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对话
2017年始，人民摄影报推出了“摄影对话”栏目，邀请摄影名家、编辑、记者对在各个摄影领域中有成就、有创新、有思想、有代表性的摄影师、策展人、评论家进行对话。深入他们的内心，挖掘我们不曾熟悉的细节。本期由摄影师高明昔与杨达之间的对话。
杨达，1993年生于湖北武汉，常年在中东地区、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驻地拍摄，至今到访过30多个国家。主要作品有《湄公河》《库尔德人》《东时区》等，作品曾在成都、北京、马来西亚、韩国等地展出，2014年签约SIPA图片社，入选2018索尼青年摄影师发展计划，入围2018美国普利策Miel基金奖，获Top20 2017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奖、2017美国国际摄影师联盟主席奖、寻找中国青年马格南摄影师奖等多个奖项。
高明昔：为什么会对与民族性相关的选题感兴趣？
杨达：民族话题是当今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当时选择这一题材时，并没有刻意地去挑选某个民族。我觉得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性，如果能够从自己的视角发现另一个侧面，让大家看到不同之处便是有意义的，对自己而言，这也是一种机遇。
高明昔：是怎样的契机让你接触到这样的题材？
杨达：我第一次接触库尔德人应该是在中东地区。整个中东地区都分布有库尔德人，他们的着装非常特别。显著的外表特征也会让人对其有所关注，随着进一步的接触、了解以及学习，我对这个民族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其实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是非常享受的，这个民族十分好客，这跟他们上千年来一直是游牧民族有着很大的关系。我每次回访老朋友的时候都感觉如同至亲，特别是在异国他乡，住到他们家中，和他们一起吃饭喝茶，聊家长里短，更是格外亲切。他们的生活没有被太多社交网络所占据，更多的时候是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交流。这是给我感受颇深的地方。
高明昔：每位艺术家都有自己思考问题的角度与情感立场，这多少会影响创作内容的走向与呈现，特别是在与纪实相关的作品里，这个问题经常会被提到，你是如何平衡这个关系的？
杨达：在《东时区》的作品中，我只做了时区的标记和地理位置的介绍。在新作《河边的诉说》中，我并没有让每一张照片都带有图说。这是一个图片故事，如果在某些环节我需要去阐述，则会有特定的图说，这样会留给观众很大的想象和阅读空间。
在《库尔德人》中，每张照片都有图说，这是对当地大背景和环境以及人物的介绍。同样，不同的观众在观看作品时，会对这种静态的影像有自己的想象。所以，当我去拍摄的时候，我会让自己相对客观一些，尽量不要带入太多个人情绪。
高明昔：在年轻人中，很少会有人接触到你所创作的题材内容。以你的个人经历来看，经历过战争或者说在战争中的人，他们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他们的民族性是靠什么传承与维系的？
杨达：生活对我们而言都是一样的柴米油盐，所有人的生活状态都是一样的，都希望能过上好日子。
但经历过苦难的人们可能会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这是伤痛所留下的。越是经历过苦难的民族，他们的民族性就保留得越完整，这种精神的传承是刻骨铭心的，苦难会使他们记得，痛过会使这一切铭心。
高明昔：我知道你拍摄过很多与河流有关的作品，新作《河边的诉说》与以往的创作有什么不同吗？
杨达：《河边的诉说》是我在印度花了5年时间完成的一个关于河流和人的关系的作品。前3年，我在印度各地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最后2年才确定了拍摄风格，并最终完成了拍摄。
这个系列的镜头语言和之前有所不同，是我对这个地域了解之后所做的尝试。这个系列同样也有一个视频部分，在这个视频中环境和人的冲突变得更加激烈，和静态的图片有很大不同，两种载体的共同呈现也是我的一种表达方式。
高明昔：经历过这么多不同国家与地域的创作后，你现阶段是如何理解自由的？
杨达：人在不同阶段对于自由的定义也会所有变化。虽然目前我没能达到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独立，但对我而言，能独立创作，能去旅行，去见识，去结交新的朋友，能有时间陪伴父母，这就是自由。这也是我对生活的理解。
经历多了，生活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珍惜家人和朋友变得很重要，追求梦想的信念变得更加坚定。生活变得没那么急功近利，或者一味想去索要什么，心态会较为坦然，付出往往比自己得到的要重要得多，对待朋友和家人都是如此。这也是我从拍摄的“他们”身上所学到的，以及这一路上遇到的人所教会我的东西，感恩是我最大的收获。
高明昔：你下一阶段的拍摄项目是什么？
杨达：现在国外的选题暂时会告一段落，回到国内我会拍摄关于我们这一代的选题，接触一类群体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就拍摄而言，我会慢慢去和拍摄对象沟通并成为朋友，然后拍摄就变成其中最不重要、但却最能表现的一种形式。
每个国家都会有其相对的独特性，当我们学会在不同的环境下去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时，作品自带的一种气质反而可能会更具有社会性和当下性。
杨达摄影作品《库尔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