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藝術史上，趙之謙是繞不過去的人物。這位清代書畫印以及經學、史學、詞章、金石學等方面皆有成就的全能型藝術家、學者，其作品和研究動向備受藝術界和學術界關注。上海圖書館對外釋出消息，曆時兩年時間，該館首次對館藏趙之謙尺牍進行了系統性的鑒别，整理出真迹87通總計161紙（含名刺），彙成《趙之謙尺牍》一書。該書已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今天正式首發。
據趙之謙研究領域專家戴家妙介紹，這些尺牍記載了趙之謙的種種生活細節，對研究他在藝文方面的才情成就，了解他人生中的悲喜苦樂，都提供了詳實的資料，也提供了新的視角。其中，緻鮑康、唐仁壽、宗源瀚、倪帶銘、歐陽文卿等，均是第一次發現與趙之謙有書信往來，可補其生平交遊，具有很高的學術和藝術價值。
“私人通信最能展現作者的真實想法。此次出版的尺牍，展現出趙之謙不為人知的人生面向。”戴家妙舉例，趙之謙與江湜、丁文蔚都以金石書畫擅名江浙，同聚溫州，詩文唱酬，交往密切，以兄弟相稱，時稱“東瓯三叔”，傳為佳話。趙之謙在在寫給江湜的信中，勸江湜凡事要看得開，要“解脫”，“勿時時憂患”，字裡行間透露出真率與機智，也看出趙之謙在流離歲月中的激蕩才情。
趙之謙一生奔波，個性鮮明。張鳴珂《寒松閣談藝瑣録》中記：“人言撝叔盛氣難近，其實遇名實相副者，亦虛懷相接。” 不僅如此，他對家人也是呵護備至，事事為之籌謀，無微不至，算得上是勞碌命。比如，同治五年（1866）二月，趙之謙赴台州找陳寶善謀計籌款。陳把他介紹給黃岩縣令孫熹，安排教職。他在緻二哥信中有較為詳細的叙述：
弟于十八日由蒿壩動身，一路大雨，不堪其苦。到台州府後大雨而且無船，耽擱兩日，出重價讨船，始至黃岩。身體尚好，惟行李濕壞矣。翼文書院在離城三十裡地方，山長必須往彼，不能兼管縣中事，以故束修三百，火食在内，看去不能有多少赢餘。子餘本欲留弟在署，而該地紳士以書院肄業為詞，不能推卸。現在留此，閲縣試畢，即行赴館……此地局面，自錢糧改短以後，弄成苦缺。署中徵收，朋友三人無束修，以外規為束修，朱墨系帳房兼辦，不比從前永嘉萬分……
趙之謙客寓黃岩七個月後，於九月末回到紹興辦理家事。十一月初再赴黃岩，年底回紹。客寓黃岩前後約八個多月時間，雖積得酬勞，但總體還是僅供敷出，不盡人意。幸好陳寶善、孫熹、吉子振等待趙之謙頗厚，為他安排了許多書畫應酬，筆潤亦豐，現傳《趙之謙銘志集存》中有多件作品是他在黃岩時所作，可為佐證。
趙之謙不僅是一位傑出的具有全面修養且有開創之功的書畫家、篆刻家，同時還是一位學者，一生緻力著述，於經學、史學、詞章、金石學等方面皆有成就，惜成稿者僅居其半。
未成稿的著述，後人隻能從他給友人信中獲得消息，如在《章安雜説》裡提到：“餘嘗有續《經世文編》之志，頻年奔走未暇作，姑録其目以備擇。”在緻江湜信中寫道：“撰《補訪碑録》《銅佛記》皆垂成，明秋當有刷本。”現《銅佛記》稿本下落不明，恐已佚。在緻魏錫曾信中説：“弟從前作《見意書》及《稱舉通釋》兩種，近竟不能再作，深悔當時虛心……《金石萃編刊誤》，弟從前曾有十餘紙稿本。然作之非易，必得全有王氏所録之本乃可。”《稱舉通釋》殘本現藏上海圖書館，而《見意書》與《金石萃編刊誤》二稿未見矣。在緻孫憙信中稱：“拙著《說柁》，山東友人有願任刻資者，奈無暇寫出，将來或寄印本奉覽也。”在緻潘祖蔭信中雲：“将來當盡心撰《藏書記》也。”《説柁》《藏書記》稿本，皆未得見。
上海圖書館珍藏的這批尺牍除了文獻價值外，在書法藝術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價值。
據戴家妙研究，趙之謙的書風演變大緻可分三個階段：一自青年習書始至同治三年（1864），二自同治四年（1865）至同治十一年（1872），三自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緒十年（1884）。目前看到趙之謙較早的書迹，如杭州博物館藏的《卧龍山補松歌》，出入唐人端楷，初露顔字痕迹。
