷惑他了。这五方面，君主不能自己禁止自己，那么群臣百姓就人人怀着私意来讨好君主。他们讨好达到了目的，君主的权力就天天受到侵害；他们讨好达不到目的，就天天产生着怨恨。天天被侵害，又产生着怨恨，这就是失国之君所走的道路。
凡是身为君主而不能运用自己的法度，也不能适应自己的意愿，只是看着贵臣的颜色，离开法度而听从贵臣摆布，这就叫作贵臣能够威胁他。富人用金珠宝玉事奉君主而提出要求，君主就背离法度而听从这些要求，这就叫作富人能够贿赂他。贱者作出一副驯顺屈服、卑敬、可怜的样子哀告了君主，君主就背离法度听从了他们的哀告，这就叫作贱者能够讨好他。近臣利用他和君主亲密的关系恳求于君主，君主就背离法度听从了他们的恳求，这就叫作近臣能够亲呢他。美人用花言巧语和诣媚之态请托于君主，君主就背离法度听从了她的请托，这就叫作美色能够迷惑他。
治世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不分亲疏、远近、贵贱和美丑，一切都用法度来判断。他定罪杀人，人不怨恨；按功行赏，人也不必感激。全凭法制办事，好象天地对万物那样没有私心。所以官吏没有私人的政见，士人没有私人的议论，民间没有私人的主张，大家都虚心听从君主。君主凭公正原则来考论政事，凭法制来裁断是非，所以担负治理天下的大任而不感到沉重。现在的昏君就不是如此，用私心来看事物，所以就有看不见的地方；用私心来听情况，所以就有听不见的地方；用私心来考虑问题，所以就有认识不到的地方。这私心正是遭受蒙蔽、造成失位原因。君主离开了公法而去听信私说，那么，群臣和百姓都将创立自己的一套学说和主张，在国内到处宣扬；还将勾结徒党，来建立私人势力；还将请托保举，来扰乱国家公法；还将用尽心机，来骗取君主的宠信。君主若没有法度来禁止这些现象，于是私说一天比一天增多，公法一天比一天削弱，国家的不安定，就将从此产生了。
君和臣好比天和地的位置，老百姓好比万物并列的样子，各自按其职务听候君主的命令，群臣百姓怎么可以各自用心谋取私利呢？所以，遵从君主的命令去办事，虽遭到挫折失败，也不应处罚；不遵从君主的命令办事，虽然取得功利，也要处死罪。这样，那么下对上，就象回响反应声音一样；臣事君，就象影子跟着形体一样。所以上面发令，下面就贯彻；君主行事，臣民就遵从，这是天下太平的道路。如果不按君主命令行事，取得了功利便进行赏赐，这等于教导人妄自行事；按照君主命令行事，遭到了挫折失败，就加以处罚，这等于使人们考虑利害背离法度。群臣百姓若是人人都考虑利害而按其私意行事，法制也就归于毁灭，命令也就不能推行了。
四十三、明法
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夫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以势胜也；百官识，非惠也，刑罚必也。故君臣共道则乱，专授则失。夫国有四亡：令求不出谓之灭，出而道留谓之拥，下情求不上通谓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故夫灭、侵、塞、拥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婬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今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然则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木矣。比周以相为慝，是忘主私佼，以进其誉。故交众者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十至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百虑其家，不一图国。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此之谓国无人。国无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与家务于相益，不务尊君也；大臣务相贵，而不任国；小臣持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故官失其能。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败而不可饰也；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然则君臣之间明别，明别则易治也，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
