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訊的筆下沒有春天。
有一次在課堂上，我問學生：“在你的印象中，魯迅作品最經常表現的是哪個季節？”一個男生說：“冬天。”的确，魯迅是“癡迷”冬天的——
“一件小事”發生在北風呼嘯的冬日，那個人力車夫的身影，幾乎要“榨出‘我’皮袍下面藏着的‘小’來”。
同樣，在一個“初冬”的早晨，被打折了腿的孔乙己在“我”的眼中漸行漸遠，隻留下一個殘缺的背影……
“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這是魯迅眼中冬日的故鄉。
正是在“冷風究竟也刺得人皮膚欲裂”的日子裡，涓生和子君的愛情走到了絕望的盡頭。
《在酒樓上》，窗外的“幾株老梅竟鬥雪開着滿樹的繁花”，“我”跟舊同窗兼舊同僚呂緯甫隻能聊些“無聊的事情”。
《孤獨者》，“雪花片片飄墜”的寒夜，“我”在“小小的燈火光中，閉目枯坐”，仿佛看到“孤獨者”魏連殳漆黑的眼睛。
在《祝福》裡，“無聊生者不生”的祥林嫂在落雪的祝福前夜死去。身後是魯四老爺的那一句：“不早不遲，偏偏要在這時候——這就可見是一個謬種！”
……
當然，你不能因為有人愛吃水果就說他不喜歡吃肉，我也不能因為魯迅喜歡寫“冬天”就說魯迅的筆下沒有“春天”，相反，魯迅是經常“提及”春天的。
還是以《祝福》為例吧。祥林嫂是在春天失去比她小十歲的丈夫進而第一次成為寡婦的；也是在春天，她不堪婆婆虐待逃到魯四老爺家做工；可好景不長，剛開春，她就被婆婆家捉了回去，改嫁給山裡的賀老六；随後，她“不知道春天也會有狼”，在第二次守寡之後失去了唯一的兒子；後來，又是一個春天，她再次來到魯鎮給魯四老爺一家打工；最後，她死在春天即将到來的日子裡。有人說，祥林嫂是一個“沒有春天的女人”，難道不是嗎？
正因如此，我所說的“魯迅的筆下沒有春天”，指的是魯迅不肯描寫春天，不肯描寫那種繁花似錦的春天。
在《藤野先生》中，他的确寫到了櫻花：“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确也像绯紅的輕雲。”緊接着，他筆鋒一轉：“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着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鑒，宛如小姑娘的發髻一般，還要将脖子扭幾扭。實在标緻極了。”一個“但”字便把叙述的重心由“櫻花”轉到了“清國留學生”。很顯然，相對于風景，他更關注人，關注人在風景中的表現。
在小說《藥》的結尾處，他寫到了清明節，照理該是春天了，他卻寫了這樣的景象：“微風早經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銅絲。一絲發抖的聲音，在空氣中愈顫愈細，細到沒有，周圍便都是死一般靜。兩人站在枯草叢裡，仰面看那烏鴉；那烏鴉也在筆直的樹枝間，縮着頭，鐵鑄一般站着。”雖然他随後“不恤用了曲筆”，“在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但那的确不是他的本意，他的本意在于營造一種“安特萊夫式的陰冷”。
他在1925年寫有一篇《春末閑談》，總算要寫春天了，卻又急不可耐地跳到夏天：“北京正是春末，也許我過于性急之故罷，覺着夏意了，于是突然記起故鄉的細腰蜂。”随後從夏天的細腰蜂，轉而談及曆代統治者玩弄的愚民把戲。然後借盲詩人愛羅先珂之口說出了對于未來的擔憂：“不知道将來的科學家，是否不至于發明一種奇妙的藥品，将這注射在誰的身上，則這人即甘心永遠去做服役和戰争的機器了？”咳，這哪裡是“春末閑談”，簡直是“洗腦寓言”。
即使描寫堪稱春天logo的風筝，他也是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故鄉的風筝時節，是春二月，倘聽到沙沙的風輪聲，仰頭便能看見一個淡墨色的蟹風筝或嫩藍色的蜈蚣風筝。還有寂寞的瓦片風筝，沒有風輪，又放得很低，伶仃地顯出憔悴可憐的模樣。但此時地上的楊柳已經發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們的天上的點綴相照應，打成一片春日的溫和。”一個“打”字暴露了他的心曲，也為下文毀掉弟弟心愛的風筝奠定了心理基礎。
魯迅之是以不喜歡寫春天，跟他對世界的認知有關，跟他獨特的文化心理結構有關。對于多災多難的祖國，他說，“風雨如磐暗故園”；對于苦難叢生的時代，他說，“霧塞蒼天百卉殚”；總結個人經曆，他說，“慣于長夜過春時”……但他并未絕望，他引用裴多菲的詩句說：“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魯迅還說過：“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是以，在這個春寒料峭的季節，盡管來自西伯利亞的冷空氣時常南下，古老的亞歐大陸時常會有冰冷的寒意，我們依然要保持對春天的殷殷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