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團隊覃仕勇
大清王朝有一個出名污點，就是文字獄，而其中最知名一件，當屬雍正年間的“曾靜案”。
話說，清雍正六年，湖南永興無良文人曾靜因為屢試不第，遂對朝廷産生怨恨之情，私下羅列了雍正皇帝的“十大罪狀”：謀父、逼母、殺兄、屠弟、貪财、好殺、酗酒、淫色、誅忠、任佞。由弟子張熙投書手握三省重兵的川陝總督嶽鐘琪，策劃嶽鐘琪起兵反清。
造反是關系到身家性命的大事，嶽鐘琪好好的，造什麼反？他火速飛奏雍正，并從張熙處入手，順藤摸瓜，捉拿到了曾靜。
曾靜為求活命，按照雍正的要求寫了悔罪頌聖的《歸仁錄》。
雍正下令官員編輯出關于此案的所有《上谕》，結合的曾靜口供及《歸仁錄》，合成《大義覺迷錄》一書，大肆刊印發行，頒發全國所有學校。
雍正的意思，是想讓天下人知道曾靜對自己的指責字字皆虛，徹底消除不良影響，鞏固自己的帝位。
這段公案，在唐國強老師的經典電視劇《雍正王朝》裡，演的十分生動傳神。特别是唐老師的雍正，捧着案卷氣的吐血痛哭，看得電視機前的觀衆十分揪心。另外還有姜大衛的香港劇《大内群英》，風度翩翩的姜明星塑造的曾靜，華麗變身為武學高手，與雍正帝和呂四娘，圍繞這樁文字獄，好好演繹了一把愛恨情仇，也着實賺足了大陸女粉絲的眼球。據說當時姜大衛來内地演出，走哪都有小女生尖叫，男神範十足。
不論揪心還是男神，一個事實卻公認：這樁起因荒唐的文字獄案，無論當時還是今天，都十分有影響力，基本隻要知道雍正的朋友，少有不知道這事的。
但極少有人知道，這件所謂的文字獄案，在清朝隻是一個線頭，随後爆發的，卻是一個隐藏在感人橋段和八卦故事之下，極為兇殘離奇的又一大案。
且說，廣東惠來縣有一個名叫屈明洪的縣學教谕，他在按照朝廷的要求頒發《大義覺迷錄》一書時，用心研讀，讀到書中有張熙供認欽仰的廣東“屈溫山先生”的文字，不由心口怦怦直跳。
原來，屈明洪的父親名叫屈大均，号翁山，著有《翁山文外》、《翁山詩外》等書，屈明洪疑心張熙所說的“屈溫山先生”乃是“屈翁山先生”之訛誤，是以不寒而栗。
老實說，屈大均可是明末清初的嶺南著名人物，與陳恭尹、梁佩蘭合稱“嶺南三大家”。清兵入廣州前後，屈大均參加過其師陳邦彥以及陳子壯、張家玉“廣東三烈”的反清鬥争，他還向南明永曆帝呈獻了《中興六大典書》，希冀大明可以驅除鞑虜、光複河山。
但抗清鬥争最終還是失敗了，于是屈大均懸崖撒手、削發為僧，法号今種，題其所居之處為“死庵”，胸前用黃絲挂永曆銅錢一枚，以示不忘亡明。數年後，屈大均塵心未了，隻身飄然北上，先是到了江蘇南京偷偷拜祭了明孝陵，後輾轉到北京景山哭拜崇祯帝。再後來東出山海關，周覽遼東、遼西形勝，留意山川險阻，與顧炎武、李因笃、朱彜尊等聯合密謀，志圖反清複明。
他還到同鄉袁崇煥戰鬥過的甯遠城寫詩憑吊。傳回關内後，他積極聯絡台灣抗清英雄鄭成功，并導引張煌言率軍沿江而上，克蕪湖，取徽、甯，下州縣三十餘，但不久後兵敗。吳三桂在雲南起事，屈大均欣然奔赴雲南，投身于反清鬥争中。但在弄清楚了吳三桂不過是借反清之名而行稱霸割據之舉，感到複明無望，于是隐歸老家番禺，潛心撰寫《皇明四朝成仁錄》，為崇祯、弘光、隆武、永曆四朝的忠臣義士立傳，終不複出，病逝于康熙三十五年。
從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到雍正八年（1730年），時間已經過了三十四年，但屈明洪心中害怕不已，趕緊到廣州省布政司繳印，又自動自覺地到廣州府投獄自首。
