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1949年5月，解放上海戰役打響。曆時近一個月的戰鬥以國民黨潰敗逃亡、共産黨大獲全勝告終，上海終于撥雲見日，市民喜迎解放軍入城。
然而，這場戰役的經過一波三折，衆多共産黨人在黎明到來之際倒在血泊中，這其中就包括電影《51号兵站》主人公“小老大”的主要原型盛慕萊烈士。
2019年5月，上海迎來解放70周年，盛慕萊烈士的外孫張黎光為我們還原了一個鮮活真實的共産黨人形象，以及解放前夕一幕幕震撼動人的場景。
秘密入黨，巧破經濟封鎖
1908年農曆四月，我的外公盛慕萊（原名盛毓萊）出生于嘉定縣黃渡鎮。他曾就讀于黃渡國小和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分校。
在二師分校畢業後，外公執教于黃渡鎮國小，後又被委任為黃渡鎮第一國民學校校長。他把這所學校辦成了當時淞滬地區第一流的學校，以至方圓幾十裡無人不知“盛慕萊校長”。
在“國民革命”時期，外公的妹妹盛毓芸和妹夫蔡輝加入中國共産黨。當時正值國共合作之際，革命形勢迅速發展，外公在學校受到新思潮的熏陶，開始與共青團接觸。與此同時，在妹妹與妹夫的影響下，他的思想覺悟逐漸提高，救國救民的思想時時溢于言表。
1934年5月，外公被當地百姓推舉為黃渡鎮鎮長。在任期間，他熱心于教育事業，重視地方建設，盡力保護鎮上老百姓的利益。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戰爆發後，外公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他不惜變賣家産，籌集資金，放棄優越生活，不顧生命安危，多次機智勇敢地沖破了層層封鎖，在财力、物力上支援新四軍。這一年，他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抗戰期間，外公以“富商”的身份巧妙利用德國商船與日本退伍軍艦，将采購的大量軍用和民用物資從上海先後運往新四軍江南抗日義勇軍，新四軍第六師、第七師，也是以被譽為“反經濟封鎖鬥争中的尖兵”。 這一段故事在解放後被拍成了電影《51号兵站》，主人公梁洪就是以外公為主要原型。2007年石曉華編導的紀實片《地下交通線》也真實再現了這段曆史。
《51号兵站》中梁波羅飾演的“小老大”梁洪
人脈寬廣，成功策反敵方
抗戰勝利後，中共中央華東局在上海開設集安公司，外公奉命到揚州建立秘密聯絡點——上海集安公司揚州分公司，成為上海與蘇北解放區間的物資中轉站。此後，他又開通上海至連雲港，及連雲港至山東解放區日照縣濤雛鎮的海上運輸。
1949年初，解放戰争進入最後攻堅階段。外公接第三野戰軍政治部派駐上海秘密聯絡站負責人李凱的指令，開展兩項主要工作：一、摸排上海地區敵特潛伏活動以及敵特對上海進行破壞的情況；二、進行對敵策反。
外公立即行動起來，首先成功策反了設在上海真如鎮北楊家橋地區的國民黨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總倉庫 ，使大量物資儲存完好，并得以在解放後交于解放軍接管。此後，外公還成功策反了國民黨汽車大隊某保安團、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楊思分局和楊泾分局。
在多次策反過程中，外公根據中共對新解放區“約法八章”精神，向敵方傳達“放下武器，交出所有槍支彈藥、檔案材料、潛伏敵特名單等，聽候處理”的要求。他豐富的社會關系和多年地下工作的經驗對于策反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危機四伏，毅然決定留滬
多次策反讓外公為我黨立下赫赫戰功，但也正是以遭到國民黨的瘋狂反撲。
1948年底，淞滬警備司令湯恩伯曾密令嘉定縣縣長徐竹漪逮捕外公。所幸在鄉人的掩護下，他得以脫離險境并轉移到上海。
