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為采訪摘要
△張維良
一身黑色t恤牛仔褲，黑色雙肩包，戴着黑色鴨舌帽和墨鏡，張維良的出場方式，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樣。
張維良，笛箫演奏家、作曲家。1957年生于蘇州，8歲開始學笛。他是1977年恢複聯考後第一批進入中央音樂學院的學生，也是國際樂壇上重要的中國笛箫音樂文化符号人物之一。
早在1986年，張維良就錄制了中國第一張雷射唱片《箫的世界》，改編的古曲《秋江夜泊》、《梅花三弄》等，成為經典廣為流傳。同時走進了著名導演張藝謀、陳凱歌的視線，在電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挂》、《霸王别姬》中擔任獨奏。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他還擔任了大型團體表演《自然》配樂的作曲及笛箫演奏。
△2021年6月25日 蘇州灣大劇院 張維良《夢境》獨奏音樂會
今年，張維良從藝50周年獨奏音樂會《夢境》在全國多地巡演。巡演最後一場在他的老家蘇州，我們跟随他來到了這裡。
△張維良為小演奏家們指導《蘇州灣》
正在排練的《蘇州灣》，是張維良專門為家鄉這場音樂會創作的，改編自他1981年第一首創作的曲目《太湖春》。這一次，張維良要帶着60位小演奏家和學生們在太湖湖畔蘇州灣大劇院的舞台上合奏。
張維良：從1971年到1977年，我走遍江浙每一個鄉鎮。每到一個地方，我就跟當地人學比如蘇州評彈彈詞、上海滬劇、江浙越劇、無錫的錫劇，包括昆曲我都學了。我現在所有創作的元素，大部分都脫胎于這些古老的音樂。對我來說，音樂上的母語，我覺得還是要回饋到自己最熟悉的母語上。
田川：第一次聽笛子是在什麼情況下？它怎麼就吸引您了呢？
張維良：六十年代有很多限制，當時我們的文化藝術比較匮乏，可表現的東西不太多。我父親說小孩子都要學一樣技術，要有手藝。我們家有四個孩子，大哥比我大十幾歲，那會兒已經上大學了，做了老師，二哥是木匠，姐姐是裁縫。我問我爸，我學笛子行嗎？他說為什麼要學笛子？我說笛子好聽，而且它短小，往書包裡一放，在學校休息的時候還可以拿出來吹一吹。
田川：我聽過一個您分享自己求學拜師的故事。您說自己拿個小馬紮，從蘇州坐12小時船到杭州。因為太早，你就步行到老師家，一個是因為時間正好合适，另外也可以省點錢，再加三分錢就能吃一碗面。
張維良：對，那是1972年後的事情了。中國笛子大師趙松庭先生不僅教我笛子，他還跟我說要懂得文史哲理，數理化，律學，聲學，考古學等十三門課，這些都跟吹笛子有關。你不能光吹笛子，隻是一個藝人你是吹不到很好的。其實那個時候我還不能完全聽懂，因為太深奧了。我很幸運跟趙松庭老師學習的那些年，很重要，那是我的萌芽時代。他講完一遍，你是不會忘記的。我現在也是老師，在大學教了四十年了，我覺得不止是十三門，開二十三門課也不算多。我經常跟學音樂的人講，沒有底蘊是走不遠的。要學會看書，思考問題，包括觀察社會。
△張維良為演出做準備
距離演出還有4個小時，劇場的燈光一直達不到張維良理想的效果。除了要把所有的曲目預演一遍，現場聲音位置、琴譜的擺放、主持和演員走位等等，他都要親自确認。張維良說，這是專業演奏的“标準”。
田川：您今天下午排練了多長時間？
張維良：兩三個小時。
田川：我看編導發給我的彩排視訊，現場排程都是您一個人完成的，每次都是這樣嗎？
張維良：我喜歡嚴絲合縫，演奏的音樂是民族的，但規矩應該是國際的，都是一樣的。
△張維良《夢境》音樂會
張維良：作為從事音樂的人，應該如何去思考音樂的發展或創新？如果沒有原創，沒有創新，就相當于我們一輩子隻吃一種菜，那菜再好也是不行的。
聽民族音樂的時候，每個人都應該自己去了解。20世紀後半葉有很多中國特殊的标題音樂，都是影射讓你去尋找那個東西，音樂裡是沒有的。比如《夢境》，你半閉眼睛聽到的砰砰砰，相當于你心髒的聲音。一兩個小時聽下來，你覺得這是我今天最好的一次休息，這就是音樂起到的作用。
