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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大資料實作大價值

重慶市工商局日前釋出的統計資料顯示,今年上半年,該局通過建立大資料監測中心、資料模型等,對2500萬條全市小微企業大資料進行挖掘與分析,動态監測小微企業存活率、成長率、活躍度、生存周期等,精準實施分類扶持監管政策,成功助力1.32萬戶享受創業補助的微型企業成長壯大為中小企業。

利用好大資料,讓它走出“深閨大院”,實作“大價值”,将倒逼政府職能轉變,推動建立“用資料說話、用資料決策、用資料管理、用資料創新”的新型管理機制,促進政府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建設。

首先,運用大資料施政有利于政府治理科學化。大資料的應用可以成為一種内在動力,直接驅動政府公共管理流程、決策機制的再造,同時破除過去政策缺乏資料支撐的局限,以覆寫面更廣、涉及人群更多的資料分析預測社會需求、預判社會問題,動态監測政策實施效果,可以使決策的科學性、預見性和有效性都更勝一籌。

其次,運用大資料施政有利于政府治理精準化。通過建構大資料監管模型,可以準确掌握企業、個人等各類主體的真實狀況,及時發現問題,預測預警違法違規行為,提升政府的風險防範能力,提高監管和服務的精準性、針對性。

再次,對于政府治理民主化,大資料也能發揮作用。政府一方面基于大資料科學決策,另一方面通過開放大資料應用接口,鼓勵企業和公衆發掘、利用開放資料資源,服務于生産生活,同時實時跟蹤施政效果,收集社會回報大資料。最終将形成政府與社會良性互動,運用大資料協同治理的公共領域閉環管理。

當然,在實際施政過程中運用大資料,依然任重而道遠,特别是做好大資料應用的統籌規劃和制度建設至為重要。以重慶為例,2014年重慶就依托基礎資料庫和各行業、各部門的業務資料庫,規劃建設了政務共享、資訊惠民、信用建設、社會治理四大公共應用平台,并建立了市級聯席會議、牽頭部門責任等系列保障機制,進一步降低了社會治理成本。

經濟學家唐·泰普斯科特說:“失敗者建立的是有牆的花園,而勝利者建立的則是一個公共的場所;失敗者精心守護他們的資料和軟體界面,而勝利者則将資源與每個人共享。”在全球大資料浪潮下,政府唯有契合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标,充分樹立大資料的戰略思維,擁抱大資料、用好大資料,才能更好地向法治政府、創新政府、廉潔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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