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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博大，大约成书于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代至秦汉时期，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管子》一书的思想，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1]《管子》[2]基本上是稷下道家推尊管仲之作的集结。[3]即以此为稷下之学的管子学派。[4]《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子部道家类[5]，《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类。《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子部法家类。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管子》[6]，道家之言也。据中国、日本学者统计《管子》[7]全书几乎各篇都有《老子》的语言片段与哲学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前475～前221）至秦汉时期，汉初有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余10篇仅存目录。包括儒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其中以黄老道家著作最多，其次法家著作18篇，其余各家杂之。[8][9]管子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家 、军事家、道法家。集中体现于《管子》一书。是书篇幅宏伟，内容复杂，思想丰富。如《牧民》《形势》等篇讲霸政法术；《侈靡》《治国》等篇论经济生产，此亦为《管子》精华，可谓齐国称霸的经济政策；《七法》《兵法》等篇言兵法；《宙合》《枢言》等篇谈哲学及阴阳五行等；其余如《大匡》《小匡》《戒》《弟子职》《封禅》等为杂说。《管子》是研究我国古代特别是先秦学术文化思想的重要典籍。
《管子》内容庞杂，需要原文译文字数限制，需要八部曲才能够整理出来，此为八部曲之二。
十、五辅
【原文】
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暴王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今有士之君，皆处欲安，动欲威，战欲胜，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诸侯。而不务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故曰：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
曰：然则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朝廷闲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仓廪实而囹圄空，贤人进而奸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谄谀。其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其庶人好耕农而恶饮食。于是财用足，而饮食薪菜饶。是故上必宽裕，而有解舍。下必听从，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礼义，故处安而动威，战胜而守固，是以一战而正诸侯。不能为政者，田畴荒而国邑虚，朝廷兇而官府乱。公法废而私曲行，仓廪虚而囹圄实，贤人退而奸民进，其君子上谄谀而下中正，其士民贵得利而贱武勇，其庶人好饮食而恶耕农，于是财用匮而食饮薪菜乏，上弥残茍，而无解舍，下愈覆鸷而不听从，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处不安而动不威，战不胜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故以此观之，则政不可不慎也。
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所谓六兴者何？曰：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墆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凡此六者，德之兴也。六者既布，则民之所欲，无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故曰德不可不兴也。
曰：民知德矣，而未知义，然后明行以导之义，义有七体，七体者何？曰：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嗇省用，以备饥馑。敦懞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凡此七者，义之体也。夫民必知义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调，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故曰义不可不行也。
曰：民知义矣，而未知礼，然后饰八经以导之礼。所谓八经者何？曰：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故上下无义则乱，贵贱无分则争，长幼无等则倍，贫富无度则失。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倍，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之尝闻也。是故圣王饬此八礼，以导其民；八者各得其义，则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为人夫者，敦懞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夫然则下不倍上，臣不杀君，贱不踰贵，少不陵长，远不闲亲，新不闲旧，小不加大，婬不破义，凡此八者，礼之经也。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踰越，少长贵贱不相踰越，故乱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礼不可不谨也。
曰：民知礼矣，而未知务，然后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务，五务者何？曰：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功材，庶人耕农树艺。君择臣而任官，则事不烦乱。大夫任官辩事，则举措时。官长任事守职，则动作和。士修身功材，则贤良发。庶人耕农树艺，则财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务也。夫民必知务，然后心一，心一然后意专，心一而意专，然后功足观也。故曰：力不可不务也。
曰：民知务矣，而未知权，然后考三度以动之；所谓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此所谓三度。故曰：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宜，则有饥馑。人道不顺，则有祸乱；此三者之来也，政召之。曰：审时以举事，以事动民，以民动国，以国动天下。天下动，然后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权然后举错得。举错得则民和辑，民和辑则功名立矣，故曰：权不可不度也。
故曰五经既布，然后逐奸民，诘轴伪，屏谗慝，而毋听婬辞，毋作婬巧。若民有婬行邪性，树为婬辞，作为婬巧，以上谄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国动众，以害民务者，其刑死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内失百姓，外失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国亏，社稷灭覆，身体危殆，非生于谄婬者未之尝闻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婬声谄耳，婬观谄目，耳目之所好谄心，心之所好伤民，民伤而身不危者，未之尝闻也。曰：实圹虚，垦田畴，修墙屋，则国家富。节饮食，撙衣服，则财用足。举贤良，务功劳，布德惠，则贤人进。逐奸人，诘轴伪，去谗慝，则奸人止。修饥馑，救灾害，振罢露，则国家定。
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论贤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税敛，毋茍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义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于备用者，其悦在玩好。农以劳矣，而天下饥者，其悦在珍怪，方丈陈于前。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悦在文绣。是故博带梨，大袂列，文绣染，刻镂削，雕琢采。关几而不征，市鄽而不税。是故古之良工，不劳其知巧以为玩好，无用之物，守法者不失。
【译文】
古代的圣王，所以能取得盛名广誉，丰功伟业，显赫于天下，为后世所不忘，不是得到人们拥护的，从来没有听说过。暴君之所以丧失国家，危及社稷，宗庙颠覆，湮没无闻，不是由于失掉人们拥护的，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现今拥有国土的君主，都希望生活安定，办事有威信，战争胜利，防务巩固，大的想统一天下，小的要称霸诸侯，却不重视争取人，所以，弄得小则兵败而地削，大则身死而国灭。所以说：“人”是不可不非常注重的，这是天下顶重要的问题。
我们说：得人的方法，莫如给人以利益；而给人以利益的方法，莫如用实际政绩来证明。所以，善于为政的，总是田地开垦而城邑殷实，朝廷安闲而官府清治，公法通行而邪道废止，仓库充实而监狱空虚，贤人得用而奸臣罢退。上层人士，总是祟尚公正而鄙视阿谀之风；士民，总是重视勇武而鄙视财利；平民，总是爱农而厌恶大吃大喝，从而财用充足而日常生活富裕。所以，君主要宽厚而有所减免，人民要从而无所怨恨，上下协调而有礼仪，这才会活安定而办事有威信，战争胜利而防务巩固，而一战而征服诸侯。不善于为政的，总是田荒芜而城邑空虚，朝廷惊扰而官府混乱，公废弃而邪道风行，仓库空虚而监狱人满，贤罢退而奸臣得用。上层人士，总是阿谈成风鄙视公正；士民，总是重视财利而轻视勇武；民，总是喜好吃喝而厌恶耕作，于是财用缺而日常生活困难。君主非常残暴苛刻而无减免，人民特别固执凶顽而不肯服从，上下互相争利而不协调，所以生活不安定而办事无威信，战争不胜而防守不固，于是小则兵败而地削，大则身死而国灭。由此看来，为政就不可不谨慎对待这些问题了。
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什么叫六兴呢？回答是：开辟田野，建造住宅，讲求种植，劝勉士民，鼓励耕作，修缮房屋，这叫作改善人们生活。开发潜在的财源，疏通积滞的物产，修筑道路，便利贸易，注意送往迎来，这叫给人们输送财货。疏浚积水，修通水沟，挖通回流浅滩，清除泥沙淤滞，打通河道堵塞，注意渡口桥梁，这叫作给人们提供便利。薄收租税，轻征捐赋，宽减刑罚，赦免罪犯，宽恕小过，这叫作实施宽大的政治。敬养老人，慈恤幼孤，救济鳏寡，关心疾病，吊慰祸丧，这叫作救人之危急。给寒冷的人以衣服，给饥渴的人以饮食，救助贫陋，赈济破败人家，资助赤贫，这叫作救人之穷困。这六个方面；都属于兴举德政。这六项能见之实行，人民所要求的，就没有得不到的了。人民的欲望必须得到满足，然后才能够听从上面；听从上面，然后政事才能办好。所以说：德政是不可不兴的。
我们说：人民知道了“德”，而未必懂得“义”，然后就应该以身作则以教民行义。“义”有七体。什么叫七体呢？回答是：用孝悌慈惠来奉养亲属，用恭敬忠信来事奉君上，用公正友爱来推行礼节，用端正克制来避免犯罪，用节约省用来防备饥荒，用敦厚朴实来戒备祸乱，用和睦协调来防止敌寇。这七个方面，都是义的实体。人民必须知义然后才能中正，中正然后和睦团结，和睦团结才能生活安定，生活安定然后办事才有威信，有威信才可以战争胜利而防务巩固。所以说：“义”是不可不行的。
我们说：人民知道“义”，而未必懂得“礼”。然后就应该整顿“八经”以教民行礼。什么是八经呢？回答是：上与下都有礼仪，贵与贱都有本分，长与幼都守次序，贫与富都守法度。这八个方面是礼的纲领。所以，上与下没有礼仪就要乱，贵与贱不守本分就要争，长与幼没有等次就要叛离，贫与富不依法度就失其节制。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叛离，贫富失其节制，而国家还不陷于混乱，是没有听说过的。因此，圣明君主总是整顿这八礼以教导人民。八方面都各得其宜，作君主的就公正而不偏私，作臣子的就忠信而不结党，作父母的以教育实现慈惠，作子女的以严肃实现孝悌，作兄长的以教诲实现宽厚，作人弟的以恭敬实现和顺，作丈夫的以专一实现敦厚；作人妻的以贞节进行劝勉。能这样，就可以做到：下不叛上，臣不杀君，贱不越贵，少不欺长，疏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越大，放荡不破毁正义。这八项是礼的常规。所以，人必知礼然后才能恭敬，恭敬然后才能尊让，尊让然后才能做到少长贵贱不相逾越，少长贵贱不相逾越，乱事就不会产生而祸患也不会发作了。因此说：“礼”是不可不重视的。
我们说：人民知道礼，而未必懂得“务”，然后就该依法令安排人力。安排人力有“五务”。什么是五务呢？回答说：君主择臣任官，大夫任官治事，官长负责其事而严守职责，士人修养品德而攻治才艺，平民则从事农耕种植。君主能够择臣而任官，政事就不紊乱；大夫任官办事，措施就可以及时；官长分工任事而严守职责，行动就可以协调；士人能够修身学艺，贤良人材就可以出现；平民从事农耕种植，财用就可以充足了。所以说：这五方面，就是人力的各有专务。人民必须认识这些专务，然后才能思想统一，思想统一然后才能专心致志，思想统一而专心致志，然后功业就可观了。所以说：安排人力是不可不有所专务的。
我们说：人民知道务，还未必懂得“权”，然后就该考究“三度”来行动。什么是三度呢？回答说：上考度天时，下考度地利，中考度人和，这就是所谓三度。，所以说：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利不宜，则有饥荒；人道不和，则有祸患。三者的到来，都是政事不好招致的。所以说：要审度时机来举办大事，用举事发动人民，用人民发动国力，用一国发动天下。天下动员起来了，然后功业就可以有成。所以，人民必须懂得权衡轻重，然后才举措得当；举措得当，则人民和睦；人民和睦，则功业建立起来了。因此说：权衡轻重这一点，不可不善加考度。
五项纲领措施既已施行，然后就要驱逐奸民，查究伪诈，排除谗言邪恶之徒，而且不准听婬乱言词，不准造婬奢物品。如果人们有婬行邪性，传播婬乱言词，制造婬奢物品，用以取悦君主，惑乱百姓，移国动众，以扰害人民务正业的，要处以死刑或流刑。所以说：凡人君内失百姓，外失诸侯，兵败而国土被削，名卑而国家受害，社程覆灭，自身危殆的，没有不是由于对婬乱的喜悦而引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回答是：婬乱的声音悦其耳，婬乱的观赏悦其目。耳目之所好，悦其心；放任内心之所好，就伤害人民。伤害了人民而自身不危亡的事，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我们说：移民垦荒，开垦农田，修筑房屋，国家就能富裕；节约饮食，撙节衣服，财用就会充足；推举贤良，注重功绩，广布德惠，贤人就得到进用；驱逐奸人，查究伪诈，排除谗言邪恶之徒，奸人就消声匿迹；防备饥荒，救助灾害，贩济破败人家，国家就会安定。
英明君主的急务，在于加强农业，废除无用之物的生产，然后人民可以富裕；选拔贤才，任用能臣，人民就可以得到治理；减轻赋税，不苛求于民，并以忠爱相待，就可以使人民亲近。这三项都是成就王、霸之业的大事。事物都有根本，而仁义是其关键。现在，工匠是够巧的了，然而人民需用的东西得不到满足，就是因为君主过于喜欢玩好的器物；农民是够劳苦的了，然而天下还无粮挨饿，就是因为君主过于喜欢珍奇的食品；妇女也是够巧妙的了，然而人们却在无衣挨冻，就是因为君主过份喜欢华丽的服饰。所以，这就需要把宽大的带子裁成窄小的，把肥大的袖子变成窄瘦的，把华丽的服饰染成单色，把刻楼的图案削掉，把雕琢的花纹磨平。关卡上只稽查而不征捐，市场上只存放货物而不收税。古代的优良工匠，不运用他的智巧来做玩好的东西。所以，无用之物，守法者从不生产。
十一、宙合
左操五音，右执五味，怀绳与准钩，多备规轴，减溜大成，是唯时德之节。春采生，秋采蓏，夏处陰，冬处陽，大贤之德长。明乃哲，哲乃明，奋乃苓，明哲乃大行，毒而无怒，怨而无言，欲而无谋。大揆度仪，若觉卧，若晦明，若敖之在尧也。毋访于佞，毋蓄于谄，毋育于凶，毋监于谗，不正广其荒，不用其区区，鸟飞准绳，讂充末衡，易政利民，毋犯其凶，毋迩其求，而远其忧；高为其居，危颠莫之救。可浅可深，可浮可沉，可曲可直，可言可默。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视；定而履，深而□，夫天地一险一易，若鼓之有楟，擿挡则击。天地万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左操五音，右执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臣任力劳，故立于右。夫五音不同声而能调，此言君之所出令无妄也。而无所不顺，顺而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无也，而无所不得，得而力务财多；故君出令，正其国而无齐其欲，一其爱而无独与是。王施而无私，则海内来宾矣。臣任力，同其忠而无争其利，不失其事而无有其名，分敬而无妒，则夫妇和勉矣。君失音则风律必流，流则乱败。臣离味则百姓不养。百姓不养，则众散亡。臣各能其分，则国宁矣。故名之曰不德。
“怀绳与准钩，多备规轴，减溜大成，是唯时德之节。”夫绳扶拨以为正，准坏险以为平，钩入枉而出直，此言圣君贤佐之制举也。博而不失，因以备能而无遗国犹是国也，民犹是民也，桀纣以乱亡，汤武以治。昌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兴善也如此，汤武之功是也。多备规轴者，成轴也。夫成轴之多也，其处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犹□求履之宪也。夫焉有不适善﹖适善，备也，仙也是以无乏。故谕教者取辟焉。天淯陽，无计量，地化生，无法□。所谓是而无非，非而无是，是非有，必交来，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规之，必有不可识虑之，然将卒而不戒，故圣人博闻、多见、畜道、以待物。物至而对形，曲均存矣。减、尽也。溜，发也。言□环毕善，莫不备得，故曰减溜大成。成功之术，必有巨获。必周于德，审于时，时德之遇，事之会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时德之节。
“春采生，秋采蓏，夏处陰，冬处陽”，此言圣人之动静开阖，诎信浧儒，取与之必因于时也。时则动，不时则静，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贤人之处乱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则沉抑以辟罚，静默以侔免，辟之也犹夏之就清，冬之就温焉。可以无及于寒暑之灾矣。非为畏死而不忠也，夫强言以为僇，而功泽不加，进伤为人君严之义，退害为人臣者之生，其为不利弥甚。故退身不舍端，修业不息版，以待清明。故微子不与于纣之难，而封于宋，以为殷主，先祖不灭，后世不绝，故曰大贤之德长。
“明乃哲，哲乃明，奋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奋也，以琅汤凌轹人，人之败也常自此；是故圣人着之简策，传以告后进，曰：“奋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昧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称，不满其量，不依其乐，不致其度。爵尊则肃士，禄丰则务施，功大而不伐，业明而不矜。夫名实之相怨久矣，是故绝而无交。惠者知其不可两守，乃取一焉，故安而无忧。
“毒而无怒”，此言止忿速，济没法也。”怨而无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伤其身。故曰”欲而无谋”。言谋不可以泄，谋泄灾极。夫行忿速，遂没法，贼发。言轻谋泄，灾必及于身；故曰毒而无怒，怨而无言，欲而无谋。
“大揆度仪，若觉卧，若晦明”，言渊色以自诘也，静默以审虑，依贤可用也。仁良既明，通于可不利害之理，循发蒙也。故曰，若觉卧，若晦明，若敖之在尧也。
“毋访于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则私多行。“毋蓄于谄”，言毋听谄。听谄则欺上。“毋育于凶”，言毋使暴，使暴则伤民“毋监于谗”，言毋听谗，听则失士。夫行私、欺上、伤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义失正也。夫为君上者，既失其义正，而倚以为名誉。为臣者不忠而邪，以趋爵禄，乱俗败世，以偷安怀乐，虽广其威，可损也。故曰不正广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着之简策，传以告后人曰：其为怨也深，是以威尽焉。
“不用其区区”，者虚也，人而无良焉，故曰虚也。凡坚解而不动，陼堤而不行，其于时必失，失则废而不济。失植之正而不谬，不可贤也。植而无能，不可善也。所贤美于圣人者，以其与变随化也。渊泉而不尽，微约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润泽均，加于万物。故曰圣人参于天地。
“鸟飞准绳”，此言大人之义也。夫鸟之飞也，必还山集谷；不还山则因，不集谷则死。山与谷之处也，不必正直，而还山集谷，曲则曲矣，而名绳焉。以为鸟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故圣人美而着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义立之谓贤。故为上者之论其下也，不可以失此术也。
“讂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听，听必顺闻，闻审谓之聪。目司视，视必顺见。见察谓之明。心司虑，虑必顺言，言得谓之知。聪明以知，则博。博而不惛，所以易政也。政易民利，利乃劝，劝则告。听不顺，不审不聪，不审不聪则缪。视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则过。虑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则□。缪过以□则忧，忧则所以伎苛，伎苛所以险政，政险民害，害乃怨。怨则凶，故曰：讂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
“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迩其求”，言上之败常，贪于金玉马女，而□爱于粟米货财也。厚藉敛于百姓，则万民怼怨。“远其忧”，言上之亡其国也。常迩其乐，立优美，而外婬于驰骋田腊，内纵于美色婬声，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则烦乱以亡其国家矣。“高为其居。危颠莫之救”，此言尊高满大，而好矜人以丽，主盛处贤，而自予雄也；故盛必失而雄必败。夫上既主盛处贤，以操士民，国家烦乱，万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犹自万仞之山播而入深渊，其死而不振也必矣。故曰：毋迩其求，而远其忧，高为其居，危颠莫之救也。
“可浅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谓也。”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着业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于物而旁通于道。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是故辨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说，而不可以广举。圣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为之治，而计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为之说，而况其功。岁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时。山陵岑岩，渊泉闳流，泉逾瀷而不尽，薄承瀷不满。高下肥硗，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乡有俗，国有法，食饮不同味，衣服异世用器械，规矩绳准，称量数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各事之仪，其详不可尽也。
“可正而视”言察美恶，审别良苦，不可以不审。操分不杂，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处其位，行其路，为其事，则民守其职而不乱，故葆统而好终。“深而□”，言明墨章书，道德有常，则后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声不息。
“夫天地一险一易，若鼓之有桴，擿挡则击”，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尽天地之道。景不为曲物直，响不为恶声美。是以圣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类来也，故君子绳绳乎慎其所先。
“天地万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天地苴万物，故曰万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散之至于无闲。不可名而山。是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故曰有橐天地，其义不传。一典品之不极一薄，然而典品无治也。多内则富。时出则当。而圣人之道，贵富以当。奚谓当，本乎无妄之治，运乎无方之事，应变不失之谓当。变无不至，无有应当本错不敢忿。故言而名之曰宙合。
“左操五音，右执五味”，讲的是君臣各自的本份。人君在上边发令，总是安逸的，故居于左；人臣在下边出力，总是劳顿的，故居于右。五音虽不同声而可以协调，这是比喻人君出令没有离开法则，从而无所不顺，“顺”则法令通行无阻，政事赢得成就。五味虽不同物而可以调和，这是比喻人臣出力办事没有离开法则，从而无所不得。“得”则劳力有所专务，财物有所增长。所以人君出令，专为正国而不为满足私欲，与民同爱而并非独行其是，如此施德而无私，则四海归服。人臣出力任事，同尽忠心而不争夺私利，不失本职而不猎取虚名，如此勤敬而无所忌妒，则天下男女都将和谐共勉。人君行事失去协调，则国家教化的成果必然流失，流失则国家混乱失败；人臣行事失去协调，则百姓的生活不能供养，不能供养则离散逃亡。君臣各自胜任其本职，国家就安宁了。所以，把这称之为“大德。”
关于“怀绳与准钩，多备规轴，减溜大成，是唯时德之节。”绳，可以扶偏为正；准可以破险为平；钩，可以进入弯曲而取出直线。这是比喻圣君贤相关于法度的运用。法度详尽而无所遗失，因而其功能也将完备无缺。国家还是那个国家，人民还是那些人民，桀纣因乱而败亡，汤武却因治而兴盛。彰明治国之道来教育人民，申明治国之法来对待人民，使人民从善成风，这就是汤武的功绩，所谓“多备规轴”，指的是“成轴”。成轴的品种繁多，放在大的地方不松动。放在小的地方不堵塞，就像按照各种足迹做成鞋楦子，怎么能够不合适呢？非常合适，在于非常完备，因为挑选着使用，所以不会缺乏。由此，主持教化的人就可以得到了借鉴。上天养育万物，多得无法计量；大地造化万物，多得没有边际。所谓是就不是非，非就不是是，但是非又一定是共同存在的。如果确认某一事物为正确，是因为早有一个错误事物先在那里被定下来了，而且必有一个错误事物已在那里被人识别考虑了。然而这些过程，都将是仓淬到来，令人无法准备的。所以，圣人总是要博闻多见，积累规律性的理论、原则等待新事物的到来。新事物一经出现，就与这些理论模式相参对，错误与正确的分别就在其中解决了。“减”的意思是完全，“溜”的意思是发展，说的是局部与全局全面完善，无不处理得宜。所以说：完全发展而达到完备无缺。成功的方法，一定有规可循。必须极力修德，详审时机，时机与德望结合，便是成事的机会，就象符契的相合一样。所以说：最重要的是时与德的结合要恰到好处。
“春采生，秋采苽；夏处陰，冬处陽。”这是说圣人的动静、开合、屈伸、取予，一定要因时制宜。合于时宜则动、不合时宜则静。所以，古代贤士有图谋而不宣扬。他总是收敛其治世的言论，暗中收敛而注意隐藏自己。贤人处于乱世，知道治世之道行不通，就以沉抑的态度躲避刑罚，静默的方式求得免祸。他的躲避，有如夏天之就清凉，冬天之就温暖，才可以沾不上寒热之害。他这并不是怕死而不忠。硬要强进谏言而带来杀身之祸，往上说，伤害了君主尊严的义理；往下说，伤害了人臣个人的生命，其不利是太严重了。因此，他退身下野却不肯扔掉笏版，解职退休也不停止版书，以等待政治清明的形势。所以，微子并没有替纣王死难，而是受封于宋国，充当殷遗民的首领。这样，祖先不被湮灭，后世也不断绝。所以说：大贤人的德泽是长远的。
“明乃哲，哲乃明，奋乃苓，明哲乃大行。”这是说独擅其美，自恃其盛，自奋其能，而且以骄傲放荡的态势去欺凌他人，人之失败常从这里开始。为此，圣人写在书里，传给后学之士说：奋，是兴盛；苓，是衰落。只兴盛而不衰落的事，从来没有。所以，有道之人，总是不表现自己分量十足，不表现局量已满，不表现调子太高，不表现气度高傲至极。爵位高就注意尊敬贤士，俸禄厚就注意施放财物，功劳大而不夸耀，事业盛而并不骄傲。名与实的互相矛盾是由来已久的事了，所以互相排斥而不能并有。明智的人知道不可能两者兼备，于是只取其一，弃名取实。因此，安定而无忧。
“毒而无怒”，这是说平息忿怒可以速成其事。“怨而无言”说的是不可不保持谨慎：发言不周到严密，反伤其身。“欲而无谋”，说的是谋事不可外泄，谋外泄则灾祸来临。若是用激发忿怒的办法速成其事，用连同处死的法律查获盗贼；而且还发言轻率，谋划外泄，灾祸一定累及于自身。所以说：有所厌恶也不要忿怒，有所抱怨也不要说出，有所企图也不可轻谋于他人。
“大揆度仪，若觉卧，若晦明”，说的是用深沉的态度自我反省，用静默的态度深思熟虑。此时要依靠贤才“的意见，采纳仁良之士的主张，既然明通于可否利害的道理，就有如启发了蒙昧一样。所以说：要像睁着眼睛睡觉，要像在暗夜里明察，要象丹朱在尧当政时的戒惧。
“毋访于佞”，说的是不可使用奸佞之人，使用奸佞则将严重行私。“毋蓄于谄”，说的是不可保护诣媚行为，保护诣媚则将欺骗君上。“毋育于凶”，说的是不可使用凶暴手段，手段凶暴则将伤害民众。“毋监于谗”，说的是不可听信谗言，听信谗言则将脱离贤士。行私、欺上、伤害民众、脱离贤士，这四者用事，正是要危害君主仪法，丧失君主政绩的。作为君主，丧失了仪法与政绩，还想要靠它取得名誉；作为人臣，不忠而邪僻，以用它追求爵禄，乱风俗败世道，以便偷安享乐；即使国家威力再大，也是要损坏的。所以说：“治国不正，虽大亦将灭亡。”因此，古人阻止这四者通行的途径，堵塞它们的通道，并控制自身而不许循行此路。所以写在书上，传下来告诫后代人说：造怨深重者，国威将丧失净尽。
关于“不用其区区”，说的是“虚静”。人生没有长久不变的，所以说要虚静待物。凡是固结事物而不许其活动，堵塞事物而不使其运行，那必然失掉时机。失掉时机则事情废而不成。治国者只心正而无谬误，还不能称贤；正直而无才能，也不能称美。圣人之所以被誉为贤美，是因为允许和随任事物的发展变化。这种赐与，好比渊泉之水没有枯竭，微微细细而不断流施，因此，德的流布，其润泽普遍加于万物。所以说：圣人是与天地相配的。
关于“鸟飞准绳”，这是说伟大人物的生活义理。鸟的飞翔，一定要返回到山上，集合在谷中。不飞回到山上则疲困，不集合到谷中则死亡。山与谷的地位，不一定平正笔直。但回到山上、集在谷中的路线，曲折固然曲折，总的则应该是正直的。因为鸟从北方起飞，意想到南方就飞到南方；从南方飞起，意想到北方就到达北方。如果大的意向是正确的，不可以小的曲折为妨害。所以，圣人称美此事而写在书里说：长达千里的道路，不可能用绳墨来拨直，大到万家的城市，不可能用准具来取平。这说的是伟大人物的行动，不必拘守先例与常规，能立义就可以称贤。所以，人君在考评臣下的时候，不可丢掉这个论人的方法。
“胸充”，说的是心，心要求忠；“末衡”，说的是耳目，耳目要求正。忠与正，是治世之本。耳管听，听联带着所闻，所闻精审叫作聪；目管看，看联带着所见，所见精确叫作明；心管思虑，思虑联带着发言，发言得宜叫作智。聪明加上智则思想专一，专一而不昏乱，就带来安定的政治。政治安定，人民有利；有利则勤勉，勤勉则吉。听得不精审就谈不到聪，不审不聪则陷于荒谬。看得不准确就谈不到明，不准不明就陷于错误。思虑不得宜就谈不到智，不宜不智就陷于昏乱。荒谬错误加上昏乱则思想陷于困扰，困扰就带来嫉妒与苛刻，嫉妒苛刻就产生险恶的政治。政治险恶，人民受害；受害则怨恨，怨恨则凶。所以说：心地平实，耳目端正，讲的是政治安定，兴利于人民。
“毋犯其凶”，说的是立身中正而必须保持谨慎。“毋迩其求”，说的是人君败亡常因贪恋于金玉马女，而不爱惜粮食、财物，重税于百姓则引起万民怨恨。“远其忧”，说的是人君的亡国，经常是因为接近于享乐。设置女乐，外则沉溺于驰骋田猎，内则放纵于美色婬声，臣下懈怠懒惰，百官皆失其正，那就陷于混乱而亡国了。“高为其居，危颠莫之救”，这是说身居高位，自满自大，而好自我焙耀；自主其盛，自处其贤，而自封为英雄。这样，其“盛”必失，而其“雄”必败。人君若自主其盛，自处其贤，以此掌握士民，国家就混乱，万民就心怨，这是一定要亡国的。好比从万仍高山上跌入深渊，其死亡而不可再起成为必然。所以说：不可只顾眼前，而应当怀有远虑；一意攀高，到了危险的顶峰就无法挽救了。
“可浅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这是说选择最佳主意，求取最佳效果的意思。天，不只有一个时序；地，不只有一种物利；人的活动，不只限一件事情。因此，事业不能不分为多种，名位不能不分为多样。高明之士深通事物这一特点，所以，不只专于一种具体事物，而联系研究事物的共同规律。所谓共同规律，就是通达到无上之高，概括无穷之多，并可运用于人间各种事物。因此，仅仅分清一句话，明白一个词，掌握一件事，那只可谈其片面，而不能广泛阐发。圣人由此看到，一言不可能兼容多种涵义，所以，广泛研究理论来选择需要的内容；一事不可能兼容多种成例，所以，大量创造学说来比较它们的效果。年有四季，月有三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而天上中星十二辰的运动次序，各有所主。所以说，天，不只有一个时序。山陵岑岩，渊泉水流，泉水越过氵翼水水流不尽，泊水承接滔水水流不满；土地高下肥瘠，产品各有所宜。所以说，地，不只有一种物利。乡有习俗，国有法度，饮食不同味，衣服不同色，常用器械，规矩准绳，称量数度，各事皆有成规。所以说，人的活动，不限于一件事情。这形形色色事物的仪法规律，其详细内容是说不尽的。
“可正而视”，说的是分清美恶，区别优劣，此事不可不审慎对待。掌握与分析不混杂，政事的治理就不会出现灾祸。“定而履”，说的是在其位，行其路，做其事，这样，人民也就严守常业而不乱。所以能保持纲纪而赢得好的结果。“深而迹”，说的是光明磊落，道德修养有素，这样，后代人人遵循常理而不陷于昏乱。故名声永传不息。
“天地一险一易，若鼓之有桴，擿挡则击”。说的是如有所唱，必有所和，所和不差，因为都合天地的规律。影子不可能替弯曲的物体表现为笔直，回响不可能替粗恶的音响表现为美声。由是圣人懂得过去的事物一定被参行于未来，所以君子必须戒惧地慎其所先行。