張維良：《樂春》是一首西洋管弦樂隊和笛子合奏的曲目，采用了東北民謠。
田川：我很喜歡這首曲子。您之前跟我講曲子裡有秧歌元素，我聽的時候就在想，秧歌是不是就是我的音樂母語，是我的根。可能我并不知道，但我畢竟出生在東北，是以這個元素可能就在我的血液裡。聽到這首曲子的那一刻，我才反觀自己，我和家鄉，我和家鄉音樂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的。它可能一直在滋養着我們，但我們并沒有意識到。
張維良：人類不能沒有音樂。有的音樂是有意義的，有的是沒意義的。如果生活中沒有音樂，社會可能立馬就變得十分冷漠。是以音樂是要被人們去仔細聆聽的，通過音樂進行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社會節奏越來越快，每個人都很忙，但我想建議你，回到家時可以聽一聽音樂。我有好多朋友，不論是西方的、歐洲的，還是中國的，我注意到他們回到家風衣還沒脫，鞋還沒換，就先把音樂打開了。
田川：他們聽什麼呢？更多的是西洋音樂、古典音樂嗎？
張維良：原來是聽西洋音樂，現在也聽我的音樂了。我跟西方朋友說中國音樂你可以聽一聽，試試看。他聽了以後覺得非常好聽，他說“我覺得聽中國音樂，要泡上一杯張教授您送給我的綠茶”。
田川：八十年代初有很多西方文化湧進中國，您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接觸大量西方音樂和樂器，您會好奇或反過來質疑自己的樂器嗎？
張維良：是的，曾經質疑過。長笛我也能吹，但我還是覺得竹笛更美，因為它更通中國人的人心。但是我們有大量内容的缺失，比如沒有完備的理論，如何去分析一個作品，如何看待音樂作品的表現……這些我們都沒有。
進入音樂學院後開始接觸到西方音樂，我覺得它确實非常完美。當時分宿舍的時候國樂系沒位置了，就把我分到作曲系宿舍。宿舍裡放了一架破鋼琴，作曲家曹家韻是我的老同學，他上來直接就彈了一首《黃河鋼琴協奏曲》，把我吓傻了。
田川：這麼宏大。
張維良：對，我當時連鋼琴都沒見過。我們是上下鋪，他彈完以後我說“哥們能不能再彈一遍？再彈一遍我站邊上看”。那種激動和沖動，我覺得現在的小朋友少太多了，感覺他們見到什麼都不在乎。
田川：因為現在能見到的東西太多了，也太容易了。
張維良：太容易了，這也是我們當今教育要去解決的問題。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能把你震住的東西，最可怕的是把你震住的是“炫技”，對我們進步的、創新的東西反而是麻木的，不看不關注。是以現在請我去講座或講課，我很關照孩子們一定要注重創新的，發展的内容。不要覺得自己掌握了一點點，就開始自我欣賞，井底之蛙那是不行的。我也學作曲，我不排斥西方音樂，我覺得要去研究西方音樂，學習西方音樂。通過這種方式去學習西方音樂的手段，手段是人類共享的。
今年，張維良原本計劃和德國音樂家rainer，做中國國樂與爵士音樂融合的巡演，因為全球新冠疫情，計劃擱置了，但音樂沒有停止。在地球兩端，他們仍然每天進行着關于音樂的思考和交流。
《朋友》是張維良和海納·格蘭欽(德)rainer granzin合作完成的第一首作品，張維良說作品小樣完成後，他和很多朋友分享，大家都很喜歡，在全球疫情彼此隔絕的時刻，還好有《朋友》拉近我們的距離，給予我們問候和溫暖。
田川：我們以《朋友》為例，您是怎樣将世界音樂的元素融在民族樂器中的同時，還保留了民族樂器的本質的？
張維良：爵士樂本身就是世界性的，國際化的。現代音樂、民間音樂、傳統音樂，通過爵士脫胎出很多音樂的可能性。rainer非常喜歡中國音樂，我們通過音樂建立了友情。我也很希望等疫情退去後，我們能和外國音樂家在中國的舞台上，在德國的舞台上，表現東西方樂器融合的作品。将中國民族樂器裡的笛、箫、埙、二胡、琵琶等樂器結合在一起，展示給大家聽。
