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市警察局的中底层警察，大部分是原来租界的巡捕，成分多系破产农民、失业工人、小市民、地痞，帮会分子等。
旧上海警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本来计划以重庆和杭州警校毕业生为建警骨干，逐步取代旧有巡捕，但因中共潜伏在警察系统中的警委鼓动旧警抵制而功亏一篑，到最后，致使国民党的这个公开的镇压机构和情治机关几乎成了中共庇护之地。
旧上海警察搜检
1946年5月，蒋介石还都南京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在上海马思南路（今思南路）107号设立了驻沪办事处（即今天的周公馆）。卢湾区警察分局奉命派出调查科人员对周公馆进行全天候监视，淞沪警察司令部稽查处也特别设立马思南路派出所。没料到的是，早期打入卢湾分局任三等警长的中共警委的支部书记徐本初，通过种种关系，把一批中共潜伏人员安插进马思路派出所，分别担任交警和内勤等职，致使国民党特务刚刚探听到的周公馆情报，第一时间又通过紧急渠道反馈给周公馆提请注意。
例如1946年7月11日晚，周恩来召集记者会指责国民党暗杀李公朴、闻一多。警委系统取得了将有中统特务冒充记者准备出席捣乱，情报转告周公馆后，中共代表团迅即组织了百多人把会客厅挤得水泄不通，使特务记者无法发难。还有一次，周恩来宴请于伶、白杨等著名（左翼）影星，警局调查科窃听了周公馆向南昌路洁而精川菜馆（今天仍在，位于雁荡路，南昌路口）预定上门宴席的电话。遂派特务冒充侍应生随送宴队伍一起混入了周公馆。但这个情报早由警局内的情报员取得，周公馆内采取了严格控制措施，把菜馆人员限制在厨房内操作，所有原材料均经过检查，而端菜概由周公馆人员担任，特务无可奈何，只能白走一趟，连周公馆内部通道情况都无法窥视。
中共组织上海人民请愿团在南京下关与苏北难民发生冲突后，国民党也组织了地痞、流氓，冒充苏北难民请愿团到周公馆贴标语、发传单。在马思南路巡逻的中共隐蔽战线党员张文汉等人，反而以国民党赋予的警权与警棍把那些游行的“群众”打得落花流水。卢湾分局警长徐本初还奉隐蔽战线警委指示，以查岗为名，保护周公馆汽车出入通畅，把侍务监视车辆撵走，还以舞票、电影票为饵和监视哨特务“交朋友”，鼓动其执勤时间开小差，由潜伏情报员代填值勤记事本，使监视哨名存实亡。
旧上海警察交警巡逻警
1946年6月，旧上海市政府为整顿市容，下令取缔黄浦、老闸两个区的街头摊贩，引起数万小贩怨恨。警委请示张承宗同意后，决定由警委委员姜敏和黄浦分局隐蔽战线党员陈云升策划与导演了一场全市性的群众运动。
1948年上海摊贩
1946年8月底，由中共隐蔽战线党员王振煊等16人组成黄浦区摊贩委员会，派专人在设摊马路两端望风，每次取缔行动前由警局内潜伏人员提前通风，使警方查缉行动常常落空。到了11月2 6日，黄浦分局山局长杜醇带领大批便衣警察兜捕千多名摊贩。摊贩委员会当即发动3千名小贩家属到黄浦分局请愿，还焚烧了一家印刷厂，砸烂了南京路上四大公司的玻璃橱窗，造成全市性的罢市局面。最后市长吴国桢把黄浦分局局长杜醇当替罪羊撤职，释放了全部小贩，发还己充公的货物，下令停止了取缔小贩的行动。
旧上海街头书摊
1947年7月7日，上海金都大戏院发生了治安警察与宪兵因口角而集体斗殴的事件，结果警察7死4伤（该事件曾被著名漫画家张乐平先生画进了《三毛流浪记》）。事发后，警察群情激愤，表示要为死者报仇。中共上海隐蔽战线市委书记张承宗立即指示警委：“激发警察对宪兵的不满，组织警察罢岗。"结果，市中心的黄浦、老闸、新成、嵩山、卢湾等警察分局的交通警、巡逻警全部罢岗，上海市的交通顿时陷入困境。罢岗历时3天，开上海开埠以来之首例。在随后成立的“金都惨案善后委员会”中，仅中共隐蔽战线党员就占了18名。该会出版了《伸雪报》8期，由中共隐蔽战线党员蒋复强、范白萍编辑，印数为5千多份，从警局内部流向社会，影响甚大。1947年7月30日，善委会徂织200余名警察代表到市府、警总请愿，还派出20多人去南京请愿。
1947年8月2日，死亡警员出殡时，中共隐蔽战线党员王治安等人组织了460名警察分11俩大卡车、4辆小轿车送灵，途经宪兵32团团部，车队绕行三圈，高呼“杀人偿命！”冲破了国民党所谓“堪乱总动员令”中禁止罢工的禁令，扩大了军警裂痕。
1947年12月，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法庭判决肇事宪兵1人死刑，6人徒刑。中共隐蔽战线警察系统的潜伏人员通过此案，在旧上海警界建立了威信。
