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5日，迎來著名電影藝術家張瑞芳的百歲誕辰，而6月28日則是她六年前逝世的日子。對這位生于1918年，把藝術當作生命、把生命獻給理想的中國演藝界“老大姐”，吾輩滿懷着敬仰、崇拜之情。在紀念她百歲誕辰和懷念她逝世六周年的非凡時刻，我不由回到為老人家編導紀錄片《瑞草芳華——張瑞芳的故事》的精神狀态，于是，關于她的種種往事就像一個個特寫鏡頭，猛地推到面前……
2010年11月，在上海影城隆重舉行的“瑞草芳華——張瑞芳銀幕生涯70年暨中國電影文化傳承論壇”系列活動仿佛就在昨天。那一次，回顧了這位上世紀40年代重慶話劇舞台上名聞遐迩的四大名旦之一、主演過《松花江上》《家》《李雙雙》《泉水叮咚》等經典佳片的傑出電影明星、中國電影藝術表演學會名譽會長、上影演員劇團老團長的精彩一生，首發我編導的那部紀錄片，并與她的電影代表作dvd一起，作為贈送來賓的禮品。記得老人家在“特别激動和感謝”之餘，與其榮獲終身成就獎時謙虛地表示“我是一個幸運者”一樣，反複強調：“我拍的戲數量不多，談不上多大的成就，大家給我的榮譽太沉了，年輕人比我強……”
通過編導紀錄片，我對張瑞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覺得她與其他表演藝術家最大的不同，不是在表演上多麼高不可攀，而是她有着引以為傲的紅色經曆，堪稱“紅姐”……
一、北京，有着紅色靈魂的張家老宅
在籌拍紀錄片之初，與張瑞芳有着親屬關系的朱楓導演就告訴我，張瑞芳小時候在北京住過的老房子——鼓樓東法通寺10号，是一個革命者活動的據點。于是，委托朋友去實地勘察并拍攝，卻見那地方已成“華豐胡同23号”，面目全非，被許多中央戲劇學院的學生“割據”着，隻有她當年的那間卧室還保留得相對完整。
張瑞芳住過的北京老家主卧 周雅婷 攝
1949年，張瑞芳與姐姐張楠（右）、妹妹張昕（左）在北京重逢。
那次采訪張瑞芳的時候，她身體欠佳，住進了華東醫院，顯得有點遲鈍，但說起往事立刻精神一振。她說，南京發生“下關慘案”後，他們舉家遷到北平，母親杜健如（後改名廉維）為了擺脫因參加北伐的丈夫殉國和幼女病亡造成的極度悲傷，用一部分積蓄在偏僻的北城買下了梅蘭芳的一座舊宅。“一二九”學生運動爆發後，這裡經常會來一些神秘的“陌生人”，是她姐姐張楠帶回家的“同學”——彭真、姚依林、蔣南翔等等，還有黃敬（解放後天津第一任市長）。當年幼的張瑞芳知道這些都是上司學生運動的北平地下黨幹部後，就懷着崇敬的心情，透過自己卧室的紗窗，看着他們一個個走進東邊的屋子。一整天，那裡悄無聲息，卻能根據母親守在門口“把風”的行為判斷出，那扇門裡正在進行着神聖的事業，心中便亮起了一盞燈。
這情景後來在張瑞芳和金焰、張翼、秦文等人一起主演的電影《母親》中得到再現，她扮演的正是為革命者“守門”的母親。這部以張瑞芳母親的革命經曆為藍本的電影，往往被人們忽略，但在她心裡，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
電影《母親》1955年，張瑞芳飾母親，金焰飾老鄧
不久，張瑞芳的母親就成為中共黨員，直接受黃敬上司，就像後來在重慶張瑞芳直接受周恩來上司那樣。在母親和姐姐的影響下，“抗日救亡”的意識迅速占據張瑞芳的腦海，她加入了由北平地下黨上司的青年團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積極參加遊行和左翼電影戲劇工作者組織的演出，在獨幕話劇《黎明》中扮演失業勞工的妻子蓮香，由此認識了兩位重要人物：此劇的男主角崔嵬和編劇陳荒煤。在這兩位的引領下，她走上了一條革命文藝的道路。
二、奔波，充滿紅色浪漫的移動劇團
“七七事變”爆發一周之後的7月15日，以宣傳抗日為宗旨的“北平學生戰地移動劇團”成立了，團長是張瑞芳的同學郝龍，成員包括榮高棠、楊易辰、程光烈、她的姐姐張楠等等，還有已經是中共黨員的24歲的陳荒煤。說起這段坎坷又有趣的經曆，張瑞芳會突然振奮，因為她把跟随劇團開始“移動”的這一天作為自己參加革命和走上專業文藝工作道路的日子。
