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事情别人做得，他做不得。比如來敏和彭羕，就是蜀國的孔融和祢衡。然而諸葛亮殺了彭羕，沒有任何人批評；曹操并沒有殺祢衡，卻要背上千古罵名。公平嗎？有道理嗎？
沒道理，但有原因。
原因之一，是曹操在中原，在中央，士族雲集舉世矚目，局面大動靜也大。蜀漢則相反。是以同樣一件事，在曹魏會引起軒然大波，在蜀漢就隻有些微波瀾。
何況士族對曹操也充滿敵意。
敵意是深不可測的。衆所周知，士族在東漢末年，已經是統治集團的主要力量。他們要成為統治階級，也可以有兩種方式：一是和平過渡，二是武裝鬥争。然而董卓入京，使前一種方式不再可能；官渡之戰，又使後一種方式化為泡影。董卓和曹操，豈非他們的頭号仇家？
相比之下，曹操又更可恨。
的确，董卓其實是敬重甚至畏懼士族的，他的問題是粗魯、野蠻和沒有教養。曹操卻在骨子裡藐視士族。他甚至在立足未穩之時，就公然殺了恃才傲物出言不遜的名士邊讓，結果兖州士人義憤填膺，天下士族同仇敵忾，老朋友張邈和老部下陳宮也都一齊反叛了曹操。
兖州牧由曹操變成了呂布，也因為此。
其實曹操代理兖州牧，陳宮是出了大力的。然而邊讓被殺後，陳宮卻死心塌地反曹到底。他甚至甯肯去幫助有勇無謀的呂布，而且兵敗被俘後也甯死不降。
曹操于心不忍，便叫着陳宮的字說：公台，你死了不要緊，你的母親可怎麼辦，老婆孩子又怎麼辦呀！
陳宮卻義無反顧。他長歎一聲說：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絕人之後，老母和妻兒是死是活，全在明公您了。說完，昂首走向刑場。
曹操流着眼淚為陳宮送行，贍養其家人的諾言也得到了兌現，既定的路線卻沒有是以而改變。相反，也許正是在那一刻，曹操更加堅定了建立“法家寒族之政權”的信念，盡管他并沒有時間表，也沒有路線圖。
然而影響卻極大。
事實上，正是曹操在不斷向世人證明，隻有非士族出身的軍閥才能奪取政權，也隻有撇開袁紹代表的“儒家士族路線”才能成功。這就是劉備和孫權能在“後袁紹時期”勝出的原因，起了帶頭和榜樣作用的則是曹操。
天下變成三國，原因也在于此。
可惜曹操的想法有問題。因為曆史已經證明，對于帝國制度來說，最合适的統治階級是庶族地主，最合适的意識形态卻不是法家思想。是以隋唐以後的政治路線，便既不是袁紹的“士族儒家”，也不是曹操的“庶族法家”，而是“庶族儒家”，或庶族地主加儒道釋三教合流。
但，這是隻能在經過了魏晉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的試錯之後，才可以實作的。以兩晉為代表的士族政權，也有着曆史的必然。曹操既超前又失誤，豈能不敗？
士族地主階級的敵意則不難了解，因為曹操擋住了他們的道路，耽誤了他們的時間。他們肯定要将滿腔的憤怒傾瀉到曹操身上，懷着刻骨的仇恨将他“妖魔化”。
何況曹操自己也授人以柄。
曹操最大的失誤，是為曹丕的稱帝創造了條件。不妨設想，如果曹操不稱魏王，甚至不封魏公、不建魏國，哪怕曹家世代為相，事情會怎麼樣呢？
恐怕就變成諸葛亮了。
實際上諸葛亮與曹操不乏相似之處。他們都是開府的丞相，都封了縣侯，也都兼任州牧。如果把兩人的職務和頭銜并列起來看，那簡直就是“雙胞胎”：
曹操：武平侯，丞相，領冀州牧。
諸葛：武鄉侯，丞相，領益州牧。
曹操多出來的，隻有魏王的王爵。
是以，正如馬克思之所預言：如果皇袍終于落在仿效其伯父拿破侖發動政變的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侖的銅像就将從旺多姆圓柱頂上被推下來。同樣，當曹丕把皇袍披在身上時，曹操就隻能等着被畫成一張大白臉。
與此同時，諸葛亮也走上了神壇。
不可否認，諸葛亮身上有太多閃光的精神。他的心系天下，憂國憂民，鞠躬盡瘁，廉潔奉公，謙虛謹慎，以身作則，都堪稱千古楷模。但諸葛亮成為神，卻并不完全因為這些。主要的原因，還是社會需要典型。帝國統治者需要一位忠臣，普通老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則需要一位代表。這跟曹操變成鬼是同樣的道理。因為社會不但需要正面典型，也需要反面典型。
事實上，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和諸葛亮，不過是長江的前浪和後浪；作為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的曹操和諸葛亮，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兩面。這枚硬币就是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諸葛亮既然被看作天使，曹操就隻好去做魔鬼；諸葛亮既然是後浪，曹操也隻好死在沙灘上。
然而曆史的長河卻不管什麼前浪後浪，它隻會順着自己的河床一往無前。是以，當蘇東坡站在長江岸邊遙想赤壁風雲之時，他看到的竟是這樣一個畫面：年輕帥氣的周瑜新婚燕爾小喬初嫁，一身便裝統領艦隊西進。羽扇指點處，談笑風生間，曹操的數十萬大軍灰飛煙滅。
這當然也是一種曆史意見和精神風貌，隻不過不是三國的，而是魏晉的。沒錯，蘇東坡筆下的周瑜更像一個魏晉的名士，而不是三國的将軍。盡管周瑜非常懂音樂，就像曹操是詩人；也盡管魏晉與三國相距不遠。
但，三國是三國，魏晉是魏晉。它們的時代精神是不同的，風采、氣度、韻味和格調也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