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匈奴列傳》和《漢書·匈奴傳》有一處相同記載：
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也，曰淳維。
這是兩本成書時間相隔近200年的史書，如果說司馬遷的時代，對于匈奴的前史了解仍停留在道聽途說，到了班固的時代，南匈奴已然内附，北匈奴也多有降人投附東漢王朝，在資訊源上應該不會存在偏差。
然而，兩部史書對于匈奴的先祖是夏朝的苗裔“淳維”的記載完全一緻。
不過比較好玩的是，始祖說完之後，《匈奴傳》就略過了千百年，直奔戰國中後期：
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将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
但是，哪怕我們無條件采信這條缺少旁證的史料，也并不能視為所有“匈奴人”的源流，而隻能說明匈奴帝國的王族，或者說匈奴帝國的核心部落，可能是傳說中夏朝的後人。
而從考古資料來看，王明珂在《遊牧者的抉擇》一書中，基于北中國的考古結論，指出，脫離半耕半牧狀态，走向純遊牧的文明時期，應該是在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000年，此時，由于氣候的變化，人口聚落的變遷，“牧人”而非“遊牧人”開始遠離“農業定居聚落”，形成了自己一套的遊牧經濟方式。
這種基于墓葬考古的解釋，與之前“曆史唯物主義”中基于19世紀曆史研究成果而總結出的先有“遊牧”，後有“農耕定居”的說法是截然相反的，當然，王明珂的研究本身也是建立在歐文·拉鐵摩爾的研究基礎之上。
事實上，遊牧人是由定居人分化出的群體，因為家畜馴化要比精耕農業晚得多……
而公元前1500年，恰恰是基本可以确認的商朝滅夏之後，也就是商朝早期，是以，夏朝的遺民向北奔逃，最終稱雄于遊牧人中間，也是一個完全可以了解的可能性。
而更多的先秦史料表明，或許“夏朝”本身的生活方式就偏向“遊”和“牧”。
《墨子·非樂上》引《武觀》曰：
“啟子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将将锽锽，筅磬以方。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
“渝食于野”，也可以了解為夏啟喜歡野餐……當然，也可能是帝王的遊獵。
《尚書·五子之歌》：
太康屍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鹹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這份代代傳承的對遊獵和醇酒的執着，頗有遼穆宗的“睡王”風範，當然，更有趣味的還在于《左傳·哀公元年》的記載：
“後緍方娠，姚出自窦，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
也就是說複國的少康在自己的外祖父家“有仍”部落裡擔任了牧正，也就是牧官之首。
當然，上述史料并不足以支撐“夏朝”是遊牧國家，因為“遊”，對于有相對充足文字資料的殷商而言，也不是新鮮事，先商也有“八遷”，至于“牧”，則是與定居農業并存的生産方式，不過，如果這種推測屬實，則夏朝沒有文字和文明城市也就實屬正常。
但是，我們必須強調的是，哪怕上述的可能性真實存在，也不代表所有“匈奴人”的族屬關系，正如司馬遷和班固在《匈奴傳》中不厭其煩地記錄北疆的胡人族稱，說明哪怕在他們的時代，也知道“匈奴”實際上是一個由核心部落征服的諸多草原部落的集合體，“匈奴”隻是整個族群的代稱，而并不意味着他們真的是同族、同血緣。
而這種情況，實際上是草原行國的常态，一直到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的強制“融合”下形成之前，草原民族的名字往往隻是他們之中最強大的領袖部落的名字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