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陽由于地區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比較富庶的自然條件，加上原住民的包容性格，使本地多次成為全國性移民的主要地區、重要波及區和必然過渡帶。
1史前時期：融合南北文明
在傳說的五帝時代，部族、部落之間的戰争十分頻繁。其中“禹征三苗”的戰争最為持久，《呂氏春秋·召類篇》：“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卻苗民，更易其俗。”這一次夏人向南推進大概止于漢水流域。到了商代中葉，約武丁之時，由于國勢的強盛，為了打通通向南方特别是長江中遊的通道，曾一次次讨伐南國的荊人。祝融的後裔季連所率的部族，大概就在這一階段，從中原遷徙到包括襄陽在内的江漢地區，并留居下來。今宜城還有一個村子的名稱叫“季連村”，這就是最好的明證。史學家認為，正是以“禹征三苗”為契機，長江文化與黃河文化兩大文明起源緊緊地聯合為一體，才有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與發展。
2東漢末年：人才窪地
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引發了兩次大的移民，嚴重地波及了襄陽地區。一次是公元190年，董卓挾漢獻帝西遷長安，将數百萬人強行西遷；同時還有青、徐二州的數以百萬計的難民的大遷徙，這些難民逃脫了董卓的軍隊的逼遷，紛紛南下，今山東西部和河南的人口大量遷至荊州(治襄陽)一帶。第二次發生在公元192年，王允殺董卓之後，引起關中大亂，緻使數十萬難民逃離關中。其中有一部分南出秦嶺武關經南陽盆地遷入襄陽地區。
在那時的兩次南遷中，河洛與長安的大量難民，特别是有識之士，都是沖着荊襄地區的富庶和荊州牧劉表保境安民的政治環境而來的。《後漢書·劉表傳》載：關西、兖、豫學士歸者千數聚集荊州，使荊州首府襄陽替代洛陽而成為全國的學術中心。據《類說》“冠蓋山”條：“漢末，嘗有四郡守、七都尉、二卿、兩侍中、一黃門侍郎、三尚書、六刺史，朱軒高蓋會山下，因名曰冠蓋山。”如此衆多的朝廷重臣聚集襄陽，他們的住宅“朱軒骈輝、華蓋連延”，從襄陽岘首山南到宜城上百裡路上，全是高門大戶。可以想見，從京都洛陽遷入襄陽的移民是一個多麼大的數字。
這次移民最大的特點是高素質的人才流入，使襄陽一度成為吸引全國人才的窪地。劉表是山東高平人，是以當時遷來大量的山東人。如王粲、王凱兄弟及後來定居襄陽的晉太醫王叔和，他們都是高平人。還有諸葛亮等，也是山東人。其他著名人物有：古文經學家、穎川人司馬徽和章陵人宋忠，音樂家、河南人杜夔，穎川人徐庶等，都是一代俊傑，社會精英。在劉表治荊州的近二十年間，外來襄陽寓居的移民對襄陽本土的文化産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3兩晉、南北朝：“僑人”流入
西晉永嘉年間的戰亂導緻北方人口的大規模南遷，迫使西部老百姓越過秦嶺進入漢水流域，襄陽地區是其主要移入地之一。
東晉時期，由于關中地區戰亂不息，秦、雍兩地流民大量南遷至襄陽一帶。由于移民人數多過土著，朝廷不得已，在襄陽采取了僑置州、郡、縣的管理措施(所謂僑置州、郡、縣，是指東晉統治者為了控制僑人，即南遷人口，也為了維護僑姓士族的利益，在僑人比較集中的流入地，暫時借地置僑人原籍的州、郡、縣行政機構，并仍用舊名，叫僑州、僑郡、僑縣，簡稱“僑置”、“僑立”)。直到南朝宋時，今襄樊地區分屬13郡，35縣，其中僑郡9，僑縣18，僑置郡縣數超過土著郡縣。來自西北的移民，已經遠遠比當地人多。而且這次的移民後來大多定居下來，是以可以說，今天不少襄陽人的祖籍都屬西北的陝西甘肅山西等地區。
