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中，杨勇上将是威名赫赫的“三杨”（杨勇、杨得志、杨成武）之一，战争年代里无论是在湘江岸边、吕梁山下、淮海战役、还是朝鲜战场上，杨勇人如其名，勇冠三军，百战百胜，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图丨杨勇上将
1913年9月29日，杨勇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的一户农村家庭。1926年，伴随着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和蓬勃发展的湖南农民运动，13岁的杨勇在父兄的影响下，逐渐产生了加入到革命运动当中的想法。于是他在里仁学校读书的时候，加入了劳动童子军，并且担任了队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将父亲为他取的名字改成了杨勇。
1930年，17岁的杨勇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从此正式开始了他辉煌的一生。
1933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杨勇所在的红三军团四十师十团在闽赣交界的洵口和国民党部队相遇，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作为该团政治部主任的杨勇冒着敌人的炮火，身先士卒带头冲入敌群，一场遭遇战就此打响。
“狭路相逢勇者胜”就在杨勇率领部队与敌人厮杀之时，一枚子弹突然擦着他的头顶划过，顿时血流如注。他不顾已经流到颈部的鲜血，依然率领部队继续冲杀，在杨勇的英勇指挥下，敌人抱头鼠窜，落荒而逃。战后，杨勇才发觉自己受了伤，草草包扎好伤口之后和大部队继续前进，当军团长彭德怀知道杨勇的事迹后，连连称赞，并且为他颁发了一枚三等红星奖章。他的头顶上也留下了一个两公分长的弹痕作为这一场激战的见证。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设下的三道封锁线之后，从湘南地区向桂北地区转进，蒋介石在湘江岸边集结重兵，试图阻挡中央红军前进的步伐。杨勇所在的部队接下了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的任务。
杨勇率领部队面对如蚂蚁般的敌人和几倍于我军的炮火，负责掩护的战士一批批地倒在了湘江岸边，鲜血将初秋的湘江染得通红，红四十师师团团长沈述清和代理团长杜中美在战斗中先后牺牲。团政委杨勇的大腿在战斗中被飞来的弹片击中。
他咬紧牙关，忍着剧痛，将弹片从腿中拔出，冲出战壕，与敌人血战两个昼夜，以全团牺牲400多人指战员的惨痛代价，使中央纵队顺利地渡过了湘江。
图丨湘江战役
没想到两个月之后的土城战役，杨勇再次负伤，也是他戎马一生负伤最重的一次。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来到贵州赤水河岸边的重要渡口—土城。为了能够实现中央红军渡江北上的计划，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制定了详实的作战方案并来到一线进行指挥，杨勇再次受命带领部队发起第一波进攻。
在冲锋的路上，一发子弹从杨勇的右腮穿入，从嘴唇飞出，子弹一进一出，带走了杨勇的六颗牙齿，鲜血顿时从他的嘴里喷出，满嘴是血的他，已经无法用喊话来继续指挥战斗，于是他用笔来继续布置任务，鲜血从脸上流到了手上，然后又顺着手中的笔，流到了纸上，最后杨勇在阵地上因失血多过昏了过去，被抬到了医院里。
杨勇伤愈归队后，脸上留下的深深的弹窝，一直到60年代才用手术的方式来填平。
图丨1936年春杨得志（前排左二）、萧华（左三），胡炳云（后排左一）、杨勇（左二）、熊伯涛、陈赓在陕北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勇担任了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副团长（政治委员）。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发起了平型关战役。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在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的率领下，与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在争夺制高点老爷庙的战斗中，和日军展开了白刃战。在厮杀中，杨勇的左臂再次受伤，鲜血浸透了军装。
在人民军队的历次著名的战役中，都有杨勇身先士卒率部冲锋英勇负伤的事迹，这些伤痕也成为杨勇一生中不可磨灭的记忆和历史的见证。
有人说杨勇没有“勇”字难称杨勇，不言“谋”字，更不是真正的杨勇，一“勇”一“谋”大智大勇，有勇有谋，相映生辉，才是真正的杨勇。
要提起杨勇的谋略，就不能不提到抗战期间著名的“吕梁三捷。”
1938年9月，日军为了在山西晋中和吕梁地区发起新的战事，派遣以山口为旅团长的侵华日军第108旅团进驻离石，并且在汾阳城内集中了大批弹药和粮食等物资，随之运往离石。当868团副团长杨勇知道此事后，决定在日军运送物资的必经之路—汾离公路上设法伏击。
