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趙立波
作為曾國藩最重要的幕僚之一趙烈文，在其身後留下的二百多萬字《能靜居日記》，從鹹豐八年（1858）到光緒十五年（1889），跨度長達三十二年，記錄了趙烈文從二十七歲到五十八歲的人生重要曆程和那個紛亂複雜的亂世的重要事件。包括鹹豐、同治、光緒年間時局、政事、軍情、特别是有關湘軍集團、太平天國、撚軍以及晚清情況，尤具價值，成了研究這段重要曆史的核心史料之一。此外趙烈文對當時有關清代之朝章、國故、轶聞、漕運、鹽務、河工、厘捐以及有關鴉片戰争、英法聯軍等均有詳細記載。尤其有價值的地方是，趙烈文詳細記載了與曾國藩私下聊天互動内容，雙方對重大關切問題的交換看法，由此也衍生出亂世幕僚趙烈文的獨特預判。在其數次入曾國藩幕的過程中，尤其以鹹豐十一年八月下旬，趙烈文第二次進入幕府，給曾國藩遞交了遞交了一份長篇谏言，其中對當時外國情形給予了明确預見，正是這一預見，深刻地影響了曾國藩後來大力倡導洋務運動的舉措。除了對時局的看法，而且針對當時面臨的帶有全局性的幾大問題提出詳細對策，引起了曾國藩的高度重視。
趙烈文
趙烈文履歷：
道光十二年（1832）年出生，乳名來求，名烈文，字惠甫，号能靜居士，江蘇陽湖人。他的六世祖趙申喬，康熙九年進士，曾任康熙時期左都禦史，戶部尚書。父親趙仁基官至湖北按察使，五十三歲去世，此時趙烈文年僅十歲。十六歲以前，趙烈文跟從塾師學習，後由家道中落，請不起老師，于是他在親朋好友的指導下自學。他廣泛接觸了各類文化學識，尤其對佛學、易學、易學、軍事、曆史、政治、經濟之學有較深入研究，為此後在曾國藩幕府中作出了重要貢獻。
曾國藩
與當時人專注研究如何集中鎮壓太平軍不同，比如，當時的情況正是太平軍勢力最強，他卻論斷太平軍不不是最大威脅，中國最大的禍患在外國：“外國夷人，政治修明，國家治理，民力富強。人人奮勉，好勝心強而以不如别人為恥，這些西方人對中國的政務民情，險阻風俗，今天一個圖謀，明天一個說法，考慮事情唯恐不明确，觀察事情唯恐不細微，搜集我們的文化經典，翻譯傳播，兢兢業業，從未有間斷過。”對此趙烈文總結說：“他們的志向不在小，國家的禍患，再沒有比這個更厲害的了。”接着趙烈文又說“中國之是以如此衰弱，主要原因就是崇尚虛文，學習使用繁瑣苛刻禮儀，而外國方面務求專精簡一，講究實用。似乎未來大勢是天意要“開通六合”。
第二次鴉片戰争
趙烈文的預見很清楚，那就是說要實作宇宙空間全部聯通，用現在時髦的話就是“全球一體化”概念，這在當時無異于石破天驚之論。最後趙烈文說，外國人也并不是超出人類的異人。政策方法也不是什麼奇異之術，隻要我們反其所為而用之，一定會收到效果。
在第二次鴉片戰争，就在鹹豐帝倉皇北上避暑山莊，舉國震驚的時候，趙烈文對當時要遷都西安也記述了自己的看法：“北京聞已與議和，尚未時分融洽，夷酋欲見恭王不得，因火圓明園，宮殿盡毀，又必欲如前約，駐兵京都。車駕尚在熱河，朝議欲遷都西安避之。然夷法國都俱駐公使大臣，各邦皆有，不過欲通知風俗國政，初非惡意，如歐洲俄與英、法世仇，而兵事一息，即互置公使，不獨行之中國。”趙烈文可以說對西方外交體系頗有見地，與此同時，他分析西方用兵北京不過幾千人，而北京的軍隊“禁旅如雲，何必畏之若此，而出此遷都下策，殊不可解，且彼所欲駐兵國度，以空城畀之，豈能塞其意？我能往，寇亦能往，西安豈天上邪？最後他感歎“朝廷聩愦若此，聞之且憤且談。”
湘軍
關注時事，對外國情形了解，讓趙烈文一直走在了清代知識分子的前列，是以視覺獨到，眼界達觀。在天津教案期間，是再次中外沖突的一次劇烈震蕩，清政府把這個包袱丢給了曾國藩，此時的曾國藩年老體衰，精力不濟，以至于臨行前留下遺書。處理“天津教案”期間，曾國藩蒙受了巨大壓力和委屈，再次被罵為“賣國賊”等等惡名，懸在北京湖廣會館那塊“道光戊戌科會試中試第三十八名進士，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的匾額被人砸爛。他本人也多次說此案對外“過柔”，“寸心抱疚”，“外慚清議，内疚神明”經受這次強烈打擊後，清廷讓他回任兩江總督，一年半後就在南京病逝。
天津教案
然而曾國藩處理此事以現在眼光來看并無大錯，就在曾國藩傳回南京任上，時任河北易州知州的趙烈文前來送行，二人對此事件交換了看法。趙烈文在當天的日記中這樣寫道：“師以津事相告，且以辦理不善自謙。先是師為洋人辯無挖眼剖心之事，奏牍再上，中外嘩然，至有聯名緻書诋之者。餘問斯事有驗否？師言：到津後曾親訊鬧事之人，如有絲毫憑據，許為奏辦，乃辭皆遊移不近情理，窮其所往，則彼此推诿，故不能折外人之心，明知必犯清議，然不得不爾。”
