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龐驚濤
如果我們有心對當代文學的苦難叙事進行一番考察，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盡管這個時代的大多數讀者已選擇性回避甚至抵觸苦難閱讀，但作家仍然層出不窮地進入苦難叙事這個永恒的文學主題。他們的命意很明顯：不在于煽情和渲染苦難，隻在于通過文學的方式銘記與反思苦難。
《十月》長篇小說專号2020年第6期推出的杜陽林長篇小說《驚蟄》，以川北農村少年淩雲青的成長史為主線，以“密不透風”的苦難叙事和随處可見的年代記憶，細膩呈現了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早期這近10年間，中國農村大地苦難下的人物群像和時代演變，在當代文學的苦難叙事中可謂一枝獨秀。
鑒于《驚蟄》投射了作家個人的成長經曆，以及它選取的主要人物的典型性和叙述曆史時段的代表性，我隐約覺得，《驚蟄》和高爾基的代表作《在人間》存在一種非常明顯的互闡關系：對苦難的态度以及對苦難的救贖，少年淩雲青的精神面貌和少年阿廖沙的精神特質具有某種耦合性。甚至在叙事上，兩個文本也有諸多跨越時空的暗通之處：當淩雲青在火車上告别家鄉奔向他的大學的時候，少年阿廖沙也告别家鄉，懷着上大學的願望而奔向喀山。不屈與抗争，兩個少年身上所共有的精神力量，讓超越苦難成為了兩個文本共同的文學命意。
我這麼比，并非刻意擡高《驚蟄》的文學價值和地位，而是它客觀上所具有的苦難叙事代表作的氣質，會對偶然性接近和目的性閱讀的作者同齡人乃至“淩雲青式”的同齡人，産生某種影響深遠的精神共鳴和靈魂共振。《驚蟄》在苦難叙事上的時空穿透力，讓它當之無愧地成為一部具有典型意義的文學作品。《驚蟄》的苦難叙事，是一次對《在人間》直面苦難的一次緻敬。如此，建立在苦難叙事基礎上的兩部文學作品方有了互闡的可能。
大地上的事：對苦難的接受
應該說，無論是少年淩雲青還是少年阿廖沙，對苦難都還難以建立起深刻的哲學思考，作家不能在作品裡“越俎代庖”，幫小說主角建立起這種哲學思考。苦難是人存在着的本質困境，具有“深刻的悲劇精神”。這種悲劇，并不因環境使然，也不因人的出身差異有别，它是與生俱來的必然遭遇。叔本華說：“人生是在痛苦和無聊之間像鐘擺一樣的來回擺動着。”在思想的深刻性還沒形成之前，兩個少年倒應該慶幸他們的年紀輕輕，因為，這種精神上的苦難領教，比起肉體上的苦難領受，确乎要痛苦得多。是以，他們和大多數人一樣，對大地苦難并沒有抱怨，而是坦然接受。
《驚蟄》的苦難叙事不是單純的，顯然帶有複雜的對創作背景和時代特性的投射。而《在人間》也是高爾基對生活本質的一種呈現，他創作的背景必然來自于他熟悉的故土。《驚蟄》中的大地環境，設定為川北阆南縣一個世代耕種的貧困鄉村，這裡的大多數農民生活在封閉而狹隘、貧窮而自私的環境裡。
出于對杜陽林個人經曆的了解，我們也不難解析出現實的阆中市和南部縣這兩個名字熟悉但了解并不深刻的地方。我的家鄉西充縣與這兩個市縣屬于同一統轄地區，又是近鄰關系，我完全能夠感同身受《驚蟄》中的苦難環境和世代習俗。比如，小說中常常出現的吃紅苕稀飯的場景，即是這片大地上真實而深刻的記憶。在今天看來，紅苕稀飯作為一種憶苦思甜的代言，在大魚大肉的主流生活環境裡，大有小清新受歡迎的地位。但是，在我和“淩雲青”看來，這完全就是大地苦難刻骨銘心的一部分。
