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時秦儈投降金國，謀害忠将嶽飛以議和，被後人制成塑像跪在嶽飛面前，遺臭萬年；而近代汪精衛的所作所為，也與其無幾，他與妻子陳璧君被制成跪像，也将接受千百年世人的唾棄與譴責。
2005年，汪精衛的幼子從香港到浙江紹興祭祖，他為父母上過香後，便能看到墓地旁的兩副跪像。他沉默地看着這兩具塑像，不發一言，最後才說：“我的父親犯了重大的罪過，他是中華民族和曆史罪人，這是他應受的懲罰。”
說完，他擦掉眼淚，朝衆人深深一鞠躬，然後離開了這一忠孝無法相全之地，再未回來過。事實上，汪文悌本人也曾因父親汪精衛，而戴上了漢奸叛徒的罪名。
汪精衛祖輩曾是仕宦人家，然而清王朝已沒，家道随之中落。自由，汪家便十厘清苦，時常為一分一厘錢财而分神焦愁，而母親死後，家中氛圍更是沉重悲苦。這或許是汪精衛自卑懦弱的一大原因。此外，他接受的是封建儒學思想，骨子裡認可的便是溫良恭儉讓，隻是當時誰都未曾想到，他隻撿到了儒家文化的溫良，卻丢掉了家國大義。
汪精衛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人當數孫中山。1905年，他加入同盟會，并與孫中山會面，此後極力尊崇、宣傳三民主義思想。在辛亥革命時期，便能見汪精衛的軟弱。1911年，袁世凱想竊取革命果實，汪精衛充當了南北和談的參贊，并主張孫中山讓權，以緩和劍拔弩張的局勢。
此時的汪精衛還是較為純粹的，他主張讓權也并非出于私利，因為袁世凱就任時期，他反而跑到法國留學去了，還提出了“六不主義”，其中便包括不做官、不做議員兩條。
後來袁世凱搞了一場複辟鬧劇，倒行逆施，孫中山發起二次革命、護法運動以維護革命果實，汪精衛遠在異國也積極響應，不遠萬裡從法國回來支援工作。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汪精衛成為孫中山的信徒，還倡導國民黨總理這一稱呼應永遠歸于孫中山。自此，汪精衛真正走上了政治道路。
如果生在和平年代，汪精衛或許還能做個儒雅文人，但他無英雄熱血，軟弱怕事，便注定在民族危亡的戰亂年代，走上叛國之路。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傾向議和，這成為水火不容的蔣汪之間的共識。次年，日軍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這徹底給了汪精衛一記震懾。日軍的嚣張與殘暴激起國民的反抗情緒，然而卻也調出了汪精衛内心的恐懼與懼瑟。
他稱：“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着着落後，固不待言，即組織上亦幼稚不完善。”
這番話便可看出他内心對民族國家的極度不自信。同年5月，蔣汪達成一緻，與日本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
然而，蔣介石雖在抗日上有軟弱被動的情緒，但在西安事變後，還是半主動半被動地投入了抗戰之中，順應了民族情緒。然而汪精衛卻自此一條道走到了黑。
汪精衛提倡“和平運動”，而日軍的侵略政策也分為戰争與政治攻略。對于汪精衛這樣的“軟骨”，自然選擇不費一兵一卒的政策。日方非常配合地提出“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内撤軍”的口号，汪精衛自此更是醉心于主和的對日政策。
而汪精衛的那封豔電，更是将其推到了徹徹底底的賣國賊的位置上。他以國家領土主權為籌碼，換取了日本政府對其僞政權的支援。汪僞政權成立後，他便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宣傳機器，宣揚日本所謂的“東亞聯盟”理論，以圖掩蓋叛國之實。
“蓋抗日派之理論為中日兩國絕對不能共存，東亞聯盟則證明中日兩國不但有共存之必要，并且有共存之可能。”
極其可笑。
此後，為了争取日本對他的支援，他甚至還答應與日本合作，對同盟國宣戰，這一舉措使其不僅站在國家對立面，也站在了世界對立面。
在近代中華兒女艱苦抗日之時，他屢屢置同胞于不利。是以1935年，他将華北主權交給日本後引起國民憤怒，抗日志士王亞樵派人暗殺，一顆子彈打入了汪精衛脊椎，讓醫生也束手無策，最後斷言：活不過十年。
在第九年時，汪精衛在日本名古屋病死。倘若他能再活一年，便能看到中華民族是如何打敗日本軍國主義的，便能看到中國這百年來雖衰弱于世界，中華兒女的凝聚力、戰鬥力依然如此強勁。
現代社會，自然不存在株連九族的判處，然而，汪精衛的幼子汪文悌卻遭到清算。汪精衛一共有6名子女，年紀漸長的幾名兒女都未從政，紛紛選擇離開中國。但汪文悌因為年紀尚小，被汪精衛帶在身邊，後進入了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接受軍事教育，并在汪僞政府工作。
是以，在抗日戰争結束後，他被判處漢奸罪。但念其年紀尚小，是以僅判一年六個月。經曆過這些事後，汪文悌從一個在父親庇佑下的軍官子弟，漸漸明白了民族仇恨，是非對錯，家國大義，在獄中他積極接受改造，後來被提前釋放。
釋放後，他隐匿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在香港學習生活，不再踏入政治一步。他醉心建築，成為著名的橋梁專家。在改革開放後，他帶動港商積極投資大陸産業，推動國家民族企業的發展。
汪文悌鮮少提起自己的父親，他不公開斥責父親罪行，是為盡孝；從不為父親開脫罪責，是為大義。明是非，坦蕩認錯，這才是正視曆史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