关于“天地，万物之毫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包裹着万物，所以叫万物之橐。而“宙合”的意思，是上通于天空之上，下深于土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拢天地，成为一个包裹。把它散放开来，可以渗透到没有间隙的极小地方，简直都说不出名字。真是可以说，大到没有什么物体在其外，小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其内了。所以说：它又能包藏天地。宙合的义理并没有传开，若一旦整理起来，其内容还不到一版，可惜整理之事没有人去做。容纳广博就内容丰富，发表适时就用之得当。而圣人之道，丰富尤贵在用之得当。何谓用之得当呢？根据不背离法则的理论，运用在没有固定范围的各类事物上，应变而不失误就叫作用之得当。事物的变化虽然无所不至，但没有不处理得当的，治事的本末都不能离此中心，所以称它的名字为“宙合”。
十二、枢言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枢言曰：“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
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审所先所后，先民与地，则得矣。先贵与骄，则失矣。是故先王慎贵在所先所后。人主不可以不慎贵，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贵在举贤，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务地。故人主之卑尊轻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国有宝有器有用，城郭险阻蓄藏，宝也。圣智，器也。
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宝器，而轻其末用。故能为天下生而不死者二，立而不立者四。喜也者、怒也者、恶也者、欲也者、天下之败也。而贤者宝之，为善者非善也故善无以为也，故先王贵善。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积。疾之疾之，万物之师也。为之为之，万物之时也。强之强之，万物之指也。凡国有三制，有制人者，有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义尊，而不好加名于人，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国后，如此者，制人者也。
德不盛，义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众，兵不强，而好以其国造难生患；恃与国，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进亦进，人退亦退；人劳亦劳，人佚亦佚，进退劳佚，与人相苟，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爱人甚而不能利也，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故先王贵当，贵周。周者不出于口，不见于色，一龙一蛇，一日五化之谓周，故先王不以一过二，先王不独举，不擅功。先王不约束，不结纽，约束则解，结纽则绝。故亲不在约束结纽。先王不货交，不列地，以为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而可以鞭棰使也。时也利也。出为之也。余目不明，余耳不聪。
是以能继天子之容。官职亦然。时者得天，义者得人，既时且义，故能得天与人。先王不以勇猛为边竟，则边竟安。边竟安，则邻国亲。邻国亲，则举当矣。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为之法。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定。
凡万物，陰陽两生而参视，先王因其参而慎所入所出。以卑为卑，卑不可得，以尊为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无得之，尧舜禹汤文武孝己，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岁歉。三日不食，比岁饥。五日不食，比岁荒。七日不食，无国土，十日不食，无畴类尽死矣。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贤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权。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备不为用。故存国家，定社稷，在卒谋之闲耳。圣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门，纷纷乎若乱丝，遗遗乎若有从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贵者贵之。彼欲贵，我贵之，人谓我有礼。彼欲勇，我勇之，人谓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谓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谓我愍，戒之戒之，微而异之。动作必思之，无令人识之，卒来者必备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谓成人。贱固事贵，不肖固事贤。贵之所以能成其贵者，以其贵而事贱也，贤之所以能成其贤者，以其贤而事不肖也。恶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贱者贵之充也，故先王贵之。天以时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兽以力使。所谓德者，先之之谓也，故德莫如先，应适莫如后。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尽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尽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称之不以轻重，度之不以短长，不审此三者，不可举大事。能戒乎？能敕乎？能隐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麦乎？春不生而夏无得乎，众人之用其心也，爱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贤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则无成矣，无亲矣。凡国之亡也，以其长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属于食，治属于事。无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尝之有也。众胜寡，疾胜徐，勇胜怯，智胜愚，善胜恶，有义胜无义，有天道胜无天道，凡此七胜者贵众，用之终身者众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国者殆。其德不足以怀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贱其士者殆。
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极已者殆。身弥老不知敬其适子者殆。
蓄藏积陈朽腐，不以与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耻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则治，名倚则乱，无名则死，故先王贵名。先王取天下，远者以礼，近者以体，体礼者，所以取天下，远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际。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损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为人臣者之广道也。为人臣者，非有功劳于国也，家富而国贫，为人臣者之大罪也。为人臣者，非有功劳于国也，爵尊而主卑，为人臣者之大罪也。无功劳于国而贵富者，其唯尚贤乎？众人之用其心也，爱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生其事亲也，妻子具，则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业，家室富足，则行衰矣。爵禄满，则忠衰矣，唯贤者不然，故先王不满也。
人主操逆人臣操顺。先王重荣辱，荣辱在为，天下无私爱也，无私憎也，为善者有福，为不善者有祸，祸福在为，故先王重为。明赏不费明刑不暴，赏罚明，则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贵明。
天道大而帝王者用爱恶。爱恶天下可秘，爱恶重闭必固。釜鼓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故先王不满也。先王之书，心之敬执也，而众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为事，吾畏言，不欲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管子说：“道在天上，好比太陽；它在人体，就好比心了。”所以说，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命就是依靠气；有名分则治，无名分则乱，统治就是依靠名分的。
枢言指出：爱民、利民、益民、安民，四者都是从道产生的，帝王运用它们，天下便得治了。帝王，就是要分清什么事情应当放在前面，什么事应当放在后头。把人民和土地放在前面就对了，把高贵和骄傲放在前面就错了。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慎重地处理何者为先、何者为后的问题。
人君不可不慎重地对待“贵”的问题，不可不慎重地对待“人民”的问题，不可不慎重地对待“富”的问题。慎重对待“贵”，在于如何举用贤人；慎重对待人民，在于如何设置官吏；慎重对待“富”，在于如何注重农业。所以，人君的高低轻重决定在这三个方面，不可不慎。
一个国家，都有宝、有器、有用。内城外郭、山川险地、粮食贮备，这些都是“宝”；圣明、智谋，算作“器”；珠玉，居末位，算作财用。先代圣王看重宝与器而看轻财用，所以能治天下。
生存而不至于死灭的事物有两种：气与名。亡国而不利于立国的因素则有四个：喜、怒、厌恶与嗜好，四者都可导致天下的败亡，但贤者却很少有这些毛病。
伪善，不是善。善，是无法做假的。所以先代圣王注重“善”。
成王业的国君积聚人民，成霸业的国君积聚武将和战士，衰败的国君积聚官僚贵族，亡国之君则积聚珠玉与妇女。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慎重地处理积聚什么的问题。
要加快进行探索，因为万物是众多的；要努力进行探索，因为万物是随时流逝的；要加强进行探索，因为万物是意旨精深的。
一个国家有三种情况的控制：有控制别人的，有被别人控制的，有不能控制别人、别人也不能加以控制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德盛义高，而不好把自己的名位强加于他人；人众兵强，而不用本国的实力制造危难和祸患；天下有大的事变，而愿意使本国走在后面；这样的国家，必然是控制别人的。德不盛，义不高，而好把自己的名位强加于他人；人不多，兵不强，而好用本国的实力制造危难和祸患；依仗同盟，偷取名利；这样的国家，必然是被人控制的。人进亦进，人退亦退，人劳亦劳，人逸亦逸，进退劳逸，与人相从；这样的国家，不能控制他人，他人也是不加控制的。
爱人过了头，反而不能有利于其人；恨人过了头，反而不能加害于其人。所以，先王总是注重分寸适当，也注重保持机密。机密，就是不可说出口，不可形于色，就象龙、蛇一天五变而无人察觉一样，才叫作保持机密。所以，先王总是不肯惊人地把一说成超过二，先王也不肯独自包办事业或独自居功。
先王在处理国家关系时，既不“约束”，也不“结纽”。约结成束就必然解散，结成绳扣就必然折断。所以，国家亲善不在于“约束”和“结纽”。先王也不用“货交”和“裂地”的办法来治理天下。因为天下各国的既成关系不可轻易改变，只可以用威力统一驾御。合于天时，合于正义，都要去做。此外，虽有多余的视力也不看，多余的耳力也不听，这才能够保持天子圣智的颂声。官吏的职责也同样如此。合于天时则得到自然优势，合于正义则得到人的拥护。既占天时，又合正义，这就能把天与人的力量一并掌握起来了。
先王不采用武力解决边境问题，这样，边境就会安定；边境安定，则邻国亲善；邻国亲善，问题就可以处理得当了。
人们本来是相互憎恶的，人心凶悍，所以要颁布法律。法出于礼，礼出于理论。理论与礼都是道。万物的关系都是根据理论和礼的出现而后才确定下来的。
万物都是由于陰陽两者相生而形成第三个事物，先王就是根据这三种现象而慎重掌握正反两方面。以卑下断定卑下，找不到卑下；用高尚断定高尚，得不到高尚。这就是先王最重视相反相成道理的原因。
得之必生，失之必死的东西是什么呢？唯有粮食。得到它，尧、舜、禹、汤、文、武和孝己，才赖以成功；天下人也必须靠它才可以生存。一天断了食，等于过歉年；三天断了食，等于过饥年；五天断了食，等于过荒年；七天断了食，国土就保不住；十天断了食，同类皆无，全部都将死掉了。
先王最重视诚信，有了诚信，天下各国就结好了。贤大夫不依靠宗室门第，士不依靠别国同盟，取得平平的小利不视为功，面对平平小富不为所用。所以，存国家，定社程的大事就在暂短之间的谋划当中解决了。
圣人在运用其心思，好像浑浑沌沌地博大而圆到，又隐隐地使人找不到门，纷纷然好象乱丝，又象有次序地可以梳理。就是说，人们想要求知的就让他求知，想要求利的就让他求利，想要求勇的就让他求勇，想要求地位的就让他求地位。他想求地位，我就许他求地位，人家会说我有礼；他想求勇，我就许他求勇，人家会说我恭；他想求利，我就许他求利，人家会说我仁；他想求知，我就许他求知，人家会说我聪敏。但是要注意戒备，隐微而庇翼自己，动作一定要深思，不要被人识透；对于突然到来的事件，必须有防备。对人有信叫作仁，不被欺瞒叫作智，既智且仁，就可以说是成熟的人了。
卑贱者固然应当事奉高贵者，不肖者固然应当事奉贤者。但高贵者之所以能成为高贵，正因为他能够做到以贵事贱；贤者之所以能成为贤，正因为他能够做到以贤事不肖。粗恶是精美的根本，卑下是尊高的根本，低贱是高贵的根本。所以先王很重视它们。
天，通过时令发挥作用，地，通过物材发挥作用；人，通过行德发挥作用；鬼神，通过赐福发挥作用；禽兽，通过力气发挥作用。所谓德，就是率先行德的意思。所以，行德最好是走在前头，它不象应敌打仗那样以后发制人为好。
先王举事，占有一个不利条件两个有利条件的，可成霸业；完全是有利条件的，可成王业；占有一个有利条件两个不利条件的，必然削弱；完全是不利条件的，必然败亡。计量以后，不讲求多少；称量以后，不讲求轻重；度量以后，不讲求短长，不讲求这三者，不可以举大事。能够保持戒惧么？能够保持谨慎么？能够保持隐伏而不锋芒外露么？能作到种谷得谷么？能作到种麦得麦么？能设想春日不生长，夏日也无所得么？先王用服务来聚合友谊，用行德来聚合国人。两者都无所聚合，那就没有成就，也没有亲近的人了。
凡国家的败亡，找原因往往在它的长处；人的自我失误，也往往因其所长。所以，善于游泳者死于梁地，善于射猎者常死在荒野之中。
生命从属于粮食，言辞从属于实事。无好事而有好的言辞表达的，自古及今，不曾存在。众胜寡，快胜慢，勇胜怯，智胜愚，善胜恶，有义胜无义，有天道胜无天道。凡此七个胜利条件贵在有其多数，而终身运用就将具备其多数了。
人君好放荡纵欲，忘其身而失其国者，必然失败；其德望不足以感怀其民众者，必然失败；盛其刑罚而残害其士人者，必然失败；诸侯给与权威，但时间长而不知急起直追者，必然失败；自身很老而不知尊重太子者，必然失败；贮蓄积藏的物资，陈列腐朽的粮食，而不肯施与他人者，也必然失败。
人的名分有三：有治理的，有督促的，有服务的。事的名分有二；有纠正于事前的，有察明于事后的。五者完善，天下就得治了。名分正则天下治，名分不正则天下乱，没有名分则死灭。所以先王很注重名分。
先王谋取天下，对远的国家用“礼”，对近的国家用“亲”。所谓亲和礼，是用来谋取天下的手段；所谓远和近，是就区分天下各国边际而言的。
每天都有增长而唯恐太少的，是忠心；每天都有减少而唯恐太多的，是欲望。多忠少欲，是明智的表现，是作人臣的宽广道路。作为人臣，无功于国，而造成家富国贫的局面，就是人臣的大罪；作为人臣，无功于国，而造成爵尊主卑的局面，也是人臣的大罪。对国家没有功劳尚可以赢得富贵，谁还去推祟贤人呢？
普通人的心理活动，爱往往是憎的开始，恩德往往成为怨恨的出发点。他们事奉双亲，有了妻子孝行就衰退了；他们事奉国君，有了产业，家室富足，德行就衰退了；爵禄满足忠心就衰退了。只有少数贤人不这样而已。所以先王总是不使人们爵禄太满了。釜鼓之类的量器装满了，人们就要用“概”来平；人满了，天就要来平。所以先王不使人们爵禄太满。人君执行“逆”的政策，人臣反而会顺着行事。
先王重视荣辱，荣辱决定于实际行动。天地没有私爱和私恨，实际行善者有福，实际行不善者有祸，祸福都在实际行动。故先王重视实际行动。
公开行赏，节约费用；公开处刑，减少刑杀。赏罚公开是德政的最高体现，所以先王重视公开。
天道伟大而帝王应当运用，爱天下之所爱，恶天下之所恶，天下就可以全面控制，全面控制则必然巩固。
先王的书，我内心是敬爱的，不过一般人并不了解它。所以，有事的时候，要敬读它；无事的时候，也要敬读它。我是怕事的，所以不喜欢作事；我也是怕讲话的，所以不喜欢发言。原因是行年六十而且年老口吃的原故。
十三、八观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闾闬不可以毋阖，宫垣关闭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郭周外通，则奸遁逾越者作；里域横通，则攘夺窃盗者不止；闾闬无阖，外内交通，则男女无别；宫垣不备，关闭不固，虽有良货，不能守也。故形势不得力非，则奸邪之人悫愿；禁罚威严，则简慢之人整齐；宪令著明，则蛮夷之人不敢犯；赏庆信必，则有功者劝；教训习俗者众，则君民化变而不自知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罚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闭其门，塞其涂，弇其迹，使民毋由接于婬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罚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视其耕芸，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谨，地宜不任，草田多秽，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计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则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众，则国贫民饥。以此遇水旱，则众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饥者不可以使战。众散而不收，则国为丘墟。故曰：有地君国，而不务耕耘，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视其耕芸，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知也。
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蓄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故曰：“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故曰：“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
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宫营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实其宫。室屋众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处其室。囷仓寡而台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费。故曰：“主上无积而宫室美，氓家无积而衣服修，乘车者饰观望，灸行者杂文采，本资少而末用多者，侈国之俗也。”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故曰：“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
课兇饥，计师役，观台榭，量国费，而实虚之国可知也。凡田野万家之众，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为足矣。万家以下，则就山泽可矣。万家以上，则去山泽可矣。彼野悉辟而民无积者，国地小而食地浅也。田半垦而民有余食而粟米多者，国地大而食地博也。国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货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广而民不足者，上赋重，流其藏者也，故曰：“粟行于三百里，则国毋一年之积；粟行于四百里，则国毋二年之积；粟行于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兇。小兇三年而大兇，大兇，则众有大遗苞矣。什一之师，什三毋事，则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盖积也，则道有损瘠矣。什一之师，三年不解，非有余食也，则民有鬻子矣。故曰：“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独伐也，大木不可独举也，大木不可独鉉也，大木不可加之薄墙之上。”故曰：“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泽之作者，博民于生谷也。”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力之所生，生于劳身，是故主上用财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曰：“台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毋余积者，其禁不必止，众有遗苞者，其战不必胜。道有损瘠者，其守不必固。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则危亡随其后矣；故曰：“课兇饥，计师役，观台榭，量国费，实虚之国可知也。”
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州里不鬲，闾闬不设，出入毋时，早晏不禁，则攘夺窃盗，攻击残贼之民，毋自胜矣。食谷水，巷凿井，场容接，树木茂，宫墙毁坏，门户不闭，外内交通，则男女之别毋自正矣。乡毋长游，里毋士舍，时无会同，丧烝不聚，禁罚不严，则齿长辑睦，毋自生矣。故帐礼不谨，则民不修廉，论贤不乡举，则士不及行，货财行于国，则法令毁于官。请谒得于上，则党与成于下。乡官毋法制，百姓群徒不从；此亡国弒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乱之国可知也。”
入朝廷，观左右，求本朝之臣，论上下之所贵贱者，而彊弱之国可知也。功多为上，禄赏为下，则积劳之臣，不务尽力。治行为上，爵列为下，则豪桀材臣，不务竭能。便辟左右，不论功能，而有爵禄，则百姓疾怨。非上贱爵轻禄。金玉货财商贾之人，不论志行，而有爵禄也，则上令轻，法制毁。权重之人，不论才能，而得尊位，则民倍本行而求外势。彼积劳之臣，不务尽力。则兵士不战矣。豪桀材人不务竭能，则内治不别矣。百姓疾怨，非上贱爵轻禄，则上毋以劝众矣。上令轻，法制毁，则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势，则国之情伪竭在敌国矣。故曰：“入朝廷，观左右，求本朝之臣，论上下之所贵贱者，而彊弱之国可知也。”
置法出令，临众用民，计其威严宽惠，行于其民与不行于其民可知也。法虚立而害疏远，令一布而不听者存，贱爵禄而毋功者富，然则众必轻令，而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赏罚不信，五年而破。上卖官爵，十年而亡。倍人伦而禽兽行，十年而灭。”战不胜，弱也。地四削，入诸侯，破也。离本国，徙都邑，亡也。有者异姓，灭也。故曰：“置法出令，临众用民，计其威严宽惠，而行于其民不行于其民可知也。”
计敌与，量上意，察国本，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敌国彊而与国弱，谏臣死而谀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毁，然则与国不恃其亲，而敌国不畏其彊，豪杰不安其位，而积劳之人不怀其禄。悦商贩而不务本货，则民偷处而不事积聚。豪杰不安其位，则良臣出，积劳之人不怀其禄，则兵士不用。民偷处而不事积聚，则囷仓空虚，如是而君不为变。然则攘夺窃盗，残贼进取之人起矣。内者廷无良臣，兵士不用，囷仓空虚，而外有彊敌之忧，则国居而自毁矣。故曰：“计敌与，量上意，察国本，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
故以此八者观人主之国，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内城的城墙不可不坚固完整，外城的四周不可有外通的空隙，里的边界不可以左右横通，闾门不可不注意关闭，院墙与门日不可不注意整修。因为，内城不完整，作乱为害的人就会图谋不轨；外城有空隙，奸遁越境的人就可以行事；里的边界随意横通，抢夺盗窃的就不会停止；闾门不关，内外随意交往，男女之间就没有界限；院墙不备，门门不牢，虽有宝贵的财货也是无法保管的。所以，客观形势使人们无法为非作歹，奸邪的人才能够老实守法；禁律与刑罚威严，无视法纪者才能够规规矩矩；法令严明，蛮夷之人就不敢触犯；奖赏信实坚定，有功者就得到鼓励；受教育、守习俗的确实众多了，人民才可以不知不觉地潜移默化。因此，有英明的君主执政，刑罚总是很少，这并不是该用刑的不用刑，该治罪的不治罪；而是英明君主关闭了犯罪的门户，堵塞了犯罪的道路，消灭了犯罪的影响，使人民无由接触为非作歹的环境，因而人民走正道、做好事，就好像出自本性了。所以，罪罚很少而人民照样安定。
巡视一个国家的田野，看看它的耕耘状况，计算它的农业生产，饥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耕地不深，锄草不勤；宜种的土地没有种，未开的土地很荒乱，已耕的土地不见得肥沃，荒芜的土地不见得贫瘠；按人口总算土地，荒地多而熟地少。即使没有水旱天灾，这也是一个饥国的田野。像这样的国家，人口少则不能保其国土；人口多，则国贫民饥。再遇上水旱灾害，老百姓就将离散而不肯回来。人民无力保卫国土，城防就不巩固；人民处于饥饿状态，就不能从事战争；人民离散而不回，国家就成为一片废墟了。所以说，拥有土地统治国家而不注重农业生产，便是寄生的国君。所以说，巡视一个国家的田野，看看它的耕耘状况，计算它的农业生产，饥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巡视一个国家的山林湖泽，看看它的桑麻生长情况，计算它的六畜生产，贫富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山林湖泽广阔，草木就容易繁殖；土地肥沃，桑麻就容易生长；牧草繁茂，六畜就容易兴旺。如果山泽虽广，滥伐草木却没有禁令；土地虽肥，种植桑麻却不得其法；牧草虽多，饲养六畜却征收赋税；这就等于堵塞财货的门路。所以说，日常物产不充足，金玉虽多，也只能叫作贫国。所以说，巡视一个国家的山林湖泽，看看它的桑麻生长情况，计算它的六畜生产；贫富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进入一个国家的都城，视察它的宫室，看看它的车马、衣服；侈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城市大而农田小，农田就养活不了那些人民；城区大而居民少，居民就防守不了那个城市；院落大而房屋少，房屋就充实不了那个院落；房屋多而居民少，居民就住用不了那些房屋；粮仓少而亭台楼阁多，粮食贮备就供应不了那些糜费。所以说，君主没有积蓄而宫室却很华丽，百姓没有积蓄而衣服却很讲究，乘车者打扮车子的外观，步行者穿着用艳丽的服色，农业产品少而奢侈物品多。这是奢侈国家的风俗。国家奢侈则开支浪费，开支浪费则人民贫困，人民贫困则产生奸恶思想，产生奸恶思想则出现邪巧行为。所以，奸恶和邪巧的产生，由于贫困；贫困的产生，由于奢侈；奢侈的产生，由于没有制度。所以说，明确制度和标准，节约衣服，俭省财用，禁止奢侈，是治国的急务。不懂得这个道理，就不要使他管理国家。所以说，进入一个国家的都城，视察它的宫室，看看它的车马、衣服；侈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考查灾年饥谨的情况，计算从军服役的人数，看看楼台亭阁的修建，计量财政开支的费用；虚实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凡是拥有万户人口的农村，可食之地，有方五十里就够了。万户以下的，可以算进去山泽之地；一万户以上的，则要把山泽除外。那种土地均已开垦，而人民仍无积蓄的国家，是因为国土小而耕地少；土地只开垦半数，而民有余食、粟米丰富的国家，是因为国土大而耕地多。国土虽大而荒地没有开垦，是因为君主追求财货而臣民好利的缘故；土地开垦虽多而人民粮食不足，是因为朝廷赋税繁重，人民卖掉存粮的缘故。所以说，粮食运行远达三百里，这个国家的存粮就不够一年之用；粮食运行远达四百里，这个国家的存粮就不够半年之用；粮食运行远达五百里，民众就面有饥色了。一个国家，庄稼歉收三分之一，叫作小凶年；三个小凶年等于一个大凶年。大凶年百姓就有饿死在路上的了。一国有十分之一的人从军，就要有十分之三的人脱离农业生产，庄稼也就要歉收三分之一。庄稼歉收三分之一，而没有旧年存粮，路上就会有弃置的死尸。十分之一的人从军，三年不解除兵役，如果没有余粮，人民也会有卖儿卖女的了。所以要问：山林虽近，草木虽好，兴建宫室还必须有限度，采伐与封禁山林还必须有定时，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因为大木材不是一个人劳动所能采伐的，不是一个人劳动所能搬举的，也不是一个人劳动所能运输的；大木材也不能使用在小规模的建筑上。所以说，山林虽广，草木生长虽好，封禁开发必须有定时；国虽富裕，金玉虽多，宫室兴建必须有限度；江海虽宽，池泽虽大，鱼鳖虽多，捕鱼之业必须有官管理；船网之民不可只依靠单一财路来维持生活。这并不是对草木、鱼鳖有偏爱，而是怕人民荒废了粮食的生产。所以说，先王限制上山采伐下水捕鱼的活动，为的就是使人们专务粮食生产。人民不种粮食没有饭吃，粮食不靠土地不能生长，土地没有人民不能耕种，人民不卖力气就得不到财富。财富的产生是出于使用劳力，劳力的产生是出于劳动着的身体。所以，君主用财无限度，就等于人民用力无休止。所以说，楼台亭阁远近相望的，那是君民之间彼此相恨的。人民没有储蓄的粮食，国家禁令就不能一定生效；百姓有饿死的，对外战争就不能一定取胜；道路上有弃置的死尸，防守就不能一定坚固。而法令不能“必行”，禁令不能“必止”，战不能“必胜”，守不能“必固”，危亡也就跟在后面了。所以说，考查灾年饥谨的情况，计算从军服役的人数，看看楼台亭阁的修建，计量财政开支的费用，虚实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进入一国的州、里，观察风俗习惯，了解它的人民是怎样接受上面教化的，治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州里之间没有隔墙，里门没有安设，出入没有定时，早晚不加管理；对于抢夺、盗窃、殴打、害人的分子，就无法加以管制了。吃同一条山谷里的水，在一个巷子里打井，场院菜圃相连，树木茂密，院墙破损，门户不闭，内外随便往来；男女之间的界限，也就无法规正了。乡没有官吏，里不设学堂，不按时集会，丧葬祭袍人们也不相聚，禁令刑罚又不严格，尊贤敬长的和睦风尚，也就无从产生了。所以，婚礼不严肃，人们就不注意廉耻；选贤不通过乡里，士人就不注重品行；贿赂财货风行于国内，法律政令就败坏于官府；请托办事之风通行在上面，结党营私之事就发展在下边；乡官不实行法制，百姓就不会服从命令。这些就是亡国弑君发生的原因。所以说，进入一国的州、里，观察风俗习惯，了解它的人民是怎样接受上面教化的；治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来到一国的朝廷，观察君主的左右，研究一下本朝百官的情况，分析一下朝廷上下重视什么和轻视什么；强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功劳多的，禄赏反而在下，多功之臣就不肯尽心竭力；政绩好的，官爵反而在下，豪杰能臣就不肯竭尽所能；君主的宠臣和侍从之类，不论功劳能力而享有爵禄，百姓就会怨恨、非议而轻贱爵禄；贩运金玉财货的商贾之流，不论道德品行而享有爵禄，君令就不受重视，而法制破毁；握有大权的人，不论才能而窃居高位，人们就要抛弃本国行伍而投靠外国势力去了。那些多功之臣不愿尽心竭力，士兵就不肯作战；豪杰能臣不竭尽所能，内政就不会清明；百姓怨恨、非议而轻贱爵禄，君主就无法劝勉民众；君令不受重视，法制破毁，君主就无法命令臣下，臣下也无法效忠君主；人民抛弃本国行伍而投靠外国势力，国家的虚实就全被敌国掌握了。所以说，来到一国的朝廷，观察君主的左右，研究一下本朝的百官的情况，分析一下朝廷上下重视什么和轻视什么，强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根据君主立法出令和从政治民的情况，考察其刑赏政策是否在人民当中得到贯彻；兴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法律形同虚设，只加害疏远的人；命令虽已公布，不听者安然无恙；随便封爵赐禄，无功者因而致富；那么，人们一定轻视法令而君主地位也就危险了。所以说，良田不赏给战士，三年而兵力衰弱；赏罚不信实，五年而国家破败；君主卖官鬻爵，七年而国家危亡；背逆伦常道德，干禽兽的行为，十年国家就会覆灭。出战不胜，是衰弱；土地被瓜分，是破败；逃离本国，迁移国都，是危亡；政权由异姓人占有，是覆灭。所以说，根据君主立法出令和统治人民的情况，考察其刑赏政策是否在人民当中得到贯彻；兴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估量敌国和盟国，了解君主的意志，考察农业的状况，看看人民财产是有余还是不足；存亡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敌国强大而盟国衰弱，直言之臣身死而阿谈之臣得宠，私人请托盛行而公法被毁；对这样的国家，盟国将不再依靠其盟好关系，敌国也不会畏惧其强大，豪杰将不安于位，多功之臣也不再留恋他的爵禄了。君主又喜欢商贩而不爱农业，人民就苟且偷安而不致力于积蓄了。豪杰不安于位，则良臣出走；多功之臣，不怀恋爵禄，则兵士不肯效力；人民苟且偷安而不致力于积蓄，则粮仓空虚。这样，君主还不肯改革，那么，抢夺、盗窃、残害人民、谋取政权的人们就起来了。在国内，朝中无良臣，士兵不效力，粮仓空虚，再加上外有强敌之忧，这就只有坐而待亡了。所以说，估量敌国和盟国，了解君主的意志，考察农业的状况，看看人民财产是有余或是不足；存亡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因此，从这八方面调查一个君主所治理的国家，这个君主就无法掩盖他的真实状况了。
十四、法禁
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其余不彊而治矣。