以此考察1970年代末期的中國農村，《驚蟄》呈現的雖然是川北農村的一段時代面貌，但也是那個時代中國所有農村大地苦難的整體面貌。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驚蟄》裡的苦難環境，雖然是一種個體性的文學表達，但卻具有文學整體性的意義。
《在人間》的苦難叙事突出地展現了這種個體性向整體性的轉變。小說描寫了1870年代俄國下層社會的生活面貌，和《驚蟄》的叙事時間線整整相差了一個世紀，兩個社會的特征異常明顯，但大地苦難在本質上幾乎沒有什麼兩樣：底層普通人的生活充滿艱辛，看不到什麼希望和前景。
此外，它們還有一個共同之處，除了呈現苦難，《在人間》還解構了俄國工業資本主義成長引起的小資産階段手工業瓦解的過程，《驚蟄》解構了中國改革開放引發沉睡的鄉村融向城市和大量農民自由遷徙和就業的過程，覺醒初起，正是“驚蟄”之喻。兩個小說文本都承擔了投射時代于展示創作背景的重大使命，苦難叙事在這裡，成為一種文學手段，而不是文學目的。
這是對兩個文本進行比較研究的過程中獲得的一項收獲：即通過苦難叙事，考察小說裡潛在的各種思想意識痕迹，《在人間》有“在人間”的民族隐喻，《驚蟄》有“驚蟄”的民族隐喻，跨越世紀，兩個文本完成了一次互闡。
一場葬禮：對苦難的告别
對一場葬禮的叙述，巧合中也可以窺見一種文本互闡範式。《驚蟄》開篇，安排了淩雲青父親的葬禮，并通過這場葬禮，呈現觀龍村的社會環境和人際面貌。當然，更為重要的是，全面深刻地呈現淩雲青家的生存困擾。
在男權主導的鄉村社會，壯年淩父的死亡，對一個家口衆多的家庭意味着什麼？逐漸逼近的生存殘酷性不言而喻。一場葬禮，讓這種生存困擾生動淩厲地展現了出來。父親的死亡，意味着淩家苦難的開始，也意味着淩雲青苦難的開始。相對于大地苦難，這種基于鄉村宗法和權力倫理的苦難，有原始、獸性的一面，其力量之宏巨，更讓人難以撼動。
本為淩家抱養長大的陳金柱，對淩家積蓄已久的仇恨讓他按捺不住地施展了對淩雲青的暴力，并縱容家庭對淩家施予暴力。一場因烤火引發的暴力，正是葬禮苦難的延後反應。杜陽林如此呈現這種以強淩弱的苦難，目的在于通過苦難的叙事呈現人性的複雜性。
如果說饑餓和貧困是淩雲青身上擔負的第一重苦難，那麼，由于人為的仇恨、暴力和欺淩，必然是他擔負的第二重苦難。鑒于第三重哲學意義上的苦難還沒有真正建構起來，那麼，我認為，淩雲青式的少年，在那個時代和那個環境下擔負的最重的苦難，一定就是這種基于人性之惡的苦難，這種苦難比起第一重來，更難消解。
《在人間》裡，開篇不久呈現了弟弟科利亞的死亡和葬禮，他“鼓起的肚子和長滿膿瘡的歪腿”，可以讓我們清晰地看到大地苦難對生命随時存在的威脅，他像“一顆小小的晨星悄然消失了”，這既是19世紀七八十年代俄羅斯土地上常見的事，也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川北農村常見的事。
科利亞的死亡威脅，也是淩雲青兄弟同樣面臨的，時間盡管往前走了一個世紀，但苦難帶來的死神威脅卻并沒有退步，反而有些步步緊逼的意思。
比起《驚蟄》裡父親葬禮的“盛大”來，《在人間》中的科利亞的葬禮卻寒酸得多：“沒有神父也沒有乞丐，隻有我們四個人站在林立的十字架中。”四個人，就是阿廖沙和祖父祖母，以及雅茲的父親、一個刨墳勞工，他因為少要了刨墳的工錢而向阿廖沙表功。死亡叫人如此難過和讨厭，這讓見慣生死的祖父也不禁和氣地開導阿廖沙，希望以此打消他的憂郁：“要是一家人都活得壯壯實實的，像手上的五個指頭一樣該多好！”