以上诸多消息传到中共首脑机关，毛泽东对此予以高度赞扬，认为此为“开辟第二战场，在后方牵制敌人”的优秀典范。
毛森
1949年3月，国民党特务首脑之一毛森接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后，将调查科改为政治处，下设情报、侦防、保防等股。与保密局、党通局以及淞沪警备司令部中的情报特务机构联合搜捕中共潜伏党员，并且开始残害关押在监狱中的中共分子和进步人士，上海顿时风声鹤唳。
解放前在上海街头公开处决政治犯
时卧底在政治处的情报员董行健不断的通过紧急通道送出情报，使国民党特务的抓捕大都劳而无功。
旧上海一景
解放军渡江后，解放战争已经到了夺取最后胜利的时刻，陈毅麾下的三野大军逼近了这座号称“冒险家乐园”的大都市。
作为当时中国乃至亚洲的经济、金融中心，上海是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行的所在地，储存了价值三亿多银元的黄金、白银以及大量战略物资。为此，老蒋在上海投入了30万作战部队，并筑起四道防线。
第一道，在北起吴淞、南至虹桥的20多公里上修筑了钢骨水泥碉堡38万个，半永久性的掩体碉堡一万多座。每一主堡有地道相连，机枪阵地与粮草弹药储藏室齐各。
第二道防线，是堡外深挖战壕，壕内可以通行吉普车，壕外安装钢板电网，还布有竹签、铁藜、陷井等阵地。
第三道防线，称之为木城，起自江湾，经北站、西站至龙华黄浦江边。
为了拱卫木城，又建大小碉堡和电网，是为第四道防线。
这样便有了汤恩伯著名对上海防线的著名定语：固若金汤。并且被老蒋称之炎“东方的斯大林格勒”。
让蒋介石和汤恩伯都无法料到的是，在他们眼里这样坚固的防线，最后却仅仅十六天，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部打垮，这还是在为了上海，三野在市区作战，并未动用重武器，瓷器店里打耗子的情况下。
事实上，上海的解放，除却解放军英勇的血战（如罗店战役），其中很大一部分功劳应该记在中共隐蔽战线卓越的功勋之上。如前面所述的情报员董行健收买了保防股副股长蔡一天，并以帮忙抄写为名，取得了旧上海警察局全局各处各分局40多个单位的保防小组与中共嫌疑分子名单的情报。结果，中共及时转移了有危险的地下党人。
解放军进入上海
上海解放后，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又按图索骥，把国民党在警界的潜伏人员一网打尽。
在虹口分局，打入保密防谍股的潜伏党员得震东，乘股长宫凯焚烧机密文件之机，顺手各分局与市局各科室呈上的《员警登记表》付之一炬。毛森临走时失去这本名册，等于丢了拐棍的瞎子，造成“敌我”不分，调度上寸步难行的局面。
另外，中共隐蔽战线警委黄浦分局党总支书记刘效琅设法将潜伏的党员张世权由外勤调入人事管理室，伺机搞到了人事资料的钥匙，偷出了警察系统中高级警官与特务人员2000多个年龄、籍贯、地址和简历档案。然后由地下警委书记邵健从中共邯郸电台收录了解放军南下的《约法八章》，油印后分装2000多个不同颜色的信封，分散投到各区的邮筒。传单还加印了如下警告词： 你必须按照约法八章各安职守保证机要机关物资档案，立功自赎，听候接管处理。如继续破坏捣乱，为非作夕，定不宽贷“ ·
这一招在上海围城期间奏了奇效。黄浦分局三青团区队长吴琼刚从新开河运20桶汽油到分局，扬言要在解放军入城时烧光黄浦分局。收到警告信后，此人连夜弃职逃跑。
静安分局局长王华臣收信后茶饭不思连班也不上了。静安分局值班室巡官读信后弃械出走。总之，两千多封警告信搅得上海警察局上层坐卧不安，严重扰乱了国民党的统治，动摇了旧上海警察的士气。
张承宗，1937年党员；张困斋烈士（永不消失的电波原型之一）兄弟合影
远东第一监狱，上海提蓝桥监狱关押着50名重要的政治犯。而中共隐蔽战线在这个监狱已经秘密发展了24名党员和50名外围积极分子。解放军攻占上海前一个月，国民党司法行政部密令典狱长把全部政治犯转解到浙江舟山，中共上海隐蔽战线市委书记张承宗和隐蔽战线中共警察系统党委书记邵健，得到情报后决定全力营救。于是，利用典狱长惧共的心理，以保证他全家生命安全为条件换取了不执行押解令的承诺。并将政治犯迁到生活条件优裕的感化院。
1949年5月24日，在解放军攻占上海前三天，担任看守员的5名中共隐蔽战线党员，以防止犯人暴动为名，占领了枪库、荷枪实弹夺了典狱长的权。接着，70多个潜伏人员分别占领了监狱各制高点、岗楼，并控制了监狱的电话总机、档案室等要害部门。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张祺即亲往提蓝桥迎接这50位政治要犯出狱。