所谓治理得好的国家，是因为君道强明；所谓混乱的国家，是因为臣下的“私术”太盛。君尊臣卑，不是由于臣对君的亲爱，而是君主通过权势压服的；百官尽职，不是由于君对臣的恩惠，而是刑罚坚决的结果。所以，君道与臣道混淆不分，国家就要混乱；把国权专授于人，君主就会失园。国家有四种危亡的表现：法令一开始就发不出去，叫作“灭”；发出而中道停留，叫做“壅”；下情一开始就不能上达，叫作“塞”；上达而中道停止，叫作“侵”。灭、侵、塞、壅现象的产生，都是由于法度没有确立造成的。所以先王治国。不在法度外浪费心机，也不在法度内私行小惠。所谓任何行动都不离开法度，就正是为了禁止过错而排除行私的。君权不能由两家占有，政令不能由两家制定。以法治国不过是一切都按法度来处理而已。因此，有了法度的裁断，人们就不能通过伪诈来取巧；有了权衡的称量，人们就不能利用轻重搞欺骗；有了寻丈的计算，人们就都能利用长短搞差错。君主若放弃法度，按照虚名用人，群臣就背离君主而在下结党营私；君主若听信朋党任官，人民就专务结交而不求工作实效。因此，官吏的治理不好，正是君主按照虚名行赏，根据诽谤行罚的结果。而这样下去，那些喜赏恶罚的人们就要背离公法而推行私术，也就是朋比为奸共同做伪。于是他们忘记君主，拼命结交，而进用同党；所以交人多同党也多，朝廷内外都成朋党，虽有大的奸恶，也是多半能把君主蒙蔽过去的。因此忠臣往往无罪而遭死，邪臣往往无功而发迹。由于无罪遭死和无功发迹，那么，为人臣的就自然重私轻公了。他们可以十次奔走于私人的家门，而一次不到朝廷；百般考虑其自家，而一次不谋国事。朝廷所属的人员虽然很多，但不是拥护君主的；百官虽然很齐备，但不是治理国事的。这种情况就叫作国中无人。所谓“国中无人”，并不是说朝廷大臣不足，这是说私家之间力求互相帮助，不力求尊奉国君；大臣之间力求互相抬举，而不肯为国任事；小臣拿着奉禄搞拉拢交结，也不以公职为事，所以官吏就没有作用了。因此，先王的治国，用法度录取人材，自己并不推荐；用法度计量功劳，自己并不裁定。所以贤能不可能被掩蔽，败类也不可能伪装；夸誉者不能进用人，诽谤者也不可能罢免人。这样，君臣的界限就分明了，分明就容易治理，因为君主虽不自身下去办事，依靠法度去办就行了。
四十四、正世
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
夫万民不和，国家不安，失非在上，则过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诛杀不以理，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罢民力，财竭则不能毋侵夺，力罢则不能毋堕倪。民已侵夺、堕倪，因以法随而诛之，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夫民劳苦困不足，则简禁而轻罪，如此则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变，则万民无所托其命。今人主轻刑政，宽百姓，薄赋敛，缓使令，然民婬躁行私而不从制，饰智任诈，负力而争，则是过在下。过在下，人君不廉而变，则暴人不胜，邪乱不止。暴人不胜，邪乱不止，则君人者势伤而威日衰矣。
故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法不繁匿。万民敦悫，反本而俭力。故赏必足以使，威必足以胜，然后下从。
故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夫民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圣人设厚赏，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设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则民不尽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则邪人不止。是故陈法出令而民不从。故赏不足劝，则士民不为用；刑罚不足畏，则暴人轻犯禁。民者，服于威杀然后从，见利然后用，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静者也。夫盗贼不胜，邪乱不止，强劫弱，众暴寡，此天下之所忧，万民之所患也。忧患不除，则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则民望绝于上矣。
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者，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务一也。夫民贪行躁，而诛罚轻，罪过不发，则是长婬乱而便邪僻也，有爱人之心、而实合于伤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