這一段葬禮照見的，不是一個家庭的苦難，而是19世紀七八十年代整個俄羅斯民族大多數家庭的苦難，葬禮呈現出來的民族苦難，因為真實深刻而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洞悉了死亡的真相和“在人間”的艱難之後，阿遼沙學會了像一株不屈的野草野蠻生長，并逐漸有了在惡與醜的世态裡發現和靠近善美力量、并最終積蓄超越苦難的能力。
淩雲青在父親葬禮上感受到的和阿廖沙在弟弟葬禮上感受到的，正是這種力量，這也就構成了兩部文學作品精神相通的内在邏輯：沒有斤斤于苦難根源的追問，因為這個根源其實無需追問，而是對苦難呈現後的告别和忘卻，并展開對苦難之後新生活的美好想象。阿廖沙的喀山大學夢想，和淩雲青大學理想的實作，正是這種苦難叙事的一次殊途同歸。
兩組人物：對苦難的救贖
苦難與救贖像一對孿生，它們必須在一部作品裡互相依存并互相影響，苦難叙事才相對完整。
從兩場葬禮中窺見生存現實殘酷的真實性之後，阿廖沙和淩雲青都主動選擇了将不屈的意志和抗争精神作為他們對苦難救贖的精神利器。事實上，這樣的選擇既是唯一的，也是最為根本的。但這種選擇對于兩個少年而言，還是一種朦胧的自覺，尚缺乏能力自救與自振。他們必須依靠一些溫柔、甜蜜和有力的力量，才能完成對苦難的救贖。
在《在人間》和《驚蟄》中，各有一組這樣的人物，是苦難叙事中人性之美的文學表達，雖然稀有，但畢竟存在。比較這兩組人物，他們在完成對苦難的救贖這一重大使命上，也存在着一種隐秘的互闡關系。
斯穆雷作為阿遼沙的精神導師，其職業是遊艇上的廚師，他熱愛讀書，并是以保護阿廖沙不受其他幫工的欺負；裁縫的妻子，借給阿廖沙書看，使阿廖沙的視野倍增，思想受到熏陶，是以，阿廖沙對她懷着深厚的感激之情；馬爾戈皇後的身份雖然是貴族太太，但她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屢次告訴阿廖沙要上學，這個理想雖然最終并未成功，但她還是堅持常借書給阿廖沙看，增進了阿廖沙的知識與思想素養。這組人物作為阿廖沙成長過程中的精神力量，幫助阿廖沙完成了理想主義的建構，并最終完成了對苦難的救贖。
這一組人物，在《驚蟄》裡，就變成了淩雲青的同桌細妹子、細妹子的父親韓老師以及來自大城市的知識分子上官雲萼夫婦。細妹子對淩雲青的幫助，有朦胧的愛情意識作為鋪墊，但核心仍然是希望憑借一己之力幫助淩雲青改變命運，她是《在人間》裡裁縫妻子和馬爾戈皇後的合體。作為教師的女兒，她知道知識對于淩雲青這樣的農村少年改變命運的重要性，更知道獲得知識的方法和途徑，她的義無反顧和堅持不懈，充滿了一種宗教救贖感和獻身精神。上官雲萼夫婦則是斯穆雷、韓老師和馬爾戈皇後的合體，他們自覺有渡引和拯救的義務，并将這種患難中的真情以及對人性洞察之後的感情轉移，上升為一種人生理想。他們的這種渡引和拯救的力量盡管看上去微不足道，但給予接受者的價值和影響卻是重大而深遠的。
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這兩組人物的存在，《驚蟄》和《在人間》的苦難叙事張力會大大衰減，因為缺乏了這兩組人物的介入，阿廖沙和淩雲青最終對超越的苦難，也會失去相當大的藝術說服力。
山頂上的象征：對苦難的超越