今日提篮桥监狱鸟瞰
1949年5月24日，解放军第二十七军军长聂风智从西面突破国民党军防线，抵达离市内仅一箭之遥的虹桥路。此时国民党军纷纷向苏州河北岸溃退，准备从吴淞口撤往舟山。警察局局长毛森下令：机动车大队全部撤到苏州河北布防，封锁河面和桥梁，为国民党主力军撤退作断后掩护。
机动车大队是布置在市区的一支快速反应部队，这支特种部队全部用美式配备武装。全大队虽仅有4个中队，500多人，但配备了15吨的战车两部、装甲车40多辆、迫击炮60多门、电台4部、摩托车汽车几十辆以及轻重机枪30多挺、步枪200多支。实际上，它是一个特殊装备的装甲营，也是毛森手上与解放军对抗的一张王牌，如果它沿着苏州河北岸布防，这些铁甲车与占领高楼的青年军机枪群配合，将会在苏州河面和桥梁上构织一张高低结合的强大火力网，使解放军举步维艰。
1949年4月，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曾对拱卫上海的高级军官说：抗战时，日本恃其海空优势，倾全力想在短期内占领上海，结果我们守了3个月。今日我们有海空军，共产党没有，所以我们在上海守6个月到一年是不成问题的。当年谢晋元副团长带一营人守四行仓库，仅仅一个据点，日本人就对他没办法。我希望你们都像谢晋元。
守上海的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锴也强调“上海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不像济南、沈阳、徐州、平津等地容易被解放军卡断、包围和整个吃掉，以现有兵力和坚固工事，我们愿守就一定能守住，不愿守可利用海空运输的便利，迅速把部队撤走。"为了拔掉这颗钉子，中共决定迅速策反警察局的机动车大队。
吴克坚
策反行动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驻沪负责人吴克坚直接指挥，并在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张承宗及上海警察系统地下党委书记邵健的有力配合下，派遣情报干将萧大成与戴宗义单刀直入。前者透过员警消费合作社主任陆大公，结识了机动车大队长钟敏，后者找到了湖南同乡、副大队长喻飞。不料毛森突然将钟敏二人调走，派亲信廖琅当大队长，打乱了地下党的策反进程。
机动车大队旧照
1949年5月24日上午，毛森任命陆大公为市局副局长，萧大成立即奉组织指示赶到员警合作社，要他立即上任。于是，中共特工萧大成、戴宗义偕喻飞直奔机动车大队，大队长廖琅己不知去向，三人策动两名中队长拒绝撤到苏州河北岸。下午两点，大多数装甲车和炮队赶到江宁分局，三个中队长早己转变态度，公推喻飞代理大队长。起义指挥部用废旧装甲车堵塞住附近街道，并派装甲车、武装摩托车在附近马路巡逻。4点钟毛森再次来电催促机动大队北撤，萧大成公开与毛摊牌。晚 7时，萧大成带领全部战车与炮队分两路西行，欲突破国民党军防线，迎接解放军入城。途中传来毛森己离总局消息，于是车队开回江宁分局挂出白旗，以示起义。5月2 5日凌晨，萧大成带一名解放军参谋到来，要求派10辆装甲配合解放军搜索苏州河以南零星国民党军。就这样，这支美式配备的机械化部队，全部落入解放军手中。喻飞和他麾下两个中队长，都成了临阵起义的骨干。
在毛森撤退前，上海市警察局人事教育股代股长、中共党员黄旭乘午饭空隙潜入档案室，窃取了17张高级潜伏人员卡片，上面详细记载了姓名、化名、照片、住址，秘密交付一个在照相馆做事的中共潜伏人员翻拍成照片，快速传递给张承宗和邵健。
同样是在1949年5月24日下午，毛森下令将全部人事档案烧毁，还是黄旭制止。
解放军占领上海后，反特部门不但按照卡片线索逮捕了17名国民党高级潜伏人员，还处理了一大批潜伏的敌特警，特别是那些巩固不化分子，他们至死也不晓得毛病出在哪里。
据张承宗（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委人大副主任，浙江宁波人）回忆，中共上海市委的隐蔽战线中，警委秘密设立了一个党总支、17个党支部，分布在旧警察总局、各分局、保安中队及监狱中，其中党员总数达500多人，外围积极分子2000多人。他们利用有利条件，鼓动工潮、学潮、交警罢岗、摊贩骚乱，盗窃军事机密情报，掩护中共情报人员和隐蔽战线工作人员，策动美式装备的机动车大队起义，策反警察系统内的高级警官与防谍部门高级官员，甚至在大特务头子毛森的眼皮底下策动保安警察倒戈，如此这般，国民党焉有不败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