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魯斯特抵抗絕望

（圖檔來源：IC Photo）

石偉/溫

《像水年一樣紀念》是一位作家、文學評論家圍繞過去的經典文學作品，關于這部作品及其普魯斯特的各種語言如牛毛。但對于普通讀者來說，打開龐大的書量意味着踏上馬拉松式的閱讀之旅。在黑暗絕望的時刻，著名的波蘭畫家、作家和文學評論家約瑟夫·恰普斯基（Józef Czapski，1896-1993）從文學精英手中接過這幅傑作，與其他囚犯一起踏上了走向死亡的旅程，分享了一段非凡的精神之旅。

命運的一生

約瑟夫·查普斯基于1896年出生于布拉格的一個波蘭貴族家庭，他的童年是在白俄羅斯明斯克附近的一個家庭莊園度過的。他畢業于聖彼得堡大學法學院，見證了二月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擔任騎兵軍官，并因其在波蘇戰争中的勇敢而被授予波蘭軍事獎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去了華沙和克拉科夫的美術學院，在那裡他生活和學習了七年，普魯斯特在他的社交圈中。1931年，他回到華沙展出他的作品并撰寫藝術評論。他是Capist藝術團體的成員，該集團深受法國畫家Cezanne的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1939年至1940年間，查普斯基和4000名波蘭士兵被蘇聯作為戰俘關押在西貝利附近的斯塔羅比爾斯克集中營。四千名士兵在卡廷大屠殺中被屠殺，包括查普斯基在内的隻有79人幸存下來。"揭露真相是作家的責任，因為作家應該對真實性更加敏感，"查普斯基堅持說。在兩部非虛構作品中，"斯特羅比爾斯克的回憶錄"（1945年）和"非人的土地"（1949年），他記錄了他作為戰俘的經曆和他對卡廷事件的調查，重制了集中營生活的身體和精神破壞："我看到的每張照片都充滿了殘酷或絕望。法國著名作家馬洛、莫裡亞克和雷蒙德·阿隆都曾為在法國出版兩部作品而奔走。《非人之地》後來成為關于卡廷大屠殺的經典報道。這兩部作品是20世紀兩種極權主義對世界毀滅的不可或缺的見證。

戰後，查普斯基定居在法國巴黎郊區，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并與同僚一起創辦了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波蘭移民知識分子的文化期刊。他的畫作在20世紀80年代取得了最後一次飛躍，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并在法國，瑞士，英國，巴西和比利時展出。但直到1989年，他的文學和藝術作品才從他的祖國波蘭的波蘭當局中釋放出來，在那裡他于1990年被波蘭政府授予波蘭複興十字勳章，并于1993年去世，享年96歲。幾乎整個20世紀，他憑借着儒家卻不失堅韌的氣質，憑借藝術和文學修養的光芒，兩次熬過了噩夢般的長夜。

集中營的圖書分享會

在卡廷大屠殺之前，查普斯基試圖與他的戰友一起在集中營裡講課，但最終被驅逐出境："從1939年10月到1940年春天，我們的4000名波蘭軍官擠在哈爾科夫附近的斯塔羅比列斯克十英畝土地上。我們試圖恢複一些心理工作，幫助我們克服絕望和痛苦，并拯救我們的大腦免于生鏽。我們中的一些人開始講授軍事、曆史和文學。當時，看守人認為這是反革命的，一些講師立即被驅逐到一個不為人知的地方。"

1940年春天，包括查普斯基在内的79名幸存人員被轉移到格裡阿佐維茨集中營。原來是一個朝聖地，一個修道院。教堂被吹成瓦礫，囚犯的房間被木頭覆寫，被褥上覆寫着臭蟲。在這裡，他們更仔細地計劃，經過多次請求，他們終于獲得了講座的正式許可，前提是每次都送出講座前的文本進行審查。每個人都擠在小餐廳裡，每個人都講述了他們記憶中最清晰區域的故事。這是一系列獨特的、不可思議的特别圖書分享會，黑暗的光明，悲慘地無法隐藏尊嚴：

