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寫信要我學得深沉些
一晃兒竟然成了一個八旬老人，連自己都覺得難以相信。現在再下農場或幹校去幹活，估計肩不再能挑，鋤頭也掄不動了。可是精神上，我并沒有老邁感。上樓梯我不喜歡别人攙扶；早晨鬧鐘一響，我還是騰地就爬了起來；聽力視力都未大衰退，腦子、似乎和以前一樣清楚，對身邊和身外的一切随時随地都有反應；忽而緬懷如煙的往事，忽而冥想着未來。我有位老堂姐，她60多歲就糊塗了，耳不再聰，眼不再明。我老是怕自己也會變得癡呆，謝天謝地，我還這麼清醒着，但願能清醒到最後一刻。
晚年的蕭乾（1910.01.27-1999.02.11）
讀外國文學時，我常留意他們對生命所做的比喻。有的比作浮在水上的一簇泡沫，有的比作從含苞到敗謝的花。我大概還是受了“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的影響，總把生命看作一次旅行。有的旅客走的是平坦大道，有的則道路坎坷不平。回首這80年我所走過的路：童年和中年吃盡了苦頭，然而青年和晚年，卻還順當。晚景更為重要，因為這時期胳膊腿都不靈了，受苦的本事差了。我慶幸自己能有一個安定舒适的晚年。現在回顧這段旅程，認識到，我算不上是勝利者，然而我很幸運。
七十年代末，老友巴金曾寫信要我學得深沉些。另一老友則送了我八個大字：居安思危，樂不忘憂。我覺得這十年是變得深沉了些，也踏實了些。曆盡滄桑後，懂得了人的際遇随時可以起驟變。
蕭乾（左二）與巴金（右一）
因而一方面對事物不輕率發表意見（有時甚至在家務瑣事上，潔若都嫌我吞吞吐吐，模棱兩可），但另一方面，自己也不會為一時享受的殊榮而得意忘形。
這十年，生活水準是大大提高了。也許離死亡更近了，對有些——尤其物質方面，我看得淡了。春間龍應台女士來訪，見到我的洗澡間，事後告訴朋友，說她在北京期間最難過的那一件事是我不得不住在這樣的條件下度晚年。她走前又來告别，我便向她解釋說，我目前的生活水準在知識分子中間是中等偏上的。上司曾再三表示要進一步為我提高，但我不想讓自己的生活水準脫離國情。有些人盡量住得寬是為了留給子女和孫輩。至于我的子女，在他們幼小時，我盡到了心，長大了，他們應自己闖去。我是一個人闖出來的。
下放期間，把上公廁看成社會考察的場地
我一生在愛情方面，經曆也是曲折的。十八歲在汕頭教書時愛上一位大眼睛的潮州姑娘。當時她和我一樣赤貧。我們并肩坐在山坡上，望着進出海港的遠洋輪，做着一道去南洋漂泊的夢。這姻緣終于被曾經資助過她上學的一位大老财破壞了。
二十九歲上，我又在九龍遇上一位女鋼琴家，一見鐘情。當時，我已同“小樹葉”在一起了。斬不斷，理還亂，我隻好隻身赴歐洲了事。一九四四年巴黎解放後，我才曉得“小樹葉”和女鋼琴家均已各自同旁人結婚，并有了娃娃。我跌入感情的真空。一九四六年又在江灣築起一個小而舒适的家，然而這個家很快就被一個歹人拆散了。那是我中年所遭受的一次最沉重的打擊。
在這方面，我總歸是幸運的，因為我最後找到了潔若——我的索爾維格。結缡三年，我就背上了“右派”黑鍋。倘若她那時舍我而去，也是人情之常，無可厚非。但是她“反了常”，使得我在淩辱之下有了繼續活下去的勇氣。我在《終身大事》那十篇小文中，曾總結過自己的戀愛觀。我覺得在政治鬥争中，更可煉出真情。共福共榮容易，共患難共屈辱方可見到人與人之間感情的可貴。
文潔若與蕭乾
有人以為一九五七年我被迫放下筆杆，發配到農場，赤着足在田裡插秧拔草的期間，一定苦不堪言。其實，我大部分時間還是笑嘻嘻地活過來的。要了解人生，不能老待在上層，處處占着上風。作為采訪人生的記者，酸甜苦辣都應嘗嘗。住在“門洞”的那六年，每晨我都得去排胡同裡的公廁，風雨無阻。