君壹置则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废上之制，而道其所闻，故下与官列法，而上与君分威。国家之危，必自此始矣。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废上之法制者，必负以耻。财厚博惠，以私亲于民者，正经而自正矣。乱国之道，易国之常，赐赏恣于己者，圣王之禁也。圣王既殁，受之者衰，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为国本，则大臣之赘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君不能审立其法，以为下制。则百姓之立私理而径于利者必众矣。
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国之君，茍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君失其道，则大臣比权重，以相举于国，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举国之士，以为亡党，行公道以为私惠。进则相推于君，退则相誉于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广其居，聚徒威群。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乱国之道也，故国之危也。
乱国之道，易国之常，赐赏恣于己者，圣王之禁也。擅国权以深索于民者，圣王之禁也。其身毋任于上者，圣王之禁也。
进则受禄于君，退则藏禄于室，毋事治职，但力事属，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圣王之禁也。
修行则不以亲为本，治事则不以官为主，举毋能、进毋功者，圣王之禁也。
交人则以为己赐，举人则以为己劳，仕人则与分其禄者，圣王之禁也。
交于利通而获于贫穷，轻取于其民而重致于其君，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于民者，圣王之禁也。
用不称其人，家富于其列，其禄甚寡而资财甚多者，圣王之禁也。
拂世以为行，非上以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群于国者，圣王之禁也。
饰于贫穷，而发于勤劳，权于贫贱，身无职事，家无常姓，列上下之闲，议言为民者，圣王之禁也。
壶士以为亡资，修田以为亡本，则生之养私不死然后失缫以深与上为市者。圣王之禁也。
审饰小节以示民时言大事以动上远交以踰群，假爵以临朝者，圣王之禁也。
卑身杂处隐行辟倚，侧入迎远，遁上而遁民者，圣王之禁也。
诡俗异礼，大言法行，难其所为，而高自错者，圣王之禁也。
守委闲居，博分以致众。勤身遂行，说人以货财。济人以买誉，其身甚静，而使人求者，圣王之禁也。
行辟而坚言诡而辩，术非而博，顺恶而泽者，圣王之禁也。
以朋党为友，以蔽恶为仁，以数变为智，以重敛为忠，以遂忿为勇者，圣王之禁也。
固国之本，其身务往于上，深附于诸侯者，圣王之禁也。
圣王之身，治世之时，德行必有所是，道义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诡俗异礼，以自见于国，莫敢布惠缓行，修上下之交，以和亲于民。故莫敢超等踰官，渔利苏功。以取顺其君。圣王之治民也，进则使无由得其所利，退则使无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乐其群，务其职，荣其名，而后止矣。故踰其官而离其群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职者，必使有耻；是故圣王之教民也，以仁错之，以耻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绝而定，静而治，安而尊，举错而不变者，圣王之道也。”
法制不容私议，人们就不敢相互营私；刑杀不容宽赦，人们就不敢忽视为善；授爵赐禄的大权不假送于人，臣下就不会作乱于人君。这三事掌握在官府，就是“法”；推行到全国民众，就成其为俗。其他事情不用费力就可以安定国家了。
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都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如果国君立法不能统一，下面违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必然增多。这样人人都行其私理，不行上面法制而宣传个人的主张。所以，百姓与官法对立，大臣与君主争权，国家的危险，一定从这里开始。从前，圣王治理人民就不是这样，对于不执行君主公法的，一定给予惩处。这样做，用大量钱财和施惠来收揽人心的人，因整顿公法就自然纠正过来了。圣王既死，后继者就差多了。统治人民而不懂立君之道，并以此为立国的根本，大臣们拉拢下级而收买人心的，就一定多了；为君而不能审定立法的，并以此为下面的规范，百姓中自立私理而积极追求私利的，也一定多了。
从前，圣王在考治人材的时候，不看重他的博学，但却希望他能与君主一致而听从君令。《泰誓》说：“殷纣王有臣亿万人，也有亿万条心；周武王有臣三千人，却只有一条心。”所以，纣王因亿万心而亡，武王因一心而存。因此，一国之君，如不能使人心归己，统一国家权威，统一士人意志，使上面的治理措施贯彻为下面的行为规范，那末，虽有广大的国土，众多的人民，还不能算是安全的。君主失道的时候，大臣就联合权势在国中互相抬举，小臣们也必然为私利而趋从他们。所以，他们便举用国士作为私党，利用公法谋取私利；在君前互相推崇，在民间互相吹捧；各图己便，忘掉国家，以扩大势力范围，结聚徒党，上以蒙蔽国君，下以搜刮百姓。这都是削弱君主破坏国家的作法。所以是国家的危险。
破坏国家正道，改变国家常法，封赐与禄赏之事全随个人意志决定，是圣王所要禁止的。擅专国权以严重搜刮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不肯为朝廷任职作事，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在朝廷领受俸禄于君主，回家来积藏俸禄于私室，不干自己应办的公事，只努力发展部属，私用国家官吏，私决君主大事，排除不该排除的人而私自行事，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修德不以事亲为根本，办事不以奉公为主旨，举用无能的人，荐引无功之辈，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为国家结交人材当作自己的恩赐，推荐人材当作自己的功劳，任用人材又从中分取俸禄，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既结交权势，又收揽穷人；轻取于民而重求于君，削上就下，枉法收买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享用与本人身份不相称、家产超过爵位的等级，俸禄很少而资财很多，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干违背时代潮流的事情，靠非议君上来猎取名声，经常反对朝廷的法制，并以此结聚徒党于国内，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打扮成贫穷的样子，而不肯辛勤劳动，暂时安于贫贱，自身没有常业，自家没有恒产，活动于社会上下之间，而声称是为了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供养游士和修治武器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豢养贼臣和私藏敢死之徒，然后强直不让而严重地与君主讨价争权，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注意修饰小节以显于人民，经常议论大事以打动国君，广泛结交以凌驾群僚，凭借自己的地位以控制朝政，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屈身于人群之中，暗行不正之事，潜入别国或接纳外奸，欺瞒君主又欺瞒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实行奇怪的风俗和反常的礼节，语言夸大而行为骄傲，把自己所做过的事，说得非常难做，借此以抬高自己，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有积蓄而生活安逸，广施财物以收买民众，殷勤行事，顺从人意，用财货收买人心，用救济沽名钓誉，政治上稳坐不动而使人主动拥护，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行为邪僻而坚持不改，把奇谈怪论讲得头，头是道，办法错误而数量很多，支持邪恶而善于辩解，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以结纳朋党为友爱，以包庇罪恶为仁慈，以投机善变为有智，以横征暴敛为忠君，以发泄私忿为勇敢，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闭塞国家根本，努力蒙蔽国君，又密切勾结其它诸侯国，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作为圣王，处在治世的时候，讲德行必须立下正确标准，讲道义也必须有个明确准则。所以士人们不敢推行怪异的风俗和反常的礼节在国内自我表现；也不敢布施小惠，缓行公法和修好上下以收揽民心；也不敢越级僭职，谋取功利以讨好于国君。圣王的治理人民，向上爬的总是要使他无法得利，推卸责任的总是要使他无法逃避惩罚。必须使人们回到安其职位、乐其同人、努力于职务、珍惜其名声的轨道上来，才算达到目的。所以，对于超越职权而脱离同事的人，应当使之受害；对于不胜任而失职的，必须使之受辱。因此，圣王的教育人民，就是用仁爱来保护，用惩罚来驱使，并提高他们的能力使之有所成就而后止。所以说：坚决而镇定，稳定而图治，安国而尊君，有所举措而不朝令夕改，这都是圣王的治世之道。
十五、重令
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吏皆喜。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
为上者不明，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夫倍上令以为威，则行恣于己以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且夫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系于民也。威下系于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令出而留者无罪，则是教民不敬也。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听也。令出而论可与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益损者毋罪，则是教民邪途也。如此，则巧佞之人，将以此成私为交；比周之人，将以此阿党取与；贪利之人，将以此收货聚财；懦弱之人，将以此阿贵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将以此买誉成名。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乱，不可得也。
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稚也，谓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冻寒之伤，而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稚也，谓之逆。万乘藏兵之国，卒不能野战应敌，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稚也，谓之逆。爵人不论能，禄人不论功，则士无为行制死节，而群臣必通外请谒，取权道，行事便辟，以贵富为荣华以相稚也，谓之逆。
朝有经臣，国有经俗，民有经产。何谓朝之经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诬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竭能尽力而不尚得，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朝之经臣也。何谓国之经俗？所好恶不违于上，所贵贱不逆于令；毋上拂之事，毋下比之说，毋侈泰之养，毋逾等之服；谨于乡里之行，而不逆于本朝之事者，国之经俗也。何谓民之经产？畜长树艺，务时殖谷，力农垦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经产也。故曰：朝不贵经臣，则便辟得进，毋功虚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国不服经俗，则臣下不顺，而上令难行。民不务经产，则仓廪空虚，财用不足。便辟得进，毋功虚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则大臣不和。臣下不顺，上令难行，则应难不捷。仓廪空虚，财用不足，则国毋以固守。三者见一焉，则敌国制之矣。
故国不虚重，兵不虚胜，民不虚用，令不虚行。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胜也，而令乃行。故禁不胜于亲贵，罚不行于便辟，法禁不诛于严重，而害于疏远，庆赏不施于卑贱，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于官受，禄赏不当于功，号令逆于民心，动静诡于时变，有功不必赏，有罪不必诛，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无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将帅不严威，民心不专一，阵士不死制，卒士不轻敌，而求兵之必胜，不可得也。内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战不能制敌，侵伐不能威四邻，而求国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威有与两立，兵有与分争，德不能怀远国，令不能一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夫骄者，骄诸侯，骄诸侯者，诸侯失于外；缓怠者，民乱于内。诸侯失于外，民乱于内，天道也。此危亡之时也。若夫地虽大，而不并兼，不攘夺；人虽众，不缓怠，不傲下；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
凡先王治国之器三，攻而毁之者六。明王能胜其攻，故不益于三者，而自有国、正天下。乱王不能胜其攻，故亦不损于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也？曰：亲也，贵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毋以使下，非斧钺毋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劝民。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者；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虽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凡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威众；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民。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民，若此，则民毋为自用。民毋为自用，则战不胜；战不胜，而守不固；守不固，则敌国制之矣。然则先王将若之何？曰，不为六者变更于号令，不为六者疑错于斧钺，不为六者益损于禄赏。若此，则远近一心；远近一心，则众寡同力；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夺也，以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凡属统治国家的重要手段，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法令威重则君主尊严，君主尊严则国家安定；法令没有力量则君主低贱，君主低贱则国家危险。所以，安国在于尊君，尊君在于行令，行令在于严明刑罚。刑罚严、法令行，则百官畏法尽职；刑罚不严、法令不行，则百官玩忽职守。因此，英明的君主明察治民的根本，根本没有比法令更要紧的。所以说：删减法令者，处死；增添法令者，处死；不执行法令者，处死；扣压法令者，处死；不服从法令者，处死。这五种情况都应是死罪无赦，一切都只看法令行事。所以说：法令有力量，下面就畏惧了。
君主若昏庸不明，法令虽然由上面制定，而议论其是否可行的权限就落到下面了。凡是能违背君令以自揽权威的，就可以达到为个人而肆意妄为的目的，百官哪有不玩忽职守的呢？况且，法令虽然由上面制定，而议论其是否可行却取决于下面，这就是君主的权威被下面的人牵制了。权威被下面的人们牵制，而希望君主没有危险，是办不到的。法令发出，而扣压者无罪，这就是让人不尊敬君主；法令发出，而不执行者无罪，执行的有罪，这就是让人不听从君主；法令发出，而论其是否可行之权在百官，这就是君权下分；擅自增删法令者无罪，这就是让人们寻找邪路。照此下去，诡诈奸侯的人们将由此勾结营私；善于结党的人们，将由此党同伐异；贪利的人们，将由此收贿聚财；懦弱的人们，将由此逢迎富人贵者，并趋奉国君左右的小臣；骄矜自夸的人们，将由此沽名钓誉以成其虚名。所以，法令一出，就给人敞开五条邪路，而想要君主不危亡，臣下不作乱，是办不到的。
粮食不足，奢侈品生产不禁止，人们必定要挨饿，而工匠们还以雕木镂金相夸耀，这就叫作“逆”。布帛不足，衣服却没有节制，人民一定要受冻，而女人们还以衣着美丽、锦绣纂组相夸耀，这就叫作“逆”。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士卒不能野战应敌，国家一定有危亡之患，而武士们还以免服兵役相夸耀，这就叫作“逆”。不按才能授官，不按功劳授禄，武士们就不肯执行命令、为国牺牲，而大臣们还一定要交结外国、实行权术、趋奉君侧小臣，以升官发财为光荣来互相夸耀，这也叫作“逆”。
朝廷要有“经臣”，国家要有“经俗”，人民要有“经产”。什么叫作朝廷的“经臣”呢？按个人能力接受官职，不欺骗君主；严肃执行法令治理国家，不袒护私党；竭尽能力办事，不追求私利；遇到国家患难，不贪生怕死；受禄不超过自己的功劳，官位不超过自己的才能，不平白领受禄赏的，就是朝廷的经臣。什么叫作国家的“经俗”呢？人们的喜好和厌恶，不违背君主的标准；重视和轻视的事情，不违背法令的规定；不做与君主意见相反的事，不说偏、袒下级的话，不过奢侈的生活，没有越级的服用；在乡里要有谨慎的行为，而不违背本朝政事的，就是国家的经俗。什么叫作人民的“经产”呢？饲养牲畜，搞好种植，注意农时，增产粮食，努力农事，开垦荒地，而禁止奢侈品的生产，就是人民的经产。所以说，朝廷不重视经臣，则嬖臣得进，无功者空得官禄；奸邪得逞，无能者混入上层。国家不施行经俗，则臣下不顺，而君令难以推行。人民不注重经产，则仓凛空虚，财用不足。嬖臣得进，无功者空得官禄，奸邪得逞，无能者混入上层，这就会造成大臣的不和。臣下不顺，君令难行，在国家应付危难的时候，就难得取胜。仓凛空虚，财用不足，国家就不能固守。三种情况出现一种，国家就将被敌国控制了。
所以，国家不是凭空就能强大的，军队不是凭空就能打胜仗的，人民不是凭空就能服从使用的，法令不是凭空就能贯彻下去的。凡是国家的强大，一定要依靠军队能打胜仗，然后，国家才能强大。凡是军队打胜仗，一定要依赖人民服从使用，然后，军队才能打胜仗。凡是人民服从使用。一定要法令贯彻下去，然后人民才能服从使用。凡是法令的贯彻，必须使君主所亲近的人遵守，然后，法令才能贯彻下去。所以，禁令不能制服亲者和贵者，刑罚不肯加于君侧的嬖臣，法律禁令不惩罚罪行严重者，只加害于疏远者，庆赏不肯给予出身低贱的人们，这样，还指望法令一定贯彻下去，是办不到的。有能力的人不使之进入官府，受禄赏的人不符合本人功绩，所发号令违背民心，各项措施不合时代潮流，对有功的不坚决行赏，对有罪的不坚决惩办，出令不能必行，有禁不能必止，身在上位没有办法役使臣下，还指望人民一定服从使用，是办不到的。将帅没有治军的威严，民心不能专一于抗战，临阵的将士不肯死于军令，士卒不敢蔑视敌人，还指望军队一定能打胜仗，是办不到的。对内固守不能保持国土完整，对外攻战不能征服对方，野战不能克制敌军，侵伐不能威震四邻，还指望国家强大，是办不到的。德惠没有施加于弱小的国家，威望不能取信于强大的国家，征伐不能制服天下，还指望称霸诸侯，是办不到的。论国威，有和自己并立的对象；论军事，有和自己抗争的敌军；德惠不能笼络远方的国家，号令不能统一众多的诸侯，还指望称王天下，是办不到的。
地大国富，人众兵强，这自然是称霸、称王的根本。然而，至此也就与危亡接近了。天道的规律和人心的变化就是这样的：就天道的规律说，事物发展到尽头则走向反面，发展到极盛则走向衰落；就人心的变化说，富有了，则产生骄傲，骄傲则松懈怠惰。这里所说的“骄傲”，指的是对各国诸侯的骄傲。对各国诸侯骄傲，在国外就脱离了各诸侯国；而松懈怠惰的结果，又将在国内造成人民的叛乱。在国外脱离诸侯，在国内人民叛乱，这正是天道的体现，也正是走到危亡的时刻了。假使国土虽大而不进行兼并与掠夺，人口虽多而不松懈、怠情与傲视臣民，国家虽富而不奢侈纵欲，兵力虽强而不轻侮诸侯，即使有军事行动也都是为伸张天下的正理，这才是匡正天下的根本，而可成为霸、王之业的君主。
先代君主治国的手段有三个，遇到破坏和毁灭国家的因素则有六个。英明的君主能够克服其六个破坏因素，所以，治国手段虽然不超过三个，却能够保有国家，而匡正天下。昏乱的君主不能克服六个破坏因素，所以，治国手段虽然不少于三个，却是有了天下而终于灭亡。三种手段是什么？就是：号令、刑罚、禄赏。六种破坏因素是什么？就是：亲者、贵者、财货、美色、奸佞之臣和玩好之物。三种手段的用途在哪里？回答是：没有号令无法役使臣民，没有刑罚无法威服群众，没有禄赏无法鼓励人民。六个破坏因素的败坏作用在哪里？回答是：虽不听君令，也可以平安无事；虽触犯禁律也可以免于刑罚；虽没有功绩也可以捞得财富。凡是国家有不听君令而照样平安无事的，号令就不能推动臣民；有触犯禁律而免于刑罚的，刑罚就不能威服群众；有无功而捞得财富的，禄赏就不能鼓励人民。号令不足以推动臣民，刑罚不足以威服群众，禄赏不足以鼓励人民，这样，人民就不肯为君主效力了。人民不肯为君主效力，作战就不能取胜；作战不胜，国防就不巩固；国防不巩固，敌国就来控制了。那么，先代君主对此是怎样处理的呢？回答是：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变更号令，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疑虑或废置刑罚，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增加或减少禄赏。这样一来，就可以做到远近一心了；远近一心，就可以达到众寡同力了；众寡同力，就可以做到作战必胜、防守必固了。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侵吞和掠夺别国，而为的是把天下政事治理好，这正是匡正天下的原则。
十六、法法
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见能而不使，殆；亲人而不固，殆；同谋而离，殆；危人而不能，殆；废人而复起，殆；可而不为，殆；足而不施，殆；几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则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则人主孤而毋内；人主孤而毋内，则人臣党而成群。使人主孤而毋内、人臣党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过也。
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断者也。
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矣。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可得也。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
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国毋怪严，毋杂俗，毋异礼，士毋私议。倨傲易令，错仪画制，作议者尽诛。故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僇，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彼下有立其私议自贵，分争而退者，则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议立则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错仪画制，变易风俗，诡服殊说犹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乡里，变更自为，易国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使贤者食于能，斗士食于功。贤者食于能，则上尊而民从；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患而傲敌。上尊而民从，卒轻患而傲敌。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雎之矿石也。爵不尊、禄不重者，不与图难犯危，以其道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轩冕所以著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观也。使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养足，四者备体，则胥足上尊时而王不难矣。文有三侑，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虽有过，亦不甚矣。
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故曰：俭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愚民操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党起而乱贼作矣。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民不听，则强者立；强者立，则主位危矣。故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
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民不诽议，则听从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民不听，则暴人起而奸邪作矣。
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拟，而斧钺不上因。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贤者劝而暴人止，则功名立其后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三军之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故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与大虑始。
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国无以大与幸而有功名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然则国何可无道？人何可无求？得道而导之，得贤而使之，将有所大期于兴利除害。期于兴利除害莫急于身，而君独甚。伤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弑。
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在臣期年，臣虽不忠，君不能夺也；在子期年，子虽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庭远于万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千里也。步者百日，万里之情通矣，门庭有事，期年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万里也。故请入而不出谓之灭，出而不入谓之绝，入而不至谓之侵，出而道止谓之壅。灭绝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于爵禄。故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故曰：势非所以予人也。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
规矩者，方圜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圜。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圜也。
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为其杀生，急于司命也；富人贫人，使人相畜也；良人贱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夺；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夺。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六位在臣，则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之壅，令出而不行谓之牵，令入而不至谓之瑕。牵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在贤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宝也。
一曰：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令而不行谓之障，禁而不止谓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贤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彼矜者，满也；满者，虚也。满虚在物，在物为制也。矜者，细之属也。凡论人而远古者，无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无智土焉。德行成于身而远古，卑人也。事无资，遇时而简其业者，愚士也。钓名之人，无贤士焉。钓利之君，无王主焉。贤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贤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
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忠臣直进以论其能。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正民之经也。今以诬能之臣事私国之君，而能济功名者，古今无之。诬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诬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贤之能。自此观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禄重，无以不受也；势利官大，无以不从也；以此事君，此所谓诬能篡利之臣者也。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杀之。
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兵当废而不废，则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废而欲废之，则亦惑也。此二者伤国一也。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国治而民务积，此所谓擅也。动与静，此所患也。是故明君审其所擅，以备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猛毅之君者轻诛，轻诛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则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伪，为敌谋我，则外难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者重诛，重诛之过，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则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则蔽美扬恶；蔽美扬恶，则内乱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
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贵于宝；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
不以法推行法度，则国事没有常规；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则政令不能贯彻。君主发令而不能贯彻，是因为政令没有成为强制性的法律；成为强制性的法律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起草政令不慎重；慎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太轻；赏罚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还不信实；信实而不能贯彻，是因为君主不以身作则。所以说：禁律能够管柬君主自身，政令就可以行于民众。
知道有贤才而不举用，要失败；听到有好事而不调查，要失败；见到能干的人而不任使，要失败；亲信于人而不坚定，要失败；共同谋事而不团结，要失败；想危害人而不能，要失败；已废黜人而再用，要失败；事可为而不为，要失败；家已富而不施，要失败；机要而不能保密，也要失败。人君行事不严加保密，正言直行的人就危险；正言直行的人危险，君主就孤立无亲；君主孤立无亲，人臣就结成朋党。使君主孤立无亲，人臣结成朋党的，责任不在人臣，而是君主自身的错误。
人民没有重罪，是因为过失不大；人民不犯大过，是因为君主不随意赦免。君主赦小过，则人民多重罪，这是逐渐积累所形成的。所以说，赦令出，人民就不加做惕；恩惠行，过失就日益增多。把恩惠和宽赦政策加于人民，监狱虽满，杀戮虽多，坏人也不能制止了。所以说，邪恶的事不如早加禁止。凡行“赦”，总是小利而大害，故久而不胜其祸；“不赦”，则是小害而大利，故久而不胜其福。因此，“赦”，好比奔马的丢弃缰绳；“不赦”，好比瘫病的针炙治疗。对文人只有三宥，对武人一赦都不能有。所谓“惠”，就是多赦，行起来先易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所谓“法”，则是行起来先难后易，久而不胜其福的。所以，“惠”，是人民的仇敌；“法”，是人民的父母。最上等的是事先用法制规范人的行止，其次是有错误而能制止，虽有过也不致严重。赦过忘善，人民就不能勉励；有过不赦，有善不忘，勉励人民的政策，就发挥作用了。所以说：英明君主，就是要掌握这善恶的裁决。
