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上海市警察局的中底層警察，大部分是原來租界的巡捕，成分多系破産農民、失業勞工、小市民、地痞，幫會分子等。
舊上海警察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當局本來計劃以重慶和杭州警校畢業生為建警骨幹，逐漸取代舊有巡捕，但因中共潛伏在警察系統中的警委鼓動舊警抵制而功虧一篑，到最後，緻使國民黨的這個公開的鎮壓機構和情治機關幾乎成了中共庇護之地。
舊上海警察搜檢
1946年5月，蔣介石還都南京後，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在上海馬思南路（今思南路）107号設立了駐滬辦事處（即今天的周公館）。盧灣區警察分局奉命派出調查科人員對周公館進行全天候監視，淞滬警察司令部稽查處也特别設立馬思南路派出所。沒料到的是，早期打入盧灣分局任三等警長的中共警委的支部書記徐本初，通過種種關系，把一批中共潛伏人員安插進馬思路派出所，分别擔任交警和内勤等職，緻使國民黨特務剛剛探聽到的周公館情報，第一時間又通過緊急管道回報給周公館提請注意。
例如1946年7月11日晚，周恩來召集記者會指責國民黨暗殺李公樸、聞一多。警委系統取得了将有中統特務冒充記者準備出席搗亂，情報轉告周公館後，中共代表團迅即組織了百多人把會客廳擠得水洩不通，使特務記者無法發難。還有一次，周恩來宴請于伶、白楊等著名（左翼）影星，警局調查科竊聽了周公館向南昌路潔而精川菜館（今天仍在，位于雁蕩路，南昌路口）預定上門宴席的電話。遂派特務冒充侍應生随送宴隊伍一起混入了周公館。但這個情報早由警局内的情報員取得，周公館内采取了嚴格控制措施，把菜館人員限制在廚房内操作，所有原材料均經過檢查，而端菜概由周公館人員擔任，特務無可奈何，隻能白走一趟，連周公館内部通道情況都無法窺視。
中共組織上海人民請願團在南京下關與蘇北難民發生沖突後，國民黨也組織了地痞、流氓，冒充蘇北難民請願團到周公館貼智語、發傳單。在馬思南路巡邏的中共隐蔽戰線黨員張文漢等人，反而以國民黨賦予的警權與警棍把那些遊行的“群衆”打得落花流水。盧灣分局警長徐本初還奉隐蔽戰線警委訓示，以查崗為名，保護周公館汽車出入通暢，把侍務監視車輛攆走，還以舞票、電影票為餌和監視哨特務“交朋友”，鼓動其執勤時間開小差，由潛伏情報員代填值勤記事本，使監視哨名存實亡。
舊上海警察交警巡邏警
1946年6月，舊上海市政府為整頓市容，下令取締黃浦、老閘兩個區的街頭攤販，引起數萬小販怨恨。警委請示張承宗同意後，決定由警委委員姜敏和黃浦分局隐蔽戰線黨員陳雲升策劃與導演了一場全市性的群衆運動。
1948年上海攤販
1946年8月底，由中共隐蔽戰線黨員王振煊等16人組成黃浦區攤販委員會，派專人在設攤馬路兩端望風，每次取締行動前由警局内潛伏人員提前通風，使警方查緝行動常常落空。到了11月2 6日，黃浦分局山局長杜醇帶領大批便衣警察兜捕千多名攤販。攤販委員會當即發動3千名小販家屬到黃浦分局請願，還焚燒了一家印刷廠，砸爛了南京路上四大公司的玻璃櫥窗，造成全市性的罷市局面。最後市長吳國桢把黃浦分局局長杜醇當替罪羊撤職，釋放了全部小販，發還己充公的貨物，下令停止了取締小販的行動。