屈明洪說，父親屈翁山目無法紀，著作悖逆文詞，犯下了滔天大罪。隻是父親死時，自己年紀尚幼，懵懂無知，父親的詩文刊版存留在家，自己一直沒有覺察，是讀了《大義覺迷錄》，回去自糾自查，才發現父親詩文的文字和内容亂紀悖常，是以親自呈首投監，請正典刑。
廣東巡撫傅泰趕緊查閱《翁山文外》《翁山詩外》等書，果然是“多有悖逆之詞，隐藏抑郁不平之氣”，于是上奏朝廷，說屈大均“狗彘居心”、“禮義盡喪”、“不知天高地厚之深恩，妄逞狼嗥犬吠之狂詞，诋毀聖朝，盜竊微名”。
刑部根據傅泰的呈報，議請按大逆律将屈大均戮屍枭首，親屬照例緣坐。
還好，雍正正為自己的“傑作”《大義覺迷錄》有此收效洋洋自得，網開一面，降旨說念屈明洪能投案自首，可減等論處，免除其父戮屍之刑，僅将屈明洪以及其二子流放福建，焚毀屈大均詩文著作。
事情至此即告一段落。
又過了四十二年，即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好大喜功乾隆帝專門設立了《四庫全書》館，準備大張旗鼓地彙編《四庫全書》，同時“寓禁于征”，敕令各地官府征集流散于民間的遺書、遺文，書中但有反清字眼，便趁此機會查繳，能删改就删改，不能删改就銷毀。
一番“寓禁于征”的大動作下來，朝廷收獲豐碩，查繳禁書達三千多種，十五萬餘部，總共焚毀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禁毀書籍差不多與《四庫全書》所收集的書籍一樣多。
在乾隆三十九年，廣東南海、番禺兩縣查獲了屈大均族人屈稔祯、屈昭泗所藏的《翁山文外集》，兩廣總督李侍堯、廣東巡撫德保借題發揮，說屈大均“肆其狂吠，罪惡昭彰”，上書朝廷，建議将屈大均的子孫及收藏逆書的屈稔祯、屈昭泗等人斬立決。
實際上，屈稔祯隻略通文墨，屈昭泗則目不識丁，兩人都是出了五服的屈大均的曾侄孫，并不知道屈大均的書籍中有着什麼悖逆的言辭，平白無故禍事從天降，魂飛魄散、叫苦不疊。
乾隆皇帝為了廣征和誘繳圖書，用一種“取信于民”的作派處理了此案，免屈焾浈與屈昭泗的罪，隻燒毀屈大均的詩文了事。
屈大均的子孫包括屈稔祯、屈昭泗等人從鬼門關前撿回了一條命，千恩萬謝，拜謝而去。
但事情還沒有完。
某日，乾隆心血來潮，閑翻屈大均的詩文，發現有“雨花台葬衣冠”之句，不由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大喝道：“此等悖逆遺穢，可任其留存？”立即谕令兩江總督高晉到雨花台找到該衣冠冢，銷毀清除。
高晉得令，将任務交給江甯藩司闵鹗元。
闵鹗元在雨花台來來回回地搜了個遍，根本搜不出屈大均詩裡的衣冠冢！
高晉大吃一驚，感到事件非同小可，隻得親自出馬。最終，高晉也是一無所獲。他隻好據實上報乾隆。
乾隆意興闌珊，就此拉倒，說：“既無其事，可以已耳。”
廣東巡撫德保覺得乾隆對一座衣冠冢尚且勞心勞力，不敢怠慢，趕緊在番禺縣查找屈大均的墳墓，主張将雍正帝已經開恩赦免的锉屍枭示之舉恢複，“仍锉其屍，以快人心，以申國法。”
乾隆已淡化此事，批示道：“亦不必矣。”
這樣，一樁曆時半個世紀的文字獄案這才劃上了句号。但從屈大均案可以看出，中華民族在清朝的一個變異的縮影：氣節衰敗。屈大均生于明清更替亂世，卻極具民族氣節。以一書生之筆，作千均之文，在他逝去數十年，仍能平地一聲巨雷般，震得雍正和乾隆兩朝大動幹戈，銷禁其書，兩掀文字獄。但是，到了他的兒子屈洪明，卻是偷生怕死之輩，為此不惜向清庭揭發亡父，以換苟且活命。從此可看出清朝文字獄之酷烈，令人自危到父子人倫與民族氣節皆可全然抛卻。
所謂“康乾盛世”，終不過是一個萬馬齊喑的恐怖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