趙烈文聽了曾國藩的解釋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然，雖烈，亦必以為必無。天主教固不軌于理，顧何至食人之肉，形同豺虎，使果有之，太西服從之者不翅百餘國，能皆甘之邪？中國人不求實在，妄以名義自居，至邊釁一開，則又束手無策。”接着趙烈文說，當初害怕老師迫于輿論壓力，動搖最初意見，是以我特意寫給您信，堅持辨明曲折是非，後來看到老師的第二疏，我才放心。最後趙烈文總結說：“天下事但怕就怕胸中沒有定力見識，如果是非分明，外來的流言算得了什麼呢？”
外國事務在當時全國一無所知的情況下，趙烈文卻見地真知，眼光極為透徹。
晚年的曾國藩大力提倡洋務，力薦清政府外派兒童出國學習，以期學習先進的西方科技知識，這些人後來回國都成為了近現代以來的科技先驅，可以說蒼茫的大海之上，寄托了曾國藩無限的殷切期盼，原因就是，國家要富強，就是要不斷跟進時代發展，一個集傳統思維于一身的曾國藩能如此前衛，實在不同尋常，這些或多或少得益于身邊的趙烈文等人的影響。
預見清政府垮台
正是基于超前意識和獨特眼光，趙烈文成為準确預見清朝崩潰的第一人。
年7月21日的一個晚上趙烈文給病種的曾國藩用藥物治病有了些起色後，二人開始聊天，曾國藩開頭說：“京中來人所說，雲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褲，民窮财盡，恐有異變，奈何？”
慈禧畫像
趙烈文平靜地說：“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颠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說，現在“天下”治理已經很久了，已經發生了太多敗壞問題，不過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權威，中央政府沒有先爛掉，是以現在不會出現分崩離析的局面。但據他估計，今後的大禍是中央政府會先垮台，然後出現各自為政、割據分裂的局面；他進一步判斷，大概不出五十年就會發生這種事情。
曾國藩大驚問：“然則當南遷乎？”趙烈文的卻果斷回答：“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清政府已不可能像東晉、南宋那樣南遷偏安一隅。接着趙烈文又詳細地說出了一些看法，最後曾國藩絕望至極 以至于曾國藩絕望地說：“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 可以說這些話給曾國藩極大精神打擊。
幾天後，曾國藩依舊不願相信趙烈文的論斷，特意找他再次引申這個話題，希望趙烈文收回這個觀點。
曾國藩說，本朝君德甚厚，即如勤政一端，無大小當日必辦，即此可以跨越千古。又如大亂之後而議征減，饷竭之日而免報帳，數者皆非亡國舉動，足下以為何如？
趙烈文還是堅持自己見解，并闡釋說：“三代以後，論強弱，不論仁暴；論形勢，不論德澤。”與此同時他列舉了諸葛亮輔佐後主殚心竭慮，鞠躬盡瘁依舊不能避免覆亡，南宋之後，求治頗切，而終究不是金代對手。聽了這話，曾國藩還是不甘心，又提出了說出了新的想法，希望趙烈文能重視當朝的恭親王的“聰明”和慈禧太後的“威斷”，以此希望他們能夠避免“抽心一爛”、“根本颠仆”的結局。而趙則堅持己見說，我曾見過恭親王的小照片，認為奕訢“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斷”反将使她更易受蒙蔽。所謂不在行迹在實事，慈禧威斷終究是形式主義，并不是真的務實。
趙烈文筆迹
縱觀趙烈文的幾大知人論世的預見，讓人清晰地看到，他站在了曆史的制高點，用極具思辨的哲學眼光，研究而得出來的預見，也正因為親身經曆了曆史重大程序中的諸多事件，讓他一直走在了曆史的前列，留給了後人無限遐想。
趙烈文在曾國藩處屬于一個特殊人才：身份特殊、地位特殊，工作特殊，眼光特殊。在重大曆史實踐中，置身其中，參與其中，對事情的發展未必能夠完全左右，卻能超然事外，以獨到的眼光和思想觀察、分析事情的前因後果與走向，進而得出精準預判結論。而趙烈文的記載與預判無不讓人産生共鳴，陷入反思：大清王朝由盛轉衰，為什麼發生在乾隆盛世？一種力量在社會上出現與膨脹的時候，為什麼會造成遏止其自身存在與發展的對立面？曾國藩拯救了大清帝國，為什麼又成了它的主要掘墓人？對此，趙烈文無不在日記中給出清晰或者隐晦的答案，進而他也成了那個時代站的最高，走的最遠的清醒的讀書人，在曆史的轉折中留下清晰的一筆。今天本作者給大家推薦一下曾國藩家書，這裡面對于曾國藩的心路曆程和清朝重特大事件均有涉獵，他改變了近代許多大人物的最終走向，為人仰望之修身齊家楷模。關于他與幕僚的互動，大部分也都展現在這部書中，對曾國藩感興趣的朋友不可不讀家書，且生動易懂，毫不晦澀，這套書價格可觀，不用做比較，書中之價值非其他尋常可比，望諸君早日結識曾國藩精神核心，提升人生境界，購買可點選下方條幅，欲購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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