"書籍的曆史由愛書收藏家Lwów Ehrlich博士講述，令人回味無窮。皮斯克的居民兼《格但斯克日報》編輯卡米爾·坎塔克（Kamil Kantak）是梅西百貨的崇拜者，他講授英國曆史和人類遷徙史。華沙理工學院教授Siennicki教授向我們介紹建築史，奧斯特洛夫斯基中尉是一本關于登山的傑出書籍的作者，他攀登了高加索和科迪雷拉斯地區的塔特拉山峰。他向我們講述了南美洲。

我做了一系列關于法國和波蘭繪畫以及法國文學的講座。我很高興在認真康複後，除了清理修道院的大樓梯和剝洋芋外，所有艱苦的工作都得到了緩解，是以我能夠安靜地準備講座。

當時的景象就在眼前。我的同志們在零下45度的冰冷溫度下工作後筋疲力盡，他們蜷縮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甯的肖像下，聽着我們關于遠離現實的話題的講座。

我很高興想到普魯斯特在如此溫暖的桔木牆壁房間裡，如果他知道波蘭戰俘們對格爾門侯爵的故事、貝爾戈特之死（《水之年紀念》中的所有角色）以及我整天在冰冷的雪地裡度過一整天後，對我記憶中所有寶貴的心理啟示和文學美麗有什麼興趣和感動。平均零下40度。

參與思想活動和快樂的能力證明，我們仍然可以思考和反應與當時的現實毫無共同之處的精神活動，為我們在前修道院的餐廳度過的時光增添了一朵玫瑰。這是一種奇怪的逃學，我們重溫了一個似乎永遠消失的世界。

很難了解為什麼我們的15，000名同志在北極圈和西伯利亞邊境的某個地方失蹤，而我們的部隊隻有400人幸存下來。在這種悲慘的背景下，那些與普魯斯特和德拉克洛瓦共度時光的人在我看來是最幸福的。

我想向在蘇聯幫助我們度過的歲月的法國藝術表示謙卑的敬意。"

序言中提到的關于書籍史、英國曆史、人類遷徙、建築史和南美洲的講座缺失。查普斯基的演講可以說是這些演講存在的唯一證據。

文學與絕望之間的戰鬥

查普斯基後來用法語組織了文本。1948年演講的波蘭語版本發表在《開羅閱兵文化月刊》第12期和第13期上，題為"格拉佐維茨集中營的普魯斯特"。1987年文本的原始法文版本出版，标題為"普魯斯特對絕望的抵抗"。"有些地方是不準确和主觀的，因為我沒有任何書籍，沒有關于這個主題的書籍，"查普斯基在法語序言中寫道。我最後一次看到一本法語書是在1939年9月之前。這隻是我試圖喚醒普魯斯特作品的最準确的記憶。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評論，而是對我獲得大量收益的作品的記憶。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夠再次回頭看。"一個重病的囚犯，沒有原文，沒有任何參考書，用ubmy來重建"死水年紀念"的場景，引用的句子足夠準确，讓編輯毫不費力地找到引文的确切來源，這本身就令人印象深刻。更重要的是，他不是簡單地重述情節，他的演繹是精明的，他的視角是獨特的，他的觀點不在很多所謂的專業法國文學評論家中。這是囚犯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中心高度集中的心理活動的結晶。打開這本小冊子，我們将像當時的聽衆一樣，暫時忘記講座的背景，不由自主地跟随艾德·查普斯基精彩的《像水年一樣的回憶》（以下簡稱《回憶》）的閱讀和欣賞。

20世紀20年代的一個夏天，查普斯基患上了傷寒，整個夏天都在床上讀着《回憶》。起初，《回憶》讓他難以釋放普魯斯特對絕望焦慮的情人的嫉妒、痛苦和狂熱追求的細膩心理寫照："偉大作家的心理投機，以及這些複雜的細節、聯想，對我打擊很大。他驚歎于"一個全新的精神分析學家，從未見過的精确度，一個全新的詩歌世界，一個文學形式的寶庫"的發現。普魯斯特原本的"錯綜複雜"中穿插着無窮無盡的意識"句子"，以及各種無窮無盡的、無關緊要的、意想不到的聯想，無論以何種程度上奇怪的方式處理交織在一起的主題"，他陶醉其中，在它們之間徘徊，咀嚼着"高度精确和豐富的内涵"。