再從移民執行個體看，襄陽的康姓，來自西北。漢朝時期，居住于大宛西北，大月氏之北，西晉時從隴西遷入西北。南朝宋永初年間(公元420年-422年)，康穆率鄉族三千餘家遷至襄陽岘山之南(今歐廟尚有康灣村)，朝廷為之設華山郡(僑置宜城境内)。康穆之子元隆、元撫先後被移民推選為華山太守。南朝齊永元元年，康絢起兵響應蕭衍(南齊治襄陽的雍州刺史，從襄陽起兵反齊，建梁朝的梁武帝)時，可以出動“敢勇三千，私馬二百五十匹”。可見康氏在移入襄陽以後的繁衍能力是很旺的。筆者曾詢及康氏後裔，他們亦稱其祖上本為西域之人。杜甫的祖先杜氏家族的南遷襄陽，也發生在這一時期。杜氏本世居京兆杜陵，杜甫的十一世祖杜遜于東晉初随晉室南渡遷至襄陽定居。這也是杜甫及其祖父杜審言都稱自己為襄陽人的原因。
兩晉南北朝期間的大移民，曆時一百多年，若計其餘波，則更長達近300年。但北方移民南遷的路線始終有自關中越秦嶺經漢中盆地順漢水而下，最後聚于襄陽一線。雖繼續南下者不在少數，但綜合相關資料分析，流入襄陽一帶的移民前後不下數十萬，以至移入人口多于土著。
4唐代：戰亂導緻移民
唐代進入襄陽地區的移民，其南遷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安史之亂，安史叛軍始終未能越過漢水淮河一線。江淮以南就赢得了相對安甯，進而接納了無數的南下難民。
史載：“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奔襄(陽)、鄧(州)，諸節度各潰歸本鎮。”當年南遷襄陽的高官，最有名的要數劉晏，劉晏是山東曹州人。曆任吏部尚書等職，是唐代著名的理财家。劉晏才華橫溢、名噪一時，被唐玄宗欽點入仕。我們熟知的《三字經》裡，“唐劉晏，方七歲，舉神童……”說的就是他。晚唐遷入襄陽的還有一個名人叫段成式，他的《酉陽雜俎》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奇葩，今宜城尚有段家營，據初步考證即為段氏後裔。但由于戰争規模的擴大，襄鄧地區也燃起了烽火，這就使襄陽一帶的人民卷入了移民大潮，本來已遷入襄陽的“兩京衣冠”和“襄、鄧百姓”，紛紛南逃。廣德元年，吐蕃乘虛攻取了河西及隴右，并于九月攻入長安。代宗倉皇出逃。官吏百姓和散兵紛紛逃入秦嶺，其中一部分順漢水河谷，逃入襄陽。
安史之亂南遷的北方移民人數大于250萬人，襄陽地區的難民不下十萬。當時荊襄一帶人口劇增，據《舊唐書·地理志》：“荊南井邑，十倍于初。”在唐代後期，“南渡之民”已是襄陽人口的主體。
5宋代：行政性移民
由于唐末和五代時期的戰亂，襄陽地區的經濟和人口狀況遭受嚴重破壞。直到北宋中期，襄陽及唐鄧一帶的地廣人稀的現象也未能夠得到根本改變。宋太宗、真宗和任宗三朝，都曾下诏，要求唐、鄧、汝、襄等州流亡者返鄉，勸農墾荒，這應算是一次行政性的移民。天聖七年，契丹發生饑荒，邊境饑民大量流入宋境，朝廷诏湖北轉運使，“令其分送唐、鄧、襄、汝州，以閑田處之，并令所過日人給米二升”。
靖康元年年底，金兵攻陷開封，進而導緻北方難民的大規模南遷，其規模超過西晉永嘉之亂和唐代安史之亂。
靖康元年十一月，金兵進逼開封，沿途官吏棄城而逃，百姓紛紛棄家避亂。史載：“士族攜老提幼，适汝、穎、襄、鄧逃避者莫知其數。”谷城進士王之望返鄉時，“相逢訪親舊，十百不一遇”，他不由地發出“豈無新人民，往往皆旅寓”的感慨。可見土著人口數量嚴重下降，而外來移民已成了當地人口的主體部分。