君主对人民有三项要求，三项要求不节制，君主地位就危险。三项要求是什么呢？一是索取，二是禁阻，三是命令。索取总是希望得到，禁阻总是希望制止，命令总是希望推行。但索取太多，所得到的反而少；禁阻太多，所制止的反而少；命令太多，所推行的反而少。索取而不得，威信就日益降低；禁阻而不止，刑罚将受到轻视；命令而不行，下面就欺凌君上。从来没有多求而多得，多禁而多止，多令而能多行的。所以说：上面过于苛刻，下面就不听命；下不听命而强加以刑罚，做君主的就将被众人谋算。君主而被众人所谋算，虽想没有危险，也办不到了。号令已出又改变，礼仪已行又废止，度量已定又变换，刑法已行又动摇，这样，赏赐虽重，人民也不勉力；杀戮虽多，人民也不害怕了。所以说：上面意志不坚定，下面就有疑心；国家没有常法，人民就不肯尽力，这都是规律。
英明的君主在上，人民自然不敢有私立异说而妄自尊大的，国家没有荒诞的事情、杂乱的风俗、怪异的礼节，士人也没有私立异说的。对于傲慢不恭、改变法令、自己立法定制、制造异说的都加以诛罚，那么，强硬的屈服，冒尖的受挫折，顽固的也可以攻破。再用法度来引导，用杀戮来管制，因而，万民之心都会服从上面，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如果，下面有私立异说，妄自尊大，纷争而不负责任的，君令就再也无法实行。所以说，私立异说一立，君主威信就低，何况还有傲慢不恭、改变法令、自行立法定制、改风俗、变服装、奇谈怪论的存在呢？那种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乡里，随意独行，改变一国既成风俗的，叫作“不服治理的人”。不服治理的人是跑到法度以外了。法度以外的人，应该杀。应当使贤者靠能力用事，斗士靠战功用事。贤者靠能力用事，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斗士靠战功用事，则士卒不怕患难而蔑视敌人。君主尊严而人民服从；士卒不怕患难而蔑视敌人，两者树立于国内，则天下得治君主得安了。
爵位不尊，俸禄不重，就不会有人为他赴难冒险，因为他的办法还不足以调动人们这样做。因此，先王规定轩冕，是用来区别贵贱，不是求美；设立爵禄，是用来定其待遇，不是求好看。要使君子靠治国之道来生活，小人靠出力劳动生活。君子靠治国之道生活，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小人靠出力劳动生活，即财物丰厚而生活富裕。君主尊严，人民顺从，财物丰厚，生活富裕，四个条件具备，就不难待时而成王业了。
英明的君主建造宗庙，足以殡尸设祭就行了，不求它的美；修筑宫室台榭，足以防避燥湿寒暑就行了，不求它的大；雕制花纹，刻木楼金，足以分辨贵贱等级就行了，不求它的壮观。这样，农夫不耽误农时，工匠能保证功效，商人没有失利的，人民没有游荡的，财货也没有积压的。所以说：节俭才是正道呵！
法令没有正式公布，人民偶然做到了，就加以行赏，那是君主的错误赏赐。君主进行错赏则功臣抱怨，功臣抱怨则愚民胡作非为，愚民胡作非为，这是大乱的根源。法令没有正式公布，就给予惩罚，那是君主的错罚。君主进行错罚，则人民轻生，人民轻生，暴人就要兴起，帮派朋党就要出现，而乱贼就要造反了。法令已经公布，而不能依法行赏，这就是叫人民不勉力从公，不执行军令，不为国死节。人民不勉力从公，不执行军令，不为国死节，则战不能胜而守不能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国家就不会安全了。法令已经公布，而不能依法行罚，这就是叫人民不服从法令。人民不服从法令，强人就要兴起；强人兴起，君主地位就危险了。所以说：法律制度一定要合于治国之道，号令一定要严明，赏罚一定要信实坚决，这都是规正人民的准则。
凡是大国的君主地位都高，小国的君主地位都低。大国君主何以地位高呢？回答是：被他使用的人多。小国的君主地位何以低呢？回答是：被他使用的人少。既然，被他用的多就高，用的少就低，那么，君主那有不希望更多的人民为己所用呢？要使人民多为己用，怎么办？回答是：法立令行，人民听用的就多了；法不立，令不行，人民听用的就少了。所以，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多，而所废者少，人民就不非议，人民不非议就听从了。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如果与所废者均等，国家就没有正常的准则，国家没有正常的准则，人民就去胡作非为了。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少，而所废者多，人民就不肯服从，人民不服从法令，暴人就要兴起而奸邪之辈就要作乱了。
考察君主之所以爱民，乃是为了使用他们而爱的。为了爱民的原故，不怕毁坏法度，削减命令，那就失去爱民的意义了。单用爱民的办法使用人民，则人民不服使用，这是很明显的。善于使用人民的，他可以用杀戮、危害、劳累、饥饿、口渴等方法，用民者可以用这种极端的手段，而人民没有考虑以为害己的，是因为明玉在上，道和法通行全国，人民都能舍弃爱干的私事而做不爱干的的公务。所以，善于使用人民的，总是赏赐不任意折扣，刑罚不任意增加。这样，贤人知所勉力而暴人平息。贤人勉力而暴人平息，功业就随之而立了。人们可以踏白刃，受矢石，赴汤蹈火来执行君令，君令可以尽行，禁律可以尽止，召来使用，人民不敢转移力量；送去战争，人民不敢姑惜生命。不敢转移力量，然后可以立功；不敢姑惜生命，然后可以无敌。进无敌，退有功，于是三军之众都能够保全首领，使父母妻子完好安居于国内。所以，对人民不必同他商量事业的创始，而可以同他欢庆事业的成功。因此，仁者、智者、有道者，都不与人民商量事业之开始。
国家从来没有因为小和不幸而削弱危亡的，一定是因为君主和大臣自身失德，国内的官职、法制、政教有失误，国外对诸侯国的谋虑有失误，因而地削而且国危。国家也没有因为大和侥幸而成功立名的，一定是因为君主和大臣自身有德，国内官职、法制、政教有成就，国外对诸侯国的谋虑有成就。然后功立而且名成。既然如此，治国怎么可以没有正道？用人怎么可以不用贤人？得正道而引导之，得贤才而使用之，将是对于兴利除害大有希望的。希望兴利除害，没有比以身作则更急需的了，而国君尤为重要。如事业受到损害，那一定首先是法令有错误。人主将因法令错误而受蒙蔽，因蒙蔽而被劫制，因受劫制而被杀。
凡人君之所以成为人君，因为他有权势。所以，人君失掉权势，臣下就控制他了。权势在下面，君主就被臣下所控制；权势在上面，臣下由君主控制。所以，君臣的地位颠倒，就因为权势下落。大臣得势一整年，臣虽不忠，君主也不能夺；儿子得势一整年，子虽不孝，父亲也不能制服。所以《春秋》记事，臣有杀君的，子有杀父的。所以说：堂上可以比百里还远，堂下可以比千里还远，门庭可以比万里还远。现在，步行一天，一百里地之内的情况就知道了，堂上有事，过十天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作比一百里还远了；步行十天，可以了解一千里地的情况，堂下有事，过一月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比一千里还远了；步行百天，可以了解一万里地的情况，门庭有事，过一年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作比一万里还远了。所以，情况进而不出，叫作“灭”；情况出而不进，叫作“绝”；情况报上去而不能达到君主，叫作“侵”；情况下达而中途停止，叫作“壅”。有了灭、绝、侵、堕问题的国君，并不是杜绝或封守了他的门户，而是政令有所不能推进的原故。所以说：政令重于宝物，政权先于至亲，法度重于人民，威权重于爵禄。所以，不可为重宝而看轻政令，不可为至亲而把国家政权放在后面，不能为爱民而歪曲法律，不能为爵禄而分让权威。所以说：权势是不能给予他人的。
政，就是“正”。所谓正，是用来正确确定万物之命的。因此，圣人总是精修德性，确定中道以培植这个“正”字，宣扬这个“正”字来治理国家。所以，“正”，是用来制止过头而补不及的。过与不及都不是正。不正都一样损害国家。勇而不义损害军队，仁而不正损害法度。军队失败，产生于不义；法度的侵蚀，就是产生于不正。说话有雄辩而不务正的，行为有敬惧而不善良的，所以，说话必须合于务正，不苟且强为雄辩；行为必须考虑良善，不苟且保持敬惧。
规矩，是矫正方圆的。人虽有巧目利手，也不如粗笨的规矩能矫正方圆。所以，巧人可以造规矩，但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圣人能制定法度，但不能废法度而治国家。所以，虽有明彻的智慧、高尚的品德，违背法度而治国，就等于废除规矩来矫正方圆一样。
有一种说法：人君的威严，不是因为他的德行特别能比一切人都好，而因为他是人君，因而人们尊崇他，并不敢计较他德行的高低。因为他有杀和生的大权，比司命之神还厉害；他还有使人贫富，并使之互相供养的大权；还有使人贵贱，并使之互相服从的大权。君主就是掌握这六项权限来统治臣下，臣下也看此六者来事奉君主，君臣的结合，便靠这六者为媒介。这六者掌握在大臣手里一年，臣虽不忠，君主也不能夺；在太子手里一年，子虽不孝，父亲也不能夺。所以《春秋》记事，有臣杀君的，有子杀父的，就因为得此六者而君父还不知道的原故。六项权限落在臣下手里，君主就受蒙蔽了。君主受蒙蔽，就是失其政令。所以说：令入而不出叫作“蔽”，令出而不入叫作“壅”，令出而不行叫作“牵”，令入而不能到达君主叫作“瑕”。有了牵、瑕、蔽、壅问题的君主，不是谁敢杜绝和封守他的门户，而是令不能行的原故。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贤人不来而忠臣不用。所以，君主对于令不可以不慎重。令，是君主的大宝。
有一种说法：贤人不来叫作“蔽”，忠臣不用叫作“塞”，令而不行叫作“障”，禁而不止叫作“逆”。有了蔽、塞、障、逆问题的君主，并不是因为谁敢杜绝和关闭他的门户，而是贤人不来，令不能行的原故。
凡人民趋从君主，不是趋从他口里说的什么话，而是趋从他性情之所好。君主好勇则人民轻死，君主好仁则人民轻财，所以说上面喜爱什么，下面就一定爱好什么，而且更厉害。由此，明君知道人民一定是以君主为出发点的，所以要确立法制以自己治理自己，树立礼仪以自己规正自己。所以，上面不以身作则，下面就不会服从，如人们不肯服从法令，不肯死于制度，国家就一定要乱了。所以。有道的君主，行法令、修制度，总是先于人民躬行实践的。
凡评定人物都有要领：骄傲的人，没有伟大人物。骄傲，就是自满；自满，就是空虚。行事有了自满与空虚，事情就被限制。骄傲，是渺小的。凡评价人物而违背古道的，没有高士。既不知古道而轻易作出论断的，没有智士。德行未成于自身而违背古道的，是卑人。事业无根底，遇机会就简弃其业的，是愚人。猎取虚名的人，没有贤士；猎取货利的君主，没有成王业的君主。贤人立身行事，不想到要出名；成王业的君主行道，也不计较成败。贤人行事，成王业的君主行道，都是自己想停下来也不可能的。
明君以公治国统一人民来对待当世，忠臣以直道求进来表明他的才能。明君不肯私授爵禄给所爱的人，忠臣不冒充有能来猎取爵禄。君主不以私对国，大臣不冒充有能，能够这样做的，虽不能大治，也合于规正人民的准则。当前，任用冒充有能的大臣，事奉以私对国的君主，这样而能完成功业的，从古至今都不会有。冒充有能的人是容易识破的。我想了想先王的情况，舜有天下的时候，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治狱的官，后稷为农业的官；这四人都是天下的贤人，还仅只各精一事服务于君主。现在冒充有能的人，做事当官，都是身兼四贤的职责。由此看来，功业之不成，也就容易理解了。所以，那些对高爵重禄无不接受，对势利官大无不乐从的人，用这些为君主服务，就是所谓冒充有能、纂取财利的大臣。世上没有以公治国的君主，就没有以直道求进的士人；没有识别贤能的君主，就没有成就功业的大臣。从前三代的授受天下，哪有第二个天下可供营私的呢？
劳民与伤财，莫过于用兵；危国与伤君，也没有比用兵更快的。这四者之为害是很明显的，但古往今来都不能废除。兵当废而不废，是错误的；兵不当废而废之，也是错误的。这两者之为害于国家，都是一样。黄帝、唐尧、虞舜的盛世，资有天下，权操于一人，这时，兵备都没有废除，现今，德行不及上述三帝，天下又不太平，而求废除兵备，不是太难了么？所以，英明的君主懂得应该专务什么，防患什么。国治而人民注意积蓄，这就是所谓专务的事；动静失宜，这就是所要防患的。因此，明君总是审慎对待所专务的事，而防其所患。
猛毅的君主，不免于外患；懦弱的君主，不免于内乱。猛毅的君主轻于杀人，轻杀的流弊，就是使行正道者不安全。行正道者不安全，有才能之臣就要出亡国外。这些智者知道我们的虚实，为敌国谋取我们，外患就从此到来了。所以说：猛毅的君主不免于外患。懦弱的君主姑借刑杀，姑惜刑杀的错误，就是使行邪道者不改正；行邪道者久而不改，群臣就结党营私；群臣结党营私，就隐君之善而扬君之恶；隐善扬恶，内乱就从此发生了。所以说：懦弱的君主，不免于内乱。
明君不为至亲危害他的国家政权，关怀国家政权甚于关怀至亲；不为个人私欲改变法令，尊重法令甚于尊重人君；不为重宝分让权力，看重权力甚于看重宝物；不为爱民削弱法度，爱法更甚于爱民。
十七、兵法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权者也。故举兵之日而境内贫，战不必胜，胜则多死，得地而国败。此四者，用兵之祸者也。四祸其国而无不危矣。
大度之书曰：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战而必胜，胜而不死，得地而国不败。为此四者若何？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者，计数得也。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胜而不死者，教器备利，而敌不敢校也。得地而国不败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则号制有发也。教器备利，则有制也。法度审，则有守也。计数得，则有明也。治众有数，胜敌有理。察数而知理，审器而识胜，明理而胜敌。定宗庙，遂男女，官四分，则可以定威德；制法仪，出号令，然后可以一众治民。
兵无主，则不蚤知敌。野无吏，则无蓄积。官无常，则下怨上，器械不巧。则朝无定，赏罚不明，则民轻其产。故曰：蚤知敌，则独行；有蓄积，则久而不匮；器械巧，则伐而不费：赏罚明，则勇士劝也。
三官不缪，五教不乱，九章著明，则危危而无害，穷穷而无难。故能致远以数，纵强以制。三官：一曰鼓棗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进也；二曰金棗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谓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号令之数，三曰教其足以进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长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赏罚之诚。五教各习，而士负以勇矣。九章：一曰举日章，则昼行；二曰举月章，则夜行；三曰举龙章，则行水；四曰举虎章，则行林；五曰举鸟章，则行陂；六曰举蛇章，则行泽；七曰举鹊章，则行陆；八曰举狼章，则行山；九曰举韟章，则载食而驾。九章既定，而动静不过。
三官、五教、九章，始乎无端，卒乎无穷。始乎无端者，道也；卒乎无穷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数也。故不可量，则众强不能图；不可数，则伪诈不敢向。两者备施，则动静有功。径乎不知，发乎不意。径乎不知，故莫之能御也；发乎不意，故莫之能应也。故全胜而无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无常，行无常。两者备施，动乃有功。
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飘风，击刺若雷电。绝地不守，恃固不拔，中处而无敌，令行而不留。器成教施，散之无方，聚之不可计。教器备利，进退若雷电，而无所疑匮。一气专定，则傍通而不疑；厉士利械，则涉难而不匮。进无所疑，退无所匮，敌乃为用。凌山坑，不待钩梯；历水谷，不须舟辑。径于绝地，攻于恃固，独出独入而莫之能止。宝不独入，故莫之能止；宝不独见，故莫之能敛。无名之至，尽尽而不意。故不能疑神。
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定一至，行二要，纵三权，施四教，发五机，设六行，论七数，守八应，审九器，章十号。故能全胜大胜。
无守也，故能守胜。数战则士罢，数胜则君骄，夫以骄君使罢民，则国安得无危？故至善不战，其次一之。破大胜强，一之至也。乱之不以变，乘之不以诡，胜之不以诈，一之实也。近则用实，远则施号；力不可量，强不可度，气不可极，德不可测，一之原也。众若时雨，寡若飘风，一之终也。
利適，器之至也；用敌，教之尽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尽教者，不能用敌。不能用敌者穷，不能致器者困。远用兵，则可以必胜。出入异涂，则伤其敌。深入危之，则士自修；士自修，则同心同力。善者之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搏景。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为焉，无不可以化也，此之谓道矣。若亡而存，若后而先，威不足以命之。
通晓万物本质的，可成皇业；明察治世之道的，可成帝业；懂得实行德政的，可成王业；深谋远虑取得战争胜利的，可成霸业。所以，战争，虽不是什么完备高尚的道德，但可以辅助王业和成就霸业。现代用兵的人却不明此理，不晓得用兵是要权衡得失的。所以，一发动战争就使国内贫穷，打起仗来没有必胜的把握，打了胜仗则死亡甚多，得了土地而伤了国家元气。这四种情况，是用兵的祸害。四者害其国，没有不危亡的。
大度的书上说：发动战争而保持国家不贫，打起仗来有必胜把握，打了胜仗没有死亡，得了土地而本国不伤元气，如何做到这四点呢？发动战争而国内不贫，是因为筹算得当。战而必胜，是因为法度严明。打了胜仗而没有死亡，是因为教练和武器都好，敌人不敢抗拒。得了土地而不伤本国元气，是因为顺应了被征服国的人民。顺应其人民，号令、制度就有成法可依。教练和武器都好，就有控制力量。法度严明，军队就有遵循。筹算得当，用兵就有明见。治兵众要有方法，胜敌国要有正理，审查治兵的方法就可以了解治军水平，审查武器的状况就可以了解战胜原因，明白举兵的正理就可以战胜敌人。安定宗庙，养育儿女，使四民分业治事，就可以立威立德；制定仪法，发布号令，然后就可以统一百姓行动和治理民众了。
军中没有主帅，就不能早知敌情。农业没有官吏，就不能充实粮食贮备。官府没有常法，下面就抱怨上级，而使武器不精。朝廷没有统一政令而赏罚不明，人民就看轻出产。应该说：早知敌情，才能够所向无敌；有充实的粮食贮备，才能久战而不匮乏；武器精巧，才能征伐顺利；赏罚严明，才能使勇士得到鼓励。
“三官”无误，“五教”不乱，“九章”著明，这样，虽处于极危之境也无害，处于极度困乏也不会遇难。所以有办法进行远征，有规则总领众强。三官：第—是鼓，鼓是为了作战，为了发动，为了进攻而用的；第二是金，金是为了防守，为了退兵，为了停战而用的；第三是旗，旗是为了出动军队，为了节制军队，为了抑止军队而用的。这就是三官。有此三令，兵法就起作用了。“五教”：一是教战士眼看各种形色的旗帜，二是教战士耳听各种号令的数目，三是教战士足走前进后退的步伐，四是教战士手使各种长短的武器，五是教战士心想赏罚制度的必行。五教熟练，战士就有勇气作战了。“九章”：一是举日章，白日行军；二是举月章，夜里行军；三是举龙章，水里行军；四是举虎章，林内行军；五是举乌章，丘陵行军；六是举蛇章，沼泽行军；七是举鹊章，陆上行军；八是举狼章，山上行军；九是举弓衣之章，表示要载上粮食驾车而行的意思。这九章确定之后，军队的行止就不会越轨了。
运用三官、五教和九章，要做到起始于没有开端，结束于没有穷尽。始于无端，好比“道”；终于无穷，好比“德”。因为道是不可量度的，德是不可测算的。不可量度，所以敌众强大也无法图谋我军；不可测算，所以敌军诈伪也不敢对抗我军。两者兼而施之，无论动兵或息兵都有成效。过境要使人不知，发兵要出敌不意。过境使人不知，敌人就无法防御；发兵出敌不意，敌人就无法应付。故能全胜而无所伤害。要根据进军方便而进行教练，要按照作战有利而指挥行动。教练不拘常规，行动也不拘常规。两者兼而施之，—动兵就有成效。
兵器完好，教练有素，追逐逃兵遁卒就能像飘风一样迅速，击杀敌军就能像雷电一样猛烈。敌人虽有绝地也不能守卫，虽侍险固也不能支持。我军则保持主动而无敌，令行而无阻。兵器完好，教练有素，分兵则敌人不能防备，聚兵则敌人不能测度。在教练充分武器良好的条件下，兵的进退都会像雷电一样，而没有停滞和溃散。能做到一气专定，则四出无阻；能做到强兵利器，则遇危不乱。进军无阻碍，退军不溃乱，敌人就为我所用了。这样，过山谷不用钩梯，经水沟不用船只，可以通过绝险的地势，可以打下依险固守的敌人，独出独入谁也不能阻止。实际上“独入”并不是单人打入，所以不能阻止；“独出”并不是单人杀出，所以不能约束。这种战法不能用言语形容至尽，说尽反而不是原意了。所以，其伟大可与神灵相比拟。
养兵以道，则人民和睦；养兵以德，则人民团结。和睦团结就行动协调，协调就能一致，普遍地协调一致，那就谁也不能伤害了。定于“一至”，实行“两要”，总揽“三权”，掌握“四机”，发“五教”，设“六行”，讲“七数”，守“八应”，审“九章”，明“十号”，这就能获得全胜和大胜了。
要固守，所以能以守取胜。因为，频繁战斗则士兵疲惫，多次得胜则君主骄傲，以骄傲的君主驱使疲惫的士兵作战，国家怎能不危险？所以，用兵最好的是不战而胜，其次是一战而定。打破大国，战胜强敌，这是一战而定的典范。乱敌不用权变，乘敌不用诡计，胜敌不用诈谋，这是一战而定的实质。对近敌用实力征伐，对远国用号令威慑，力量不可估计，强盛不可测度，士气永不枯渴，心智无法捉摸，这是一战而定的力量源泉。增兵像时雨一样密集，减兵像飘风一样迅速，这是一战而定的最终表现。
能控制敌人，是武器最精的结果；使敌为我用，是教练最好的结果。不能使武器最精的，不能制敌；不能使教练最好的，不能使敌为我用。不能使敌为我用，我将陷于被动；不能使武器最精，我将陷于困境。用兵神速，可以取得必胜。出入异途，可以劳伤敌军。深入敌境造成危险，战士自然警惕，警惕就同心同力了。善于用兵者指挥作战，总是使敌人像在虚空的地方，像在同影子搏斗。保持没有方位、没有形体的样子，因而没有不成功的；保持没有形体、没有作为的样子，因而没有不变化的。这些就叫作“道”。它好像无有而实则存在，好像在后而实则在前。用“威”字，都不足以形容其作用。
十八、匡君大匡
齐僖公生公子诸儿、公子纠、公子小白。使鲍叔傅小白，鲍叔辞，称疾不出。管仲与召忽往见之，曰：“何故不出？”鲍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奠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贱臣傅小白也。贱臣知弃矣。”召忽曰：“子固辞，无出，吾权任子以死亡，必免子。”鲍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庙者，不让事，不广闲。将有国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于齐国也，譬之犹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则必不立矣。吾观小白，必不为后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国人憎恶纠之母，以及纠之身，而怜小白之无母也。诸儿长而贱，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齐国者，非此二公子者，将无已也。小白之为人无小智，惕而有大虑，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下不幸降祸加殃于齐，纠虽得立，事将不济，非子定社稷，其将谁也？”召忽曰：“百岁之后：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废吾所立，夺吾纠也，虽得天下，吾不生也。兄与我齐国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济，是吾义也。”管仲曰：“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鲍叔曰：“然则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则可。”鲍叔许诺。乃出奉令，邀傅小白。鲍叔谓管仲曰：“何行？”管仲曰；“为人臣者，不尽力于君则不亲信，不亲信则言不听，言不听则社稷不定。大事君者无二心。”鲍叔许诺。
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札秩如適。僖公卒，以诸儿长，得为君，是为襄公。襄公立后，绌无知，无知怒。公令连称、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时而往，及瓜时而来。”期戍，公问不至，请代，不许，故二人因公孙无知以作乱。
鲁桓公夫人文姜，齐女也。公将如齐，与夫人皆行。申俞谏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公不听，遂以文姜会齐侯于泺。文姜通于齐侯，桓公闻，责文姜。文姜告齐侯，齐侯怒，飨公，使公子彭生乘鲁侯胁之，公薨于车。竖曼曰：“贤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长虑，身得免焉。今彭生二于君，无尽言。而谀行以戏我君，使我君失亲戚之礼命，又力成吾君之祸，以构二国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祸理属焉。夫君以怒遂祸，不畏恶亲闻容，昏生无丑也。岂及彭生而能止之哉？鲁若有诛，必以彭生为说。”二月，鲁人告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无所归死，请以彭生除之。”齐人为杀彭生，以谢于鲁。五月，襄公田于贝丘、见豕彘。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下，伤足亡屦。反，诛屦于徒人费，不得也，鞭之见血。费走而出，遇贼于门，胁而束之，费袒而示之背，贼信之，使费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孟陽代君寝于床，贼杀之。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杀公，而立公孙无知也。
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奔鲁。九年，公孙无知虐于雍廪，雍廪杀无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鲁人伐齐，纳公子纠。战于乾时，管仲射桓公中钩，鲁师败绩，桓公贱位。于是劫鲁，使鲁杀公子纠。桓公问于鲍叔曰：“将何以定社稷？”鲍叔曰：“得管仲与召忽，则社稷定矣。”公曰：“夷吾与召忽，吾贼也。”鲍叔乃告公其故图。公曰：“然则可得乎？”鲍叔曰：“若亟召，则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鲁施伯知夷吾为人之有慧也，其谋必将令鲁致政于夷吾、夷吾受之，则彼知能弱齐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将反于齐也，必将杀之。”公曰：“然则夷吾将受鲁之政乎？其否也？”鲍叔对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纠也，为欲定齐国之社稷也，今受鲁之政，是弱齐也。夷吾之事君无二心，虽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于我也，曾若是乎？”鲍叔对曰：“非为君也，为先君也。其于君不如亲纠也，纠之不死，而况君乎？君若欲定齐之社稷，则亟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鲍叔曰：“夫施伯之为人也，敏而多畏。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杀也。”公曰：“诺。”施伯进对鲁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济，今在鲁，君其致鲁之政焉。若受之，则齐可弱也；若不受，则杀之。杀之，以悦于齐也，与同怒，尚贤于已。”君曰：“诺。”鲁未及致政，而齐之使至，曰：“夷吾与召忽也，寡人之贼也，今在鲁，寡人愿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与寡人贼比也。”鲁君问施伯，施伯曰：“君与之。臣闻齐君惕而亟骄，虽得贤，庸必能用之乎？及齐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济也。夫管仲天下之大圣也，今彼反齐、天下皆乡之，岂独鲁乎！今若杀之，此鲍叔之友也，鲍叔因此以作难，君必不能待也，不如与之。”鲁君乃遂束缚管仲与召忽。管仲谓召忽曰：“子惧乎？”召忽曰：“何惧乎？吾不蚤死，将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齐之左，必令忽相齐之右。虽然，杀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为生臣，忽为死臣。忽也知得万乘之政而死，公子纠可谓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诸侯，公子纠可谓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两立，行不虚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齐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闻之曰：“召忽之死也，贤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贤其死也。”
或曰：明年，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纠践位。国人召小白。鲍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强武，虽国人召我，我犹不得入也。”鲍叔曰：“管仲得行其知于国，国可谓乱乎？召忽强武，岂能独图我哉？”小白曰：“夫虽不得行其知，岂且不有焉乎？召忽虽不得众，其及岂不足以图我哉？”鲍叔对曰：“夫国之乱也，智人不得作内事，朋友不能相合摎，而国乃可图也。”乃命车驾，鲍叔御小白乘而出于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试也。”乃将下，鲍叔履其足曰：“事之济也，在此时；事若不济，老臣死之，公于犹之免也。”乃行。至于邑郊，鲍叔令车二十乘先，十乘后。鲍叔乃告小白曰：“夫国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事之未济也，老臣是以塞道。“鲍叔乃誓曰：“事之济也，听我令；事之不济也，免公子者为上，死者为下，吾以五乘之实距路。”鲍叔乃为前驱，遂入国，逐公子纠。管仲射小自，中钩。管仲与公子纠、召忽遂走鲁。桓公践位，鲁伐齐，纳公子纠而不能。
桓公二年践位，召管仲。管仲至，公问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对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请，君曰：“不能。”管仲辞于君曰：“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纠也，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门，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贪承命，趋立于相位。”乃令五官行事。异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诸侯之间无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与百姓，而藏其兵。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齐国之社稷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民。”公曰：“诺。”政未能有行也。
二年，桓公弥乱，又告管仲曰：“欲缮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听，果为兵。桓公与宋夫人饮船中。夫人荡船而惧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闻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公不听，果伐宋。诸侯兴兵而救宋，大败齐师。公怒，归告管仲曰：“请修兵革。吾士不练，吾兵不实，诸侯故敢救吾仇。内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齐国危矣。内夺民用，士劝于勇，外乱之本也。外犯诸侯，民多怨也。为义之士，不入齐国，安得无危？”鲍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听，乃令四封之内修兵。关市之征侈之，公乃遂用以勇授禄。鲍叔谓管仲曰：“异日者，公许子霸，今国弥乱，子将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诲，姑少胥其自及也。”鲍叔曰：“比其自及也，国无阙亡乎？”管仲曰：“未也。国中之政，夷吾尚微为焉，”乱乎尚可以待。外诸侯之佐，既无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明年，朝之争禄相刺，裚领而刎颈者不绝。鲍叔谓管仲曰：“国死者众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贪民也。夷吾之所患者，诸侯之为义者莫肯入齐，齐之为义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爱之？”
公又内修兵。三年，桓公将伐鲁，曰：“鲁与寡人近，于是其救宋也疾，寡人且诛焉。”管仲曰：“不可。臣闻有土之君，不勤于兵，不忌于辱，不辅其过，则社稷安。勤于兵，忌于辱，辅其过，则社稷危。”公不听。兴师伐鲁，造于长勺。鲁庄公兴师逆之，大败之。桓公曰：“吾兵犹尚少，吾参围之，安能圉我！”
四年，修兵，同甲十万，车五千乘。谓管仲曰：“吾士既练，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鲁。”管仲喟然叹曰：“齐国危矣。君不竞于德而竞于兵。天下之国带甲十万者不鲜矣，吾欲发小兵以服大兵。内失吾众，诸侯设备，吾人设诈，国欲无危，得已乎？”公不听，果伐鲁。鲁不敢战，去国五十里而为之关。鲁请比于关内，以从于齐，齐亦毋复侵鲁。桓公许诺。鲁人请盟曰：“鲁小国也，固不带剑，今而带剑，是交兵闻于诸侯，君不如已。请去兵。”桓公曰：“诺。”乃令从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诸侯加忌于君，君如是以退可。君果弱鲁君，诸侯又加贪于君，后有事，小国弥坚，大国设备，非齐国之利也。”桓公不听。管仲又谏曰：“君必不去鲁，胡不用兵？曹刿之为人也，坚强以忌，不可以约取也。”桓公不听，果与之遇。庄公自怀剑，曹刿亦怀剑，践坛，庄公抽剑其怀曰：“鲁之境去国五十里，亦无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于君前。”管仲走君，曹刿抽剑当两阶之间，曰：“二君将改图，无有进者！”管仲曰：“君与地，以汶为竟。”桓公许诺，以汶为竟而归。桓公归而修于政，不修于兵革，自圉，辟人，以过，弭师。
