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京溪
三妹從老家捎來一兜剛出爐的杠子頭火燒。我迫不及待地掰開一個,甜滋滋的清香味兒竄入鼻孔。吃着它,老家的味道,氤得渾身上下滿滿當當的。
我的家鄉是萊州市的一個普通村莊,我在那裡出生、成長、上學、參加生産隊勞動,直到參軍,生活了十九年。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我知道每年的清明節,村裡有人家偷偷地烤制“杠子頭火燒”。之是以叫它杠子頭,是因為在沒有壓面機的年代,人工揉面太累,鄉親們便用碗口粗的木頭杠子壓面。如今雖然有了壓面機,但為了保持杠子頭火燒的原始工藝和味道,面粉經機器壓過後,鄉親們還是要手工揉會兒,面粉才會筋道,硬軟同杠子壓得一樣。樸實的鄉親,從來就不會糊弄人。
據說,萊州的杠子頭火燒,發源于萊州沙河鎮。沙河位于煙台、青島、濰坊三市交界處,自古就是膠東商貿重鎮,沙河大集已有六百多年曆史,聞名遐迩。2011年,杠子頭火燒被萊州市确定為非物質文化遺産。
小時候,我曾跟随母親到做火燒的曲爺爺家玩耍,親眼見過制作、烤制火燒的過程。做火燒,先要把揉好的面粉揪成坨,放進雕有花紋的模具裡,用兩個大拇指摁實,再用手掌壓緊,從模具裡磕出來。烤火燒,要用炭爐。炭爐分兩層,上層平放生鐵鑄的鏊子,把磕出的面坨放上焙,面坨硬了身兒就翻過來。下層中央燃着炭火,四周圍着鐵圈。在鏊子上煿過的半熟火燒,移到這裡烤。烤時,掌握火候很重要,要連續地将火燒挨個原地轉動,還要瞅準時機翻身,這樣火燒才能既熟透,又不至于烤煳。烤好的火燒出爐了,黃騰騰的顔色,外焦内暄,純正的麥子味,能彌漫整個屋子。
記得第一次吃這種火燒是在一個冬天。那年,母親到公社參加冬季黨員整頓大會,臨結束時,大隊發給與會的黨員幹部每人三個火燒。母親沒舍得吃,帶回家讓奶奶解解饞,我們兄弟姊妹每人也分到了一小塊兒。那時以為,杠子頭火燒就是天底下最好吃的食物了。
改革開放後,鄉親們出門務工、做買賣的多了,行前,多數人都要帶上這種火燒,幹重活的,吃了耐饑;趕集上店的,到了飯時,找家飯館,花上三五角錢,吃上一頓燴火燒。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們公社的第一個萬元戶,就是用我們村烤的杠子頭火燒,在夏邱集市的大橋底下,燴火燒“燴”出來的,他成了我們鎮勞動緻富的帶頭人。
人始終是故鄉的。不管你在外漂泊多少年,也無論你離家有多遠,隻要你聽到鄉音,聞到與家鄉有關的氣味,你思鄉的情緒,會馬上被喚醒。1982年秋天,我服役滿三年,第一次回鄉探親。母親領着我去趕集。路過一家挂着“老翟燴火燒”招牌的小店時,離晌午還早,我卻邁不動腿了。母親問我想吃什麼,我說:“吃碗燴火燒吧。”母親叫了兩碗,一個大碗的,一個小碗的。我急忙慌促地吃完了一大碗,覺得肚子已經飽了,可眼睛還沒飽。後來,我每年有了一次探親假,每次假滿回部隊時,除了帶上煮雞蛋、炒花生,還要帶一些杠子頭火燒。火燒的香味,伴着我遠行,不管走多遠,家鄉一直揣在我的心頭,無論何時,無論何地,都給我輸送着腳踏實地、向上攀登的勇氣和力量。
我轉業進了家鄉的小城工作後,雖然離老家不遠,但經常在機關加班,還要照顧孩子上學,回老家的次數不是很多。家人每次進城,都要帶來一些老家的火燒,使我不用回家就能感受到那片養育了我的土地的溫暖和寬厚。漸漸地,孩子也喜歡上了吃老家的這種硬硬的火燒。
如今,杠子頭火燒已經成了當地一種傳統美食,僅沙河鎮和我們村,專業做火燒的店鋪就有二十五六家。老家的火燒,已經有了包裝,包裝袋上印着綠色的廣告,品名就叫“杠子頭火燒”;還有制作過程、儲存保鮮方法說明等,當然也少不了聯系位址和電話号碼。智慧的鄉親們,已經把杠子頭火燒這一項獨具特色的傳統工藝,做出了一定的文化内涵,做成一定的品牌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2014年十一長假期間,我們家在哈爾濱居住的親戚雲姑回鄉探親。回哈爾濱前,我問雲姑打算帶些什麼土特産回去,已八十多歲高齡的雲姑,張着缺齒漏風的嘴說:“家裡什麼也不缺,我就饞杠子頭火燒。”萊州城裡烤杠子頭火燒的作坊有四五家,立馬就近找到一家,此時,薄暮籠罩,店主兩口子正在封爐。聽說了事情的經過,客氣的店主夫婦,一個捅爐生火,一個重新和面,說着笑着,就烤出了五十個火燒。雲姑也不講究斯文了,拿起還燙手的火燒就啃了起來,連聲說道:“嗯,還是老味道,一點兒也沒變。”
煙台市資深作家林深先生,在為網絡劇《杠子頭》寫的片頭曲和片尾曲中有這麼幾句:“杠子頭杠子頭,又硬又香有嚼頭,點點滴滴入心頭,養人養心有品頭。生活就是個杠子頭,歡樂苦惱在裡頭,仔細咂摸劇中味,活得明白有奔頭。”
這豈止是為一個欄目所寫的,簡直就是專門兒給杠子頭火燒而寫的啊!
哦,杠子頭火燒的味道,就是家鄉的味道。歸來吧,遊子。當你聞到杠子頭火燒的香味時,就是回到故鄉的懷抱了。
責任編輯: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