夫盗贼不胜则良民危，法禁不立则奸邪繁。故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缓则纵，纵则婬，婬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故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
夫君人之道，莫贵于胜。胜，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后下从；下从，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体从，则不可以礼义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古时想要匡正当世调治天下的人，一定要先考察国家的政情，调查国家的事务，了解人民的习俗，查明治乱根源与得失所在，然后着手进行。这样，法制才能成立，政治措施才能贯彻。
大概人民不团结，国家不安定，过失不在君主，就在下边。假如君主不讲求治国原则而倒行逆施，刑杀不坚持依理行事，重收赋税，枯竭民财，急征徭役，疲困民力，那么民财枯竭就不免发生侵夺；民力疲困就不免怠情轻慢。人民已经到了侵夺、惰慢的地步，再用刑法来惩罚，那就是刑罚越重，祸乱越起。人民陷入劳苦和穷困，就无视禁令和刑罪了，这就叫作过失在于君主。过在君主而君主不改，万民就无法依靠他安身立命了。如果君主对人民轻刑，宽政，薄税而缓征徭役，人民却放纵行私而不听从节制，取巧行诈，以力相争，那么过失就在下边了。过在下边，君主若不能明察而加以纠正，那么暴乱分子就不能制止，邪乱之事就不会停息。暴人不制服，邪乱不停息，则统治人民的君主，其势力将受到损害，而权威日见下降。
所以，作为君主、最重要的是一个“胜”字。所谓胜，法度能成立，政令能贯彻，就叫做“胜”。由于法度能成立而政令能贯彻，群臣就守法尽职，百官也有法可依。“法度总是不利于恶人滋长的”，万民会由此敦厚诚朴，安心农业而节俭勤劳。这样，赏与罚就一定能够起到推动与克制的作用，然后下面就能服从统治了。
古时之所谓英明君主，并非仅只一人。他们立赏有薄有厚，行禁有轻重，做法不一定相同，但并非故意使之不同，而是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变化，依据人们风气而行动的。人民急躁而行为邪僻，立赏就不可不厚，行禁就不可不重。故圣人设厚赏不能算作过分，行重禁不能算作暴皮。赏薄则人们不以为利，禁轻则恶人无所恐惧。设立人们不以为利的轻赏，想要役使人们做事，则不肯尽力；规定人们不以为惧的轻禁，想要禁止人们作恶，则恶人不会平息。于是，颁布法令，人民也不会听从了。所以，赏不足以令人激励，士民就不会为君主出力；刑不足以使人畏惧，坏人就轻于违法犯禁。人民，畏于刑杀然后才能服从，得到好处然后才能听用，被治理然后才走正路，安居乐业然后才平静无事。如果盗贼不能镇压，邪乱不能禁止，强者劫持弱者，多数欺侮少数，这是天下所最忧虑、百姓所最害怕的。忧患不能除，人民就不得安居；人民不得安居，他们对君主就绝望了。
国家最大的利益莫过于安定，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动乱。五帝三王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正因为他们能为天下兴利除害。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一定相同，但努力的目标是一致的。人民是贪利而性行急躁的，如果刑罚太轻，罪过不得举发，这就是助长婬乱而有利于邪僻的行为。看起来有爱民之心，实际上正好是伤害人民。这两者是不可不认真考虑的。
盗贼不能镇压，良民就生活不安；法禁不能建立，恶人就大量出现。所以行事最要紧的是解决当前急务，治国最可贵的是掌握缓急适中。管理过急则人民困迫，困迫则无所适从，无所适从则人民失去生活的保障；管理过缓则人民放纵，放纵则婬邪，婬邪则行私，行私则背公，背公就难以使用了。所以，一个国家政治措施之所以立不住，就是因为没有得到这个“适中”。不得适中，措施就很难推行。所以治民的“适中”政策，是不可不认真体察的。所谓圣人，就是懂得治乱规律，深悉人事终始的人。他治理人民，只求有利于人民就完了。所以他确立这个“适中”政策的时候，不迷信古代，也不拘泥于今天，而是随着时势和国人风气的发展而变化的。
统治人民的方法，莫贵于“胜”。只有保持这种“胜”，君主的一套制度才能确立；君主制度确立了，然后下面才可以服从；下面服从，教化才能够开展而有成效。如果人民不是思想和行动都服从，就不可能用礼义的各种规则来教化他们。这一点是统治人民的君主不可不认真体察的。