杨勇第一时间召集868团营级以上干部前往汾离公路观察地形时，发现最佳伏击位置上有敌人设置的碉堡，他考虑到如果率先出击必然会暴露意图，如果不提前拔掉这颗钉子，如果战斗打响，必然腹背受敌，增加伤亡。最后根据大家的意见，作出了攻打碉堡和设法伏击同时进行的决定。
图丨杨勇
没过几天，杨勇接到了装有大量物资的日军卡车从汾阳出动的消息，于是他下令在汾离公路两侧设下埋伏，待日军车队进入包围圈之后，杨勇给迫击炮连连长吴佳德下令率先炸掉碉堡，伴随着第一发炮弹准确地击中目标后，提前埋伏好的战士们向车队发起了冲锋。一场激战过后，与车队同行的二百多名士兵除了3名向我军投降之外，其余全部被歼，所有物资全部被868团缴获。
没有物资的日军一连几天只能靠杀马充饥，没过几天，日军决定冒险运输。一百多名日本兵乘坐着几辆汽车，将装有粮食的唯一一辆卡车装在中间，试探我军是否会再次发动伏击，结果杨勇欲情故纵，故意放走了那辆卡车。
尝到了甜头的日军以为我八路军真的松懈了下来。第二天的清晨，派出了二百多日本兵，押送着十六辆卡车，每辆卡车满载着武器弹药和粮食物资，浩浩荡荡地行驶在汾离公路上。
正当日军兴奋地走在公路上的时候，八路军868团的冲锋号突然响起，杨勇率领部队再次将日军的给养收入囊中的同时，将这股敌人全部歼灭。
图丨吕梁三战三捷示意图
当在离石的山口得知先后发出的粮食给养都被八路军全部缴获的事情后，异常愤怒，决定在公路两侧的重点地段设置了重兵进行把守，而且决定亲自押送物资。
这一次，杨勇也改变了策略，决定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行动。
他调动部队在汾阳的王家池设下伏击，当日军的辎重、炮车、物资从重点地段顺利通过之后，杨勇率领部队在王家池全歼了这部分日军。
杨勇三次设法伏击，将包括日军第108旅团长山口在内的千余日军歼灭，缴获大量物资装备。一时间汾阳城风声鹤唳，城门紧闭，日军连续几天在城内召开“慰悼大会”。
而在吕梁山区的868团团部，则一连几天大家欢声笑语地召开祝捷大会。在秧歌和锣鼓声中，杨勇接到了日军驻汾阳联队司令官送来的挑战书，希望双方到孝义附近的兑九峪平原一带一决雌雄。
杨勇看过之后，一笑了之。
对于类似这样在战场上消耗不大，战果辉煌的战斗称为“吃肉”，而把那些损失大、伤亡大的战斗称为“啃骨头”。在“吃肉”的时候，杨勇从来都是来者不拒：
1947年已经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杨勇在鲁西南战役中，指挥部队一举歼灭国民党部队五个旅的兵力；1948年11月又在淮海战场上率部歼灭国民党第181师5000余人，活捉五十五军中将军长兼181师师长米文和；1949年12月在成都战役中，杨勇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和第三兵团的五个军，歼灭和俘获国民党军第五兵团司令李文以下五万人。
杨勇“吃肉”的时候大快朵颐，但是在“啃骨头”的时候更显杨勇的英雄本色；比如在淮海战役中的蒙城、板桥阻击战，则是他一生中最难啃的“骨头”之一。
图丨杨勇和战友
1947年11月8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当黄百韬率领的国民党第七兵团十二万人被我第二野战军围困在碾庄地区的时候，蒋介石为了解救被包围的第七兵团的同时解除徐州之困，派出自己手下“五大主力”之一，黄维指挥的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前往碾庄解救被围困的黄百韬部。
与此同时，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勇接到了淮海战役总前委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命令，率领部队在安徽的蒙城县一带凭借地理优势正面阻击黄维兵团，掩护中野主力集结。
而此时的中野一纵刚刚经历了和国民党米文和部的激战，再加上配合兄弟部队作战的第二十旅尚未归建，还有更加困难的一点是在千里挺进大别山的时候，将所有的重武器全部丢弃，面对黄维率领的十二万人马和全美式的装备的第十二兵团，杨勇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从来都不轻言困难的杨勇，毅然决然地率领部队来到蒙城地区预定阻击位置，利用涡河北岸的有利地形构建了防御工事。当黄维率领部队来到了杨勇部队构建的防御工事前，遭到了顽强地抵抗，黄维下令利用炮火发起轮番轰炸的同时，派出步兵对我防御阵地发起轮番冲锋。
在黄维兵团的炮火和集团攻势下，我中野一纵在杨勇的指挥下顽强抵抗，并且当指挥部被敌人的炮火淹没之后，杨勇继续率领部队在板桥地区构建了第二道防御屏障。
图丨黄维晚年
伴随着战斗越来越激烈，中野一纵的减员也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整建制的减员，杨勇先后四次将部队缩编，以至于到最后一个纵队仅剩下十二个营，每个营只有一个建制连，以前的团长则成为了营长、营长成为了连长、连长成为了排长。但是在这样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一纵的将士们在杨勇的率领下在72小时之内，用血肉之躯化解了黄维兵团的屡次进攻，为我军顺利全歼黄百韬兵团赢得了时间。
当完成了阻击任务的中野一纵从板桥撤离的时候，黄维兵团喜出望外，当他们来到南坪集的时候，遭到了早已等候在此的陈赓率领的中野四纵的阻击，最后在双堆集陷入到了中野五个纵队的包围之中。