五年，宋伐杞。桓公谓管仲与鲍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无若诸侯何？夫杞，明王之后也。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对曰：“不可。臣闻内政之不修，外举义不信。君将外举义，以行先之，则诸侯可令附。”桓公曰：“于此不救，后无以伐宋。”管仲曰：“诸侯之君，不贪于土。贪于土必勤于兵、勤于兵必病于民，民病则多诈。夫诈密而后动者胜，诈则不信于民。夫不信于民则乱，内动则危于身。是以古之人闻先王之道者，不竞于兵。”桓公曰：“然则奚若？”管仲对曰：“以臣则不而，令人以重市使之。使之而不可，君受而封之。”桓公问鲍叔曰：“奚若？”鲍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孙宿使于宋。宋不听，果伐杞。桓公筑缘陵以封之，予车百乘，甲一千。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于齐，桓公筑夷仪以封之，予车百乘，卒干人。明年，狄人伐卫，卫君出致于虚，桓公且封之，隰朋、宾胥无谏曰：“不可。三国所以亡者，绝以小。今君封亡国，国尽若何？”桓公问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实。君其行也。”公又间鲍叔，鲍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筑楚丘以封之，与车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卫，明年，桓公问管仲：将何行？管仲对曰：“公内修政而劝民，可以信于诸侯矣。”君许诺。乃轻税，弛关市之征，为赋禄之制，既已，管仲又请曰：“问病。臣愿赏而无罚，五年，诸侯可令傅。”公曰，“诺。”既行之，管仲又请曰：“诸侯之礼，令齐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报；齐以马往，小侯以犬报。”桓公许诺，行之。管仲又请赏于国以及诸侯，君曰：“诺。”行之。管仲赏于国中，君赏于诸侯。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币贺之；从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贺之；凡诸侯之臣有谏其君而善者，以玺问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又问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聪明捷给，可令为东国。宾胥无坚强以良，可以为西士。卫国之教，危傅以利。公子开方之为人也，慧以给，不能久而乐始，可游于卫。鲁邑之教，好迩而训于礼。季友之为人也，恭以精，博于粮，多小信，可游于鲁。楚国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义，而好立小信。蒙孙博于教，而文巧于辞，不好立大义，而好结小信，可游于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夫如是，则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诺。”乃游公子开方于卫，游季友于鲁，游蒙孙于楚。五年，诸侯附。
狄人伐，桓公告诸侯曰：“请救伐。诸侯许诺，大侯车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车百乘，卒于人。”诸侯皆许诺。齐车千乘，卒先致缘陵，战于后。故败狄。其车甲与货，小侯受之，大侯近者，以其县分之，不践其国。北州侯莫来，桓公遇南州侯于召陵，曰：“狄为无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国；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北州侯莫至，上不听天子令，下无礼诸侯，寡人请诛于北州之侯。”诸侯许诺。桓公乃北伐令支，下凫之山，斩孤竹，遇山戎，顾问管仲曰：“将何行？”管仲对曰：“君教诸侯为民聚食，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发。如此，则始可以加政矣。”桓公乃告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余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齐，齐助之发。既行之，公又问管仲曰：“何行？”管仲对曰：“君会其君臣父子，则可以加政矣。”公曰：“会之道奈何？”曰：“诸侯毋专立妾以为妻，毋专杀大臣，无国劳毋专予禄；士庶人毋专弃妻，毋曲堤，毋贮粟，毋禁材。行此卒岁，则始可以罚矣。”君乃布之于诸侯，诸侯许诺，受而行之。卒岁，吴人伐穀，桓公告诸侯未遍，诸侯之师竭至，以待桓公。桓公以车千乘会诸侯于竟，都师未至，吴人逃。诸侯皆罢。桓公归，问管仲曰：“将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从今以往二年，嫡子不闻孝，不闻爱其弟，不闻敬老国良，三者无一焉，可诛也。诸侯之臣及国事，三年不闻善，可罚也。君有过，大夫不谏；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进，可罚也。士庶人闻之吏贤、孝、悌，可赏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请事，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飨国四十有二年。
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
桓公使鲍叔识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识不仕与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识工贾之有善者，国子为李，隰朋为东国，宾胥无为西土，弗郑为宅。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职之。从诸侯欲通，吏从行者，令一人为负以车；若宿者，令人养其马，食其委。客与有司别契，至国八契费。义数而不当，有罪。凡庶人欲通，乡吏不通，七日，囚，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贵人子欲通，吏不通，二日，囚。凡具吏进诸侯士而有善，观其能之大小以为之赏，有过无罪。令鲍叔进大夫，劝国家，得之成而不悔，为上举。从政治为次。野为原，又多不发，起讼不骄，次之。劝国家，得之成而悔；从政虽治而不能，野原又多发；起讼骄，行此三者为下。令晏子进贵人之子，出不仕，处不华，而友有少长，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士处靖，敬老与贵，交不失礼，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耕者农农用力，应于父兄，事贤多，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令高子进工贾，应于父兄，筝长养老，承事敬，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者，为次；得一者，为下。令国子以情断狱。三大夫既已选举，使县行之。管仲进而举言，上而见之于君，以卒年君举。管仲告鲍叔曰：“劝国家，不得成而悔，从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发，讼骄，凡三者，有罪元赦。”告晏子曰：“贵人子处华，下交，好饮食，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士出入无常，不敬老而营富，行此三者，有罪无赦。耕者出入不应于父兄，用力不农，不事贤，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告国子曰：“工贾出入不应父兄，承事不敬，而违老治危，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凡于父兄无过，州里称之，吏进之，君用之。有善无赏，有过无罚。吏不进，廉意。于父兄无过，于州里莫称，吏进之，君用之。善，为上赏；不善，吏有罚。”君谓国子：“凡贵贱之义，入与父俱，出与师俱，上与君俱。凡三者，遇贼不死，不知贼，则无赦。断狱，情与义易，义与禄易，易禄可无敛，有可无赦。”
齐僖公生有公子诸儿、纠与小白。僖公委派鲍叔辅佐小白，鲍叔不愿干，称病不出。管仲和召忽去看望鲍叔，说：“为什么不出来干事呢？”鲍叔说：“先人讲过；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现在国君知道我不行，才让我辅佐小白，我是想不干了。”召忽说：“您若是坚决不干，就不要出来，我暂且保证说您要死了，就一定把您免掉。”鲍叔说：“您能这样做，哪还有不免我的道理呢？”管仲说：“不行。主持国家大事的人，不应该推辞工作，不应该贪图空闲。将来继承君位的，还不知道是谁。您还是出来干吧。”召忽说：“不行。我们三人对齐国来说，好比鼎的三足，去其一，立不起来。我看小白一定当不上继承君位的人。”管仲说：“不对，全国人都厌恶公子纠的母亲，以至厌恶公子纠本人，而同情小白没有母亲。诸儿虽然居长，但品质卑贱，前途如何还说不定。看来统治齐国的，除了纠和小白两公子，将无人承担。小白的为人，没有小聪明，性急但有远虑，不是我管夷吾，无人理解小白。不幸上天降祸加灾于齐国，纠虽得立为君，也将一事无成，不是您鲍叔来安定国家，还有谁呢？”召忽说：“百年以后，国君下世，如有违犯君命废弃我之所立，夺去纠的君位，就是得了天下，我也不愿活着；何况，参与了我们齐国的政务，接受君令而不改，奉我所立而不使废除，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管仲说：“我作为人君的臣子，是受君命奉国家以主持宗庙的，岂能为纠个人而牺牲？我要为之牺牲的是：国家破、宗庙灭、祭祀绝，只有这样，我才去死。不是这三件事，我就要活下来。我活对齐国有利，我死对齐国不利。”鲍叔说：“那么我应该怎么办？”管仲说：“您去接受命令就是了。”鲍叔许诺，便出来接受任命，辅佐小白。鲍叔问管仲说：“怎样作工作呢？”管仲说：“为人臣的，对君主不竭尽心力就不能得到亲信，君主不亲信则说话不灵，说话不灵则国家不能安定。总之，事奉君主不可存有二心。”鲍叔许诺了。
齐僖公的同母弟夷仲年生有公孙无知，得齐僖公的宠爱，衣服、礼数和世子一样待遇。僖公死后，因诸儿最长，立为国君，这就是齐襄公。齐襄公立后，废除无知的特殊地位，无知很恼怒。齐襄公曾派连称、管至父两人到葵丘去戊守，命令说：“瓜熟的时候派你们去，明年瓜熟的时候回来。”驻守了一周年，齐襄公的通知还不到，两人请求接替，襄公不允许。他们便依靠公孙无知起来造反。
鲁桓公的夫人文姜，是齐国的姑娘。鲁桓公将去齐国，准备与夫人同行。申俞谏止说：“这不好。女有夫家，男有妻室，双方不相混乱，这是一种礼。”鲁桓公不听，还是带着文姜与齐侯在烁水之地相会。文姜私通于齐侯，鲁桓公知道了，责备文姜。文姜告诉了齐侯，齐侯发怒，在宴请桓公的时候，使公子彭生扶之上车拉断其肋骨，鲁桓公死在车上了。齐国大夫竖曼说：“贤者死于忠诚以消除人的疑惑，百姓就安定了；智者深究事理而考虑长远，自身就免祸了。彭生作为公子，仅次于国君，不忠谏而阿谈逢迎以戏弄国君，使国君失了亲戚之礼；现在又为国君闯了大祸，使两国结怨，彭生岂能免罪呢？祸败原因，归于彭生。君上您因怒而造祸，不顾交恶于亲戚之国，宽容了昏恶的彭生，就是无耻。那就不仅彭生一个人所能了事的了。鲁国若兴兵问罪，也一定用彭生作理由。”二月，鲁国果然通知齐国说：“我们的国君由于敬畏您的威望，不敢耽在家里，而到齐国修好。完成了外交之礼但没有生还，无所归咎，请用彭生来解除这个怨恨。”齐国于是就杀了彭生，以谢罪于鲁国。五月，齐襄公在贝丘打猎，见到一只野猪。侍从们说：“这是公子彭生。”齐襄公发怒说：“彭生怎么敢来见我？”用箭射它，这只野猪像人一样站着英叫起来。襄公害怕，从车上掉下来，伤了脚又丢了鞋。回来向一个名叫费的侍从人员要鞋，没有找到，用鞭子打费血。费跑出来，在大门遇到造反的叛贼，被捆绑起来。费脱掉衣服让他们看打伤的背，叛贼相信了他，让费进去捉齐襄公。费把齐襄公藏了起来而再出，与叛贼战死在门里。石之纷如也死在阶下。孟陽冒充齐襄公躺在他的床上，叛贼把他杀死以后说：“不是国君，相貌不像。”这时忽然在门下面发现齐襄公的脚，于是杀了齐襄公而拥立公孙无知为国君。
鲍叔牙事奉公子小白逃奔到莒国，管夷吾和召忽事奉公子纠逃奔到鲁国。鲁庄公九年，齐国的公孙无知因为虐待雍凛，雍凛杀了公孙无知。齐桓公从苔地先回到齐国。鲁国这时也动兵伐齐，要纳公子纠为君，双方在乾时那地方作战，管仲箭射桓公，仅中带钩。鲁军打了败仗，齐桓公即位为君了。于是齐国要胁鲁国，要鲁国杀公子纠。齐桓公问鲍叔说：“将怎样安定国家？”鲍叔说：“得到管仲和召忽，国家就安定了。”齐桓公说：“管仲和召忽是我的仇人呵。”鲍叔便把他们三人从前的谋划告诉了桓公。桓公说：“那么，能得到他们么？”鲍叔说：“要快快召回，就能得到，不快就得不到。因为鲁国的施伯知道管仲的才干，他会献计让鲁国把大政交给管仲。管仲如果接受，鲁国就知道如何削弱齐国了；管仲如不接受，鲁国知道他将回齐国，就一定把他杀掉。”齐桓公说：“那么，管仲将接受鲁国政务么？还是不肯接受呢？”鲍叔回答：“不会接受。管仲不为公子纠而死，就是为安定齐国，若接受鲁国政务，就是削弱齐国了。管仲对齐国没有二心，虽明知要死，也肯定不会接受的。”齐桓公说：“他对于我，也肯这样么？”鲍叔回答说；“不是为了您，而是为了齐国先代的君主。他对您当然不如对公子纠更亲，对公子纠他都不肯死难，何况您呢？您若想安定齐国，就快把他接回来。”齐桓公说：“恐怕时间来不及了，怎么办？”鲍叔说：“施伯的为人，聪敏然而伯事，您若及早去要，他害怕得罪齐国，一定不会杀的。”桓公说；“好。”鲁君施伯果然去对鲁君说： “管仲是有智谋的，只是事业未成，现在鲁国，您应把鲁国大政委托给他。他若接受，就可以削弱齐国；若不接受，就杀掉他。杀他来向齐国讨好，表示与齐同怒，比不杀更友好。”鲁君说：“好。”鲁国还未及任用管仲从政，齐桓公的使臣就到了，说：“管仲和召忽，是我的叛贼，现在鲁国，我想要活着得到他们。如得不到，那就是鲁君您和我的叛贼站在一起了。”鲁国问施伯，施伯说：“您可以交还给他。我听说齐君性急而极为骄傲，虽得贤才，就一定能使用么？如果齐君真的使用了，管子的事业就成了。管仲是天下的圣人，现在回齐国执政，天下都将归顺他，岂独鲁国！现在若杀了他，他可是鲍叔的好友，鲍叔借此与鲁国作对，您一定受不了，还不如交还齐国。”鲁君便把管仲、召忽捆起来准备起行。管仲对召忽说：“您害怕么？”召忽说：“怕什么？我不早死，是等待国家平定。现在既然平定了，让您当齐国的左相，也一定让我当齐国的右相。但是，杀我君而用我身，是再一次对我的侮辱。您作生臣，我作死臣好了。我召忽既已明知将得万乘大国的政务而自死，公子纠可说有死事的忠臣了。您活着称霸诸侯，公子纠可说有生臣了。死者完成德行，生者完成功名，生名与死名不能兼顾，德行也不能虚得。您努力吧，死生在我们两人是各尽其分了。”于是上路而行，一进入齐境，召忽就自则而死了。管仲也便回到齐国。君子们听到都说：“召忽的死，比活着更贤；管仲的生，比殉死更贤。”
另有一种说法是：齐襄公即位第二年，驱逐小白，小白逃入莒国。襄公在位十二年而死，公子纠即位。国人召小白回国。鲍叔说：“还不回去么？”小白说：“不行。管仲有智，召忽强武，尽管国人召我，我也是进不去的。”鲍叔说：“如果管仲的智谋确实发挥出来了，齐国为什么还会乱？召忽虽然强武，岂能单独对付我们呢？”小白说：“管仲虽然不得行其智，但毕竟不是没有智；召忽虽不得国人支持，他的党羽还是可以图害我们的。”鲍叔回答说：“国家一乱，智者无法搞好内政，朋友无法搞好团结，国家是可以夺到手的。”于是命令车驾出发，鲍叔赶车，小白乘坐而离开苔国。小白说：“管仲和召忽两人是奉君令行事的，我还是不可冒险。”说着就要下车。鲍叔用靴子挡住小白的脚说：“事如成功，就在此时；事如不成，就由我牺牲生命，您还是可以不死的。”于是继续前进。到了城郊，鲍叔命令二十辆兵车在前，十辆在后。鲍叔对小白说：“他们怀疑我们这些从人，但并不认识我。如果事情不成，我便在前面阻塞道路。”接着鲍叔对众宣誓说：“事情成功，都听我的命令；事情如果不成，能使公子免祸者为上，死者为下，我用五辆兵车的车徒器械拦路。”于是，鲍叔充当前驱，就进入齐国，驱逐了公子纠，管仲箭射小白，仅中带钩。管仲与公子纠、召忽就逃往鲁国去了。齐桓公即位以后，鲁国曾攻伐齐国，想立公子纠而没有办到。
桓公元年，召见管仲，管仲到后，桓公问：“国家能够安定么？”管仲回答说：“您能建立霸业，国家就能安定；建立不了霸业，国家就不能安定。”桓公说：“我不敢有那么大的雄心，只求国家安定就成了。”管仲再请，桓公还说：“不能。”管仲向桓公告辞说：“君免我于死，是我的幸运。但是我之所以不死于公子纠，是为了要把国家真正安定下来。国家不真正安定，要我掌握齐国政事而不死节于公子纠，我是不敢接受的。”于是走出，到大门，桓公又召管仲回来。管仲回来后，桓公流着汗说：“你一定要坚持，那就勉力图霸吧。：管仲再拜稽首起来以后说：“今天您同意完成霸业，我就可以秉承君命立于相位了。”于是便发布命令使五官开始办理政事。过了一些时候，桓公对管仲说：“我想乘此诸侯间没有战事的时候，稍微加强一下军备。”管仲说：“不行。百姓生活困难，您应该先亲百姓而收敛军备，与其厚于军队，不如厚于人民。齐国的国家尚未安定，您不把人民生活放在首位而先扩充军备，那就将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百姓。”桓公说：“好。”这件政事没有能够实行。
桓公二年，国愈乱，又对管仲说：“我想加强军备。”管仲又说：“不行。”桓公不听，果然修治军备。桓公曾与宋夫人在船中饮酒，宋夫人摇荡船只吓唬桓公’。桓公发怒，休了宋夫人，宋国则把宋夫人再嫁给蔡侯。第二年，桓公怒对管仲说：“我想伐宋。”管仲说：“不可以，我认为内政不修，对外用兵不会成功。”桓公不听，果然起兵伐宋。各诸侯兴兵救宋，把齐军打得大败。桓公发怒了，回来对管仲说；“请你加强军备。我的战士没有训练，兵力又不充实，所以各国诸侯敢救我们的敌国。必须在国内加强军备！”管仲说：“不可以，这样齐国就危险了。国内夺取民用，鼓励兵士打仗，这是乱国的根源。国外侵犯诸侯，各国人民多怨。行义之士，不肯到齐国来，国家还能没有危险？”鲍叔也说：“您一定要听纳夷吾的意见。”桓公不听，命令全部封地之内加强军备。增加了关税和市场税，桓公便用来按作战勇敢颁发禄赏。鲍叔对管仲说：“从前，桓公曾同意您兴举霸业，现在国家愈乱，您将怎么办？”管仲说：“我们的国君性急，其见解多有悔改，姑且等他自己觉悟吧。”鲍叔说：“等他自己觉悟，国家不就受损失了么？”管仲说：“不会。国家政事，我还在暗中办理着，混乱一些还有时间挽救。国外诸侯的大臣，既没有赶得上我们二人的，便无人敢来侵犯我国。”到下一年，朝廷里争夺禄位，互相残杀，折颈断头的事不断发生。鲍叔对管仲说：“国家死的人多了，这不是坏事么？”管仲说：“怎么能是？那些人都是贪民，我所忧虑的，各诸候国的义士不肯入齐，齐国的义士不肯作官。这才是我的忧患所在。象那样一些死者，我何必加以爱惜？”
桓公又在国内加强军备。桓公三年，桓公将伐鲁国，说：“鲁国同我本来接近，所以他出兵救宋也快，我要讨伐他。”管仲说：“不可以。我听说有土之君，不勤于战争，不忌恨小辱，不重复过错，国家就能安定；勤于战争，忌恨小辱，重复过错，国家就是要危险的。”桓公不听，兴兵伐鲁，兵到了长勺。鲁庄公出兵抵抗，大败齐军。桓公说：“我的兵还是太少，我若以三倍的兵力包围它，它还怎能阻挡我？”
四年，桓公继续修治军备，齐整的甲士有十万人，兵车有五千乘。桓公对管仲说：“我的战士已经训练，军队已经增多，我要征服鲁国了。”管仲深深叹惜说：“齐国危险了，因为您不努力于德政而努力于甲兵。天下各国拥兵十万的不少，我们要发动小的兵力征服大的兵力，国内脱离民众，国外诸侯戒备，我们自己也只好行诈，国家想不危险能办到么？”桓公不听，果然伐鲁。鲁国不敢迎战，只在离国都五十里处，设关防守。鲁国请求以关内侯的依次，服从齐国，要求齐国也不再侵略鲁国。桓公许诺了。鲁国约请会盟说：“鲁是小国，当然不带兵器，若带兵器开会，就是以战争状态传闻于各国诸侯，您还不如作罢。这次会盟请都免带兵器。”桓公说：“可以。”使命令随员不带兵器。管仲说：“不行。各诸侯国对您都很忌恨，您还是就此告退为好。您真的借盟会削弱了鲁国，各诸侯国又会把‘贪’名加在您头上，以后的事，小国愈加顽抗，大国也组织防备，对齐国都不利。”桓公不听。管仲又谏止说：“您切不可去。鲁国人怎么能不带兵器？曹判的为人，坚强而狠毒，不是能用盟约来解决问题的。”桓公不听，果然与鲁国相会。鲁庄公怀中带剑，曹判也怀中带剑。上台后，庄公从怀里抽出剑来说：“鲁国边境，离国都只五十里了，也不过一死而已。”左手举剑对着桓公、右手比着自己说：“一同死了吧，我死在您的面前。”管仲跑向桓公，曹判抽举剑站在两个台阶之间说：“两位国君将改变原来计划，谁也不可进前。”管仲说：“君上请把土地归还给鲁国，以汶水为界好了。”桓公许诺了，确定以汶水为界而回国。桓公这次回来便努力整顿政治而不再增加军备，自守边境，不过问他人，停止过激行动并息兵罢战了。
桓公五年，宋国伐记国。桓公对管仲和鲍叔说：“宋，本来是我要讨伐的，无奈各国诸侯要救他。杞国是伟大君主的后代。目前宋国伐他，我想去救，能行么？”管仲说：“不行。我认为自己内政不修，向外举兵行义就无人信服。您现在将要对外举兵行义，以实行先外后内的办法，对各国诸侯来说可以使之亲附么？”桓公说：“此时不救，以后将没有理由伐宋了。”管仲说：“一个诸侯国的君主，不应该贪得土地，贪地必然勤于动兵，勤动兵必然困乏人民，人民困乏则君主只好多行欺诈了。欺诈如行得机密而后动兵，是可以打胜敌人的；但对民行诈就不能取得人民信任。不信于民则必然动乱，国内一动乱则危及自身。所以古人懂得先王之道的，总是不在军事上互相竞争。”桓公说：“那么该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依我之见，不如派人以重礼去宋国交涉，交涉不成，您就收留杞君并加封赐。”桓公问鲍叔说：“怎么样？鲍叔说；“您可按夷吾的意见行事。”桓公便派遣曹孙宿出使宋国。宋国不听，果然伐杞。桓公便修筑缘陵之城封赐给记君，还送予兵车百乘，甲士千人。翌年，狄国伐邢，邢国国君逃到齐国，桓公又修筑夷仪之城封赐邢君，也送兵车百乘，甲士干人。再一年，狄国伐卫，卫国国君逃到虚地，桓公还准备加以封赐。隰朋、宾胥无两人谏止说：“不行。三个国家之所以亡，只因为小。现在您只求封赐亡国，国土用尽怎么办？”桓公问管仲说：“怎么样？”管仲说：“您有了行义之名，便可赢得实际好处。您还应该照样干下去。”桓公又问鲍叔，鲍叔说：“您可按夷吾的意见行事。”桓公便修筑楚丘之城进行封赐，送予兵车五百乘，甲士五干人。封赐了．卫国以后，过一年，桓公问管仲还应做什么事情，管仲回答说：“您在国内修明政治而劝勉人民，就可以取信于各国诸侯了。”桓公同意。于是减轻赋税，放宽关卡市场的征税，建立赋税与禄赏制度。实行了这些以后，管仲又请求说：“要实行间病制度。我希望对国内外有赏而无罚，行之五年，便可使各国诸侯亲附。”桓公说：“好。”实行以后，管仲又请求说：“在与各诸侯国的礼问当中，我们齐国以豹皮送给小国，让小国以鹿皮回报；我们齐国以马送给小国，让小国以狗回报。”桓公也同意并实行了。管仲又请求在国内外实行奖赏措施。桓公说“好”。也实行了。管仲负责在国中行赏，桓公则对各国诸侯行赏。凡诸侯国的君主有做好事情的，就以重礼祝贺他；国内列士以下有做好事情的，就送衣裳祝贺他；凡各诸侯国的大臣有谏诤君主而意见正确的，就送玺去慰问他，以赞许他的意见正确。桓公实行了这些措施以后，又问管仲说：“还做什么？”管仲说：“隰朋聪明敏捷，可任命管理东方各国的事务。宾胥无坚强而纯良，可任命管理西方各国的事务。卫国的政教，诡薄而好利。公子开方的为人，聪慧而敏捷，不能持久而喜欢创始，可以出使卫国。鲁国的政教，好六艺而守礼。季友的为人，恭谨而精纯，搏闻而知礼，多行小信，可以出使鲁国。楚国的政教，机巧文饰而好利，不好立大义而好立小信。蒙孙这个人，博于政教而巧于辞令，不好立大义，而好结小信，可以出使楚国。小国诸侯既已服从，大国诸侯既已亲附，能做到这一步，就可以开始向他们施加政令了。”桓公说：“好。”于是派遣公子开方到卫国，派遣季友到鲁国，派遣蒙孙到楚国出使。五年，各国诸侯都亲附了。
狄国又在搞军事征伐，桓公通告各国诸侯说：“请出兵救助被伐的国家。如各国诸侯同意，大国出兵车二百乘，士卒二千；小国出兵车百乘，士卒一千。”各国诸侯都许诺了。齐国出了一千乘兵车，士卒提前到了缘陵，但会战则在全体都到达以后。所以打败了狄军。狄国的车甲与物资，由各小诸侯国受领；大诸侯国就近的，分得狄国的县，但不许践踏它的都城。北州诸侯没有到，桓公在召陵遇到南州诸侯说：“狄国无道，违犯天子之命而擅自征伐小国，我们由于天子的原故，敬顺天命，而下令援救被伐之国。但北州之侯不到，上不听天子之令，下无礼于各诸侯，我提请大家惩罚北州之侯。”各诸侯都同意。桓公于是北伐令支国，打下凫之山，取孤竹国，拦阻山戎。看着管仲发问说：“还要做些什么？”管仲回答说：“您可教各诸侯国为人民积聚粮食，至于各诸侯国的军备不足，您就发兵相助。这样，就可以对他们施加政令了。”桓公便告示各诸候国，一定要备足三年的民食，用余力修治军队，军备不足，就把情况报告齐国，齐国发兵相助。这件事办了以后，桓公又问管仲说：“还做什么？”管仲回答说：“您考察他们君臣父子的关系，就可以施加政令了。”桓公问： “考察的办法如何？”回答说：“诸侯们不准擅自立妾为妻，不准擅自诛杀大臣，没有为国立功不准擅加禄赏。士与庶人不准擅自弃绝妻室，不准到处修筑堤坝，不准囤集粮食，不准乱取山泽的木材。行之一年，不服从的，就可以给予处罚。”桓公便把这些公布于诸侯，各国诸侯都同意，接受而实行。行一年，吴国征伐齐国的谷城，桓公并没有普遍通告诸候，而各诸候国的军队都全部赶到，等待桓公。桓公以兵车干乘在国境接会诸侯；齐国的军队还没有开到，吴兵就逃出了。各诸侯国也同时罢兵。桓公回来问管仲说：“还做什么事情？”管仲说；“可以对各国诸侯施加政令了。”还说：“从今以后二年中，诸侯的世子不孝父母，不友爱兄弟，不敬国之良臣，三者无一，可以诛伐。诸侯的大臣办理国事，三年不闻有善政，可以处罚。国君有过，大夫不谏止，士庶人有好的表现，大夫不举荐，可以处罚。士庶人等，在官吏的了解中，“贤而孝悌的，可以赏赐。”桓公接受并实行了这些建议，邻近齐国的诸侯没有不请求事奉的，有兵车的集会有六次，和平友好的乘车集会有三次，享国达四十二年。
桓公即位十九年，放宽了关、市的征税，只取五十分之一的税收。收农赋用粮食数量计算，按土地肥瘠分别征收。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成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年景饥荒情况缓解后再收。
桓公委派鲍叔考察官吏当中表现好的人，委派曼子考察非官吏和种田者当中表现好的人，委派高子考察工匠和商人当中表现好的人，委派国子管理讼狱，隔朋管理东方各国的事务，宾胥无管理西方各国的事务，弗郑管理住宅。凡是当官的住进宫庭，不当官与种田的住近城门，工匠与商人住近市场。每三十里路设置驿站，贮备一些食品，立官管理。凡诸侯各国与齐国交涉办事，对从行官吏，派一个人用车替他负载行装；若是住宿，派人替他喂马并以所备食品招待。来客与管理者各执契券，客至本国要交契费。待客礼仪与收费数目如有不当，管理者有罪。凡庶人要与本乡交涉办事，官吏扣压不办者，过七天要处以囚禁。士有事要向上交涉，官吏扣压者，过五天要处以囚禁。贵人之子要向上交涉办事，官吏扣压者，过三天就要囚禁。凡县吏引荐其他诸侯国来到齐国做事的士人，引荐得好，看所荐对象能力的大小，给予赏赐。引荐有过，不予罪罚。派鲍叔管理大夫的选拔，对于劝勉国事，有功无过的，举为上等。从政，治绩属第二位；田野土地又多不荒废，办案严肃不骄的，属于其次。劝勉国事，有功而亦有过；从政，虽有治绩而无能力，野原又多荒废，办案骄傲轻忽，行此三者，属于下等。派曼子管理贵人之子的选拔，对于外出不邪僻，居处不奢华，能友爱青年和长辈的，举为上等；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属于其次；具备一条的，属于下等。士，立身谦恭，敬重老人、官长，交游不失礼节，行此三者，举为上等；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属于其次；具有一条，属于下等。种田者，非常出力，顺于父兄，而且多服其劳，有此三者举为上等；有两条的，属于次等；具有一条，属于下等。派高子管理工匠、商人的选拔，顺于父兄，事长养老，接受任务能严肃对待，有此三条，举为上等；有两条的，属于次等；只有一条，属于下等。还委派国子按情节判断刑狱。三位大夫的选拔举荐工作做完以后，命令县去执行。管仲要进一步与被选拔举荐的人谈话，然后上报与国君见面，终年如此，由国君举用。管仲告知鲍叔说：“劝勉国事，无功而有过；为政无治绩而无能力，野原又多荒废，办案骄傲轻忽，凡有此三条缺点的，有罪无赦。”告知曼子说：“贵人之子，居处奢华，压制朋友，嗜好酒食，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士，出入无常规，不敬老人，并且营利谋富，行此三者，有罪无赦。种田者，出入不顺于父兄，用力不勤，有事不服其劳，行此三者，也是有罪无赦。”告知高子说：“工匠、商人，出入不顺于父兄者，接受任务不严肃对待，而遗弃老人行事诡诈，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凡是对父兄无过，州里称赞的人，官吏应该举荐，国君即行任用。做得好也无赏，有过也无罚。但官吏应荐不荐，则废除其职务。对父兄虽然无过，但州里无人称赞的，官吏举荐，国君也可使用，好的给上等赏，不好的则官吏受罚。”桓公也告知国子说：凡贯彻贵贱的准则，在家里应该与父亲共同履行，出家与师长共同履行，到上面与国君共同履行。这三件大事，受到损害而不能以死捍卫，或者有损害而不知道的，则不赦其罪。判断刑狱的人，使人情与义理通融，使义理与禄位通融，使有禄位者可以不加检束，这也是罪在不赦的。
十九、匡君中匡
管仲会国用，三分二在宾客，其一在国，管仲惧而复之。公曰：“吾子犹如是乎？四邻宾客，入者说，出者誉，光名满天下。入者不说，出者不誉，污名满天下。壤可以为粟，木可以为货。粟尽则有生，货散则有聚。君人者，名之为贵，财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办军事矣，则可乎？”对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请薄刑罚，以厚甲兵。”于是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以甲兵赎。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罚以胁盾一戟，过罚以金军，无所计而讼者，成以束矢。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诛大国之不道者，可乎？”对曰：“爱四封之内，而后可以恶竟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后可以危救敌之国；赐小国地，而后可以诛大国之不道者；举贤良，而后可以废慢法鄙贱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后必有废也；必有利也，而后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义，则必以三王为法度，不识其故何也？”对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乱之，汤放桀，以定禹功也。汤平治天下，及纣而乱之，武王伐纣，以定汤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问曰：“古之亡国其何失？”对曰：“计得地与宝，而不计失诸侯；计得财委，而不计失百姓；计见亲，而不计见弃。三者之属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国家，陨社稷者，非故且为之也，必少有乐焉，不知其陷于恶也。”
桓公谓管仲曰：“请致仲父。”公与管仲父而将饮之，掘新井而柴焉。十日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执爵，夫人执尊，觞三行，管仲趋出。公怒曰：“寡人斋戒十日而饮仲父，寡人自以为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鲍叔、隰朋趋而出，及管仲于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与言。少进中庭，公不与言。少进傅堂，公曰：“寡人斋戒十日而饮仲父，自以为脱于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对曰：“臣闻之，沉于乐者洽于忧，厚于味者薄于行，慢于朝者缓于政，害于国家者危于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为修也，仲父年长，虽寡人亦衰矣，吾愿一朝安仲父也。”对曰：“臣闻壮者无怠，老者无偷，顺天之道，必以善终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宾客之礼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愿闻国君之信。”对曰：“民爱之，邻国亲之，天下信之，此国君之信。”公曰：“善。请间信安始而可？”对曰：“始于为身，中于为国，成于为天下。”公曰：“请问为身。”对曰：“道血气，以求长年、长心、长德。此为身也。”公曰：“请问为国。”对曰：“远举贤人，慈爱百姓，外存亡国，继绝世，起诸孤；薄税敛，轻刑罚，此为国之大礼也。”公曰：“请问为天下。”对曰：“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宽而不凌；菀浊困滞皆，法度不亡，往行不来，而民游世矣，此为天下也。”
管仲计算国家的开支，三分之二用于国外宾客，用于国内的仅占三分之一。管仲惶恐地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桓公。桓公说：“您还至于这样么？四方邻国的宾客，来者满意，出者称赞，好名声就布满天下；来者不满意，出者不称赞，坏名声就布满天下。有土地可以生产粮食，有木材可以制造商品。粮食用尽可以再生产，商品卖完可以再买进。治国家者，名声最为贵重，钱财何必在意呢？”管仲说：“这实在是您的明鉴。”桓公说：“人民已致力于军事了，我想要诛伐无道的大国，可以么？回答说：“不可。盔甲兵器还不够用，请用减刑的办法来增加盔甲兵器。”于是，规定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犯人用盔甲兵器来赎罪。死罪用犀牛皮的甲加上一支戟来赎，刑罪用护胁的盾牌加上一支戟来赎，犯过失者罚以金属一钧，没有什么冤屈而轻自诉讼的，罚一束箭了事。桓公说：“盔甲兵器已经够用了，我想要诛伐无道的大国，可以了吧？”回答说：“首先施爱于国内，然后才能排斥国外的不善者；先安定卿大夫的家，然后才能危害仇敌之国；先赐予小国土地，然后才能诛伐无道的大国；先举用贤良的人才，然后才能取缔慢法鄙贱的人们。因此：先王必先有立而后有废，必先有所利而后才有所害。”桓公说：“从前夏禹、商汤、周武王，既然杀了国君，现在谈仁义的，却一定要以三王为典范，不知是什么原故？”回答说：“从前，禹平定天下，到夏桀就乱了，汤放桀，是安定了禹的功业；汤平定天下，到商纣就乱了，周武王伐纣，是安定了汤的功业。况且善的征伐不善的，自古及今，从无改变，您何必有所怀疑呢？”桓公又问：“古之亡国者，都有什么过失？”回答说：“只考虑取得土地与财宝而不考虑脱离诸侯，只考虑财物的积累而不考虑脱离百姓，只考虑所亲而不考虑所弃。以上三条有一条，就足以削弱；全都具有，就灭亡了。古代败坏国家伤害社程的，都不是专门故意去做的，必然是少有暂时的欢乐，而不知不觉陷入罪恶的深渊。”
桓公对管仲说：“请仲父来饮曼。”桓公将设馆晏请管仲，挖了一口新井，用柴草覆盖着。斋戒十天，召见管仲。管仲到了以后，桓公拿着酒爵，夫人拿着酒杯敬酒。但酒过三筋，管仲就走了。桓公发怒说：“我斋戎十天来晏请仲父，自以为够严肃了。仲父却不辞而出，原因何在？”鲍叔与隰朋也赶着出来，追管仲于途中说：“桓公发怒了。”管仲回来，进院中，背靠屏风而立，桓公不同他讲话；再往前进到中庭，桓公还不同他讲话；再往前走，接近堂屋，桓公说：“我斋戒十天而晏请仲父，自以为无所得罪了。您不辞而出，不知是什么原因？”管仲回答说：“沉溺于曼乐的就沾染忧患，厚于口味的就薄于德行，怠慢于听朝的缓于政事，有害于国家的危于社稷，我就是因为这些而敢于走出的。”桓公立刻下堂说：“我非敢自为苟安，仲父年长，我也衰老了，我希望安慰一下您。”管仲回答说：“我听说壮年人不懈怠，老年人不苟安，顺天道办事，一定有好结果。夏桀、商纣、周幽三王之所失，并不是一个早上淬然而到的，您为什么有所苟安呢？”管仲走出，这回桓公是以宾客之礼再拜而送出的。第二天，管仲上朝，桓公说；“我想听一听建立国君威信的问题。”回答说：“人民爱戴，邻国亲睦，天下信任，就是国君威信。”桓公说：“好。请问怎样才能建立威信？”回答说：“开始在治身，其次在治国，最终在治天下。”桓公说：“请问治身。”回答说：“导治血气，以求得寿命长、谋虑远和施德广、这就是治身。”桓公说：“请问治国。”回答说：“充分举用贤人并慈爱百姓，对外保全灭亡了的国家，接续断绝了的世家，起用死于王事者的子孙；薄收税敛，减轻刑罚，这就是治国的大礼。”桓公说：“请问治理天下。”回答说：“法令能够推行而不苛刻，刑罚精简而不妄赦罪人，官吏宽厚而不迟慢拖拉，屈辱困窘的人们，法度也能加以保护，往者来者都无所约束，而人民和乐，这就是治理天下.