四十五、治国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
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从前，历代的君主，法度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统一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必定是国富而粮多的缘故。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先代圣王都是重视农业的。凡属于治国之急务，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造，禁止了这些，人民便无法游荡求食，人民无法游荡求食，就只好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则土地得到开垦，土地开垦则粮食增加，粮食增加则国家富裕，国富则兵力可以强大，兵强则战争可以取胜，战胜则土地也就广阔了。因此，先代圣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强、国土广和国家富都一定来源于粮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以利于发展农业。现今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制作的人们，干一天可以吃用五天。农民终年劳动，却不能维持自家生活。这样，人民就放弃农业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弃农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那土地也就荒芜而国家贫穷了。
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耕田锄草都有季节限制，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对于外逃者处刑，国君也能制止农民外流，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
从高山东麓到黄河、汝水之间。作物生长期早，凋落期迟，是粮食增产的好地方。四季皆种而五谷皆收。中等年成亩产两石粮食。一个劳力可以耕百亩收二百石。如今国家粮仓空虚而百姓没有积存。农民卖儿卖女，其原因就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人们的收入。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注意让农、士、商、工四民即使互换其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也无法互相超过。这样，农民专—务农而收入可以与其他各业均衡。农民专一务农田野就得到开垦，奸巧之事也不会发生。田野开垦则粮食增多，粮食多则国家富裕。没有奸巧之事人民又会安定。富裕而安定，这正是成王业的道路。
不生产粮食的国家要灭亡，生产粮食而吃光用尽的国家仅能称霸，生产粮食而又能食用不尽的国家才可以成其王业。粮食，能吸引人民；粮食，能招引财富；粮食，也能使领土开拓。粮食一多，则天下的物产都来了。所以，舜第一次率民迁安发展农耕建成“邑”，第二次迁徒建成“都”，第三次迁徒建成“国”。舜没有采用严重的刑罚和禁令，而人民都跟定他了。因为离开他必然受害，跟着他必然有利。先代圣王，正是善于为人民除害兴利，所以天下人民都归附他。所谓兴利，就是有利于农业。所谓除害，就是禁害于农业。农业发展则粮食收入增多，粮食收入增多则国富，国富则人民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则虽改变他们的风俗和习惯，对他们驱使和调遣，以至于有所杀戮，人民都是不憎恶的。这都是致力于粮食生产的功效。人君不发展农业则粮食必少，粮少则人民贫困，贫困则轻视家园，轻家则容易外逃，人民轻易外逃则君令不能做到“必行”，君令不能行则禁律也不能做到“必止”，禁律不能必止则战争不能做到必胜，防守也不能做到必固了。法令不能必行。禁律不能必止，出战不能必胜，防守不能必固，这叫作寄生的君主。这都是不发展农业缺少粮食的危害。所以增产粮食乃是成王业的根本大事，是人君的重大任务，是招引民众的途径和治国的道路。
四十六、内业
