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枞陽坊間，近些年來一直流傳着這樣一句話：枞陽出人，桐城出名。所謂“枞陽出人”一說并沒什麼問題，畢竟老桐城南鄉文化底蘊深厚，文人雅士衆多；而“桐城出名”也沒任何問題，因為這是海内外都認同的事實。但兩句原本都沒問題的話聯到一起就有問題了。此說的弦外之音，讓人覺得說話者有股子酸澀、挑釁味道，很容易讓人産生誤解。其實，從曆史上看，根本就沒有和桐城毫無瓜葛的老桐城名人！恐怕就連劉大櫆、吳汝綸這樣典型的枞陽人在世，也不敢這樣說？更何況那些“非典型的枞陽人”（指那些桐枞間有争議的名人）？桐枞原本一家，世家大族居住并無絕對界限，豈能一概而論誰桐誰枞。我接觸過不少枞陽藉的同僚和朋友，對這個問題也曾與他們展開過多次探讨，對其時常列舉的那些論據也了解，但在我看來他們所說的那些論據都值得商榷，甚至是明顯錯誤。大家若有興趣，不妨聽我細說。
1、“桐城派”三祖都是枞陽人。此觀點廣泛流傳于枞陽人的口口相傳，但并不正确。大家不妨看看“桐城派”三祖的生平介紹，立馬就能看出端倪。劉大櫆是老桐城（今枞陽）人，而方、姚則與今桐城的關系更為密切些。姚鼐家族世居桐城，姚鼐本人生于桐城縣城南門，8歲後移居縣城北門；屬于桂林方氏的方苞，生于南京六合，生活在南京，但一直以桐城人自居，其在很多作品中常署名“龍眠方苞”。“桐城派”三祖真正生于枞陽的，隻有劉大櫆一人。
2、桐城派作家大多是枞陽人。此說也廣泛流傳于枞陽人的交談中，但這一說法也不正确。桐城派作家并不都是桐城籍（含枞陽）的，更多的是外地人。在桐城籍代表作家中，毫無争議屬于今枞陽的隻有劉大櫆和吳汝綸二人。其他人要麼屬于今桐城，要麼與桐枞兩地都有淵源。毫無争議屬于今桐城的，則有戴名世、劉開、方東樹、方宗誠、戴鈞衡、馬其昶等；而和兩地都有淵源的，則有方苞、姚鼐、姚瑩、姚永樸、姚永概。其中，方苞的一世祖、宗祠、祖墳都在今桐城境内，其本人一直生活在南京，回桐城祭祖時也多居住在縣城的風儀裡祖屋，其址今仍尚存。姚鼐的一世祖生活在枞陽麻溪，從五世祖姚旭開始遷入桐城縣城，其後人文蔚起，皆在今桐城境内。姚鼐為第十六世，是在桐定居的第十二代，其故居“惜抱軒”前姚鼐親手所植的銀杏樹至今仍在；姚瑩則為第十八世，是在桐定居的第十四代，故居“慎宜軒”也仍在；姚永樸兄弟為第二十世，是在桐定居的第十六代，故居也是“慎宜軒”。
3、桐城派作家大多出生于枞陽。此說不正确。方苞，生于南京六合；其他桐城派代表性作家中，如戴名世、姚鼐、姚瑩、姚永樸、姚永概、劉開、方東樹、方宗誠、戴鈞衡、馬其昶等都是出生于今桐城境内。隻有劉大櫆、吳汝綸二人是真正出生于枞陽境内的。
4、桂林方氏都是枞陽人。桂林方氏生于枞陽、葬于枞陽的名人，如：方大鎮之墓就葬在枞陽二中校園内，并有後人就一直居住在枞陽縣城一帶；方以智，曾在浮山華嚴寺廟當過主持，有著作《實體小識》（今北師大圖書館有收藏），其墓葬在老桐城東鄉浮山鎮（今屬枞陽）。“桂林方氏由桐城走向全國揚名天下，成為僅次于孔府的中國第二大文化世家。”這是北大著名教授錢理群對桐城桂林方氏一脈名人輩出、家族文化影響深遠所給予的極高評價。其實際情況是，桂林方的始遷地是桐城縣城鳳儀裡，今址尚存。桂林方氏宗祠、一世祖落腳地與其十世以前的祖墳，都在今桐城境内，如桐城代表性作家方東樹、方宗誠等。由此可以看出，“桂林方氏都是枞陽人”的說法不對。
（桐城“六尺巷”邊老宰相張英的詩句雕刻。）