二十、匡君酗
桓公自莒反于齐，使鲍叔牙为宰。鲍叔辞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于其臣，使臣不冻饥，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则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宽惠爱民，臣不如也；治国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结于诸侯，臣不如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臣不如也；介胃执枹，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将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亲射寡人，中钩，殆于死，今乃用之，可乎？”鲍叔曰：“彼为其君动也，君若宥而反之，其为君亦犹是也。”公曰：“然则为之奈何？”鲍叔曰：“君使人请之鲁。”公曰：“施伯，鲁之谋臣也。彼知吾将用之，必不吾予也。”鲍叔曰：“君诏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国，愿请之以戮群臣。’鲁君必诺。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将致鲁之政。夷吾受之，则鲁能弱齐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将反于齐。必杀之。”公曰：“然则夷吾受乎？”鲍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无二心。”公曰：“其于寡人犹如是乎？”对曰：“非为君也，为先君与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庙，则亟请之，不然，无及也。”公乃使鲍叔行成，曰：“公子纠，亲也。请君讨之。”鲁人为杀公子纠。又曰：“管仲，仇也。请受而甘心焉。”鲁君许诺。施伯谓鲁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将用其政也。管仲者，天下之贤人也，大器也。在楚则楚得意于天下，在晋则晋得意于天下，在狄则狄得意于天下。今齐求而得之，则必长为鲁国忧，君何不杀而受之其尸。”鲁君曰：“诺。”将杀管仲。鲍叔进曰：“杀之齐，是戮齐也。杀之鲁，是戮鲁也。弊邑寡君愿生得之，以徇于国，为群臣僇；若不生得，是君与寡君贼比也。非弊邑之君所谓也，使臣不能受命。”于是鲁君乃不杀，遂生束缚而柙以予齐。鲍叔受而哭之，三举。施伯从而笑之，谓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鲍叔之，忍不僇贤人，其智称贤以自成也。鲍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国，管仲、召忽奉公子纠后入，与鲁以战，能使鲁败，功足以。得天与失天，其人事一也。今鲁惧，杀公子纠、召忽，囚管仲以予齐，鲍叔知无后事，必将勤管仲以劳其君愿，以显其功。众必予之有得。力死之功，犹尚可加也，显生之功将何如？是昭德以贰君也，鲍叔之知，不是失也。”
至于堂阜之上，鲍叔祓而浴之三。桓公亲迎之郊。管仲诎缨插衽，使人操斧而立其后。公辞斧三，然后退之。公曰：“垂缨下衽，寡人将见。”管仲再拜稽首曰：“应公之赐，杀之黄泉，死且不朽。”公遂与归，礼之于庙，三酌而问为政焉，曰：“首先君襄公，高台广池，湛乐饮酒，田猎罼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绣，而戎士冻饥。戎马待游车之弊，戎士待陈妾之余。倡优侏儒在前，而贤大夫在后。是以国家不日益，不月长。吾恐宗庙之不扫除，社稷之不血食，敢问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远迹，以成其名。合群国，比校民之有道者，设象以为民纪、式美以相应，比缀以书，原本穷末。劝之以庆赏，纠之以刑罚，粪除其颠旄，赐予以镇抚之，以为民终始。”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谨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杀、生、贵、贱、贫、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参国奈何？”管子对曰：“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十一乡，高子帅五乡，国子帅五乡。参国故为三军。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乡，工立三族，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一帅。”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对曰：“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属一五大夫。武政听属，文政听乡，各保而听，毋有婬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今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为士。今夫农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权节具，备其械器用，比耒耜谷芨。及寒击槁除田，以待时乃耕，深耕、均种、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槍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税衣就功，别苗莠，列疏遬。首戴苎蒲，身服袯襫，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力，以疾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是故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畏戚农。今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事。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为工。今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筋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为商。相地而衰其政，则民不移矣。正旅旧，则民不惰。山泽各以其时至，则民不苟。陵陆、丘井、田畴均，则民不惑。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劳，则牛马育。”
桓公又问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时于天下，其可平？”管子对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对曰：“始于爱民。”公曰：“爱民之道奈何？”管子对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放旧罪，修旧宗，立无后，则民殖矣。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出令不改，则民正矣。此爱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亲，则可以使之乎？”管于对曰：“举财长工，以止民用；陈力尚贤，以劝民知；加刑无苛，以济百姓。行之无私，则足以容众矣；出言必信，则令不穷矣。此使民之道也。”
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对曰：“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则国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对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则大国亦将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战之事，则小国诸侯之臣有守圉之备矣。然则难以速得意于天下。公欲速得意于天下诸侯，则事有所隐，而政有所寓。”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作内政而寓军令焉。为高子之里，为国子之里，为公里，三分齐国，以为三军。择其贤民，使为里君。乡有行伍，卒长则其制令，且以田猎，因以赏罚，则百姓通于军事矣。”桓公曰：“善。”于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以为军令。是故五家为轨，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一师，故万人一军，五乡之师率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国子之鼓。春以田，曰蒐①，振旅。秋以田，曰獼，治兵。是故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故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君有此教士三万人，以横行于天下，诛无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圉也。
正月之朝，乡长复事，公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婬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于是乎乡长退而修德进贤。桓公亲见之，遂使役之官。公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且令选官之贤者而复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维顺，端悫以待时使。使民恭敬以劝。其称秉言，则足以补官之不善政。”公宣问其乡里，而有考验。乃召而与之坐，省相其质，以参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时。设问国家之患而不肉，退而察问其乡里，以观其所能，而无大过，登以为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选。高子、国子退而修乡，乡退而修连，连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轨，轨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诛也。政既成，乡不越长，朝不越爵。罢士无伍，罢女无家。士三出妻，逐于境外。女三嫁，入于舂谷。是故民皆勉为善。士与其为善于乡，不如为善于里；与其为善于里，不如为善于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终岁之汁；莫敢以终岁为议，皆有终身之功。
正月之朝，五属大夫复事于公，择其寡功者而谯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独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训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婬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谓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于是乎五属大夫退而修属，属退而修连，连退而修乡，乡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政成国安，以守则固，以战则强。封内治，百姓亲，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
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若军令则吾既寄诸内政矣，夫齐国寡甲兵，吾欲轻重罪而移之于甲兵。”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胁、二戟，轻罪入兰、盾、鞈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钧分，宥薄罪入以半钧，无坐抑而讼狱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则入一束矢以罚之。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鉏、夷、锯、欘，试诸木土。”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从事于诸侯，可乎？”管仲对曰：“未可。治内者未具也，为外者未备也。”故使鲍叔牙为大谏，王子城父为将，弦子旗为理，宁戚为田，隰朋为行，曹孙宿处楚，商容处宋，季劳处鲁，徐开封处卫，匽尚处燕，审友处晋。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饰玩好，使出周游于四方，鬻之诸侯，以观其上下之所贵好，择其沈乱者而先政之。公曰：“外内定矣，可乎？”管子对曰：“未可。邻国未吾亲也。”公曰：“亲之奈何？”管子对曰：“审吾疆场，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货财，而美为皮弊，以极聘覜于诸侯，以安四邻，则邻国亲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鲁为主。反其侵地常、潜，使海于有弊，渠弥于河有陼，纲山于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对曰：“以卫为主。反其侵地吉台、原、姑与柒里，使海于有弊，渠弥于有陼，纲山于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燕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于有弊，渠弥于有陼，纲山于有牢。”四邻大亲。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于岱陰，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地方三百六十里。三岁治定，四岁教成，五岁兵出。有教士三万人，革车八百乘。诸侯多沈乱，不服于天子。于是乎桓公东救徐州，分吴半。存鲁蔡陵陵蔡，割越地。南据宋、郑，征伐楚，济汝水，逾方地。望文山，使贡丝于周室。成周反胙于隆岳，荆州诸侯莫不来服。中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北伐山戎，制泠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济河，至于石沈。县车柬马，逾大行与卑耳之貉，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从。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诸侯国，莫不宾服。与诸侯饰牲为载书，以誓要于上下荐神。然后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诸侯于陽谷。故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垒，兵不解翳，弢无弓，服无矢，寝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
葵丘之会，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使宰孔致胙。”且有后命曰：“以尔自卑劳，实谓尔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谋，管仲对曰：“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巴、牂牁、[]、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而中国卑我，昔三代之受命者，其异于此乎？”管子对曰：“夫凤凰鸾鸟不降，而鹰隼鸱枭丰，庶神不格，守龟不兆，握粟而筮者屡中。时雨甘露不降，飘风暴雨数臻。五谷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藋并兴。夫凤凰之文，前德义，后日昌，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雒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虽曰受命，无乃失诸乎？”桓公惧，出见客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颠蹶于下，以为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赏服、大路、龙旗九游、渠门赤旗。天子致胙于桓公而不受，天下诸侯称顺焉。
恒公忧天下诸侯。鲁有夫人庆父之乱，而二君弑死，国绝无后。桓公闻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婬，马牛选具。执玉以见，请为关内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筑夷仪以封之。男女不婬，马牛选具。执玉以见，请为关内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卫，卫人出旅干曹，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系马三百匹，天下诸侯称仁焉。于是天下之诸侯知桓公之为己勤也，是以诸侯之归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故使天下诸侯以疲马犬羊为币，齐以良马报。诸侯以缕帛布鹿皮四分以为币，齐以文锦虎豹皮报。诸侯之使垂橐而入，载而归。故钧之以爱，致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国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归之。喜其爱而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国诸侯之多与己也，于是又大施忠焉。可为忧者为之忧，可为谋者为之谋，可为动者为之动。伐谭莱而不有也，诸侯称仁焉。通齐国之鱼盐东莱，使关市几而不正，壥而不税，以为诸侯之利，诸侯称宽焉。筑蔡、鄢陵、培夏、灵父丘，以卫戎狄之地，所以禁暴于诸侯也。筑五鹿、中牟、邺、盖与、社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劝于中国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于桓公，远国之民望如父母，近国之民从如流水。故行地滋远，得人弥众，是何也？怀其文而畏其武。故杀无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济河，而无怵惕焉，文事胜也。是故大国之君惭愧，小国诸侯附比。是故大国之君事如臣仆，小国诸侯欢如父母。夫然，故大国之君不尊，小国诸侯不卑。是故大国之君不骄，小国诸侯不慑。于是列广地以益狭地，损有财以与无财。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夫如是，居处则顺，出则有成功。不称动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于天下。
桓公能假其群臣之谋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度义光德，继法绍终，以遗后嗣，贻孝昭穆，大霸天下，名声广裕，不可掩也。则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初，桓公郊迎管子而问焉。管仲辞让，然后对以参国伍鄙，立五乡以崇化，建五属以厉武，寄兵于政，因罚，备器械，加兵无道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说。于是斋戒十日，将相管仲。管仲曰：“斧钺之人也，幸以获生，以属其腰领，臣之禄也。若知国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胜任；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许诺，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犹尚可以为国乎？”对曰：“臣未得闻。”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侧，田莫不见禽而后反。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继，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则恶有不可者矣？”对曰：“人君唯优与不敏为不可，优则亡众，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异日请与吾子图之。”对曰：“时可将与夷吾，何待异日乎？”公曰：“奈何？”对曰：“公子举为人博闻而知礼，好学而辞逊，请使游于鲁，以结交焉。公子开方为人巧转而兑利，请使游于卫，以结交焉，曹孙宿其为人也小廉而苛忕、足恭而辞结，正荆之则也，请使往游，以结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后退。相三月，请论百官。公曰；“诺。”管仲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辨辞之刚柔，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大行。垦草入邑，辟土聚粟多众，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为大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为大司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为也。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齐桓公从莒回到齐国以后，任命鲍叔牙当宰相。鲍叔辞谢说：“我是您的庸臣。国君要加惠于我，使我不至于挨饿受冻，就算恩赐了。如果一定要治理国家，则非我之所能，那只有管夷吾才可以当此重任。我有五个方面不如管夷吾；宽惠爱民，我不如他；治国不失权柄，我不如他；忠信以交好诸侯，我不如他；制定礼仪可以示范于四方，我不如他；披甲击鼓，立于军门，使百姓勇气倍增，我不如他。管仲，好比人民的父母，将欲治理儿子，就不可不用他们父母。”桓公说：“管夷吾亲自射我，射中了带钩，几乎使我丧命，现在竟要起用他，可以吗？”鲍叔说：“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君主这样做的。您只要赦罪而让他回国，他将同样为您效力。”桓公说：“那么应该怎么办呢？”鲍叔说：“您可派人到鲁国去要回他。”桓公说：“施伯是鲁国的谋臣。他知道我将起用管仲，一定不肯放回给我。”鲍叔说：“您教使者这样说：‘我君有一个不忠之臣在贵国，需要引渡回来在群臣面前处死。’鲁国的国君必然应允。不过，施伯知道夷吾的才干，一定设法让他在鲁国执政。夷吾如果接受，鲁国就能削弱齐国。夷吾不接受，他估计管仲将要回齐，一定要杀死他。”桓公说：“那么你估计管夷吾会接受么？”鲍叔说：“不会，夷吾事君，是没有二心的。”桓公说：“他对我也能这样么？”回答说：“不是为了您，而是为了先君和国家的原故。您若想安定国家，就赶快去要回他，否则，就来不及了。” 桓公派遣鲍叔去鲁国议和，对鲁国说：“公子纠，是亲人，请您们替我国杀掉。”鲁国便替齐国杀了公子纠。又说：“管仲是我们的仇人，请交我国自己处理才甘心。”鲁君答应了。施伯对鲁侯说：“不要交回。齐国不是要杀他，而是要用他为政。管仲是天下的贤人，是大材。楚国用他则楚国得志于天下，晋国用他则晋国得志于天下，狄国用他则狄国得志于天下。现在齐国要是得到他。将来必为鲁国之患，您何不把他杀掉而还之以尸体呢。”鲁君说；“好。”将要杀管仲，鲍叔进言说：“在齐国杀，是杀齐国的犯人；在鲁国杀，是杀鲁国的犯人。我们国君要得到活的，把他处死在齐国，是为教育群臣而行杀；若是得不到活的，就等于您和我们国君的叛贼站在二起了，这不是我们国君所要求的。使臣我不敢从命。”于是鲁君不杀管仲，把管仲活着捆起来押送回齐。鲍叔接收以后，大声哭叫三次。施伯则跟着笑起来，对大夫们说：“管仲一定不会死。以鲍叔之仁，不会杀戮贤人，他是懂得举用贤人以自成其事的。鲍叔辅佐小白，先入齐而得国，管仲与召忽奉公子纠后入，鲍叔与鲁国一战，能使鲁军败退，功劳是太大了。无论是得天之助与失天之助，他都一样地克尽人事。现在鲁国害伯，杀公于纠和召忽，囚送管仲以送回齐国，鲍叔看到无后顾之忧，一定要帮助管仲而烦其国君下顾，以显其定齐之功。人们也一定称他为有德。如果说，为国死事的功，是可以增益的；那么，荣显管仲这个活人的功劳，将更大了。这样，宣扬管仲之德以使他立于相位，鲍叔的才智是不会落空的。”
到了堂阜地区，鲍叔为管仲举行除灾仪式并使他沐浴了三次。桓公亲自到郊外迎接。管仲屈下帽缨掩着衣襟，使人拿着斧子站在背后，桓公三次下令执斧人走开，然后他们退出。桓公说：“既已垂下帽缨，拉下衣襟了，我将立即接见。”管仲叩头再拜说：“承受您的恩赐，就是死在黄泉，也不朽了。”桓公便与管仲同回，在庙堂上礼见，三酌以后，请教为政之道说：“从前我们齐国的先君襄公，筑高台，修广池，耽乐饮酒，田猎捕射，不理国政。卑视圣贤，侮慢士子，只知爱宠女色，九纪六摈，陈妾数千之多。他们食必梁肉，衣必文绣，而战士挨饿受冻。战马的补充等待游车用完的老马，战士的给养等待侍妄食用的剩余。歌舞、杂技的艺人在前，而贤大夫在后。所以国家不能日新月异地发展。我真伯宗庙无人打扫，社稷无人祭祀，请问该怎么办呢？”管子回答说：“从前我们的先王，周昭王和周穆王效法文武的远迹，以成其名。集合年高有德的老人，考察人民当中表现好的，立典型以为规范。准备有格式的表券，使人们原原本本地加以填写。然后用赏赐劝勉好人，用刑罚纠正坏的；有的剪掉顶发，有的用赏赐安抚，治理人民始终如一。”桓公说“还要怎么办？”管子回答说：“从前圣王治理人民，国分为三，鄙划为五，以安定人民居处，安排人民职业，用此为治民体制。还严格实行‘六秉’，这样民心就可以掌握而百姓可以统治了。”桓公说：“什么是六秉？”管子说：“杀、生、贵、贱、贫、富，这就是六秉。”桓公说：“怎么叫国分为三？”管子回答说：“定全国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个，士、农之乡十五个。您统帅十一个乡，高子统帅五个乡，，国子统帅五个乡。三国就成了三军。您还要安排三国官府的官吏：市场立有三乡，手工业立有三族，湖泽立有三虞，山林立有三衡。确定五家为一轨，轨有轨长。十轨为一里，里设有司。四里为一连，连有连长。十连为一乡，乡有良人。五乡定为一帅。”桓公说：“五鄙又怎么办？”管子回答说：“确定五家为轨，轨有轨长。六轨为一邑，邑有邑司。十邑为一卒，卒有卒长。十卒为一乡，乡有良人。三乡为一属，属有大夫。五属设五个大夫。武事听从于属，文事听从于乡，各自保证其所管，不准有所荒怠。”桓公说：“划定人民居处，安排人民职业，应怎么办？”管子回答说：“士农工商四民，是国家的柱石之民，不可使他们杂居，杂居则说的话做的事都不一样。因此，圣王总是安排士住于闲静之地，安排农住近田野，安置工匠靠近官府，安置商人靠近市场。使士人们居处相聚而集中，闲时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悌。朝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学问，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士人的子弟常为士人。使农家居处相聚而集中，分别四季，安排用具，置备器械。搞齐全耒耜枷镰等等。在天气尚冷的时候。就铲除杂草修整土地，以待时而耕，耕得深，种得均，盖土又快。在降雨之前就除草松土，以等待时雨。时雨—‘来，就带上各种农具，早晚在地里从事农活，脱下常服，以就功役，分别苗的好坏，排好苗的疏密。他们头戴草笠，身披蓑衣，一身泥水，暴露发肤，竭尽其四肢之力，而积极在地里劳动。他们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农家的子弟常是农入。他们朴实而不奸恶，其优秀人材能够成为士人的，就可以信赖。让他们种地，粮食就多；让他们做官，贤才就多。所以，圣王总是敬农而爱农。要使工匠居处相聚而集中，察看好的木材，考虑四时活路，分辨质量优劣，安排各种用具。在评定等级、考计规格、裁断器物的时候，要注意齐全和精致。这样，互相谈论工事，展示成品，比赛技巧，提高智慧。他们整天从事于此，来教育子弟，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工匠的子弟常为工匠。要使商人居处相聚而集中，他们观察年景凶饥，了解国内情况，观察四时，注意本乡货物，而预知市场物价。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以周游四方；料定物资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所以，雉羽和摈尾一类的珍品，不必远集而自至；竹箭—类的产品，—国内就有浮余。奇怪的商品经常到来，珍异的东西也有聚集。他们整天从事这些，来教育子弟。他们互相谈论赢利，互告买卖时机：互相陈说物价知识。从少年就习惯于此，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商人的子弟常为商人。按土地肥瘠而差别征收租税，人民就不会外流。施政不遗弃功臣故旧，人民就不会不敬。伐木、捕鱼，各有定时，人民就不会苟且从事。高原、山地、平地都能公平处理，人民就不疑惑，不夺农时，则百姓富裕；祭祀不妄取于民，则牛马繁殖。”
桓公又问说：“我想修明政事以行时于天下，可以做到么？”管子回答说：“可以。”桓公说：“从哪里做起呢？”管子回答说：“从爱民做起。”桓公说：“爱民之道如何？”管子回答说：“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他们事业互相关系，俸禄互相补助，人民就相亲了。宽放旧罪，救助旧宗，为无后者立嗣，人口就增殖了。减少刑罚，薄收赋税，人民就富裕了。各乡选用贤土，使之施教于国，人民就有礼了。出令不改，人民就务正了。这些就是爱民之道。”桓公说：“人民富裕而又团结了，该如何使用他们呢？”管子说：“开发财源提倡百工，以保障人们的需用；贡献才力而尊崇贤士，以奖励人们求知；施刑罚不要苛刻，以有利于百姓。实行这些措施没有私心，就能够团结众人；说话一定算数，法令就不会失灵。这就是役使人民的办法。”
桓公说：“民居已定，事功已成，我想从事于天下诸侯，可以么？”管子回答说：“不可以。民心还没有安定。”桓公说：“怎样才能安定民心？”管子回答说；“修正旧法，选择好的，举用而严格执行；慈爱人民，救济贫户；宽缓征役，敬重百姓，则国富而人民安心了。”桓公说：“人民安心，就可以了吧？”管仲回答说：“不可以。您要整顿军队，修治甲兵，其他大国也将整顿军队，修治甲兵；您有征战的举动，各小国诸侯的大臣就早有防御的准备；那样，是难迅速得意于天下的。您想迅速得意于天下诸侯，就应该行事有一些隐藏的东西，行政有一些藏寓的内容。”桓公说：“那怎么办？”管子回答说：“行内政而寓有军令。建立高于所管辖的里，国子所管辖的里和您所管辖的里，三分齐国，作为三军。选拔贤能，委作里君。每乡都有行伍编制，卒长效法军事制度与号令，并以此进行田猎，实行赏罚，就使百姓懂得军事了。”桓公说：“好。”于是，管仲制定五家为一轨，轨设长。十轨为一里，里设有司。四里为连，连设长。十连为乡，乡设良人。这样来实行军令。因此，五家为轨，五人为伍，由轨长率领。十轨为里，五十人为一小戎，里有司率领。四里为连，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率领。十连为乡，二干人为一旅，由乡良人率领。五乡为一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之帅来率领。三军中有中军的鼓，有高子的鼓，有国子的鼓。春天田猎，叫作“蒐”，训练回兵；秋天田猎，叫作“獼”，训练出兵。所以卒伍之政在里内确定，军旅之政在郊野完成。内部教令告成，军令就不得再变。因此，卒伍的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年少同居住，年长同交游，祭祀互相祝福，死丧互相抚恤，祸福互相关切，居处互相娱乐，行作互相配合，哭泣互相哀悼。因此，夜间作战声音相闻，就可以不乱；白天作战，眼睛一看，就可以相识。欢欣的情谊足以互相殉死。所以，用来防守则阵地巩固，用来战争则取得胜利。一个国君有这样经过教练的士兵三万人，用来横行于天下，惩治无道之国，安定周室，天下大国的君主就谁也不能加以限制了。
正月初起，乡长报告公事，桓公亲自询问，说：“在你们乡中，有无平时行义、好学、聪明、质性仁厚、慈孝于父母、长悌之名闻于乡里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的人报告完毕而迟。桓公又问：“在你们乡中，有无勇气、体力、筋骨强壮出众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的人报告完毕而退。桓公说：“在你们乡中，有无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骄傲婬暴，不遵行君令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包庇属下，也有五种罪。”主事人报告完毕而退。这样，乡长都回去勤修德政，并把贤士送来。桓公则亲自接见，就用这些人在官府工作。桓公命令官长，年终用书面报告新官成绩并且命令官长挑选新官中的贤者上报。指示说：“有人在我官府有功，德性好而又顺从，要老实地待命使用，以使人们严肃而勉励。至于人民的非议言词，则足以补救官吏的不善之政。”桓公还普遍调查其乡里意见，而加以验证。然后召来与他共坐，仔细观察他的素质，以便了解他的成功成事之处。如可以举拔，就待时任用。凡是考问其国家忧患之事而应对不穷的，下到乡里调查了解他的能力，而没有大过的，便提作上卿的助手。这叫作“三选”。这样，高子、国子便回去加强治乡，乡长回去加强治连，连长回去加强治里，里长回去加强治轨，轨长回去加强治家。这样，哪怕一个普通的人做了好事，也可以得到表扬；做了坏事，也要受到处分。政事成功以后，乡中没有超越尊长的行为，朝中没有超越职位的行为。无行的男人，无人与之为伍；无行的女人，无人娶之为家。男子三次出妻，则逐于境外；女人三次改嫁，则打入舂官谷的地方劳动。这样人们都是努力为善的。士人与其为善于乡，不如为善于里；与其为善于里，不如为善于家。所以，士人不敢贪图一时的方便，都有终年的打算；又不敢只考虑终年之事，都有终身的事业。