張瑞芳和姐姐張楠、榮高棠、陳荒煤四人計劃先到天津，再乘船去上海，辦理好相關社團手續後再回濟南，和劇團其他成員會合，然後一路南下。為了安全起見，她和姐姐穿上花旗袍，扮成小姐。榮高棠一身對襟小褂，像是來接她們的男傭。陳荒煤則穿着洋裝，裝成她們的表兄。他們在天津等了兩天，終于登上英國“太古号”輪船，前往上海。
船在煙台海面上漂了幾天後來到青島，在舅舅杜經田的幫助下他們才抵達“中轉站”濟南。當他們和黃敬、楊易辰等人會師後，一緻決定先去南京造聲勢，以獲得當局的認可，然後才好順利展開宣傳活動。他們發揚風格，在列車上“占領”了最後一節運牲口的敞篷車廂，可過了徐州突然大雨傾盆，車廂裡積滿了水。榮高棠大聲喊道：“女士們就别客氣了，不能坐在水裡呀，就坐在男同學腿上吧！”張瑞芳一轉身就坐在了楊易辰腿上，她姐姐坐在榮高棠腿上，一幫人緊緊擠在一起，避雨又取暖。細心的陳荒煤發現頂篷上積了很多水，就用棍子一頂，水嘩啦啦從四邊傾洩而下，大家哄笑着湊起了打油詩——哈哈哈，提起這段往事，張瑞芳就連說帶比劃地笑出聲來。
到了南京，在沈鈞儒先生的斡旋下，他們見到了時任教育部長的張道藩，這才獲得演出機會。劇團首推陳荒煤新編的《打鬼子去》，講述日本鬼子如何在淪陷區欺淩、侮辱中國人的慘劇。張瑞芳扮演的張大嫂被日軍玷污後痛不欲生，但懷中還有一個嗷嗷待哺的嬰兒。當她無意中摸到一手鮮血，發現孩子已死，便慘叫一聲，跌跌撞撞沖下舞台……
張瑞芳摔倒在背景的蘆席墊上，還在瑟瑟發抖。記者問她怎麼演得那麼真實？她答不上來，隻記得用棉花浸滿自制的“血水”塞在“嬰兒”肚子裡，幫助自己調動情緒，非常有效。後來有人總結說，她這種方式就是“體驗派”。
當局允許他們公開演出了。于是，他們的漂泊和戰争一樣剛剛開始，邊走邊演，很革命，也很浪漫……
三、重慶，記載輝煌成就的紅色舞台
張瑞芳跟随移動劇團到達西安，正要奔赴向往已久的延安時，劇團“幹事會”考慮到她的身體狀況和演藝前途，決定讓她去重慶。為此，張瑞芳曾經耿耿于懷，用她的話說就是“眼淚刷刷地流”。她沒有，也不可能料到，重慶會成為她一生中最為重要的城市。
在重慶，她演過《全民總動員》《上海屋檐下》《國家至上》《女子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國賊汪精衛》《北京人》《秋收》《棠棣之花》《屈原》《家》等無數舞台劇，以及電影處女作《火的洗禮》；其中《屈原》最為轟動，那段日子，重慶到處都有人在學戲裡的“雷電頌”，“炸了吧！炸了吧！”大大激發了群眾的抗日熱情，作為“四大名旦”之一，張瑞芳名副其實。更重要的是，她在重慶正式成為中國共産黨的一員，并直接由周恩來上司，一直延續到解放後。
那年夏天，周恩來在重慶《新華日報》社的接待室裡單獨約見張瑞芳。他先是靜靜地聽她說，出身、家庭、演戲，一切的一切。張瑞芳說，“從小到大，無論在哪裡，大家都對我很好。”周恩來笑了，說，“大家都對你挺好，那是因為你對大家也一定不錯。”周恩來鼓勵她“多交朋友，向優秀的前輩們學習，在演劇上精益求精，做共産黨的好演員”。周恩來的這句話，張瑞芳牢牢記了一輩子。
1963年，周恩來祝賀張瑞芳榮獲第二屆《大衆電影》百花獎最佳女演員，中為周揚。
為了更有利于為黨的文藝事業工作，周恩來親自部署，讓張瑞芳“淡出政治圈”，“隐蔽”下來。周恩來表示，他工作非常忙，是以可能做不到定時頻繁地與她見面，但隻要有必要，他會與她聯系。于是，張瑞芳連黨的組織生活也不參加，并對原來熱心參與的一些事情故意表現出冷淡，心裡則是又别扭又痛苦，還不能跟任何人說，隻能靠不斷地演戲來充實自己，忘卻隐瞞黨員身份的不爽。
盡管如此，張瑞芳還是有幸無數次走過那條蜿蜒的小巷，前往曾家岩50号，那幢三層的小樓房——周恩來的住處。當她站在高處，俯瞰滔滔的嘉陵江以及兩岸的景色，不由感到一陣心曠神怡，原來淤積于胸的愁緒也就消失殆盡了。和大家一樣，張瑞芳也喜歡叫周恩來“大哥”，多次聆聽“大哥”描繪抗戰勝利後建設新中國的宏偉藍圖，品嘗“大哥”親自下廚做拿手菜“紅燒獅子頭”，她感到幸福無比。
在每一個成長的關鍵時刻，張瑞芳都會受到周恩來的鼓勵和支援。她一刻也不曾忘記“周大哥”的教誨，“在演劇上精益求精，做共産黨的好演員”，踐行終身。
《南征北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