在宋蒙聯合滅金之後，又出現過一次北人南遷的浪潮。如淄州人楊宏道(以詩與元好問齊名，為北方巨擘)、平州人王元粹(著名詩人)、韓若拙(著名畫師)都是在此時避亂襄陽。紹定四年，襄陽府九華寺有數百北方亂民暫居其中，一個寺院之内竟寓留亂民達數百人，那麼，全襄陽城、整個京西南路所容留亂民之數便可想而知。
6明代：流民運動
元代末年，南瑣、北瑣紅軍以襄陽為根據地起義，又一次使襄陽地區成為人煙稀少之區。朱元璋曾“命鄧愈以大兵剿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正因為有了朱元璋的空地政策，才使襄陽地區沒有成為洪武大移民廣泛涉及的區域。是以，直到洪武二十六年，襄陽地區的人口仍未得到有效補充，整個襄陽府86878人，加上軍籍人口，一共才13萬餘人。
流民進入的最初幾十年中，襄陽地區還是相對平靜的。随着流民人口的增加，民事糾紛和沖突随之增加。
到弘治年間，荊襄地區的流民運動有擴大的趨勢。朝廷處理的辦法是：願“附籍者當給與戶由”。成化以後到弘治二年，兩次共安置流民人數達92萬。減去周邊地區如鄖陽府等地的部分人數，襄陽地區的人數應在60萬到70萬之間。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南漳、保康、谷城大山之中的諸多山寨，均系當年流民淆亂荊襄的産物。
7清代：商人紛至沓來
清代襄陽的移民，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清初延續了明代的流民，二是因康雍乾三朝帶來的盛世繁榮，大量移居襄陽的南北商人。
由明到清的改朝換代，并未使困擾荊襄的流民問題得到迅速改變。襄陽地區依然是流民運動最為集中的所在。我們僅從康熙朝《荒政叢書》中收集的湖廣布政司參議俞森撰寫的幾篇公文中，就可以窺見襄陽流民問題的嚴重性：一是多處提到了當時流民的數量：流民“遠來襄境。自夏迄今，日漸其多。昨閱各州縣造送清冊，比夏間多至十倍。而又有日日續到，未及上冊之人”。每日約萬餘人口糧“用于赈濟”。甚至上報省裡的冊子剛收到，“續來者，又萬餘人”，“以谷二萬八千八百石救流民四萬人”，“照得鄖襄地廣人稀，荒土居多，迩來外省饑民，流離至此，不下數萬”。第二是當地政府的無奈，在勸谕饑民的告示中有這樣的文字：“如今意欲赈濟，官府并無此等無礙米谷；意欲勸赈，襄陽地方沒有富戶；除非指望官府，奈官府之俸，俱系除荒。本道每年隻得俸銀三十餘兩。本道為汝等再四躊躇，日不安坐，夜不安眠。”因為擔心引起流民暴動，湖廣布政司曾三次向朝廷請求開倉放赈，甚至不惜“先斬後奏”。湖廣布政司是清代兩湖地區最高行政機構，面對流民，既不敢剿，又無力撫。
随着康雍乾帶來的盛世繁華，由于襄陽的交通優勢，引得南北各路商人紛至沓來。樊城會館多建于康乾時期，到清末已有十九家之多。襄陽南船北馬的交通優勢，在這一時期得到真正的展現。南方的瓷器、茶葉、絲綢，北方的皮貨、陳醋、各種藥材，等等，彙聚襄樊這個漢江上的古老碼頭，使襄陽成了一個重要的物資集散地，如印染、鹽業、布匹、鞋業、縫紉，等等，這樣又招來各地的大量工匠。整個樊城臨江一帶，成了南北商人和工匠們的生活區域，現在依然基本完好的陳老巷，就是活生生的見證。随着襄陽市場的飽和，他們的同鄉又散至各縣。一時間襄陽市區及各縣，幾乎所有的手工業作坊和商号，均系外來移民所開設。他們帶來了各自原籍的先進技藝和商業文化，進而奠定了襄樊近代的工商業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