经过一番激战的中野一纵余部及时赶到了双堆集，再次在杨勇的率领下又进入到了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当中。在中野各纵队的配合之下，黄维兵团全军覆没，其中中野一纵歼灭敌人一万六千余人，俘获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副司令吴绍周等九名将官。
此役过后，杨勇率领的中野一纵以敢啃“硬骨头”的作风名满淮海。
在结束了淮海战役之后，杨勇担任了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的司令员率领部队参加了渡江战役和挺进大西南战役，并且在1950年1月担任了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兼贵州军区司令员。
1950年12月，杨勇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学习。这个班的学员几乎均是身经百战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当他们知道为自己上课的教员是曾经在淮海战场上被俘的黄埔五期毕业生，原国民党十六军少将师长黄剑夫时学员们在课堂上对他大有轻视和戏谑之意，让黄剑夫十分尴尬。
就在这个时候，曾经俘虏黄剑夫的杨勇却从后排走来，庄重地给昔日手下败将，如今的教员黄剑夫敬了一个军礼。这一举动让在场的所有解放军将领感到惊讶，也让在讲台上的黄剑夫深受感动。
图丨1950年，贵州省政府主席杨勇和副主席周素园、陈曾固
杨勇随后和学员们说：“我们解放军是从游击战争中一步步走来的，几乎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缺乏系统的军事理论，而国民党军虽然昔日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但是他们在军事理论上却比我们强得多，我们应该多向他们学习。”
在军事学院学习期间，他十分尊重原国民党军的留用人员，遇到了什么学习上的问题，总是前往教员办公室虚心求教，在学员中间起到了表率作用。在杨勇的带领下，许多原国民党军留用人员打消了顾虑，解放军将领们也放下了成见，双方互相尊重，一同为新中国的军事教育事业开了一个好头。
一年之后，杨勇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先后担任了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和解放军第二高级步校的校长。
1953年春，朝鲜半岛的局势逐渐明朗，位于北纬三十八度线附近的板门店谈判桌前的一举一动，牵动着全世界的目光。就当谈判有了重大进展之时，中朝美三方即将在停战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南朝鲜当局悍然推翻了所有协议，扣留朝鲜人民军大批被俘人员，并叫嚣：“要单独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
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向中央建议推迟停战协议签字时间，组织一次较大的战役再次给予南朝鲜军一次致命打击，以确保停战协议的顺利实施。
1953年5月11日，正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的杨勇接到了新的任命，经过中央军委的考虑，决定任命这位敢啃硬骨头的战将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入朝参战。
图丨1953年8月，司令员杨勇（右）和政委王平与在朝鲜东线
杨勇的到来也得到了毕业于著名军校西点军校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和曾经在美国留学过的南朝鲜领导人李承晚的高度关注，而杨勇也对他们进行了相关研究。
杨勇一进入朝鲜，就冒着炮火来到了前沿阵地了解敌情，并且在志愿军总司令部的指挥下，针对南朝鲜军和“联合国军”的特点，精心地制定了金城战役的作战计划。
1953年7月13日晚22时，伴随着杨勇的一声令下，志愿军炮兵部队的1000门齐声发出怒吼，敌人的阵地上顿时一片火海。伴随着炮火的怒吼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四个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一军组成的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仅用21个小时的时间，像三把钢刀般连续突破敌军防线，直插敌军心脏。南朝鲜首都师等四个师遭受沉重打击，1.4万人被歼灭。
图丨”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
南朝鲜最高领导人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前往前线进行督战，而在东京的卡拉克此时也坐不住了，他第一时间从东京起飞到金城前线，并且组织美第八军配合南朝鲜部队试图反扑，但仍然是徒劳无功，依旧改变不了一败涂地的结局。