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民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果得。
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忧乐喜怒欲利。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彼心之情，利安以宁，勿烦勿乱，和乃自成。折折乎如在于侧，忽忽乎如将不得，渺渺乎如穷无极。此稽不远，日用其德。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复，其来不舍。谋乎莫闻其音，卒乎乃在于心；冥冥乎不见其形，婬婬乎与我俱生。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凡道无所，善心安爱。心静气理，道乃可止。彼道不远，民得以产；彼道不离，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与索，眇眇乎其如穷无所。彼道之情，恶音与声，修心静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
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春秋冬夏，天之时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谋也。是故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可以为精舍。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过知失生。
一物能化谓之神，一事能变谓之智。化不易气，变不易智，唯执一之君子能为此乎！执一不失，能君万物。君子使物，不为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口，治事加于人，然则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听，公之谓也。
形不正，德不来；中不静，心不治。正形摄德，天仁地义，则婬然而自至神明之极，照乎知万物。中义守不忒，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是谓中得。
有神自在身，一往一来，奠之能思。失之必乱，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将自来。精想思之，宁念治之，严容畏敬，精将至定。得之而勿舍，耳目不婬。
心无他图，正心在中，万物得度。道满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察于天，下极于地，蟠满九州。何谓解之？在于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
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音以先言。音然后形，形然后言，言然后使，使然后治。不治必乱，乱乃死。
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藏以为泉原，浩然和平，以为气渊。渊之不涸，四体乃固；泉之不竭，九窍遂通。乃能穷天地，破四海。中无惑意，外无邪灾，心全于中，形全于外，不逢天灾，不遇人窖，谓之圣人。
人能正静，皮肤裕宽，耳目聪明，筋信而骨强。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鉴于大清，视干大明。敬慎无忒，日新其德，遍知天下，穷于四极。敬发其充，是谓内得。然而不反，此生之忒。
凡道，必周必密，必宽必舒，必坚必固，守善勿舍，逐婬泽薄，既知其极，反于道德。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于形容，见于肤色。善气迎人，亲于弟兄；恶气迎人，害于戎兵。不言之声，疾于雷鼓；心气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赏不足以劝善，刑不足以惩过，气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听。
搏气如神，万物备存。能搏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