舊上海街頭書攤
1947年7月7日，上海金都大戲院發生了治安警察與憲兵因口角而集體鬥毆的事件，結果警察7死4傷（該事件曾被著名漫畫家張樂平先生畫進了《三毛流浪記》）。事發後，警察群情激憤，表示要為死者報仇。中共上海隐蔽戰線市委書記張承宗立即訓示警委：“激發警察對憲兵的不滿，組織警察罷崗。"結果，市中心的黃浦、老閘、新成、嵩山、盧灣等警察分局的交通警、巡邏警全部罷崗，上海市的交通頓時陷入困境。罷崗曆時3天，開上海開埠以來之首例。在随後成立的“金都慘案善後委員會”中，僅中共隐蔽戰線黨員就占了18名。該會出版了《伸雪報》8期，由中共隐蔽戰線黨員蔣複強、範白萍編輯，印數為5千多份，從警局内部流向社會，影響甚大。1947年7月30日，善委會徂織200餘名警察代表到市府、警總請願，還派出20多人去南京請願。
1947年8月2日，死亡警員出殡時，中共隐蔽戰線黨員王治安等人組織了460名警察分11倆大卡車、4輛小轎車送靈，途經憲兵32團團部，車隊繞行三圈，高呼“殺人償命！”沖破了國民黨所謂“堪亂總動員令”中禁止罷工的禁令，擴大了軍警裂痕。
1947年12月，國民黨國防部軍事法庭判決肇事憲兵1人死刑，6人徒刑。中共隐蔽戰線警察系統的潛伏人員通過此案，在舊上海警界建立了威信。
以上諸多消息傳到中共首腦機關，毛澤東對此予以高度贊揚，認為此為“開辟第二戰場，在後方牽制敵人”的優秀典範。
毛森
1949年3月，國民黨特務首腦之一毛森接任上海市警察局長後，将調查科改為政治處，下設情報、偵防、保防等股。與保密局、黨通局以及淞滬警備司令部中的情報特務機構聯合搜捕中共潛伏黨員，并且開始殘害關押在監獄中的中共分子和進步人士，上海頓時風聲鶴唳。
解放前在上海街頭公開處決政治犯
時卧底在政治處的情報員董行健不斷的通過緊急通道送出情報，使國民黨特務的抓捕大都勞而無功。
舊上海一景
解放軍渡江後，解放戰争已經到了奪取最後勝利的時刻，陳毅麾下的三野大軍逼近了這座号稱“冒險家樂園”的大都市。
作為當時中國乃至亞洲的經濟、金融中心，上海是國民黨中央銀行總行的所在地，儲存了價值三億多銀元的黃金、白銀以及大量戰略物資。為此，老蔣在上海投入了30萬作戰部隊，并築起四道防線。
第一道，在北起吳淞、南至虹橋的20多公裡上修築了鋼骨水泥碉堡38萬個，半永久性的掩體碉堡一萬多座。每一主堡有道地相連，機槍陣地與糧草彈藥儲藏室齊各。
第二道防線，是堡外深挖戰壕，壕内可以通行吉普車，壕外安裝鋼闆電網，還布有竹簽、鐵藜、陷井等陣地。
第三道防線，稱之為木城，起自江灣，經北站、西站至龍華黃浦江邊。
為了拱衛木城，又建大小碉堡和電網，是為第四道防線。
這樣便有了湯恩伯著名對上海防線的著名定語：固若金湯。并且被老蔣稱之炎“東方的斯大林格勒”。
讓蔣介石和湯恩伯都無法料到的是，在他們眼裡這樣堅固的防線，最後卻僅僅十六天，被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部打垮，這還是在為了上海，三野在市區作戰，并未動用重武器，瓷器店裡打耗子的情況下。
事實上，上海的解放，除卻解放軍英勇的血戰（如羅店戰役），其中很大一部分功勞應該記在中共隐蔽戰線卓越的功勳之上。如前面所述的情報員董行健收買了保防股副股長蔡一天，并以幫忙抄寫為名，取得了舊上海警察局全局各處各分局40多個機關的保防小組與中共嫌疑分子名單的情報。結果，中共及時轉移了有危險的地下黨人。