正月初起，五属大夫都向桓公报告公事。桓公找出成绩少的批评说：“封予的土地和人民都是一样，为什么只你成绩差？为什么不及别人？教训工作不善，政事就治理不好。一次两次可以宽恕，三次就不能赦免了。”桓公继续询问说：“在你们属里，有无平时行义、好学、聪明、品性仁厚、慈孝于父母、尊敬长辈之名闻于乡里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的人报告完毕而退。桓公又询问说：“在你们属里，有无勇气、体力优秀出众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人报告完毕而退。桓公又询问说：“在你们属里有无不慈孝于父母，不敬长辈于乡里，骄傲婬暴，不行君令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包庇下面，等于犯五种罪。”主事人报告完毕而迟。这样，五属大夫们都回去加强治属，各属回去加强治连，各连回去加强治乡，各乡回去加强治卒，各卒回去加强治邑，各邑回去加强治家。所以，一个普通的人，做了好事也可以得到表扬，做了坏事，也要受到处分。政事有成，国家安定，守则固，战则强，国内治，百姓亲，可以出征四方，建立一个霸王之业的局面了。
桓公说；“卒伍已定，事功已成，我想要干预诸侯的事务，可以吧？”管子回答说：“不可以。关于军事，我既已寄寓于内政了，但齐国还缺少盔甲兵器，我想用从轻处理重罪的办法，把赎金用在盔甲兵器上。”桓公说：“怎么办？”管子回答说：“规定犯重罪者交纳武器、盔甲、犀皮的胁驱和两支戟，犯轻罪者交纳兵器架、盾牌、胸甲皮与两支戟，犯小罪者纳金属一钧半；宽有薄罪，只纳金属半钧。至于没有冤屈而从事讼狱，官长再三劝禁不成而理不直者，则须交纳一束箭，以资惩罚。好的金属拿来铸造戈剑矛戟，试之于狗马；不好的金属拿来铸造斤、斧、锄、镰、锯、镭等，试之于木土。”
桓公说：“盔甲、兵器十分充足了，我想要干预诸侯的事务，可以吧？”管仲回答说：“不可以。治理内政的人选不足，从事外交的也不齐全。”于是委任鲍叔牙为大谏，王子城父为将，弦子旗为理狱官，宁戚为田官，隰朋为通使诸侯的官；曹孙宿驻楚国，商容驻宋国，季友驻鲁国，卫开方驻卫国，医尚驻燕国，审友驻晋国。又派出游士八十人，供给他们车马衣裘，多带物资粮食，财币也很充足，使之周游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的贤士。还带上玩好的物品，周游四方，卖予各国诸侯，以了解他们上下的嗜好，择其昏乱者先事征伐。桓公说：“外交与内政都安排好了，这回可以了吧？”管子回答说：“不可以。因为邻国还没有同我们亲善。”桓公说：“怎么与它亲善呢？”管子回答说：“审查我们的边境，归还侵占各国的土地，订正邻国的封界，不要接收他们的货财。而好好地拿出皮币，不断聘问各国诸侯，这样来安定四邻，邻国就同我国亲善了。”桓公说：“盔甲兵器十分充足了，我想南征，应依靠何国为主？”管子回答说：“以鲁为主。应归还侵占他们的常、潜两地，使齐国大海有屏蔽，小海有围墙，环山都有栅壁。”桓公说：“我要西征，应依靠何国为主？”管子回答说；“以卫为主。应归还侵占他们的土地台、原、姑与柒里。使齐国大海有屏蔽，小海有围墙，环山也有栅壁。”桓公说：“我要北征，应依靠何国为主？”管子回答说：“以燕因为主。应归还侵占他们的土地柴夫和吠狗。使齐国大海有屏蔽，小海有墙垣，环山都有栅壁。”四邻大大亲善起来了。在归还侵人之地和规正其国界以后，齐国领土南至泰山以北，西至济水，北至海，东至纪随两地。地方共三百六十里。三年治定，四年训练成功，五年就出兵了。有练好的士兵三万人，革车八百辆。当时诸侯多有昏乱而不服从天子的。于是，桓公东救徐州，分吴地之半；救存鲁国，侵陵蔡国，分割越地。南面凭藉宋、郑两国而伐楚，渡汝水，过方城，接近文山，责令楚国贡丝于周室。周天子送祭肉给齐桓公，荆州诸侯没有不来归服的。在中原援救晋公，擒获狄王，打败胡貉，攻破屠何，骑寇也开始征服了，往北则攻伐山戎，制服令支，斩杀孤竹，九夷也开始听从了。沿海的各诸侯国，没有不来归颐的。往西的征战则夺取了白狄的土地，到西河，并船投筏，乘筏渡河，到了石枕，又悬吊兵车、缠束战马，越过太行山与卑耳山的溪涧，拘捕大夏之敌。又西服流沙西虞之地，秦地戎人也开始服从了。所以，兵一出就成大功十二项。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和中原诸侯各国，没有不服从的。桓公与诸侯摆设祭品、书写盟誓，以约誓于上下诸神。然后，率天下安定周室，在陽谷大会诸侯。因而，有兵车的会六次，乘车的会三次，九次会合诸侯，一匡天下。铠甲不解绳，兵器不开箱，弓衣没有弓，箭服没有箭，停武事，行文治，以朝拜天子。
在葵丘大会诸侯的时候，周天子派大夫宰孔送祭肉给桓公说：“我本人有祭祀之事于先王文武之庙，派遣宰孔把祭肉送来。”而且还有后命说：“因为你谦卑劳顿，实告伯舅你不必下堂拜赐。”桓公便召见管仲来商量，管仲回答说：“为君不行君礼，为臣不行臣礼，是乱国的根本。”桓公说：“我能做到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孤竹、山戎、秽貉，拘捕大夏的国君；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巴国、牂牁、[]、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都不敢违抗我的命令，而中国还不抬高我。从前夏、商、周三代之受命为王的，和我有什么不同呢？”管子回答说：“现在是凤凰弯鸟不出，而鹰隼鸱枭却很多；众神不来显灵，守龟不示预兆，而用谷穗卜筮的却很灵验；时雨甘露不下降，而飘风暴雨却不断来临；五谷不丰收，六畜不兴旺，而各种杂草却普遍繁茂。凤凰羽毛的花纹，前面像德义，后面才象日昌。古人受命为王的，总是龙龟来临，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地出乘黄神马。现在三种祥瑞都没有，纵然受命为王，岂不是一种错误么？”桓公听后很惶恐，出来接见宾客说：“天子的威严即在颜面之前，未离咫尺，我小白虽奉天子之命而不必下堂拜赐，但恐怕在下面颠倒礼节，为天子增羞。”于是下堂拜谢赏赐，然后登堂领受赏服、大辂、龙旗九游和渠门赤旗等。天子给予不下拜的命令，而桓公偏不领受，天下诸侯都称颂桓公是顺于礼的。
桓公是为天下诸侯操劳的。鲁国有庄公夫人与庆父作乱，两个国君被杀，绝嗣没有后代。桓公知道后，使高子存全它。使他们男女不乱杂，牛马齐备。他们拿玉来拜见桓公，请备为齐国的关内侯，但桓公没有那样处理。狄人攻伐邢国，桓公修筑夷仪城加以封赐。使他们男女不乱杂，牛马齐。他们也拿着玉进见桓公，请求作齐国的关内侯，桓公也没有那样安排。狄人攻伐卫国，卫国人出旅曹地，桓公修筑楚丘城来封赐它。他们的牲畜已经散失，所以桓公给予良马三百匹。天下诸侯称道桓公仁义。这样，天下的诸侯知道桓公为他们服务，所以，诸侯归附桓公，好象去赶集一般。桓公知道诸侯归附他，因而少收进见的币而多给回敬的礼。所以天下诸侯用瘦马犬羊为礼币，齐国则用良马回报；诸侯用素绸和鹿皮四张为礼币，齐国则用花锦和虎豹皮回报。各国诸侯的使者，总是空囊而来，满载而归。所以，用爱来钓取，用利来吸引，用信来结交，用武来威慑，于是天下小国诸侯，都服从桓公，不敢违背而来归附了。他们喜欢桓公的仁爱，又贪图桓公的货利；相信桓公的仁义，又害怕桓公的武力。桓公看到天下小国诸侯多来与自己亲睦，于是又大加施惠。可以分忧的代他们分忧，可以谋事的替他们谋事，可为动兵的替他们动兵。攻伐谭国和莱国而不据为已有，诸侯称道他的仁。自东莱交换齐国的鱼盐于各诸侯国，使关卡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存放货物而不收捐，以为各国诸侯之利，诸侯都称道他的宽惠。修筑蔡、郡陵、培夏、灵父丘等城，以防御戎狄之地，用来阻止戎狄向诸侯暴掠。修筑五鹿、中牟、郧、盖、牡丘等城，以保卫诸夏之地，用来表示中国的权威。教化大功告成。因此天—厂对于桓公，远国人民望之如父母，近国的人民从之如流水。所以，行地益远，得人益众，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感怀他的文治而畏慎他的武备。诛杀无道之国；安定周室，天下无人抵御，正由于兴立武备；停止各种革甲，收起各种兵器，穿朝服过河开会而无所顾虑，正是由于文治显著。于是使大国之君惭愧，小国诸侯归附。大国之君事齐如臣仆，小国诸侯喜齐如父母。正是这样，大国之君不显得那么尊贵，小国诸侯也不显得卑下。因而大国之君不骄傲，小国诸侯不恐惧。于是分取地多的以增补地少的，削减有财的给予无财的。周济其君子，不失成功；周济其小人，不失成命。这样，平时居处安顺，出动行事则有成功。不必发动战争，而完成文王、武王的治绩于天下。
桓公善于吸收群臣意见，以增加自己智慧。宰相是管仲，大夫有：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用这五个人任事行义，扬德继法，昭示天下，以传后世；贻孝昭穆，大霸天下，名声广布，都是不可湮没的。这就是因为有明君在上，良相在下。当初，桓公郊迎管仲时曾向管仲请教。管仲最初辞让，然后谈出了建立三国五鄙的谋略，立五乡以提高教化，建五属以厉行武事，寄托军事于内政，利用刑罚置备兵器，征伐无道之国以事奉周室等。桓公非常满意。于是斋戒十日，将拜管仲为相。管仲说：“我是一个有大罪的人，幸得免死，使腰颈相连，就算我的福气了。管理国家政事，怕不是我所能担任的。”桓公说：“您接受国家政事，我就胜任；您不接受，我怕要垮台。”管仲许诺，再拜而接受相位。过了三天，桓公说：“我有三大缺点，还能把国家搞好么？”管仲说：“我还没有听到过。”桓公说：“我不幸嗜好田猎，昏夜还要到薮泽野地，直到田野静寞不见野禽以后才回来，诸侯使者不得当面致意，百官也无从当面报告。”管仲说：“这虽然不是件好事，但还不最要紧。”桓公说：“我不幸嗜好饮酒，日以继夜，诸侯使者不得当面致意，百官无从当面报告。”管仲说：“这也不是好事，但是也不最要紧。”桓公说：“我还有一件污行，就是不幸而好女色，连表姐都有不嫁于人的。”回答说：“这也不是好事，但还不是要紧的。”桓公作色说：“这三者都可以，难道还有什么不可以的事情吗？”回答说：“人君唯有优柔寡断和不奋勉为不可。优柔寡断则无人拥护，不奋勉则不能成事。”桓公说：“好。您请先回去，改日再来同您详谈。”管仲说：“此时就可以谈，何必改日呢？”桓公说：“我们该怎么办？”管仲说：“公子举为人见闻广博而知礼，好学而语言谦逊，请派他出使鲁国，以结国交。公子开方为人机变而锐利，可出使卫国，以结国交。曹孙宿，他的为人有小廉又有小明，十分谦恭而善于辞令，正合乎荆楚的风格，请派他去到那里，以结国交。”这样，立刻打发了三位使者，而后管仲才告退。管仲为相三月，请与桓公共同评论百官。桓公说：“好。”管仲说：“升降揖让有礼，进退熟悉礼节，说词刚柔有度，我不如陨朋，请封他为‘大行’。开发荒地使之成为城邑，开辟土地使之增产粮食，增加入口，尽土地之利，我不如宁戚，请封他为‘大司田’。在平原广郊之上，使战车不乱，战士不退，鼓声一起而三军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封他为‘大司马’。审判案件，调节纷争，不妄杀无辜的人，不妄诬无罪的人，我不如宾胥无，请封他为‘大司理’。敢于冒犯君主的颜色，进谏必忠，不伯死，不贪图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立他为‘大谏’。这五个人，我一个都比不上；但是用来同我管夷吾去换，我是不干的。君上您想要治国强兵，有此五人就够了；若想图霸王之业，则有管夷吾在此。”桓公说：“好啊！”
二十一、霸形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见。立有间，有贰鸿飞而过之。桓公叹曰：“仲父，今彼鸿鹄有时而南，有时而北，有时而往，有时而来，四方无远，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于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对。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对？”管子对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对。”桓公曰：“仲父胡为然？盍不当言，寡人其有乡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犹飞鸿之有羽翼也，若济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将安闻道而得度哉。”管子对曰：“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桓公曰：“寡人闻仲父之言此三者，闻命矣，不敢擅也，将荐之先君。”于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笔。明日，皆朝于太庙之门朝，定令于百吏。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
此其后，宋伐杞，狄伐邢、卫。桓公不救，裸体纫胸称疾。召管仲曰：“寡人有千岁之食，而无百岁之寿，今有疾病，姑乐乎！”管子曰：“诺。”于是令之县钟磬之榬，陈歌舞竽瑟之乐，日杀数十牛者数旬。群臣进谏曰：“宋伐杞，狄伐邢、卫，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岁之食，而无百岁之寿，今又疾病，姑乐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国也，伐邻国也，子无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卫矣。桓公起，行笋虡之间，管子从。至大钟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乡对之，大钟鸣。桓公视管仲曰：“乐夫，仲父？”管子对曰：“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臣闻之，古者之言乐于钟磬之间者不如此。言脱于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钟磬之间，而无四面兵革之忧。今君之事，言脱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钟磬之间，而有四面兵革之忧。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桓公曰：“善。”于是伐钟磬之县，并歌舞之乐。宫中虚无人。桓公曰：“寡人以伐钟磬之县，并歌舞之乐矣，请问所始于国，将为何行？”管子对曰：“宋伐杞，狄伐邢、卫，而君之不救也，臣请以庆。臣闻之，诸侯争于强者，勿与分于强。今君何不定三君之处哉？”于是桓公曰：“诺。”因命以车百乘、卒千人，以缘陵封杞；车百乘、卒千人，以夷仪封邢；车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卫。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处矣，今又将何行？”管子对曰：“臣闻诸侯贪于利，勿与分于利。君何不发虎豹之皮、文锦以使诸侯，令诸侯以缦帛鹿皮报？”桓公曰：“诺。”于是以虎豹皮、文锦使诸侯，诸侯以缦帛、鹿皮报。则令固始行于天下矣。此其后，楚人攻宋、郑。烧焫熯焚郑地，使城坏者不得复筑也，屋之烧者不得复葺也；令其人有丧雌雄，居室如鸟鼠处穴。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垝，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郑而畏齐，曰思人众兵强能害己者，必齐也。于是乎楚王号令于国中曰：“寡人之所明于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贤于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贤其臣，寡人愿事之。谁能为我交齐者，寡人不爱封侯之君焉。”于是楚国之贤士皆抱其重宝币帛以事齐。桓公之左右，无不受重宝币帛者。于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闻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将拂于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对曰：“不可。楚人攻宋、郑，烧焫熯焚郑地，使城坏者不得复筑也，屋之烧者不得复葺也，令人有丧雌雄，居室如鸟鼠处穴。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垝，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郑，思人众兵强而能害己者，必齐也。是欲以文克齐，而以武取宋、郑也，楚取宋、郑而不知禁，是失宋、郑也；禁之，则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失于内，兵困于外，非善举也。”桓公曰：“善。然则若何？”管子对曰：“请兴兵而南存宋、郑，而令曰：‘无攻楚，言与楚王遇。’至于遇上，而以郑城与宋水为请，楚若许，则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许，则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于是遂兴兵而南存宋、郑，与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于遇上曰：“毋贮粟，毋曲堤，无擅废嫡子，无置妾以为妻。”因以郑城与宋水为请于楚，楚人不许。遂退七十里而舍。使军人城郑南之地，立百代城焉。曰：自此而北至于河者，郑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东发宋田，夹两川，使水复东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逾方城，济于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东存晋公于南，北伐孤竹，还存燕公。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反位已霸。修钟磬而复乐。管子曰：“此臣之所谓乐也。”
桓公坐在位置上，管仲、隰朋进见。站了一会儿，有两只鸿雁飞过。桓公叹息说：“仲父，那些鸿雁时而南飞，时而北飞，时而去，时而来，不论四方多远，愿到哪里就到哪里，是不是因为有两只羽翼，所以才能把它们的意向通达于天下呢？”管仲和隰朋都没有回答。桓公说：“你们两位为什么都不回答？”管子回答说：“君上您有成就霸王之业的心愿，而我则不是成就霸王之业的大臣，所以不敢回答。”桓公说：“仲父何必这样，为什么不进直言，使我有个方向呢？我有仲父，就像飞鸿有羽翼，过河有船只一样，仲父不发一言教导我，我虽然有两只耳朵，又怎么听到治国之道和学得治国的法度呢？”管子回答说：“您要成就霸王之业兴举大事么？这就必须从它的根本事情做起。”桓公移动身体离开席位，拱手而发问说：“敢问什么是它的根本？”管子回答说：“齐国百姓，便是它的根本。百姓很怕饥饿，而当前收税很重；百姓很怕死罪，而当前刑政严酷；百姓很怕劳顿，而国家举事竟没有时间限定。您若能轻征赋税，百姓就不愁饥饿；宽缓刑政，百姓就不愁死罪；举事有时间限定，百姓就不愁劳顿了。”桓公说：“我听到仲父说的这三点，算是懂得了。我不敢私听这些话，要举荐给先君才行。”于是命令百官有司，削好木板并备好墨笔。第二天，全体都在太庙的门庭朝见，为百官确立了法令。使纳税者只出百分之一，孤幼不准处刑，水泽按时开放，关卡只查问而不征税，市场只书契而不深税，对近处示以忠信，对远处示以礼义。这样实行了几年，人民归附之众，竟好象流水一样。
在这以后，宋国攻伐杞国，狄人攻伐邢国和卫国，桓公没有出兵援救，光着身子缠着胸部称病。召见管仲说：“我有千年的食品，而没有百年的寿命，现在又有疾病，姑且行乐一番吧!”管子说：“好。”于是下命令悬起钟磬，陈设歌舞吹竿鼓瑟的音乐，每天杀牛数十头，连续了几十天。群臣都来进谏说：“宋国伐杞，狄国伐邢、卫，君上您不可不出兵援救。”桓公说：“我拥有千年的食品，而没有百年的寿命，现在又有疾病，姑且行乐吧：而且，人家并没有进攻我的国家，不过是征伐邻国，你们都是平安无事的。”宋国已经取得杞国，狄国已经攻下邢、卫了。桓公还盘桓在钟磬的行列里。管子跟着他，走在大钟的西侧，桓公面南而立，管仲面北对站着，大钟响奏起来。桓公看着管仲说：“快乐么，仲父？”管子回答说：“我说这是悲哀，而不是乐。据我所知，古代君王称得上行乐于钟碧之间的，不是这种情况。而是话说出口命令就行于天下；游于钟磬之间，而没有四面兵革的忧虑。现在您的情况是：话说出口，命令并不能行于天下；身在钟磬之间，而存在四面兵革的忧虑。这就是我的所谓悲哀，而不是乐呵。”桓公说：“好。”于是砍掉钟磬的悬列，撤除歌舞音乐，’宫中空虚无人了。桓公说：“我已经砍掉钟磬的悬列，撤除歌 舞音乐了，请问国事将开始做些什么？”管子回 答：“宋国伐杞，狄国攻伐邢、卫，您没有出兵援救，我是为您庆幸的。据我所知，诸侯争强的时候就不必与之分强。现在，您何不安下三国国君的居处呢？”桓公说：“好。”于是命令以车百乘，士卒千人，把缘陵封给杞国；以车百乘，士卒千人，把夷仪封给邢国；又以车五百乘，士卒五千人，把楚丘封给卫国。桓公说：“我已经安下三国国君的居处了，现在还要做些什么事？”管子回答说：“据我所知，诸侯贪利的时候，就不必与之分利。您何不送出虎皮、豹皮和花锦，让使臣给予各诸侯国，而只要各诸侯国用素帛、鹿皮回报呢？”桓公说：“好。”于是就用虎皮、豹皮和花锦出使各诸侯国，各诸侯国也只用素帛和鹿皮回报。这样，齐国的命令便开始通行天下各国了。这以后，楚国攻伐宋国和郑国：火烧郑地，使郑国城池坏得不堪重建，屋毁不可复修，又使人男女丧其配偶，屋室如鸟巢鼠洞一样。楚国又拦截宋国的农田，从两侧堵塞两条河水，使其不能东流，结果东山的西面，水深没墙，四百里以外才能种地。楚国想吞并宋、郑而害伯齐国，他考虑人众兵强能够加害于自己的，一定是齐国。于是楚王在国内发令说：“我在国君中称其为明的，莫如桓公；在人臣中称其为贤的，莫如管仲。称明其君又称贤其臣，我愿意事奉他们。谁能够替我交好齐国，我不吝借用一个封侯的君长赐给他。”于是，楚国的贤士都拿贵重的宝物和布帛来事奉齐国。桓公左右，没有不接受其贵重宝物和布帛的。于是桓公召见管仲说：“我听说，对人好人家也对他好。现在楚王对我已是太好了，我不修好，将是不合道理的。仲父何不就同楚国交好呢？”管子回答说：“不可。楚人攻伐宋国和郑国：火烧郑地，使城坏不堪重建，屋毁不可复修，又使人男女丧其配偶，居室如鸟巢鼠洞；拦截宋国的农田，从两旁堵塞两道河流，使水不得东流，结果东山的西面，水深没墙，四百里以外才能种地。楚国要吞并宋国和郑国，但考虑人众兵强而能加害于自己的，一定是齐国。所以要用‘文’的办法胜齐，而用武的办法取得宋、郑。楚国攻取宋、郑，而我们不予禁止，就等于脱离宋国和郑国；予以禁止，则又失信于楚国。计谋失误于国内，军队就会被困于国外。交楚不是一个好办法。”桓公说：“好，那么怎样进行？”管子回答说：“请兴兵而南下保全宋、郑，同时下令说：‘不要反攻楚国，我将与楚王相遇。’到相遇的地方，就提出郑城和宋水的问题。楚国若答应，就等于我们用‘文’的方式命令他；楚国若不答应，就用武力命令好了。”桓公说：“好。”于是便兴兵南下保全宋国和郑国，与楚王遇在召陵的地方。桓公在相遇之处下令说：“不准囤集粮食，不准到处修筑堤坝，不准擅自废除嫡子，不准立妄为妻。”同时就提出郑城与宋水问题，问于楚国。楚国没有同意。遂退七十里屯驻军队。命令军队在郑国的南边筑城，立了百代城。指明：从此处往北到黄河，由郑国自己建立城郭，楚国是没有敢于拆毁的。东面开放了宋国的田地，从两面处理两道河流，使水再向东流，而楚国也没有敢于堵塞。于是南伐楚国，越过方城。渡过汝水，奔向汶山，南进而召见吴、越的国君。而且西伐秦国，北伐狄国，东回保全晋公于南部；北伐孤竹，回程保全燕公。兵车的会集诸侯有六次，乘车的会集诸侯有三次，共九次会集诸侯，在桓公反位已成霸业之后，又修治钟磬乐器并重新宴乐起来了。管子说：“这才是我所说的快乐呵！”
二十二、霸言
霸王之形；象天则地，化人易代，创制天下，等列诸侯，宾属四海，时匡天下；大国小之，曲国正之，强国弱之，重国轻之；乱国并之，暴工残之：僇其罪，卑其列，维其民，然后王之。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夫王者有所独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争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时。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夫国之存也，邻国有焉；国之亡也，邻国有焉。邻国有事，邻国得焉；邻国有事，邻国亡焉。天下有事，则圣王利也。国危，则圣人知矣。夫先王所以王者，资邻国之举不当也。举而不当，此邻敌之所以得意也。
夫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与，有所诎，有所信，然后能用天下之权。夫兵幸于权，权幸于地。故诸侯之得地利者，权从之；失地利者，权去之，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而王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谓贪者，其大计存也。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权；以遂德之行，结诸侯之亲；以好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广明王之伐；攻逆乱之国，赏有功之劳；封贤圣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术术乎大德哉，物利之谓也。夫使国常无患，而名利并至者，神圣也；国在危亡，而能寿者，明圣也。是故先王之所师者，神圣也；其所赏者，明圣也。夫一言而寿国，不听而国亡，若此者，大圣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轻者马与玉，其所重者政与军。若失主不然，轻予人政，而重予人马；轻予人军，而重与人玉；重宫门之营，而轻四境之守，所以削也。
夫权者，神圣之所资也；独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独断者，微密之营垒也。此三者，圣人之所则也，圣人畏微，而愚人畏明；圣人之憎恶也内，愚人之憎恶也外；圣人将动必知，愚人至危易辞。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知者善谋，不如当时。精时者，日少而功多。夫谋无主则困，事无备则废。是以圣王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时至而举兵。绝坚而攻国，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标，埊近而攻远。以大牵小，以强使弱，以众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诸侯而不拂，近无不服，远无不听。夫明王为天下正，理也。按强助弱，圉暴止贪，存亡定危，继绝世，此天下之所载也，诸侯之所与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知盖天下，继最一世，材振四海，王之佐也。
千乘之国得其守，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万乘之国失其守，国非其国也。天下皆理己独乱，国非其国也；诸侯皆令己独孤，国非其国也；邻国皆险己独易，国非其国也。此三者，亡国之徵也。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大而不为者，复小；强而不理者，复弱；众而不理者，复寡；贵而无礼者，复贱；重而凌节者，复轻，富而骄肆者，复贫。故观国者观君，观军者观将，观备者观野。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其将如贤而非贤也，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三守既失，国非其国也。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满。三满而不止，国非其国也。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卿贵而不臣，非其卿也；人众而不亲，非其人也。
夫无土而欲富者忧，无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夫上夹而下苴、国小而都大者弑。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理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抟不听。尧舜之人，非生而理也；桀纣之人，非生而乱也。故理乱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故上明则下敬，政平则人安，士教和则兵胜敌，使能则百事理，亲仁则上不危，任贤则诸侯服。
霸王之形，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兵战胜之，地形胜之，动作胜之，故王之。夫善用国者，因其大国之重，以其势小之；因强国之权，以其势弱之；因重国之形，以其势轻之。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夫神圣，视天下之形，知动静之时；视先后之称，知祸福之门。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强国少，先举者王，后举者亡。战国众，后举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
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列不让贤，贤不齿第择众，是贪大物也。是以王之形大也。夫先王之争天下也以方心，其立之也以整齐，其理之也以平易。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顺，伐险不伐易，伐过不伐及。四封之内，以正使之；诸侯之会，以权致之。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远而不听者，以刑危之。一而伐之，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文武具满，德也。夫轻重强弱之形，诸侯合则强，孤则弱。骥之材，而百马伐之，骥必罢矣。强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国必弱矣。强国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强。小国得之也以制节，其失之也以离强。夫国小大有谋，强弱有形。服近而强远，王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负海攻负海，中国之形也；折节事强以避罪，小国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尝有先能作难，违时易形，以立功名者；无有常先作难，违时易形，无不败者也。夫欲臣伐君，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独攻而取也。必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亲与国，视时而动，王者之术也。夫先王之伐也，举之必义，用之必暴，相形而知可，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时。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战而后攻，先攻而后取地。故善攻者料众以攻众，料食以攻食，料备以攻备。以众攻众，众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备攻备，备存不攻。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膬，释难而攻易。
夫抟国不在敦古，理世不在善攻，霸王不在成曲。夫举失而国危，刑过而权倒，谋易而祸反，计得而强信，功得而名从，权重而令行，固其数也。
夫争强之国，必先争谋，争刑，争权。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谋也；令国一轻一重者，刑也；令兵一进一退者，权也。故精于谋，则人主之愿可得，而令可行也；精干刑，则大国之地可夺，强国之兵可圉也；精于权，则天下之兵可齐，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圣视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谋，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归，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邻国之所不亲也。权动所恶，而实寡归者强。擅破一国，强在后世者王。擅破一国，强在邻国者亡。
霸业和王业的规模形势是这样的。它模仿上天，效法大地，教化世人，改换朝代，创立天下法制，分列诸侯等次，使四海宾服归属，并乘时匡正天下；它可以缩小大国的版图，纠正邪曲的国家，削弱强国，降低权重之国的地位，兼并乱国，摧残暴虐的国君：处分其罪恶，降低其地位，保护其人民，然后就统治其国家。本国富强叫作“霸”，兼正诸侯国叫作“王”。所谓王者，总有其独明之处。德义相同的国家，他不去攻取；道义一致的国家，他不去统治。历来争夺天下，以威力推翻危乱的暴君，是王者的常事。统治人民必须有道，称王称霸必须合于时机。国政修明而邻国无道，是成就霸王之业的有利条件。因为国家的存在与邻国有关，国家的败亡也与邻国有关。邻国有事，邻国可以有所得；邻国有事，邻国也可以有所失。天下有事变？总是对圣王有利；国家危殆的时候，才显出圣人的明智。先代圣王之所以成其王业，往往是利用邻国的举措不当。举措不当，是邻国敌人所以得意的原因。
想要掌握天下的权力，首先必须施德于诸侯。因此，先王总是有所取，有所予，有所屈，有所伸然后才能掌握天下的大权。兵胜在于有权，权胜在于得地利。所以，诸侯得有地利的，跟着有权力；失地利的，权就跟着丧失了。争夺天下，还必须先得人心。懂得天下大计的，得人；只打小算盘的，失人。得天下大多数拥护的，能成王业；得半数拥护的，能成霸业。因此，圣明君主总是谦恭卑礼来对待天下贤士而加以任用，均分禄食来吸引天下民众而使为臣属。所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世人不认为贪，就是因为他顺乎天下大计的原故。用天下的财物，来谋利于天下人；用巨大威力的震慑，来集中天下的权力；用施行德政的行动，来取得诸侯的亲附；用惩治奸佞的罪行，来规、范天下人的思想；借助天下的兵威，来扩大明王的功绩；攻下逆乱的国家，来赏赐有功的劳臣；封树圣贤的德望，来宣示天子的行状，这样，百姓就安定了。先王之取天下，那真是丰盛的大德呵！也就是以物利人的意思。使国家经常没有忧患而名利兼得的，可称神圣；国家在危亡之中而能使之保全的，可称明圣。所以，先王所师法的，是神圣；所尊祟的，是明圣。一句话而能保全国家，不听而国即亡，这样的话就是大圣人的话。一个英明君主总是看轻骏马与宝玉，而看重政权与军队。至于失天下的君主就不这样了，他轻视予人政权，而重视予人骏马；轻视予人军队，而重视予人宝玉；重视宫门的营治，而轻视四境的防守，所以国家就削弱了。
