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鈞：從為金而生到為國而行

描繪劉國鈞比較貼切的是“技術控”三個字。劉國鈞不像通常意義上的老闆抑或企業家，而更像是紡織技術專家——他在技術方面的鑽研精神，很多企業家難以望其項背。劉國鈞所創立和上司的企業成長發展的核心秘訣是不斷的技術研發、不斷的技術疊代，而且是老闆帶頭引領技術研發。有劉國鈞這樣的“技術控”實業家，在其自身和企業發展的同時，也促進和帶動了中國紡織技術的整體革新、趕超和發展。

在開發國貨、發展民族工業、争奪中國市場的過程中，大多數實業家着眼于發現和占領市場，劉國鈞則着眼于在技術和管理上跟上日本、超越日本。劉國鈞認為，中國的紗布行業是否有希望，其決定權在自己手上。1935年，在考察日本歸來之後的報告會上，劉國鈞拷問自己和同行：“日人的身體是肉做的，不是鋼鐵的，與吾人一樣，他們在中國開廠成本減得輕，而我們連這一點小事都學不上，社會上何必多我們這些工業人，來徒然消耗這個養命之源的吃的白米飯？”在發展民族産業的過程中，劉國鈞雖然隻是學徒出身，但是從來不偏離技術革新、科學管理的賽道；他的事迹，是以成為中國近代工業史的佳話。

（一）

與同是從事紡織業的張謇、榮氏兄弟、穆藕初等人相比，劉國鈞作為企業的創始人、一把手，特别重視研究紡織技術的革新，或與其學徒經曆有關。在合夥成立常州地區第一家機器動力織布廠時，劉國鈞主管工廠生産，雖然從日本引進機器，但是斜紗布的品質問題一直困擾他，經過刻苦鑽研，最終解決了紗漿機無法烘幹紗的故障。

劉國鈞總能在工廠的營運中發現痛點，及時革新。比如1923年，劉國鈞聘請上海錦昌鐵工廠陳清鑒，把廣益染織廠手拉織機改成腳踏織機，生産效率增長兩成。1934年春，劉國鈞重金聘請日本割絨勞工來華傳授割絨和磨刀技術。兩三年間，他開創了中國民族紡織工業中最早生産絲絨、燈心絨成功的先例。

劉國鈞靠不斷的技術革新，将大成公司由1個廠發展到4個廠，紗錠由1萬枚發展到8萬枚，資金由50萬元發展到400萬元，是當時的奇迹。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傳來，劉國鈞欣喜若狂，并随即趕回上海，迅速籌集大成複廠需要的物資，使常州3個廠在短期内恢複了生産；經過2年的努力，庫存原棉、機物料、成品、流動資金均超過戰前水準。如果不是因為企業家對紡織行業和技術的熟練了解，很難發生這些奇迹。

（二）

因為對技術鑽研和革新的興趣，劉國鈞多次考察歐美，四上日本、八赴香港、三下台灣；實業家中像他這樣不辭勞苦地滿世界跑技術的不多。

劉國鈞初渡東洋，赴日本考察織布業。他注重吸收日本企業管理經驗，解開日貨成本較低的原因，并且總結為注重科學管理、注重實效、精簡工序、節約物料4個關鍵方面。

劉國鈞在開辦廣豐、廣益布廠的時候，創造性地采用農戶委托模式，在湖塘橋委托人組織農戶代紡代織，生産條漂、條斜，布廠則把握住關鍵的品質環節，實作快上馬、少投資、多織布、賺大錢，取得了成功，獲得豐厚的盈利。

劉國鈞建立大成紡織染公司管理制度，提出“工管工自治化、工教工互助化、工資等級化、華廠日廠化、出品日貨化”的企業目标。劉國鈞以重金禮聘紡織專家陸紹雲任工務長，聘任教育家顧峤若為訓育主任；企業生産經營蒸蒸日上，年終獲純利50萬元。後來，劉國鈞再次通路日本，考察日企的管理和技術方面的經驗。他深感要與日貨抗衡，必須形成紡織染于一體的聯合企業。回國後，劉國鈞毅然将十分興旺發達的獨資廣益染織廠以24萬元資産股額，并入大成紡織染公司，将原大成紡織染公司改名為大成一廠，廣益染織廠為大成二廠。

（三）

劉國鈞父親是鄉間塾師，他自己幼時接受蒙學教育，但7歲時父親因科舉失意、名落孫山而患精神病，家境破敗，劉國鈞年少時就得為家庭的生計打拼。“問我平生少時苦，一生學費錢八百。”劉國鈞本名金生，但是在成為奔牛鎮首富之後，他有了更多的抱負，厭煩本名“劉金生”，他對父親說：他再也不能為金而生，而是要為國而行，要改名。父親反複推敲，取白居易詩“為問三丞相，如何秉國鈞”，改其名為劉國鈞。

日本占領東北之後，劉國鈞起草《土紗救國計劃書》，提出在全國推廣和發展土紗事業，以防備中日絕交，日本以棉紗制裁中國；同時，在公司内部發起救災捐款和支援抗日部隊捐款，提倡永不購置日貨，實行中日經濟絕交，努力生産，實業救國。劉國鈞提倡國貨，堅決抵制日貨。1933年，南通教育局請劉國鈞介紹大成公司實行“工教工、工管工”的經驗，此行劉國鈞得以參觀南通大生一廠，被張謇實業救國、教育興邦的情懷和實踐深深感染。1944年，劉國鈞撰《擴充紗錠計劃刍議》，考察英、印、日棉紡織業的興替，建議成立強有力的全國紡織業聯合會，拟訂詳善計劃，全力發展紡織工業。

1937年，日寇發動全面侵華戰争後，大成公司在常州的3家工廠先後被炸，淪陷之後的物資損失十分慘重。常州被日本占領後，大成一廠被炸，大成二廠被燒毀，大成三廠淪為日軍養馬場。劉國鈞此時仍然恪守信用，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于1939年全額歸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戰前貸款，深受銀行家陳光甫的贊賞，結為知交。

（四）

1950年春，劉國鈞毅然将香港東南紡織有限公司交給劉漢堃、劉漢棟，偕夫人回到内地。在抗美援朝運動中，大成公司共捐獻50億元，劉國鈞個人捐獻2億多元，并主動将留存于上海、香港的毛紡工業獻給國家。後在江蘇省私營棉紡業中率先實行公私合營。

混亂不堪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使得劉國鈞十分渴望和平安定的經營環境。1914年，因不堪忍受地方勢力的敲詐勒索，劉國鈞将奔牛鎮的2家店鋪全部盤出，遷居常州，發展事業。日占時期，劉國鈞的大成紗廠損失慘重。劉國鈞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家族産業在國外已有廣泛的分布和基礎，但是新中國成立後，他毅然把産業遷回祖國大陸，其三子劉漢良也從美洲傳回祖國大陸。雖然有國外基礎和經曆，但是劉國鈞和劉漢良有個共同的感受：“離開了自己的祖國，寄人籬下，受人擺布，任人宰割，哪怕他是‘百萬富翁’，心情也是很苦悶的。”

劉國鈞總結自己的人生：“日食三餐元麥糊，夜卧一張竹編床。半生事業萬人功，富就安樂不忘貧。”身為巨賈，劉國鈞仍然勤儉節約，他認為自己的事業是衆人的功勞。劉國鈞在辛亥革命中掙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在抗戰中不屈服、不附逆，新中國成立後，他作出最重要的政治選擇——堅定地和中國共産黨站在一起，這些關鍵選擇最終使他成為近現代實業家中不可或缺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