而鹹豐十年（1860）到同治元年（1862），則顔字味道越來越重，看到了何紹基的影子。盡管他在同治九年（1870）給魏錫曾的信中説：“何子貞先生來杭州，見過數次。老輩風流，事事皆道地，真不可及。弟不與之論書，故彼此極相得。若一談此事，必緻大争而後已，甚無趣矣。”
這段話似乎流露出與何紹基意見相左的味道，實際上寓含兩層意思：一、同治九年（1870）時，他的書法已由“顔底”轉到“魏面”了，且正在苦苦求變途中；二、何紹基運筆有特殊的手段，用“回腕法”，追求提按的起伏，所謂“虛靈”。而趙之謙追求的是以筆畫平實為主，與何氏大相徑庭。雖源出一宗，而支流各異，一以篆書用筆為入，一以隸書用筆為出。是以，“必緻大争而後已”。
事實上，趙之謙的“顔底魏面”書風是離不開何紹基以及那個時代的書風影響。有清一代，習顔書風貫穿始終。究其原因，顔真卿的人品與書法風格正符合清代士人的需要，其書法中所藴含的“篆籀之氣”又是清代中後期碑學興起後，連接配接碑學與帖學的橋梁，習之者衆，趙之謙也不例外。像本書中緻江湜信劄，即是這一時期的書風展現。
同治元年（1862），趙之謙自溫入京趕考，雖試而不售，但在北京結識了沈樹镛、溫元長、劉喜海、劉铨福、王懿榮等一批金石學界的新朋友，加上老友胡澍、魏錫曾，日夜切磋金石，經眼曆代拓片無數，進而着手編撰《六朝别字記》《補寰宇訪碑錄》二書。在這過程中，趙之謙的書風逐漸由顔書轉向北碑。其中取徑于鄧石如、包世臣的痕迹是比較明顯，可從以下他給魏錫曾的信中得到驗證：
此時始悟自家作書大病五字，曰：起訖不乾淨。若除此病，則其中神妙處，有鄧、包諸君不能到者，有自家不及知者。（同治三年春）
書中之妙，山人盡之。書之外，妙亦無盡，山人未之有也。安吳包先生，山人弟子也，其於書已有得於書之外者，竟已不及山人。學非專不精，精且專矣，意未盡而力盡，天限之也，萬事皆然。（同治三年二月）
八分大有進境，即作書更多見地。（同治三年夏）
上述引文可以看出趙之謙對鄧、包書法下過功夫，并把二氏書法作為自己超越的目标。像他題《完白山人書司馬溫公家訓殘本》那路書風正是這幾年的代表，洛陽博物館藏有他緻江湜書劄二通也是同時期的寫件，可資比較。而這次《跋張忠穆手劄》與《六朝别字記》《補寰宇訪碑録》非常接近，此三件書迹與題跋、尺牍風格的差別，正是“章程書”與“行狎書”的差別。
同治四年（1865），趙之謙的書風發生比較大的變化。一是閱碑帶來的審美變化，二是人生苦悶所帶來對藝術的感悟。他在給胡培系的信中稱：“弟讀《藝舟雙楫》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自來此間，見鄭僖伯所書碑，始悟卷鋒。見張宛鄰書，始悟轉折。見鄧山人真迹百餘種，始悟頓挫。然總不解‘龍跳虎卧’四字，及閻研香來，觀其作字，乃大悟橫竪波磔諸法。閻氏學此已三十年，甚訣甚秘，弟雖以片刻竊之，究嫌驟入，但於目前諸家可無多讓矣。書至此則於館閣體大背，弟等已無能為役，不妨各行其是。” 同治七年（1868），他給孫熹的信中也講到“弟體原包氏、張氏，而心摹手追在鄭文恭，此後漢第一人也”。
據他自言，北魏鄭文公以及時人閻研香的書法對他這一時期書風變化的直接外因。目前所見他給孫熹寫的楷隸書作品，以及本集中他給許增、宗源瀚、胡澍等人的書劄，則明顯看出趙之謙用“卷鋒”起筆，轉折處講究修飾，一波一磔，交代得非常用意，而字形偏長，未脫鄧石如體勢。這一書風一直保持到同治十年（1871）直至他赴任江西而止。
趙之謙曆經千辛萬苦，終於等到赴任江西的機會。然而，環境并未變得對藝事有利，反而官場的傾軋、生活的困頓、身體的病痛，使得他封刀，也不見他在金石上的發現與建樹。雖然求書畫者接踵而至，但他内心已沒了昔日的鋭氣與豪情，僅僅視為謀生的手段而已。也正因為此，這一時期他的書法變得更加沉郁，增加“無所顧忌”，隻寫我心。其書體勢由同治年間的欹側修長變向平寬疏宕，尤其他的尺牍，滿紙斑駁，不再像過去那樣講究點畫使轉，而是一種一邊寫信一邊哭訴的情景，後人讀之，不禁同情三分。本書中在江西任上緻友朋同僚以及家書等，即是例證。
“劉熙載《藝概·書概》雲：‘書者，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以此話來閱讀本書所有信劄，是最為貼切的。”戴家妙說。
作者：李婷
編輯：周敏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