△張維良(右) 與 海納·格蘭欽(德)rainer granzin 連線合奏
“竹笛很小，世界很大”，是張維良的一句口頭禅。傳統與現代如何融合？如何用國際化的語言思考和創作中國國樂，讓世界聽懂中國？是張維良幾十年來一直在做的事。他不排斥任何新事物，說起創作、創新、挑戰和可能性，64歲的張維良依舊保持着和年輕人一樣的熱情和沖勁兒。
張維良：有關中國民族樂器笛子的作品太少了，少得可憐，我們不能停留在用懷舊來過瘾。今天的中國音樂，中國藝術是什麼？這是個問題。你要不斷去創造。如果不去創造不就還是停在原地嗎？我跟學生講“甯慢不要快，甯慢不要站。”
現在就是有兩極的情況，有的人覺得越快越好，有的人站在那裡看哪個都不行“那個太難了，算了算了。”有的人自以為是，覺得自己已經很不錯了，就站在那裡不動了。是以說我們應該走出去，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錯了。别停在那裡，到外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能很精彩。
△張維良(左)與張藝謀(右)
張維良：跟張藝謀合作完電影《菊豆》後，我去了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人家是搞電影專業的，你不要看場景是中國的，演員是中國的，講的話也是中文，但所有鏡頭排程、色溫運用、場景擺布都是西方歐洲研究最前沿，最現代的手段，是以我馬上就去吸收它。人家這麼關注你的文化藝術，我們有沒有去關注人家的？光去看個熱鬧你就太無趣了。沒有技術，沒有手段，你要怎麼表現你的内容呢？我的笛子，我們的民族樂器，我從來都是抱着開放式的思維在發展。如果一個民族樂器不采取開放的姿态，慢慢的它就消亡了。
△張維良笛箫專輯《天幻箫音》
1985年至1995年期間，張維良和法國電子音樂實驗室合作，将笛箫與電子音樂結合，創作專輯《天幻箫音》，被稱為是“極具東方韻味的new age作品”；從1995年開始，和作曲家陳其鋼、葉聰等人合作，在維也納金色大廳、卡内基音樂廳舉辦演出，和倫敦愛樂樂團合作演出，開啟了将中國國樂推向世界的各種嘗試和探索。
田川：您說剛走出國門的時候，大家可能關注的是我們的皮膚，我們的樣子，我們的服飾，好像很難聽懂我們的音樂。在您這麼多年的演出經曆中，有經曆過聽衆從聽不懂到聽懂，再到甚至是喜愛并追求的變化過程嗎？
張維良：我們最早去的歐洲，他們分為兩類，一類是獵奇，覺得這麼一個東西能夠發出這麼有意思的聲音，另一類就不一樣。1997年去美國巡回演出，28天去了22個城市，演出半場傳統音樂，半場現代音樂。在得克薩斯州的達拉斯表演完埙後，有個大學教授說，這個樂器一聽就是來自遙遠東方的天籁之聲。西洋樂器有西洋樂器的缺憾，它們缺乏個性。中國樂器也有自己的缺憾，缺乏共性。将兩者融在一起後，就把中國樂器的個性凸顯出來了，漂亮了。
△胥口中心國小張維良館 張維良(左)為田川展示玉笛
張維良：我經常和倫敦愛樂樂團合作，他們的音樂總監大衛·沃爾頓就跟我講“你們的音樂我完全聽懂了。”因為他說他聽了幾十年的中國音樂，他聽不懂。
田川：聽不懂的是什麼呢？為什麼您的音樂他又明白了呢？
張維良：我們的音樂吸收了當代音樂。音樂應該是用來表達人類思想的，要有人文情懷，真正的人文情懷，不能讓音樂變成一個外殼。中國音樂應該去思考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研究古代中國音樂，不論是從理論還是表演，另一方面要研究國際上的當代音樂。
田川：中國現階段各個領域的創作者，包括建築、音樂，尤其是民族樂器演奏家，都在嘗試尋找中國的當代語言。但它到底是什麼，大家可能還在摸索跟踐行中。
張維良：個人來講，我能推進多少是多少，讓我站在原地是不可能的。我也希望更多從事民族樂器的音樂人，能以更大程度的開放姿态，與世界共享我們人類美妙的音樂财富。
編導：李晗
編輯：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