权谋，是神圣君主所依赖的。独到的明智，好比天下的利器；独到的判断，好比一座精密的营垒。这二者是圣人所要效法的。圣人总是戒慎事物细小的苗头，而愚人只看到事物暴露以后；圣人憎恶内心的恶劣，愚人憎恶外形的恶劣；圣人一动就知其安危，愚人至死也不肯改变。圣人都是能捕捉时机的，但不能违背时机。智者善于谋事，但不如抓好时机。精于时机，总是费力少而成果大。谋事无主见则陷于困境，举事无准备则归于失败。所以，圣王务求做好准备而慎守时机。以有所准备等待时机，按适当时机兴举大事，时机一到而开始兴兵。绝坚壁而攻下敌国，破大城而控制敌地，根本雄厚而目标很小，保全近国而攻伐远敌，用大国牵制小国，用强国役使弱国，用人多招取人少，德利百姓，威震天下；令行于诸侯而不遭反抗，近的无不服从，远的也无不听命了。本来一个明王担当天下的领导者，是合理的。抑强助弱，禁暴国而阻贪君，保全亡国而安定危局，继承绝世，这都是天下拥戴，诸侯亲附，百姓称利的事，所以天下乐推以为王。至于智谋盖天下，断事冠一世，才能震四海的人，这便是王业的佐臣了。
千乘之国，只要具备应守的条件，也可以臣服诸侯，据有天下。万乘之国，如果失其应守的条件，就不能保有其国。天下皆治而自己独乱，就不能保有其国；诸侯都和好而自己孤立，就不能保有其国；邻国都有险可守而自己平易不备，也不能保有其国。这三者都是亡国的征象。国大而政绩小，国家地位也会跟着政绩一样小；国小而政绩大，国家也跟着强大。国大而无所作为，可以变为小；国强而不加治理，可以变为弱；人众而不加治理，可以变为少；地位高贵而无礼，可以变为贱；权重而超越范围，可以变为轻；家富而骄奢放肆，可以变为贫。所以看一个国家，要看国君如何；看一个军队，要看将领如何；看一国战备，要看农田如何。如果国君似明而不明，将领似贤而不贤，人民好似耕者而不耕种土地，失掉这三个应守的条件，国家就不能保有了。地大而不耕，叫作“地满”；人多而不治，叫作“人满”；兵威而不正，叫作“武满”。不制止这“三满”，国家也就不能保住了。地大而不耕，就不是他的土地；卿贵而不行臣道，就不是他的卿相；人多而不亲附，就不是他的人民。
无地而求富有者，忧伤；无德而想称王者，危险；施予薄而求报答厚重者，孤立。上面权小而下面权重，国土小而都城大，就将有被弑之祸。做到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的，才是治国的最高水平。如果天下有两个天子，天下就不能治理；一国而有两君，一国就不能治理；一家而有两父，一家就不能治理。法令，不发自上层就不能推行，不集中权力，就无人听从。尧舜之民，不是生来就是好百姓；桀纣之民，不是生来就要作乱的。所以治乱的根源都在上面。霸王之业的开始，也是以人民为本。本治则国家巩固，本乱则国家危亡。所以，上面英明则下面敬服，政事平易则人心安定，战士训练好则战争取胜，使用能臣则百事皆治，亲近仁人则君主不危，任用贤相诸侯就信服了。
霸业和王业的形势是这样的，它的德义处于优势，智谋处于优势，兵战处于优势，地形处于优势，动作处于优势，所以能统治天下。善于治国的，往往利用大国的力量，依势而缩小别国；利用强国权威，依势而削弱别国；利用重国的地位，依势而压低别国。强国多，就联合强国攻击弱国以图霸业；强国少，就联合小国攻击大国以图王业。强国多，而谈统一的王业，是愚人之见；强国少，而行联合称霸的办法，是败事之谋。神圣的君主，都是看天下的形势，了解动静时机；看先后机宜，了解祸福的道路。强国多，先举事者危险，后举事者得利；强国少，先举事者成王，后举事者失败。参战国多，后举事者可以成霸；参战国少，先举事者就可以成王。
王者之心，方正而不走极端。列爵不排斥贤人，选贤不择年齿地位，这是为贪更大的利益。所以王业的形势是伟大的。先王在争夺天下的时候，坚持方正的原则；在建立天下的时候，实行整齐划一的措施；在治理天下的时候，则实行平和简易的方针。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兴举大事用天道。因此，先王从事征伐，都是伐逆而不伐顺，伐险恶而不伐平易，伐太过头的而不伐落后的。本国之内，通过政令来驾驭；国外会集诸侯，运用权力来召集。对就近而不服从的国家，用侵削土地加害它；对离远而不听命的国家，用强大形势威胁它。背叛则征伐之，这是武；服从则赦免之，这是文。文武兼备，这才是德。关于国家轻重强弱的形势问题，各诸侯国联合起来则强，孤立则弱。骐骥之材，用百马轮流与它竟逐，它也一定疲惫；冠绝一代的强国，举天下者去攻它，也一定会弱下来。强国的正确作法是容纳小国，其失误在于自恃其强；小国的正确作法是折节事强，其失误在摆脱强国。国家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谋算；无论强弱，都有自己的形势。征服近国而威胁远国，是保持王国的形势；联合小国以攻击大国，是保持势均力敌国家的形势；以负海之国攻伐负海之国，是保持中原国家的形势；折节事奉强国以避罪，是保持小国的形势。从古到今，没有首先起事，违背时机，变更形势，而能建立功业的；也没有经常首先起事，违背时机，变更形势，而不失败的。凡是要以臣伐君征服四海的，不可只依靠举兵进攻取胜。必须首先定好规划，占据有利地形，权衡有利的结局，密切盟国的关系，然后再待机而动，才是王者的策略。先王的征伐，举兵必合于正义，用兵必须迅猛，看形势而断定可否举兵，量实力而断定能否进攻，考虑得失而断定行动时机。因此，先王从事征伐，必须先战斗而后进攻，先进攻而后取地。所以善于进攻的，都要算计好我军人数以针对敌军人数，算计好我军粮草以针对敌军粮草，算计好我军装备以针对敌军装备。以人对人，如敌军兵众有余，则不可以进攻；以粮对粮，如敌军存粮有余，则不可以进攻；以装备对装备，如敌军装备有余，则不可以进攻。应该避开实力而击其空虚，避开坚固而击其脆弱，避开难攻之地而击其易被摧毁的地方。
掌握国家不在于敦敬古道，治世不在于精通旧事，成王成霸不在于抄袭典故。举措失当国家就会危险，错过形势权力就会倾倒，谋事轻率则招祸，计划得宜则发挥强力，功得则名誉随之而来，权重则命令容易推行，这些都是规律性。
凡是争强的国家，必先竞争谋略，竞争形势，竟争权力。使人君有喜有怒，在谋略；使国家有轻有重，在形势；使军队有进有退，在权力。所以，精于谋略则人君的愿望可以实现，而号令可以推行；精于形势则大国土地可以夺取，而强国之兵可以包围；精于权力则天下的兵力可剪除，诸侯国的君主可以召见了。神圣的君主，都是根据天下的形势，了解当代的谋算，了解兵力的攻向，了解土地的归属，了解政令所加的对象。凡是攻伐所憎之国而以利归己的，这就会造成邻国的不亲。威权侵犯所恶之国而利少归己的，就可以图强。专破一国，造成后世的强盛，可成王业。专破一国，造成邻国的强盛，那就要败亡了。
二十三、问
凡立朝廷，问有本纪。爵授有德，则大臣兴义。禄予有功，则士轻死节。上帅士以人之所戴，则上下和。授事以能，则人上功。审刑当罪，则人不易讼。无乱社稷宗庙则人有所宗。毋遗老忘亲，则大臣不怨。举知人急，则众不乱。行此道也，国有常经，人知终始，此霸王之术也。
然后问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
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问少壮而未胜甲兵者几何人？问死事之寡，其餼廪何如问国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问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问刑论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问五官有制度，官都有其常断。今事之稽也何待。问独夫寡妇孤寡疾病者几何人也？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问乡之良家其所牧养者几何人矣。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问理园容而食者几何家？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问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余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几何人？子弟以孝闻于乡里者几何人？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几何人？吏恶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几何人？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国子弟之游于外者几何人？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官贱行书，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几何人？官承吏之无田餼而徒理事者几何人？群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几何人？外人来游在大夫之家者几何人？乡子弟力田为人率者几何人？国子弟之无上事，衣食不节；率子弟不田弋猎者几何人？男女不整齐，乱乡子弟者有乎？问人之贷粟米，有别券者几何家？
问国之伏利其可应人之急者几何所也？人之所害于乡里者何物也？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者几何人？余子之胜甲兵有行伍者几何人？问男女有巧伎，能利备用者几何人？处女操工事者几何人？冗国所开口而食者几何人？问一民有几年之食也？问兵车之计几何乘也？牵家马軶家车者几何乘。处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帅众莅百姓者几何人？士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军伍，处，可以修城郭补守备者几何人？城粟军粮其可以行几何年也。吏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大夫疏器甲兵、兵车、旌旗、鼓铙、帷幕、帅车之载、几何乘？疏藏器弓弩之张、衣夹铗钩弦之造、戈戟之紧，其厉何若？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视？而造修之官，出器处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乡师车辎造修之具，其缮何若？工尹伐材用，毋于三时，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备用必足。人有余兵，诡陈之行，以慎国常。时简稽帅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者皆举之。其就山薮林泽食荐者几何，出入死生之会几何。若夫城郭之厚薄，沟壑之浅深，门闾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几之。守备之伍，器物不失其具，婬雨而各有处藏。问兵官之吏，国之豪士，其急难足以先后者几何人？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失谋而败，国之危也。慎谋乃保国。
问所以教选人者何事？问执官都者，其位事几何年矣。所辟草莱有益于家邑者几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所筑城郭修墙闭绝通道阨阙深防沟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所捕盗贼，除人害者几何矣？
制地。君曰：理国之道，地德为首，君臣之礼，父子之亲，覆育万人，官府之藏，彊兵保国，城郭之险，外应四极，具取之地。而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民荒无苛人，尽地之职，一保其国。各主异位，毋使谗人乱普，而德营九军之亲。关者，诸侯之陬隧也。而外财之门户也。万人之道行也。明道以重告之。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十六道同身外事谨，则听其名，视其名，视其色，是其事，稽其德。以观其外则，无敦于权人，以困貌德。国则不惑，行之职也。问于边吏曰：小利害信，小怒伤义，边信伤德，厚和构四国以顺貌德。后乡四极，令守法之官日行，度必明，无失经常。
凡主持朝廷政事，进行调查要遵守一些根本原则。爵位授给有德的人，大臣们就提倡行义；禄赏赐予有功的人，战士就不怕牺牲。君主任用人所爱戴的将领治兵，军中上下就团结和睦；按才能安排工作，人们就讲求功效。判处刑罚恰当其罪，人们就不轻易诉讼；社稷宗庙不被渎乱，人们就有信奉的中心。不遗忘老臣和宗亲，大臣就不会抱怨；充分了解人们的疾苦，民众就不会作乱。执行这些准则，国家便有常规常法，人们也知道行动的规范，这是实现霸王之业的政策。
然后就进行调查，问事应先从大事开始，治理则要由小处入手。
调查死于国事者的子孙，有无尚未得到田宅的？调查青壮年中未服兵役的有多少人？调查死于国事者的遗寡，他们应领的口粮，供给情况如何？调查国内建立大功的人们，都是哪些部门的官吏？调查各州的大夫，都是什么地方的人？现为官吏，是凭什么条件提拔的？调查：判案有常法可循，不能改变，现在却常期积压，为什么？调查：五官各有制度，“官都”也经常断事，现在却拖延事情不办，还等待什么？调查鳃夫、寡妇、孤穷、病人各有多少？调查国中因犯罪而被放逐的，都是哪个家族的子弟？调查乡中富户，奴役、收养的人有多少？调查邑内穷人，依靠借债度日的有多少家？调查依靠经营园圃为生的有多少家？开荒种田的有多少家？士人亲自耕田的多少家？调查乡中的贫人，是何族的后裔？调查嫡长子收养兄弟者，或因贫而寄食于兄弟之家者，各多少？余子，作官而有封地，现今仍在交税的，有多少人？以孝行闻名于乡里的子弟，有多少人？余子，父母健在，但无力赡养父母而自身出赘者，有多少人？士人，有田禄而不服任使的，有多少人？他们厌恶什么工作？士人，有田产而不耕作的，有多少人？他们从事什么工作？群臣之中，有爵位而无禄田的，多少人？外国人前来投奔而尚无田宅的，多少家？本国子弟出游别国的，多少人？贫士向大夫借债的，有多少人？收养贱者经商，自身出外，职务由家臣代理的，有多少人？低级官吏之中，没有田禄而白白干事的，多少人？群臣之中，有在官大夫家里兼职的，多少人？外人来游本国，住在官大夫家里的，多少人？乡中子弟，力田耕作，可以为人表率的，多少人？城市子弟中，身无常业，衣食奢侈，带着青年弃农打猎取乐的，有多少人？男女不守规矩，影响乡中子弟胡作非为的，有没有？调查贷出粮食，握有借券的，有多少家？
调查国内尚未开发的资源，其中可以解决人之急需的，有哪几处？人们认为有害于乡里的，是哪些东西？调查拥有田宅而在军中服役的士，有多少人？余子当中，够当兵条件而有军籍的，多少人？调查有技术的男女，能用在制造兵器方面的，多少人？能从事手工劳动的少女，有多少人？调查国内不耕而食的，有多少人？调查一个农民可以提供几个人的口粮？调查兵车总数共多少乘？其中用私马驾私车的多少乘？未作官的士，道德高尚，足以教人，可使率领群众治理百姓的，有多少人？士人，国家急难时可供使用的，有多少人？工匠，其技术水平可以战时协助军旅，平时维修城郭、补充守备者，有多少人？城市积粟与军粮，可以维持多少年？官吏，国家急难时可供调遣的，有多少人？大夫呈报的军器：甲胄、兵器、兵车、旌旗、鼓号、帐篷以及帅车的车盖有多少？所呈报的各项藏器：弓弩的套袋、剑矛的外鞘、钩弦的收藏器、戈裁的套衣，其磨损程度如何？其中应修而未修的，应怎样查看？而制造、修理的馆舍，发放、储藏的处所，应建而未建的，还等待什么？乡、率修造战车和辐重车的设备，其修缮情况如何？工尹砍伐木材，不可在春、夏、秋三季。各种木村长大才确定制造什么军器。冬天，完整良好的兵器必须造足。人们所有的剩余兵器，都要陈放在兵营，以严法纪。要经常视察乡、率马牛的肥瘦，对其中衰老、死亡的，要有记录；放牧在山林湖泽的健壮牛马有多少？其卖出、购进、死亡、繁殖的总数有多少？至于城郭建筑的厚薄，护城河的浅深以及门楼的高低，宜修而未修的，朝廷必须向守备的军队进行稽查。要使器物不缺收藏的设备，婬雨时有地方收藏。调查带兵的官吏和豪杰之士，他们在国家危急时能够跟从君主赴难的，有多少人？打仗，是危险的事情，侥幸取胜，不义而得，都未必是好事。不加谋虑而失败，国家就危险了，所以要慎重谋虑，才可以保住国家。
调查教练和选拔人材都采用哪些标准？调查各个担任官都职务的，都任职多少年了？他们任内所开垦的荒地，使人们受益的有多大面积？他们所提的奏议，可以增加人们财利的有什么内容？他们建筑的城郭，修筑的墙垣，设置的路障，安设的门楼以及加深的护城河，有益于守卫国土的，共有哪些？所捕盗贼，并消除人害的事情，有多少？
二十四、戒
桓公将东游，问于管仲曰：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瑯邪。司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谓也？管仲对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谓之游。秋出，补人之不足者，谓之夕。夫师行而粮食其民者，谓之亡。从乐而不反者，谓之荒。先王有游夕之业于人，无亡荒之行于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宝法也。”管仲复于桓公曰：“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无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谨声，以严尊生。此谓道之荣。桓公退。再拜，请若此言。管仲复于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涂之畏者莫如口，期而远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涂至远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数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对曰：“滋味动静，生之养也。好恶喜怒哀乐，生之变也。聪明当物，生之德也。是故圣人齐滋味而时动静，御正六气之变。禁止声色之婬。邪行亡乎体，违言不存口。静无定生，圣也。仁从中出，义从外作。仁故不以天下为利，义故不以天下为名。仁故不代王，义故七十而致政。是故圣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贱物。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无慑意，南面听天下，而无骄色。如此，而后可以为天下王。所以谓德者。不动而疾，不相告而知，不为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故天不动，四时云下，而万物化；君不动，政令陈下，而万功成；心不动，使四肢耳目，而万物情。寡交多亲，谓之知人。寡事成功，谓之知用。闻一言以贯万物，谓之知道。多言而不当，不如其寡也。博学而不自反，必有邪。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庆也。内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泽其四经而诵学者，是亡其身者也。”
桓公明日弋在廪，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脱釬，而迎之曰：“今夫槛鹄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时，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于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于天下，非皆二子之忧也。”桓公再言，二子不对，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对乎？”管仲对曰：“今夫人患劳，而上使不时，人患饥，而上重敛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而远有德。虽槛鹄之有翼，济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将若君何？”桓公蹙然逡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盖人患劳，而上使之以时，则人不患劳也。人患饥，而上薄敛焉，则人不患饥矣。人患死，而上宽刑焉，则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远有色，则四封之内，视君其犹父母邪，四方之外，归君其犹流水乎。公辍射援绥而乘，自御，管仲为左，隰朋参乘，朔月三日，进二子于里官。再拜顿首曰：“孤之闻二子之言也，耳加聪而视加明，于孤不敢独听之，荐之先祖。”管仲隰朋再拜顿首曰：“如君之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于是管仲与桓公盟誓为令曰：“老弱勿刑。参宥而后弊，关箭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山林梁泽，以时禁发，而不正也。”草封泽盐者之归之也譬若市人。三年教人，四年选贤以为长，五年始兴车践乘，遂南伐楚，门傅施城。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叔，布之天下，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诸侯。
桓公外舍，而不鼎馈。中妇诸子谓宫人盍不出从乎？君将有行，宫人皆出从。公怒曰：“庸谓我有行者？”宫人曰：“贱妾闻之中妇诸子。”公召中妇诸子曰：“女焉闻吾有行也？”对曰：“妾人闻之，君外舍而不鼎馈，非有内忧，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馈，君非有内忧也，妾是以知君之将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与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语女。吾欲致诸侯而不至，为之奈何？”中妇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为人持接也，未尝得人之布织也。意者更容不审耶？”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圣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管仲寝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讳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将安移之？”管仲未对。桓公曰：“鲍叔之为人何如？”管子对曰：“鲍叔君子也，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虽然，不可以为政，其为人也，好善而恶恶已甚，见一恶终身不忘。”桓公曰：“然则庸可？”管仲对曰：“隰朋可，朋之为人，好上识而下问，臣闻之，以德予人者，谓之仁；以财予人者，谓之良；以善胜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于国有所不知政，于家有所不知事，则必朋乎。且朋之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门，居公门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举齐国之币。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公又问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犹能以国宁乎？”管仲对曰：“君请矍已乎，鲍叔牙之为人也好直，宾胥无之为人也好善，宁戚之为人也能事，孙在之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庸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则其不以国宁，何也。”对曰：“鲍叔之为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国诎，宾胥无之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国诎。宁戚之为人也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孙在之为人也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闻之，消息盈虚，与百姓诎信，然后能以国宁，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为人也，动必量力，举必量技。”言终，喟然而叹曰：“天之生朋，以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曰：“夫江黄之国近于楚，为臣死乎，君必归之楚而寄之。君不归，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则不可，救之，则乱自此始矣。”桓公曰：“诺。”管仲又言曰：“东郭有狗啀啀，旦暮欲啮我，猳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爱，将安能爱君？君必去之。”公曰：“诺。”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啀啀，旦暮欲啮我，猳而不使也，今夫竖刁，其身之不爱，焉能爱君，君必去之。”公曰：“诺。”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啀啀，旦暮欲啮我，猳而不使也，今夫卫公子开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愿也得于君者，将欲过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诺。”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竖刁卫公子开方。五味不至，于是乎复反易牙。宫中乱，复反竖刁。利言卑辞不在侧，复反卫公子开方。桓公内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邻。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与卫公子，内与竖刁，因共杀群吏而立公子无亏，故公死七日不敛，九月不葬，孝公奔宋，宋襄公率诸侯以伐齐，战于甗，大败齐师，杀公子无亏，立孝公而还。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桓公准备东游，问管仲说：“我这次出游，想要东起之罘，南至琅邪。司马却提出意见说，也要象先王的出游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先王的出游，春天外出，调查农事上经营有困难的，叫作‘游’；秋天外出，补助居民中生活有不足的，叫做‘夕’。那种人马出行而吃喝老百姓的，则叫作‘亡’；尽情游乐而不肯回来的，则叫作‘荒’。先王对人民有游、夕的事务，自己却从没有荒、亡的行为。”桓公退后拜谢说：“这是宝贵的法度。”管仲又对桓公说：“没有羽翼而能飞的是语言，没有根底而能巩固的是感情，没有地位而尊贵的是心性。您也应巩固感情，谨慎言语，以严守尊贵的心性。这就叫道的发扬。”桓公退而表示感谢说；“愿从此教。”管仲又对桓公说：“负担重莫如身体，经历险莫如口舌，时间长莫如年代。负重任，行险路，长期坚持，唯君子才能做到。”桓公退后再拜说：“夫子快把这方面的言论教给我。”管仲回答说：“饮食作息，是心性的保养；好恶、喜怒、哀乐，是心性的变化；聪明处事，是心性的德能。因此，圣人总是调节饮食而安排作息，控制六气的变化，禁止声色的侵蚀，身上没有邪僻的行为，口中没有背理的言论，静静地安定着心性，这就是所谓圣人。仁是从心里发出的，义是在外面实行的。仁，所以不利用天下谋私利；义，所以不利用天下猎私名。仁，所以不肯取代他人而自立为王；义，所以年到七十而交出政务。因此，圣人总是以德为上而功业在下，重视道而贱视物利。道德在身，所以不被物利所诱惑。因此，即使身在茅舍之中，也毫无惧色；坐南面而治天下，也没有骄傲之态。这然后才可以成为天下之王者。其所以叫作有德，就是不必发动，人们也知有所努力；不用言语，人们也能够理解；不自为，事情也能成；不召唤，人们也能到。这就是德的作用。所以，天不用动，经过四时的运行，下面就万物化育；君不用动，经过政令的发布，下面就万事成功；心不用动，经过四肢耳目的使用，万事万物都感知其意图。交游少而亲者多的，叫作知人。用力少而成效好的，叫作会办事。听一言就能够贯通万物的，叫作懂得道。多言而不得当，不如少言；博学而不会反省，一定产生邪恶。孝悌是仁的根本，忠信是交游的凭借。内不思考孝悌，外不正行忠信，离开这四条原则而空谈学问，是会自亡其身的。”
第二天，桓公在米仓附近射猎，管仲、隰朋同来朝见。桓公看到两人以后，收弓脱铠而迎上去说：“那些鸿鹄，春天北飞秋天南去而不误时令，还不是因为两只翅膀的帮助才能在天下畅意飞翔么？现在我不得意于天下，难道不是你们两位的忧虑么？”桓公又说一遍，两人都没有回答。桓公说：“我既说了，两位怎么不回答呢？”管仲回答说：“现在人民忧虑劳苦，而国君却不断的使役他们；人民忧虑饥饿，而国君却加重他们的赋税；人民忧虑死，而国君却加紧用刑。这样，再加上亲近女色，疏远有德之士，虽然像鸿鹄之有双翼，过河之有舟揖，对国君能有什么作用呢？”桓公谦恭局促不知所措。管仲说：“从前先壬治理人民，看人民忧虑劳苦，国君就限定时间使役，人们就不忧虑劳苦了；见人民忧虑饥饿，国君就轻收赋税，人民就不忧虑饥饿了；见人民忧虑死，国君就宽缓用刑，人民就不忧虑死了。这样，再加上亲近有德行的人而远女色，那么，四境之内，对待君主就像父母一样；四境之外，归附君就象流水一般了！”桓公立刻中止打猎，拉着车绳上车了。他亲自驾车，管仲坐在左边，隰朋在右边陪乘。他斋戒三天以后，把两人接进供俸祖先的庙堂里，顿首拜谢说：“我听到你们两值的话，耳更加聪，目更加明了，我不敢自己独听这些话，要同时推荐给先祖也听到。”管仲、隰朋顿首拜谢说：“有像您这样的国君，这些话不能算是我们的言论，而应该归之于您的教导。”于是，管仲与桓公宣誓下令说：“老弱不处刑，犯罪者经过三次宽赦以后再治罪。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市场只设官而不收钱，山林水泽，按时封禁和开放而不征赋税。”结果垦草成封，就泽而盐的人们，其归附之众，象集市一样。用三年训练人民，第四年，选拔贤能以配备官吏，第五年开始出动兵车。南伐楚国，靠近方城。又北伐山戎，拿出冬葱与胡豆等物，播于天下。果然成就了三次匡扶天子而九次召集诸侯的霸业。
桓公曾在外面住宿而没有列鼎进食，内官中妇诸子对宫女说：“你们还不出来侍从么？君王将要外出了。”宫女们都出来侍从桓公。桓公发怒说：“谁说我要外出的？”宫女们说：“我们是听中妇诸子讲的。”桓公把中妇诸子召来说：“你怎么知道我要外出呢？”回答说：“据我所知，您凡出宿于外而不列鼎进食，不是有内忧，就是有外患。现在您出宿外舍而不列鼎进食，既然没有内忧，所以我知道您一定将要外出了。”桓公说：“好，这本来不是我要说给你的，但你的话却说到这里了，所以我就告诉你吧。我想召集各国诸侯，而人家不到，该怎么办呢？”中妇诸子回答说：“我本人不去作服侍别人的事，别人也就不会给我做衣服。是不是您还有使诸侯不至的原由在内呢？”第二天，管仲上朝，桓公把这事告诉了他。管仲说：“这真是圣人的话，您必须照着办。”
管仲卧病，桓公去慰问，说：“仲父的病很重了，这是无需讳言的。设不幸而此病不愈，国家大政我将转托给谁呢？”管仲没有回答。桓公说：“鲍叔的为人怎样？”管仲回答说：“鲍叔是个君子。即使千辆兵车的大国，不以其道送给他，他都不会接受的。但是，他不可托以国家大政。他为人好善，但憎恶恶人太过分，见一恶终身不忘。”桓公说：“那么谁行？”管仲回答说：“隰朋行。隰朋的为人，有远大眼光而又虚心下问。我认为，给人恩惠叫作仁，给人财物叫作良。用做好事来压服人，人们也不会心服；用做好事来薰陶人，人们没有不心服的。治国有有所不管的政务，治家有有所不知的家事，这只有隰朋能做到。而且，隰朋为人，在家不忘公事，在公也不忘私事；事君没有二心，也不忘其自身。他曾用齐国的钱，救济过路难民五十多户，而受惠者不知道是他。称得上大仁的，还不是隰朋么？”桓公又问说：“我不幸而失去仲父，各位大夫还能使国家安宁么？”管仲回答说：“请您衡量一下本国吧！鲍叔牙的为人，好直；宾胥无的为人，好善；宁戚的为人，能干；曹孙宿的为人，能说。”桓公说：“这四人，谁能得到一个？他们都是上等人材。现在我全都使用，还不能使国家安宁，那是什么原故呢？”回答说：“鲍叔的为人好直，但不能为国家而牺牲其好直；宾胥无的为人好善，但不能为国家而牺牲其好善；宁戚的为人能干，但不能适可而止；曹孙宿的为人能说，但不能取信以后就及时沉默。据我所知，按照消长盈亏的形势，与百姓共屈伸，然后能使国家安宁长久的，还不是隰朋才行么？隰朋为人，行动一定估计力量，举事一定考虑能力。”管仲讲完话，深叹一气说：“上天生下隰朋，本是为我作‘舌’的，我身子死了，舌还能活着么？”管仲还说：“江、黄两个国家，离楚很近，如我死了，您一定要把它们归还给楚国。您如不归还，楚国一定要吞并。他吞并而我不救，那不对；要去救，祸乱就从此开始了。”桓公说：“好。”管仲又说道：“东城有一只狗，动唇露齿，一天到晚，准备咬人，是我用木枷枷住而没有使它得逞。现在的易牙，自己的儿子都不爱，怎么能爱君？您一定要去掉他。”桓公说：“好。”管子又说道：“北城有一只狗，动唇露齿，一天到晚准备咬人，是我用木枷枷住而没有使之得逞。现在的竖刁，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怎能爱君？您一定要去掉他。”桓公说：“好。”管子又说道：“西城有一只狗，动唇露齿，一天到晚准备咬人，是我用木枷枷住而没有使它得逞。现在的卫公子开方，弃掉千乘之国的太子来臣事于您。这就说明他的欲望是：从您身上得到的，将远超过一个千乘的国家。您一定去掉他。”桓公说：“好。”管子死了。死后十个月，隰朋也死了。桓公免去易牙、竖刁和卫公子开方。但由于吃东西五味不佳，于是又把易牙召回来；由于宫中乱，又召回竖刁；由于没有甘言蜜语在身边，又召回卫公子开方。桓公内不量国力，外不计国交，而征伐四邻。桓公死后，六子都求立为君。易牙和开方勾结竖刁，共杀百官，拥立公子无亏。所以，桓公死后六十七天没有入殓，九个月没有安葬。齐孝公跑到宋国，宋襄公率诸侯伐齐，战于甗地，大败齐军，杀掉公子无亏，立了齐孝公而回。宋襄公共立十三年，齐桓公立四十二年。
【八部曲之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