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資料時代：休眠沉睡的政府資料看不着、查不到

長期分散在各個政府部門的各項資料“各吃各飯”“各管一攤”，休眠沉睡。一邊是看不着、查不到，一邊是握在手、落滿土——大資料時代，諸多政府資料面臨着如此尴尬。如何喚醒政府資料？這一大資料時代之問，已經成為社會的重要關切。

政府資料像是穿着“隐身衣”

“很繁瑣。”面對半月談記者的采訪，長春一名碩士研究所學生王賀說，因研究需要，他要查閱省内縣市七八十年代的經濟發展資料，包括gdp增速、個人所得增速等。

“這些資料縣裡都有，提供起來難度也不大。”王賀說，“但一些地方此類資料并未數字化，需要一家一家咨詢，寫申請、打報告，來回折騰下來，幾天時間都算快的。”王賀的論文撰寫進度，基本上取決于資料的回報速度。

和王賀一樣，吉林财經大學教授祝國平也經常會遇到“資料困境”：省級、市級統計資訊網站上各項資料齊全，可要不是搜尋引擎時常“抽風”，關鍵字搜尋後顯示頁面空白，要不就是幹脆沒有搜尋功能，全靠肉眼從大量連結中找尋目标資訊。

不少高校研究人員表示，資料收集查詢有時更像是體力活，單靠個人工作量極大，隻能學生老師“齊上陣”。

費時費力查閱到相關資料還好，還有不少政府資料像是穿着“隐身衣”，難以找到。吉林雲耕農業公司是一家利用土壤資料進行農産品種植的創業企業。“通過資料精準分析，農産品耕種效率更高，食品安全能得到有效保障。”企業負責人王麗英說。但企業在與有關部門協調使用一些土壤肥力、黑土含量資料時困難重重。“隻能自力更生，組建測量團隊在田間地頭定點查驗。”王麗英說，“如果政府資料能夠共享，我們就能将更多精力放在資料庫建設、資料挖掘上。”

“用不好”也是政府資料休眠的一大表現。以居民家庭日常接觸的水電、瓦斯費用為例，地市相關企業有着一整套繳費、使用資料。“如果能統一歸集，建立長期模型，就能為每戶家庭制作出消耗圖表，進行節能、錯峰使用指導。”北京市民秦乙天說。然而，國内這樣做的城市并不多。

“小區改造，一星期内同一處路面開挖了三四次。”山西大同市民郭利說，“瓦斯、網絡、下水……來一隊人馬，挖一道溝，就不能将資料互通有無，一次性搞定嗎？”郭利的疑問，在許多城市普遍存在，難共享的資料讓路面成了Ok繃。

資料鴻溝催生資料休眠

采訪中，許多專家表示，國内具有價值的公共資料大都散落于各個政府部門，其中國土、公安、農業、統計等占據其中大半，不僅單項資料價值巨大，多重資料的整合開發，更能發揮出乘數效應。

資料黃金為何難采？規則标準滞後、服務意識欠缺、協調平台缺位……多種因素作用之下，資料休眠也就不足為奇。

——政府資料公開缺乏有針對性的法規細則。目前各地進行政府資訊公開的主要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資訊公開條例》，但有專家指出，條例主要針對政府各類行政許可、發展規劃、統計資訊等，資料公開着墨不多。不僅如此，條例對公開的規定較為宏觀，缺乏細則，成為一些部門駁回資料公開申請的理由。

——政府服務意識缺乏，讓資料公開難上加難。“上級部門沒要求公開”、“資料放出去害怕産生不良影響”、“資料開放又不是硬性規定”……在記者采訪中，這樣的說辭和心态普遍存在。東北師範大學傳播學教授金振邦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是政府資料公開的“攔路虎”。“事不關己”的态度，不僅讓政府資料沉睡，還把想叫醒它們的人擋在門外。“本來有現成的，還得費時費力重新采集，真可惜。”王麗英說。

——資料公布方式、資料載體依然較為“原始”。在各地統計局等資料大戶的網站上查詢，word文檔、pdf文檔是最常見的資料載體，文字、資料、圖表混合，提取有效資訊像是大海撈針。反觀一些市場化資料庫，查詢者隻需登入，簡單搜尋就能滿載而歸。

——資料共享平台建設缺位，“資訊孤島”現象普遍。一些政府部門顧忌公衆監督、審批權限等，部門資料不僅難以對公衆公開，相關部門之間也難以互相查詢，形成資訊孤島。“以農村金融征信平台建設為例，各家金融機構都有自己的一套體系，互相整合難度頗高，每家都能為農戶進行信用畫像，但并不全面。”祝國平說。

在許多專家看來，擷取、模組化、運算、優化……一系列大資料使用流程下，資料量需求越來越大，而資料入口大門緊閉，讓這一切都無從談起。

“掘金”政府資料亟待出實招

按照大資料理論，運算模型越複雜、次元越多，需要的資料量就越大。缺少資料支撐的模型疊代速度非常慢，模型優化也就更加不易。

在資料公開模式上，國内不少地方都進行了探索。北京市建立的政務資料資源網，目前已經公布了數百個資料包，涉及旅遊、教育、醫療等。上海浦東市場監管局也将政府掌握的食品安全資訊與網絡訂餐平台對接，向全社會開放共享。在吉林，吉林省金融辦、人民銀行長春中心支行以及吉林省農聯社研發集征信、整理、分析為一體的資料庫，建構立足于縣市鎮村的征信系統。“許多地方政府已經認識到手中資料的價值，這是個好現象。”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田毅鵬說。

資料開放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意識問題。從政府角度看，“管理”意識強過“服務”意識，讓不少申請資料公開的企業吃了閉門羹。此外，大量資料公開後，政府可能面臨更多的公衆監督壓力。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聶日明撰文指出，如果将政府掌握的道路交通流量、交通事故等資料以接口形式定期釋出，專業人士在此基礎上的研究勢必對城市、道路規劃等方面提出批評和建議。

壓力就是動力。企業開發利用資料，繞不開政府。“有了政府支援，我們才能有米下鍋。”長春一位資料網絡平台負責人建議，設立政府資料“負面清單”，将涉密、敏感資料歸集在内，倒逼政府提高服務意識。

針對政府資料公開使用的立法，能夠更嚴格明确政府、企業等主體的權利義務。“可以硬性規定地方政府出台相關條例、細則，一方面減少政府部門的顧忌，另一方面也能讓市場主體與政府合作時有據可依。”田毅鵬說。

“資料掘金”要跨部門、跨區域整合。專家建議，在政務、交通、醫療等重點應用領域，可通過ppp等模式引入資料整理、加工專業機構先行先試，形成可複制經驗後逐漸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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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d1net（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