5、麻溪姚都是枞陽麻溪人。此說法更不對。因為麻溪姚絕大多數名人，都出生于桐城縣城。到姚鼐、姚瑩時，姚氏家族在桐城已繁衍生息了數百年，傳承十幾代人了，而其祖上在桐城北鄉麻溪河邊生活的時間不過五代而已，也就大約一百年。以姚鼐為例，生于桐城、成長于桐城，家族傳承到他時已是在桐定居後的第十二代了，自其五世祖姚旭從桐城北鄉麻溪遷居到桐城算起，已有三百餘年。但去世後安葬的墓地的确是在今枞陽雨塘（過去屬桐城南鄉）。
6、高甸吳都是枞陽高甸人。高甸吳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吳汝綸，他是會宮老橋人；另一個重要代表人物是清末的吳越，他一直生活在桐城縣城，其故居至今尚存。而其家族吳姓子弟也有不少居住在今桐城、安慶、貴池、銅陵等枞陽周邊地區的。是以，這一說法明顯不對。
7、桐城姓劉的都是枞陽陳家洲人。劉大櫆是陳家洲人，不能是以就臆斷其他劉姓名人也都是此地人。比如：開桐城明代科舉先河的劉瑩，就是今桐城麻山人；另外，姚門四子之一的劉開，則是今桐城孔城鎮人，其故居如今尚在。
8、桐城因枞陽成名。其實，除了桐、枞兩地共有的桐城派名人外，桐城還擁有秦末著名謀士範增、漢代大司農朱邑、晚唐詩人曹松、北宋大畫家李公麟、父子宰相張英和張廷玉、黃梅戲表演藝術家嚴鳳英等衆多名人，他們都是出生于今桐城境内的曆史名人。
9、“枞陽出人，桐城出名”一說由來已久。其實，此說隻不過是二十年前吳漢卿在他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個人觀點，根本談不上由來已久。
所謂“枞陽出人，桐城出名”，其實就是一個笑話。
在枞陽縣整體劃歸銅陵管轄後，有不少人說這會讓“桐城派”文化産生割裂，我覺得此說不妥。雖然古語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但區域本是自然屬性，它對人的成長與造就畢竟有限。老桐城之是以會湧現出“桐城派”文化流派，應與老桐城明清以來一直崇尚的“富不丢豬，窮不丢書”的勤儉持家、推崇讀書的文化傳承有着很大關系。這種民間傳統與家風訓誡，當是孕育曾經盛極一時的桐城派文化的推手。作為一個人員龐雜的文化派系“桐城派”，對其“認祖歸宗”的，未必都是桐城人，如福建的林琴南、湖南的曾國藩等就不是。如今，随着社會發展、人口流動加速，無論行政區劃怎麼調整，我以為它對文化的沖擊終歸有限，根本不值得擔憂。我們今天要繼承和發揚的，應是桐城派沒落之前對于“義理、考據、辭章”的講究（行文力求言之有物，論證嚴密、文字清新）；再就是他們希望文以載道，改造世界（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之說“為官恤民，否則詩如李杜，仍是姚門不肖子孫”，即是其代表）的良好願望；三是狷潔自好的風骨（剛直不阿、不趨炎附勢、不随波逐流的左光鬥、方以智、戴名世等，即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
綜上所述，我個人認為“枞陽出人，桐城出名”這一說法根本不成立。如今，随着枞陽劃歸銅陵，我們不應人為的割裂和擡杠，而必須認同曾經的桐城派的文化精神，加以傳承和發揚。
來源：銅陵社科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