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秋，南京城处处黄叶飞舞，一片萧瑟，27岁的毛森正躺在中央医院的病床上，他虽然年纪不大，但每到入秋，伤寒症的毛病时有发作。
这一天，毛森正望着窗外发呆，回想自己从一个小山村走进了大城市，从一个农民变成了浙江警官学校的学员，如今刚刚毕业，又加入了复兴社（军统前身），面对未来，他充满了无尽的感慨和憧憬。
这时，毛人凤推门进来，毛森是他的同乡，此行除了来医院看望，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当时已成为戴笠亲信的毛人凤已经颇有地位，对自己的亲兄弟毛万里，和这位同乡老弟毛森自然会诸多照应。而毛森对这位“老大哥“也无比敬重，看到毛人凤亲自前来探望，欣喜之余也明白，自己的机会就要来了。
果然如毛森所料，毛人凤在简单寒暄之后便进入正题，毛人凤说：“福建最近闹得很凶，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在政客李济深、陈铭枢等人煽动下，公开反叛中央，通电声讨委员长，还成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江西的‘共产党’互相呼应。委员长大为震怒，指令我们迅速派出得力干员前往福建工作……”
当时，蒋介石已经调动10万大军准备对福建一地进行围剿，但是又害怕原驻部队异动，当时驻扎的部队是独立第45旅，旅长张殿基手握重兵，想必已经被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拉入了反蒋阵营，所以，蒋介石要想轻松镇压叛军，这个张殿基便是关键，所以，就需要一个人前往福建策反张殿基，让张殿基就范。
毛森对当时局势早有看解，未待毛人凤说完，便已对任务猜到了七八分，毛人凤接着说：“老弟，这是你建功立业的一次大好机会，但我担心的是你的身体能否吃得消？”
毛森瞬间坐起身说：“请上峰放心，我的伤寒症已经完全好了。我的家乡和福建近在咫尺，我对那儿的语言习俗、风土人情比较了解，去福建工作有很多有利条件，务请上峰批准我前往。”
毛人凤心想没有看错人，继续说：“你去福建的公开身份是军事杂志社的记者，任务是到驻扎在闽北浦城的独立第45旅开展秘密策反。”
人生地不熟，对一个旅长进行策反，这实在不是什么轻松活，但毛森不敢说什么，也不愿放弃这个成名立万的绝佳机会，便只能硬着头皮应下来。
毛人凤凑过身来对毛森附耳低言道：“不瞒你说，戴笠老已带了得力干员前往福建，对19路军上层开展秘密策反，这次去，是和老板一起上下夹攻，不怕这个张殿基不就范。”
毛森这才松了一口气，有戴笠老板打头阵，他还怕啥。
说时迟那时快，接到任务后，毛森当天就办理了出院，只身一人肩负重任乘车南下，在老家江山县下车后，经仙霞岭进入了福建，当时蒋介石的兵马已经大军压境，福建境内已是暗流涌动，一副风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
初出茅庐的毛森哪里见过这场面，第一个任务就要以命相博，他身处绝地，也便抱着必死之心，殊不知，这个任务竟成了他大好前途的敲门砖。
一天，毛森化装成商人，径直来到张殿基旅长的公馆，谎称是旅长的亲戚，有要事求见。
张殿基见到毛森，只见他中等个子，五官端正，精明干练，但却没想起这位亲戚姓甚名谁。毛森也不啰嗦，直言是受老板命令来找他谈一笔大生意。
张殿基问：“你老板谁呀“。
毛森示意让张屏退左右，才趋前一步，低声说：“我老板姓戴，名笠，字雨农，他对您慕名已久，特派我前来拜会，谈一笔交易。“
张殿基一听到戴笠的名讳，自然知道毛森是来干嘛的，当时局势一目了然，戴笠早已在福建厦门勾结了几个军长，高层对这次反蒋事变必然是意见不同，蒋介石的镇压军队已经抵达闽北，自己这点军力何必去和中央部队相拼，如今戴笠亲自派人前来，这笔生意怎么做，张殿基根本不用多想。
更何况，毛森按照毛人凤的意思，带了一大笔钱财，张殿基当即表示：适时举义，归顺中央。
当时，不过27岁的毛森胸有城府，冷静机智，面对张殿基可谓不卑不亢，得来全不费功夫，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就完成了这个任务。
不久后，“福建事变”以失败告终，张銮基在阵前倒戈，中央军兵不血刃，很快占领了浦城一带。
毛森一战成名，成了深入敌后的的功臣，在军统声名鹊起，受到戴笠的奖赏和器重，任命他为福州市警察局特警组主任。
毛森手上有了实权，长袖善舞，广结善缘，颇受好评，很快就干的风生水起，时任福建省主席的陈仪对他青睐有加，对他颇为关照。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如火如荼。戴笠到福建召集军统骨干开会，任命毛森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大队大队长，让他招兵买马，组建一只军事力量。
毛森奉命后，立即开始行动，很快便有起色。