四体既正，血气既静，一意搏心，耳目不婬，虽远若近。思索生知，慢易生忧，暴傲生怨，忧郁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舍，内困外薄，不早为图，生将巽舍。食莫若无饱，思莫若勿致，节适之齐，彼将自至。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见，其征不丑。平正擅匈，论治在心。此以长寿。忿怒之失度，乃为之图。节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
凡食之道：大充，伤而形不臧；大摄，骨枯而血沍。充摄之间，此谓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饥饱之失度，乃为之图。饱则疾动，饥则广思，老则长虑。饱不疾动，气不通于四末；饥不广思，饱而不废；老不长虑，困乃速竭。大心而敢，宽气而广，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弃万苛，见利不诱，见害不俱，宽舒而仁，独乐其身，是谓云气，意行似天。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欢。忧则失纪，怒则失端。忧悲喜怒，道乃无处。爱欲静之，遇乱正之，勿引勿推，福将自归。彼道自来，可藉与谋，静则得之，躁则失之。灵气在心，一来一逝，其细无内，其大无外。所以失之，以躁为害。心能执静，道将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无败。节欲之道，万物不害。
物的精气，结合起来就有生机。在下就产生地上的五谷，在上就是天体的群星。流动在大地之间的叫作鬼神，藏在人的心里就成为圣人。因此，这种气有时光亮得好象升在天上，有时幽暗得好象藏入深渊，有时柔润得好象浸在海里，有时高峻得好象立在山上。这种气，不可以用强力留住它，却可以用德性来安顿它；不可以用声音去呼唤它，却可以用心意去迎接它。恭敬地守住它而不失掉，这就叫作“成德”。德有成就就会产生出智慧，对万事万物全都能掌握理解了。
心的形体，它本身就能自然充实，自然生成。它之所以有所损伤，必然是由于忧、乐、喜、怒、嗜欲和贪利。能除掉忧、乐、喜、怒、嗜欲和贪利，心又可以回到完满的状态。心的特性，最需要安定和宁静，保持不烦不乱，心的和谐就可以自然形成。这些道理，有时清楚地好象就在身边，有时恍惚地好象寻找不到，又有时好象渺茫地追寻不到尽头，实际上考察它并不很远，因为人们天天都在享用着它的德惠。
道，是用来充实心的形体的，但人们往往不能固守。它走开就不再来，来了又不肯安家常住。模糊得没有人听出它的声音，却又高大地显现在人的心里；昏暗得看不到它的形状，却又滋滋润润地与我们共同生长。看不到形体，听不到声音，却是有步骤地使万物成长着，它就是道。凡是道都没有固定的停留场所，碰到善心就藏居下来。心静而气不乱，道就可以留住在这里。道并不在远方，人们就是靠它生长的；道并不离开人们，人们就是靠它得到知识的。所以道是高大的，似乎可以寻找得到；又是细微的，似乎追寻不出它一定的所在。道的本性，讨厌声音语言，只有修心静意，才能得道。道这个东西，是口不能言传，目不能察看，耳朵也听不到的；它是用来修养内心和端正形貌的；人们失掉了它就会死亡，得到了它就能生长；事业失掉了它就将失败，得到了它就能成功。凡是道，没有根也没有茎，没有叶子也没有花朵。但万物由于得到它才产生，由于得到它才成长，所以把它叫作“道”。
天在于正，地在于平，人在于安静。春秋冬夏是天的时令，山陵川谷是地的物材，喜怒取予是人的谋虑。所以圣人总是允许时世变化而自己却不变化，听任事物变迁而自己却不转移。能正能静，然后才能够安定。有一个安定的心在里面，那就能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就可以作为“精”的留住场所。所谓“精”，就是气中最精的东西。气，通达开来就产生生命，有生命就有思想，有了思想就有知识，有知识就应及时停止了。凡心的形体，求知过多，则失其生机。
一概听任于物而能掌握物的变化叫“神”，一概听任于事而能掌握事的变化叫“智”。物变化而自己的气不变，事变化而自己的智不变，这只有坚持专一的君子才能做到吧！专一而不失，就能够统率万物了。君子使用万物，不受外物支配，就是因为掌握了专一的原则。内里有一个治理好的心，口里说的就会是治理好的话，加于民众的就将是治理好的事，这样，天下也就会治理好了。所谓“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听”，就是这个道理。
外形不端正的人，是因为德没有养成；内里不虚静的人，是因为心没有治好。端正外形，修伤内德，如天之仁，如地之义，那就将渐渐到达神明的最高境界，明彻地认识万物。内心守静而不生差错，不让外物扰乱五官，不让五官扰乱内心，这就叫作“中有所得”。
本来有“神”存在心内，不过一往一来，难得猜测。但心内失去了神就纷乱，得到了神就安定。严肃地把心里的杂念打扫干净，“精”就会自然到来。纯洁思想记住它，宁息杂念疏理它，抱着严肃而畏敬的态度，“精”就会极为安定。得到“精”而不舍弃，耳目等器官就不会迷惑了。