1949年4月，外公和學生姚聲以中共中央華東局駐上海代表的身份對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開展策反活動。他們根據“約法八章”精神與前來聯絡的敵特洽談了三次。然而上海市警察局的策反行動成為了外公的最後一場“戰役”。
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
原來，陰險狡猾的敵特表面上與外公等人談判，實際上是為了掌握這條線上的地下黨組織情況，企圖一網打盡。
長期地下工作讓外公培養了對危險的敏銳嗅覺。他察覺出敵特的偵察行動，是以每次洽談完都向上級李凱作詳細彙報，并研究下一步對策。李凱曾建議他外出躲避，但外公認為，越到關鍵時候，就越需要他做工作。于是他毅然決定留守上海、潛伏地下，匿居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憶定盤路（今江蘇路）的學生蔣夢良宿舍（即地政局測量總隊宿舍），化名“蔣夢蘭”。
由于解放軍兵進神速，國民黨展開了搏命一擊，上海市警察局局長毛森下急令抓捕衆多共産黨員。1949年5月9日清晨，一夥全副武裝的特務拿着外公的照片前往蔣夢良宿舍抓人。雖然外公一度以“蔣夢蘭”之名蒙混過關，但無奈陰差陽錯，敵特最終還是認出了外公，将他和蔣夢良一并帶走。
嚴刑拷打，堅守黨的秘密
被捕後，外公遭到嚴刑逼供。喪心病狂的國民黨警察将他拷打至股骨骨折、門齒斷裂，但外公始終嚴守機密，沒有吐露一絲内情。這也確定了線上的地下黨組織毫發無損。
1949年5月24日上午9時，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将衆人押至虹口公園，外公的生命也永遠停留在這一刻。
此後的第三天黎明，上海迎來了解放，我們家卻沒有迎來外公。于是家人們和戰友們四處奔波尋人，終于在十天後得知了外公犧牲的噩耗。
舊虹口公園
他們趕往虹橋路塘子泾公墓，在一片新墳堆下發現幾具埋着的棺木。由于身份未明，隻能逐一開棺認屍。連續幾天悶熱的陰雨天氣讓遺體腐爛而無法辨認，所幸他們在一具遺骸的膝蓋骨彎曲處發現了一小塊紡綢格子褲散片，這才确認了外公的遺骸。
後來，當年在虹口公園目睹衆人就義的園林勞工回憶道，“從警車上押下來的就義人員中，有一個是大塊頭（就是外公），個子很高、很胖，很白，剃着平頂頭，渾身是傷痕，穿着的格子紡綢短衫褲已被鮮血滲透。雖然走路一拐一拐的，但他從容地昂着頭。國民黨向他們開槍射擊，在連中了兩槍後，他那高大的身軀才慢慢倒下。”
1952年4月21日，外公被追認為革命烈士，移葬于嘉定縣革命烈士陵園，從此長眠于這片生他養他并為之貢獻出生命的土地。
嘉定革命烈士陵園
外公那代人有着堅定的信仰，任何艱難困苦也不曾動搖自己的初心。哪怕流盡鮮血，也要為了革命事業而拼搏到底。我出生于上世紀五十年代，遺憾未曾見過外公，但母親的娓娓叙述讓我對外公有了深刻的印象。
母親曾回憶起與外公見的最後一面：1949年4月下旬的一個晚上 ，我和妹妹正在學校上夜自修課。突然接到傳達室門衛的通知，我們急忙奔向校門口。那天正下着濛濛細雨，看到穿着淡灰色長衫的父親身上淋着不少雨水，我趕緊拿出毛巾替他擦拭。父親從口袋裡掏出錢夾，拿出十塊大洋 ，神情嚴峻地對我們說：“這是你們以後兩個月的夥食費和零用錢，這幾天時局緊張，你們年紀小，不要到校外去。我最近工作忙，不能常來看你們，要好好學習，聽老師的話。”說完就走了，我倆目送着父親匆匆地消失在雨夜之中。
對于曾經叱咤上海灘的“富商”，這十塊大洋幾乎是外公身上的所有财産。他把大洋留給了女兒，把生命留給了上海。
口述：張黎光
整理：孫欣祺
編輯：孫欣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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