解放軍進入上海
上海解放後，中共情報保衛系統又按圖索骥，把國民黨在警界的潛伏人員一網打盡。
在虹口分局，打入保密防諜股的潛伏黨員得震東，乘股長宮凱焚燒機密檔案之機，順手各分局與市局各科室呈上的《員警登記表》付之一炬。毛森臨走時失去這本名冊，等于丢了拐棍的瞎子，造成“敵我”不分，排程上寸步難行的局面。
另外，中共隐蔽戰線警委黃浦分局黨總支書記劉效琅設法将潛伏的黨員張世權由外勤調入人事管理室，伺機搞到了人事資料的鑰匙，偷出了警察系統中進階警官與特務人員2000多個年齡、籍貫、位址和履歷檔案。然後由地下警委書記邵健從中共邯鄲電台收錄了解放軍南下的《約法八章》，油印後分裝2000多個不同顔色的信封，分散投到各區的郵筒。傳單還加印了如下警告詞： 你必須按照約法八章各安職守保證機要機關物資檔案，立功自贖，聽候接管處理。如繼續破壞搗亂，為非作夕，定不寬貸“ ·
這一招在上海圍城期間奏了奇效。黃浦分局三青團區隊長吳瓊剛從新開河運20桶汽油到分局，揚言要在解放軍入城時燒光黃浦分局。收到警告信後，此人連夜棄職逃跑。
靜安分局局長王華臣收信後茶飯不思連班也不上了。靜安分局值班室巡官讀信後棄械出走。總之，兩千多封警告信攪得上海警察局上層坐卧不安，嚴重擾亂了國民黨的統治，動搖了舊上海警察的士氣。
張承宗，1937年黨員；張困齋烈士（永不消失的電波原型之一）兄弟合影
遠東第一監獄，上海提藍橋監獄關押着50名重要的政治犯。而中共隐蔽戰線在這個監獄已經秘密發展了24名黨員和50名外圍積極分子。解放軍攻占上海前一個月，國民黨司法行政部密令典獄長把全部政治犯轉解到浙江舟山，中共上海隐蔽戰線市委書記張承宗和隐蔽戰線中共警察系統黨委書記邵健，得到情報後決定全力營救。于是，利用典獄長懼共的心理，以保證他全家生命安全為條件換取了不執行押解令的承諾。并将政治犯遷到生活條件優裕的感化院。
1949年5月24日，在解放軍攻占上海前三天，擔任看守員的5名中共隐蔽戰線黨員，以防止犯人暴動為名，占領了槍庫、荷槍實彈奪了典獄長的權。接着，70多個潛伏人員分别占領了監獄各制高點、崗樓，并控制了監獄的電話總機、檔案室等要害部門。上海解放後的第二天，中共上海市委委員張祺即親往提藍橋迎接這50位政治要犯出獄。
今日提籃橋監獄鳥瞰
1949年5月24日，解放軍第二十七軍軍長聶風智從西面突破國民黨軍防線，抵達離市内僅一箭之遙的虹橋路。此時國民黨軍紛紛向蘇州河北岸潰退，準備從吳淞口撤往舟山。警察局局長毛森下令：機動車大隊全部撤到蘇州河北布防，封鎖河面和橋梁，為國民黨主力軍撤退作斷後掩護。
機動車大隊是布置在市區的一支快速反應部隊，這支特種部隊全部用美式配備武裝。全大隊雖僅有4個中隊，500多人，但配備了15噸的戰車兩部、裝甲車40多輛、迫擊炮60多門、電台4部、機車汽車幾十輛以及輕重機槍30多挺、步槍200多支。實際上，它是一個特殊裝備的裝甲營，也是毛森手上與解放軍對抗的一張王牌，如果它沿着蘇州河北岸布防，這些鐵甲車與占領高樓的青年軍機槍群配合，将會在蘇州河面和橋梁上構織一張高低結合的強大火力網，使解放軍舉步維艱。