就在克拉克来到金城前线12天之后，1953年7月27日10点，曾经不可一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无可奈何地来到汶山，在停战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1955年4月29日，杨勇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1958年10月回国之后，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和高度赞扬，同时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
杨勇指挥的金城战役不光是促使了美国最终在停战协议书上签字，同时也给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留下深刻的印象。金日成和杨勇同龄，而且二人性格相仿，脾气相投，杨勇十分钦佩金日成的才能和为人坦率的性格。他在朝鲜期间曾经多次主动地向金日成请示和报告工作，在朝鲜战后恢复的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图丨1953年，20兵团司令员杨勇（前中）、政治委员王平（前右），参谋长张震（前左） 在朝鲜
有一次，杨勇在去志愿军某部视察工作之际，路过了一家朝鲜的孤儿院时，决定下车进行参观，当他走到孤儿院看到一群衣衫褴褛，在低矮、潮湿的地窖中看到了一群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的朝鲜孤儿时，这位南征北战几十年的虎将，在战场上从来不流泪的他，竟然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当杨勇离开孤儿院的时候，他和当地的志愿军部队领导动情地说：“这些朝鲜孩子他们的父母被战争夺去了生命，现在住在这样的地窖里，我于心不忍啊，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杨勇回到志愿军司令部之后，他要求志愿军指战员们，宁可自己住地窖，也要集中所有力量把学校建起来，让孩子们有个温暖的家。
当学校建好之后，朝鲜同志决定以杨勇的名字命名该学校，被他婉言谢绝了。杨勇除了对朝鲜孤儿十分关心外，也对朝鲜人民的生活十分关注。
图丨1958年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和杨勇（左）
他号召全体志愿军节衣缩食将省下来的粮食和衣服捐献给朝鲜人民，在他的号召下，志愿军指战员们一共为朝鲜军民捐献了超过3500吨的粮食和超过十万件的衣物用品。
杨勇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对朝鲜人民的热爱，使金日成深受感动。1958年，当杨勇率领志愿军归国之际，金日成在送别宴会上举着一杯酒和杨勇说：“杨司令，全民诚意一杯酒，我们的情谊都融在这杯酒里，我先干为敬！”
分别之际，金日成和杨勇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二人留下了依依不舍的泪水。没想到时隔十九年之后，二人才再次重聚。
1977年5月当金日成得知杨勇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身份，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访问朝鲜的时候，他十分高兴，对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镇宇大将说：“我的老朋友，杨勇同志来了，你负责陪同，不过他最近身体不是很好，参观活动不要安排得过于紧凑，可以半天参观，半天休息，劳逸结合嘛。”
当杨勇时隔19年重新踏上朝鲜这片难忘的土地之时，他回想起当年在这里的一幕幕往事，而朝鲜人民也没有忘记这一位和自己并肩战斗的中国同志。
图丨1960年，杨勇与杨成武（中）、杨得志（右）在一起
当他和代表团的成员来到平壤的一座公园参观时，尽管杨勇没有身着军装，但还是被公园里的平壤市民认了出来，人们纷纷走到他身边和他握手，依然叫他“杨司令员”，就在杨勇和代表团成员和热情的平壤市民聊天的时候，突然降下了大雨。
没想到此时，平壤市民一把把雨伞撑在了杨勇和代表团成员的头上，而自己站在雨中。
面对这样动人的场景，杨勇把伞重新交到了热心的平壤市民手上，和大家说：“首先，我代表中国代表团十分感谢热情的平壤市民，不过我想说，我们中国代表团可以获得这样的待遇，是当年广大志愿军指战员们用鲜血换来的，是他们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无私奉献换来。而至于我个人，在毛主席和金主席领导下做的那些工作，实在算不了什么！”
图丨1958年10月，金日成（左二）送别志愿军归国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访问团回国之前，金日成亲切地将杨勇邀请到自己办公室聊了很久，快到中午的时候，金日成和身边的朝鲜同志说“你们先走吧”，然后拉着杨勇的手说：“我们家里人今天中午一起吃顿饭。”
金日成和杨勇又在餐桌上聊了很久，一直到下午时分两人才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