可正是这时候，用于招兵的6000元军饷，被毛森的发妻郑彩耀据为己有交给娘家挥霍一空，毛森怒不可遏，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和自己的发妻分道扬镳。
1938年初秋，长江流域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仍然热浪滚滚，酷暑难熬。一天，军统局负责主持工作的副局长戴笠紧急召见了毛森。
这一次，毛森再次被重用，被任命为杭州情报站站长，当时毛森可谓事业有成，又是个离异的黄金单身，毛森看中了一位同在情报机关工作的女人，胡德珍。
胡德珍哥哥是一个新闻记者，有利于自己的潜伏工作，毛森以此为由要戴笠将胡德珍调到自己身边，戴笠也破例答应了他的请求，从此，毛森和胡德珍常常出双入对，在执行任务时装成一对夫妻，出入于舞场、酒楼、饭店，在敌人鼻子底下，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很快，两人约定结婚，这在军统内部是不允许的，但戴笠看在毛森工作成绩还不错的份上，破例同意了，并送上了500元的贺礼。
婚礼在杭州闹市口大井巷2号举行，这是毛森刚刚搬入的一所新居，新房布置得富丽堂皇，贺者络绎不绝。
事业有成，新婚燕尔，这本是毛森的高光时刻，不料在他婚后不久，一场灾难突袭而至。
1939年1月18日，日本宪兵将毛森住所团团围住。毛森措手不及，被捕入狱。
很长时间以来，毛森领导杭州站杀日寇，诛汉奸，炸仓库，破坏设施，窃取各种机密情报，使得日、伪非常恼火，这一次，恐怕是被日伪抓住了些线索。
毛森入狱后死活不肯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说自己是个商人，经受住了各种酷刑，而胡德珍则日夜奔忙在外策划营救，连同十余家商铺联名要求保释，重庆方面也设法营救，双管齐下，日伪查无实据，只好放人。
不得不说，毛森确实是一位出色的特工，他不止这一次从日伪手中逃脱。
毛森出狱后，戴笠认为其已经暴露，于是将他派往上海，组建上海行动总队。
一时之间，上海日伪仓库被炸、铁路瘫痪、汉奸遭狙杀……
毛森每到一处，都会给日伪最沉痛致命的打击。
1941年末，在一次行动中毛森属下的陈纪廉行动小组在行动中失手，陈纪廉被捕，毛森被出卖，第二次被捕。
日伪政府误以为毛森的地位很高，对其各种礼待，妄图用“怀柔”政策将其策反，毛森将计就计，以帮助维护治安的名义骗取了日本人的信任。本来毛森被捕之后，上海行动站各项行动都被中止，一时之间上海太平无事，日本人误以为“怀柔”政策取得成功，也相信了毛森在其中所取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其颇为信任。每当抓到了重庆方面的人，都会让毛森协助审问，以助“甄别”。
1944年，抗战胜利前昔，毛森趁看守的日本兵不在，在早已买通的几人帮助下，顺利逃出，并迅速离开了上海。
1945年，抗战胜利，毛森重返上海，以没收日伪财产的名义，大发了几笔横财。
次年4月，一场绑架案搅动了上海滩黑白风云。
我国著名实业家，素有棉纱、面粉大王之称的荣德生突遭绑架。
一时之间举国沸腾，上海滩更是闹的沸沸扬扬，蒋介石震怒不已，抗战刚刚胜利，上海竟发生如此轰天大案，“党国“颜面扫地，于是下了死命令，不惜代价，限期破案。
军统中统，无人敢接这个军令状。
这个麻烦本来不会落到毛森的头上，可他倒霉催的，绑匪在绑架荣德生时，竟然是冒充他的名号，这份不白之冤，毛森也是苦不堪言。
一天，毛森的顶头上司汤恩伯找他谈话，让他负责此案。
临危受命，毛森喜忧参半，一方面为领导信任而欣喜，一方面又怕上海黑社会势力盘根错节，这下想推脱是推脱不掉了，何况万一别人破不了案，一盆脏水泼到他毛森头上，那就更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与其这样，还不如自己来侦查此案，掌握主动权。
这么一想，毛森泰然了许多。
而荣家为了保全性命，自然选择给赎金私了，被绑架一个月后，绑匪拿到50万美金，将荣德生送回了家。
虽然荣德生没有出意外，但这件绑架案并不算完，该调查的还是得调查。
毛森不眠不休半个多月，终于有了些眉目，据手下报告，警备处中校警卫队长王晋唐近日骤然暴富，口袋中常有美金。黄福林还说，浙江嵊县人刘瑞标有绑架案前科，他本在临安(杭州附近)做木匠，最近常来上海与王晋唐碰头，还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一带活动。
这与毛森的猜想相合，绑匪既然冒称是奉毛森之命“逮捕”荣德生，说明他们之中必有人对第3方面军和本人情况有所了解。
这下锁定了王晋唐和刘瑞标，剩下的就是收集证据了。
他一边派人死盯住王晋唐，一边又带人去找刘瑞标。
杭州可是毛森的发迹之地，街头巷尾可以说是非常熟悉，找起人来更是熟门熟路，很快，毛森就找到了刘瑞标的踪迹。
于是，以一笔大生意的理由将刘瑞标约到了杭州。