無論是《在人間》還是《驚蟄》，它們都有一個動人的情感價值，就是超越苦難的語言和叙述。兩個文本之間當然沒有必然的師承邏輯，但它們各自傾向于用客觀、隐忍、安靜甚至含蓄幽默的筆調，完成對苦難的超越，這是我認為的又一組互闡關系。
在世俗的次元，杜陽林顯然無法找尋到消除苦難的聖泉，而隻能給他筆下的淩雲青不斷增加抗衡苦難的砝碼。用通俗的話說，“密不透風”的苦難，對他而言，不是負擔，而是财富，他在苦難中獲得救贖的啟示和力量。
書中，淩雲青總是在苦難壓身的時候，獨自或者和細妹子一起，走上野棉花山的山頂。這個看似無意的安排，我認為實際上是杜陽林的刻意為之，他的野棉花山山頂，在空間上吞吐和消化了淩雲青的苦難，也在精神上成為一種超越苦難的象征。在史鐵生的苦難叙事裡，我看到過這種象征叙事。“在《山頂上的傳說》裡，史鐵生采取了加缪的思想方式，他賦予荒謬以意義。”（《新時期小說中的苦難叙事》，張宏著，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年）這種荒謬就是“以自己的整個身心緻力于一種沒有效果的事業。”加缪認為，西西弗“爬上山頂所要進行的鬥争本身就足以使一個人心裡感到充實。應該認為，西西弗是幸福的。”而史鐵生在《山頂上的傳說》裡，安排了一個尋找鴿子的殘障人士，也希望到達山頂。“山頂”成為一種精神象征，超越了殘疾的精神象征。淩雲青的野棉花山頂，使他感到充實，他雖然不必進行西西弗的荒謬行為，但去到山頂正是他反抗宿命、超越苦難的精神力量。
《在人間》裡，阿廖沙的“山頂”在哪裡呢？在那些一切可以讀書的環境裡——鞋店、東家的房子裡和輪船上。這些環境，構成了他超越苦難生活的能量場，和《驚蟄》裡的苕窖形成了一組互闡關系，也和“山頂”意象形成了一種象征性和喻言式互闡。這既是阿廖沙的山頂，也是高爾基自己的山頂，更是一切超越苦難者的精神山頂。
在這樣一組互闡關系裡，“山頂”作為一種精神象征，幫助阿廖沙和淩雲青完成了對存在荒誕性的思考以及對人活着的意義的思考。避免了自殺和沉浮的可能，并最後找到了某種精神的力量。鑒于《驚蟄》濃厚的帶有作家個人成長經曆的叙事，野棉花山不管是實體存在還是文學存在，它都應該是杜陽林的精神道場，而“山頂”能否成為一種超越苦難的文學意象呢？在《驚蟄》之後，當代文學的苦難叙事将如何處理苦難與救贖這對文學孿生，實在值得想象與期待。
毫無疑問，《驚蟄》一定是最近10年間，當代文學作品中一部有深度、有價值的苦難叙事範本。盡管它在叙事技巧、叙事結構以及語言規範（即便是方言，《驚蟄》中也還存在諸多可以商榷之處）、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還存在諸多不足，但這并不妨礙它在苦難叙事上踵武前賢的勇氣以及成熟駕馭苦難所呈現出來的文學魅力。
面向苦難叙事這個文學的永恒主題之一，《驚蟄》與《在人間》或明或暗地存在着的這些叙事互闡關系，讓它有了進入新時期苦難叙事文學範本的可能。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假如杜陽林還有計劃寫作“淩雲青的大學”的話，那麼，它在精神氣質上，就離《在人間》這樣的世界文學經典更進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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