他在《回憶錄》中向獄友們講述了普魯斯特生活的影子，展示了普魯斯特時代的文化趨勢和藝術流派，從自然主義文學、象征主義詩歌、印象派繪畫和音樂、原始主義、立體主義、未來主義到瓦格納主義音樂、俄羅斯芭蕾舞，甚至東方色彩裝飾："這是普魯斯特藝術的敏感土壤，是我們在他的作品中看到的藝術被吸收和移植。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通過比較四位偉大作家對貴族社會的不同觀點，闡述了普魯斯特的獨特願景。聖西蒙公爵的回憶錄以已故路易十四和攝政王時代的宮廷為背景，與宮殿生活和與宮殿人物的關系與上層階級的關系一樣相關，作為一個一心想進入上層階級的旁觀者，巴爾紮克是一個描繪巴黎聖日耳曼貴族沙龍的描繪"如此天真和理想主義"，以至于他的作品是"童話或難以忍受的女人，讓人想起生活在浪漫主義畫家的畫布上，而不是有血有肉的女人"。雖然普魯斯特也從外界觀察了這一類，但更是冷眼，人物刻畫更逼真，心理分析也更細膩。查普斯基接着回憶起托爾斯泰在《戰争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其他作品中對這個階級的描繪。在他看來，雖然托爾斯泰對這個衰落的上層階級的觀察同樣清醒，但普魯斯特的叙述實際上更現實......一些觀衆可能還記得這些手寫的比較，這産生了閱讀或重讀作品的欲望。

作為一名畫家，查普斯基對藝術形式特别敏感，認為藝術獨立于任何意識形态都是理所當然的。他特别強調，過于明顯的傾向、突出的個人好惡和道德布道破壞了作品的藝術性："當我們衡量一個作家對國家的貢獻時，他表達的不是什麼想法，而是他把形式的創造推向了極限。即使是最偉大的作家也傾向于通過他的藝術觀點，而且因為他想要表達的觀點來削弱作品的影響。是以他認為，這部作品的藝術吸引力不如《戰争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布道那麼明顯。另一方面，普魯斯特的作品完全避免了傾向："他絕對不偏不倚，想要了解和了解最對立的心态，可以在最謙遜的人身上找到近乎崇高的姿态，在最純粹的人身上找到潛意識的低級動作。他的作品就像被一種意識過濾和照亮，這種意識比我們自己的意識更準确地影響着我們。如果我告訴普魯斯特的讀者，我個人認為《紀念》的意識形态幾乎是帕斯卡式的，他們會感到驚訝。"為什麼是帕斯卡？"查普斯基指出，在數千頁的《紀念》中，"上帝"從未出現過一次，是以《紀念》"這種對生活中所有短暫快樂的神化，讓我們留下了帕斯卡式灰燼的回味。"普魯斯特和查普斯基都在繼續帕斯卡對上帝的著名賭博嗎？"

在嚴酷的形勢下，不以意識形态對抗意識形态，認為意識形态傾向會損害文學作品的品質，維護文藝形式創新的獨立性，是一種更純粹的精神抗拒。

在《紀念》中，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法國上層階級的精緻優雅和藝術修養，對被囚禁在集中營的波蘭精英來說并不陌生。他們還經曆了從這部宏偉的傑作中流露出的愛情，友誼，懷舊，悲傷，或焦慮，嫉妒和勢利。所有這些美好的情緒都是一種奢侈，因為他們在寒冷，惡臭的戰俘食堂裡聽講座。普魯斯特試圖回憶起被保留的歲月的不可挽回的流逝，被一個新時代所覆寫和整合。而這些被俘官兵的過去，連同肉體，随時都會被殘酷地摧毀，消失不見。

為什麼查普斯基對普魯斯特演講的分析沒有與被兩個極權主義者殺害的波蘭知識分子和文化精英的記憶相呼應？如果說《回憶》是記憶與健忘之間的較量，那麼這種"無書閱讀"則是文學與絕望的較量，是一場不勝不敗的戰鬥。

（寫于2021年9月9日，法國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