那些年月，我并未懷念抽水馬桶的清潔便當。那公廁是一溜兒五個茅坑。我的左右不是蹬三輪的，看自行車的，就是瓦匠木工，還有北京飛機場的一位機械工。蹲在那兒聽他們聊起來可熱鬧啦，有家長裡短，有工作上的苦惱，有時也對“文革”發發議論——其中有些還十分精辟。周作人譯過日本江戶時代作家式亭三馬的代表作《浮世澡堂》《浮世理發館》，作者通過出入江戶（東京舊稱）一家澡堂和一座理發館的男男女女的對話，反映了世态。我呢，那幾年是把上公廁當作了一種社會考察的場地。
我不是革命家的材料
年輕時，有些朋友認為隻有從軍才能救國，于是投了黃埔。我老早就知道自己不是個軍人材料。在輔仁大學讀書時，每逢參加軍訓，我站隊總也站不齊，開步走時，常分不清左右。一九三二年，一位西班牙朋友從《輔仁雜志》上看到我英譯的《王昭君》，就和我通上信，後來他提議同我搞點商業。他寄給我一批刮臉刀，要我給他寄去幾副宮燈。他那裡賺了錢，可我的刀片卻通通送掉了。我知道自己也不是經商的材料。一九三四年傅作義将軍聽說我是蒙古族，又有體驗草原生活的願望，就邀我去内蒙古當個小官，但是當官之前還得先加入國民黨。這下可把我吓壞了，就趕緊進了無黨派的《大公報》。同樣，一九四七年南京的中央政府通過《大公報》胡霖社長邀我去倫敦，接替葉公超任文化專員，我也是死命不幹。幸好，胡老闆那時也不肯放。
在色彩當中，我更喜歡素淡，讨厭大紅大綠。在政治運動中，我傾向于站得遠一些。我詛咒“文革”，不僅由于他們打砸搶殺，我也厭惡他們用的語言。對不順眼的，動不動就“炮轟”、“油煎”、“千刀萬剮”，對擁護的，一個“萬歲”還不夠，要喊“萬萬萬歲”。我一直想從文字及邏輯上分析一下所謂“文革語言”。然而革命家要的就是旗幟鮮明，我能了解革命小将那時的激情。一九二五年北平學生抗議英國巡捕在上海南京路上槍殺中國勞工和學生時，我何嘗不也那麼激烈過。可是經過這幾十年對人世的體驗，我對人對事甯願冷靜地分析，而不喜貿然下結論。像這樣強調冷靜客觀，注定了我不是個革命家的材料。
人生就是在白紙上寫黑字
就是在文學上，我對自己的才具也還有點自知之明。三十年代一直想寫寫長篇。一九三八年《夢之谷》脫稿之後，我就發誓不再寫長篇了。我自知在一塊小天地裡還能用心經營，即駕馭不了大場面。但我總盡力把自己的職業文字寫好。我高興一九三五年踏訪魯西水災時寫的《流民圖》至今猶有人看，有的還被選入教科書。
十五年間（1935—1950年）在《大公報》上發表的大量通訊特寫，盡管不少是在雞毛小店的油燈下或大軍行進中趕出來的，但我都灌注了自己的心血。
我最引以為自豪的，就是自從走上創作道路，我就徹底否定了自己有什麼天才，懂得一切都隻能靠嘔心瀝血，憑着孜孜不倦的努力。
常有人用假定的語氣問我：平時有什麼可悔恨的？我這人太講實際，一向認為悔恨是一種徒然的甚至是沒出息的情緒。人生就是在白紙上寫黑字。若用鉛筆寫，還可以擦掉，然而不可能老用鉛筆寫，而且那樣的人生也太乏味了。總有些場合非用毛筆寫不可，一經寫下，就再也擦不掉，拙劣地糊上一層紙，痕迹也依然留在那裡。
留學英倫時期的蕭乾
有些人喜歡往上糊紙，左一層右一層地糊。我不。是以，我對于一生在十字路口上所做的選擇，從不反悔。
青少年時，我也有過“大同世界”的理想，仿佛一旦把地球上一切反動階級、反動勢力都打倒之後，一個人人豐衣足食、個個自由平等的烏托邦就将出現在地平線上。從此，地球就變成了樂園。那時也曾以為地球盡頭有像佛教的極樂世界那樣一座樂園，那裡再也沒有剝削與壓迫，煎熬與流血，人人都無憂無慮，自由平等。
我就是靠這一信念活下來的。
《文章皆歲月》，蕭乾 著，重慶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作者：蕭乾
編輯：沈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