1949年4月，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曾對拱衛上海的進階軍官說：抗戰時，日本恃其海空優勢，傾全力想在短期内占領上海，結果我們守了3個月。今日我們有海空軍，共産黨沒有，是以我們在上海守6個月到一年是不成問題的。當年謝晉元副團長帶一營人守四行倉庫，僅僅一個據點，日本人就對他沒辦法。我希望你們都像謝晉元。
守上海的三十七軍軍長羅澤锴也強調“上海是一個易守難攻的地方，不像濟南、沈陽、徐州、平津等地容易被解放軍卡斷、包圍和整個吃掉，以現有兵力和堅固工事，我們願守就一定能守住，不願守可利用海空運輸的便利，迅速把部隊撤走。"為了拔掉這顆釘子，中共決定迅速策反警察局的機動車大隊。
吳克堅
策反行動由中共中央社會部駐滬負責人吳克堅直接指揮，并在上海地下黨市委書記張承宗及上海警察系統地下黨委書記邵健的有力配合下，派遣情報幹将蕭大成與戴宗義單刀直入。前者透過員警消費合作社主任陸大公，結識了機動車大隊長鐘敏，後者找到了湖南同鄉、副大隊長喻飛。不料毛森突然将鐘敏二人調走，派親信廖琅當大隊長，打亂了地下黨的策反程序。
機動車大隊舊照
1949年5月24日上午，毛森任命陸大公為市局副局長，蕭大成立即奉組織訓示趕到員警合作社，要他立即上任。于是，中共特工蕭大成、戴宗義偕喻飛直奔機動車大隊，大隊長廖琅己不知去向，三人策動兩名中隊長拒絕撤到蘇州河北岸。下午兩點，大多數裝甲車和炮隊趕到江甯分局，三個中隊長早己轉變态度，公推喻飛代理大隊長。起義指揮部用廢舊裝甲車堵塞住附近街道，并派裝甲車、武裝機車在附近馬路巡邏。4點鐘毛森再次來電催促機動大隊北撤，蕭大成公開與毛攤牌。晚 7時，蕭大成帶領全部戰車與炮隊分兩路西行，欲突破國民黨軍防線，迎接解放軍入城。途中傳來毛森己離總局消息，于是車隊開回江甯分局挂出白旗，以示起義。5月2 5日淩晨，蕭大成帶一名解放軍參謀到來，要求派10輛裝甲配合解放軍搜尋蘇州河以南零星國民黨軍。就這樣，這支美式配備的機械化部隊，全部落入解放軍手中。喻飛和他麾下兩個中隊長，都成了臨陣起義的骨幹。
在毛森撤退前，上海市警察局人事教育股代股長、中共黨員黃旭乘午飯空隙潛入檔案室，竊取了17張進階潛伏人員卡片，上面詳細記載了姓名、化名、照片、住址，秘密傳遞一個在照相館做事的中共潛伏人員翻拍成照片，快速傳遞給張承宗和邵健。
同樣是在1949年5月24日下午，毛森下令将全部人事檔案燒毀，還是黃旭制止。
解放軍占領上海後，反特部門不但按照卡片線索逮捕了17名國民黨進階潛伏人員，還處理了一大批潛伏的敵特警，特别是那些鞏固不化分子，他們至死也不曉得毛病出在哪裡。
據張承宗（解放後曾任上海市委人大副主任，浙江甯波人）回憶，中共上海市委的隐蔽戰線中，警委秘密設立了一個黨總支、17個黨支部，分布在舊警察總局、各分局、保安中隊及監獄中，其中黨員總數達500多人，外圍積極分子2000多人。他們利用有利條件，鼓動工潮、學潮、交警罷崗、攤販騷亂，盜竊軍事機密情報，掩護中共情報人員和隐蔽戰線從業人員，策動美式裝備的機動車大隊起義，策反警察系統内的進階警官與防諜部門進階官員，甚至在大特務頭子毛森的眼皮底下策動保安警察倒戈，如此這般，國民黨焉有不敗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