心别无所图，只一个平正的心在里面，对待万物就会有正确标准。道布满在天下，并且普遍地存在人们的身边，人们自己却不能认识。只要有一个字的了解，就能够上通于天，下至于地，而且布满在九州。怎样才能了解呢？在于心能平定。我的心能平定，五官就会平定；我的心能安静，五官就会安静。平定要由心，安静也要由心。
心中包藏着心，心里面又有个心。那个心里面的心。先生意识，再说出话来。有了意识，然后理解具体形象，理解形象。然后有话可说。有了话，然后有着使唤调遣的作用；有了使唤调遣作用，然后可以管理事物。不能管理，就会造成纷乱；纷乱了，就会造成灭亡。
精存在心，人就自然牛长，表现在人体外面就仪态安闲而颜色光鲜，藏在内部则是一个不竭的泉源，浩大而和平，形成气的渊源。渊源没有枯竭，四肢才能坚强；泉源没有淤塞，九窍才能通达。这样就能全面认识天地，普察四海。心中没有迷惑不明的东西，体外就没有邪恶的灾祸。心在内部保持健全，形体在外部保持健全，不逢天灾，不遇人害，这样的人就叫作圣人。
人如能达到正和静的境界，形体上就表现为皮肤丰满，耳目聪明，筋骨舒展而强健。他进而能够顶天立地，目视如同清水，观察如同日月。严肃谨慎地保持正静而没有差失，德行将与日俱新，并且遍知天下事物，以至四方极远的地域。这样恭敬地发展其内部的精气，就叫作内心有得。然而有些人不能返回到这样的境界，那是生活上的差失造成的。
道，一定是周到而细密、宽大而舒放、坚实而且强固的。能作到守善而不舍，驱逐婬邪，去掉浮薄，充分领会守善的最高准则，就可以返回到道德上来了。健全的心在内部，外面是不能隐蔽的，自然表现在形体容貌上面，也表现在肌肤颜色上面。善气迎人，相亲如同兄弟；恶气迎人，相害如同刀兵。这种不说出来的声音，比打雷击鼓还传得快。这心和气的形体，比太陽和月亮还更光明，体察事情比父母了解子女还更透彻。赏赐不一定能够劝善，刑罚不一定能够惩过。而气的意向对头，天下就可以顺服；心的意向安定，天下就可以听从。
能够专心一意在气上，就会象神明一样，可以把万物完全收存在心中。问题是人们能专心么？能一意么？能做到不用占卜而预知凶吉么？能够要止就止么？能够要完就完么？能做到不外求于人而靠自己解决问题么？思考吧！思考吧!再重复思考下去吧!思考不通，鬼神将帮你想通。其实这不是鬼神的力量，而是精气的最高作用。
四体都能端正，血气都能平静，一意专心，耳目不受外物的迷惑，这样，对于遥远事物的了解就象对于近旁的事物一样。思索产生智慧，懈怠疏忽产生忧患，残暴骄傲产生怨恨，忧郁产生疾病，疾病因迫乃导致死亡。一个人思虑过度而不休息，就会内生困窘，外受胁迫，如不早想办法，生命就离开他的躯体。吃东西最好不要吃饱，心思最好不要用尽，调节得当，生命自会到来。
人的生命，是由天给他精气，地给他形体，两者相结合而成为人。两者调和则有生命，不和就没有生命。考察“和”的规律，它的真实情况是不可能看得见的，它表现的征象是不能类比的。但能使平和中正占据胸怀，融化在心里，就是长寿的来源。忿怒过度了，应该设法消除。节制那五种情欲：耳、目、口、鼻、心、除去那两种凶事：喜、怒，不喜不怒，平和中正就可以占据胸怀了。
人的生命，一定要依靠平和中正。生命有失，一定是因为喜怒忧患。可以说，制止忿怒什么都比不上诗歌，消除忧闷什么都比不上音乐，控制享乐什么都比不上守礼，遵守礼仪什么都比不上保持敬慎，保持敬慎什么都比不上虚静。内心虚静，外表敬慎，就能恢复精气，精气也将大大地得到稳定。
关于食的规律：吃得太多，就伤胃而身体不好；吃得太少，就骨枯而血液停滞。吃得多少适中，才可以实现舒和，使精气有所寄托，智慧能够生长。如果是饥饱失度，那就要设法解决。太饱了就要赶快活动，太饿了就要停止思考，老年人就更要珍惜动脑筋思考。吃饱而不赶快活动，血气就不能通达于四肢；饥饿而不停止思考。饱食也不能消除饿意；老人而不珍惜思虑，衰老的躯体就加快死亡。心胸宽广而敞亮，意气宽舒而开阔，形体安定而不游移，能保持心意专一而摆脱各种騷扰，见利不被引诱，见害不生畏惧，心情宽舒而仁慈，自身能独得其乐，这些就叫作“运气”的功夫，而且意念的运行也好象升行在天空一样。
人的生命，一定要依靠欢畅。忧愁与恼怒—就会失去生命的正常秩序。心里有忧悲喜怒，“道”就无地可容。有了爱欲的杂念就应当平息它，有了愚乱的思想就应当改正它。不用人为地引来推去，幸福将自然地降临。道是自然到来的，人可以借助道的到来而予以谋虑，虚静就能得到道，急躁就会失掉道。灵气在人的心里，有时来有时消逝，它的小可以说其小无内，它的大可以说其大无外。人所以失掉灵气是由于急躁为害。要是心能够平静，道自然会安定下来。得道的人，邪气能从肌理毛孔中蒸发排泄出去，胸中没有郁积败坏的东西。能实行节欲之道，就可以不受万事万物危害了。
【八部曲之五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