酒过三巡，刘瑞标将与王晋唐的关系脱口而出，毛森当即将其逮捕归案，身上搜出的美钞成为了铁证。
次日，刘瑞标在重刑之下供认不讳，毛森心中满是高兴，原以为此案已经尘埃落定，不料，一个叫“骆老大“的人被供了出来，此人才是绑架案的元凶。
可是上海人口多达几百万，人海茫茫，到哪里去抓“骆老大”？
毛森想出一计，他在报纸上刊登绑架案告破的消息，必然会让“骆老大”放松警惕，然后又派人到“骆老大“常去的地方蹲守，没想到，“骆老大“还真就出现在一个茶馆中。
毛森早已布下天罗地网，“骆老大“就此被捕，随后，剩下几名绑匪以及开车的司机一共7人悉数被逮捕，此案正式告破。
上海滩再次一片轰动，各种专访报道连篇累牍，广为传扬，毛森立了大功，名利双收。
荣德生老先生亲自来到毛公馆登门致谢，送给毛森金表1只、金笔1对，并邀请毛森一起合影留念。蒋介石大喜之下，奖赏了5万美元奖金。
毛森把这笔奖金大部分给了破案的部属，这使他在军统中赢得了好口碑。
毛森为人谦逊，举止颇为儒雅，但熟悉他的人知道，毛森阴狠起来又格外瘆人，有人私下里给他取了一个“毛骨森森”的外号。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毛森任上海警察局局长，其阴狠个性显露无遗。
虽然只在位80余天，却残害同胞数百甚至上千人，他还得意洋洋的向毛人凤汇报说：“此次上海撤退前夕，共逮捕嫌疑犯3000多人。临走前，除释放1000多人外，杀了1300多人。”
其中不乏爱国人士，不论老弱，不论年长年幼，当时囚牢中人，十有八九被他用不同的方式处决。
被人称为“毛骨森森”的毛森，对人民欠下的血债，罄竹难书。
上海解放后，毛森败逃厦门，蒋介石因其“反共“有功，任命他为厦门警备司令，官至中将，可惜这只是个安慰头衔。
厦门就是个弹丸之地，哪里能和人民解放军抵抗，很快，毛僧有仓惶外逃，投奔毛人凤去了。
可当时蒋经国执掌大权，本就对毛人凤一党的军统看不上眼，而毛人凤和毛森对蒋经国也看不起，二毛饱受排挤，毛森自然是苦不堪言，不得已，二毛又投靠宋美龄，夫人和太子各一派，明争暗斗，较量激烈。
毛森却成了牺牲品，受到通缉，只好狼狈逃往香港，在香港度过了12年的拮据生活。
幸运地是，毛森的两个儿子很有本事，毛汉光成了大学教授，成就瞩目，毛河光从事科学研究，在美国也功成名就。
1968年，花甲之年的毛森，偕夫人胡德珍踏上了大洋彼岸的美国，1980年又获得了“绿卡”，定居美国，成了美籍华人。
身在异国，思乡之情更为浓烈，晚年的毛森虽然经济上改善了许多，生活也过的不错，但对故乡的思念却让他夜不能寐。他时常感慨地说：“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青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总有一天，我要回故乡去看看。”
1992年，85岁的毛森老人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回到浙江省江山市界牌乡和仁村探亲访友，扫墓祭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了了这桩思乡之愿。
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的江山县大地，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把层峦叠嶂的群山点缀得万紫千红。
毛森拄着手杖，兴致勃勃地登上了家乡著名的江郎山。1938年春，他率部抗日，出发前曾在山上一处石壁题词：“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
豪迈之志，如今历历在目。
他回首往昔峥嵘、不堪的岁月往事，杀日寇、杀汉奸、杀叛徒，他从不后悔，而唯一的悔恨，就是对同胞做出的那些残虐。
在江山市侨务办公室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毛森盛赞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及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说：“中共现在是贤明者掌权。邓小平先生掌政之后，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实行全面革新，连我这个顽固反共分子，也举双手赞佩。”
几个月后，毛森因心肺衰竭而于1992年10月3日在旧金山逝世。
从军统巨枭到爱国侨胞，毛森走过了漫长的人生道路，临终前，他将积攒下来的钱财，捐赠给家乡希望小学，或许是对他曾经的罪孽所能做出的最后的解脱和自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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