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艺术史上，赵之谦是绕不过去的人物。这位清代书画印以及经学、史学、词章、金石学等方面皆有成就的全能型艺术家、学者，其作品和研究动向备受艺术界和学术界关注。上海图书馆对外发布消息，历时两年时间，该馆首次对馆藏赵之谦尺牍进行了系统性的鉴别，整理出真迹87通总计161纸（含名刺），汇成《赵之谦尺牍》一书。该书已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今天正式首发。
据赵之谦研究领域专家戴家妙介绍，这些尺牍记载了赵之谦的种种生活细节，对研究他在艺文方面的才情成就，理解他人生中的悲喜苦乐，都提供了详实的资料，也提供了新的视角。其中，致鲍康、唐仁寿、宗源瀚、倪带铭、欧阳文卿等，均是第一次发现与赵之谦有书信往来，可补其生平交游，具有很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
“私人通信最能体现作者的真实想法。此次出版的尺牍，展现出赵之谦不为人知的人生面向。”戴家妙举例，赵之谦与江湜、丁文蔚都以金石书画擅名江浙，同聚温州，诗文唱酬，交往密切，以兄弟相称，时称“东瓯三叔”，传为佳话。赵之谦在在写给江湜的信中，劝江湜凡事要看得开，要“解脱”，“勿时时忧患”，字里行间透露出真率与机智，也看出赵之谦在流离岁月中的激荡才情。
赵之谦一生奔波，个性鲜明。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録》中记：“人言撝叔盛气难近，其实遇名实相副者，亦虚怀相接。” 不仅如此，他对家人也是呵护备至，事事为之筹谋，无微不至，算得上是劳碌命。比如，同治五年（1866）二月，赵之谦赴台州找陈宝善谋计筹款。陈把他介绍给黄岩县令孙熹，安排教职。他在致二哥信中有较为详细的叙述：
弟于十八日由蒿坝动身，一路大雨，不堪其苦。到台州府后大雨而且无船，耽搁两日，出重价讨船，始至黄岩。身体尚好，惟行李湿坏矣。翼文书院在离城三十里地方，山长必须往彼，不能兼管县中事，以故束修三百，火食在内，看去不能有多少赢余。子余本欲留弟在署，而该地绅士以书院肄业为词，不能推卸。现在留此，閲县试毕，即行赴馆……此地局面，自钱粮改短以后，弄成苦缺。署中徵收，朋友三人无束修，以外规为束修，朱墨系帐房兼办，不比从前永嘉万分……
赵之谦客寓黄岩七个月后，於九月末回到绍兴办理家事。十一月初再赴黄岩，年底回绍。客寓黄岩前后约八个多月时间，虽积得酬劳，但总体还是仅供敷出，不尽人意。幸好陈宝善、孙熹、吉子振等待赵之谦颇厚，为他安排了许多书画应酬，笔润亦丰，现传《赵之谦铭志集存》中有多件作品是他在黄岩时所作，可为佐证。
赵之谦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具有全面修养且有开创之功的书画家、篆刻家，同时还是一位学者，一生致力著述，於经学、史学、词章、金石学等方面皆有成就，惜成稿者仅居其半。
未成稿的著述，后人只能从他给友人信中获得消息，如在《章安杂説》里提到：“余尝有续《经世文编》之志，频年奔走未暇作，姑録其目以备择。”在致江湜信中写道：“撰《补访碑録》《铜佛记》皆垂成，明秋当有刷本。”现《铜佛记》稿本下落不明，恐已佚。在致魏锡曾信中説：“弟从前作《见意书》及《称举通释》两种，近竟不能再作，深悔当时虚心……《金石萃编刊误》，弟从前曾有十余纸稿本。然作之非易，必得全有王氏所録之本乃可。”《称举通释》残本现藏上海图书馆，而《见意书》与《金石萃编刊误》二稿未见矣。在致孙憙信中称：“拙著《说柁》，山东友人有愿任刻资者，奈无暇写出，将来或寄印本奉览也。”在致潘祖荫信中云：“将来当尽心撰《藏书记》也。”《説柁》《藏书记》稿本，皆未得见。
上海图书馆珍藏的这批尺牍除了文献价值外，在书法艺术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据戴家妙研究，赵之谦的书风演变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自青年习书始至同治三年（1864），二自同治四年（1865）至同治十一年（1872），三自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绪十年（1884）。目前看到赵之谦较早的书迹，如杭州博物馆藏的《卧龙山补松歌》，出入唐人端楷，初露顔字痕迹。
而咸丰十年（1860）到同治元年（1862），则顔字味道越来越重，看到了何绍基的影子。尽管他在同治九年（1870）给魏锡曾的信中説：“何子贞先生来杭州，见过数次。老辈风流，事事皆道地，真不可及。弟不与之论书，故彼此极相得。若一谈此事，必致大争而后已，甚无趣矣。”
这段话似乎流露出与何绍基意见相左的味道，实际上寓含两层意思：一、同治九年（1870）时，他的书法已由“顔底”转到“魏面”了，且正在苦苦求变途中；二、何绍基运笔有特殊的手段，用“回腕法”，追求提按的起伏，所谓“虚灵”。而赵之谦追求的是以笔画平实为主，与何氏大相径庭。虽源出一宗，而支流各异，一以篆书用笔为入，一以隶书用笔为出。所以，“必致大争而后已”。
事实上，赵之谦的“顔底魏面”书风是离不开何绍基以及那个时代的书风影响。有清一代，习顔书风贯穿始终。究其原因，顔真卿的人品与书法风格正符合清代士人的需要，其书法中所藴含的“篆籀之气”又是清代中后期碑学兴起后，连接碑学与帖学的桥梁，习之者众，赵之谦也不例外。像本书中致江湜信札，即是这一时期的书风体现。
同治元年（1862），赵之谦自温入京赶考，虽试而不售，但在北京结识了沈树镛、温元长、刘喜海、刘铨福、王懿荣等一批金石学界的新朋友，加上老友胡澍、魏锡曾，日夜切磋金石，经眼历代拓片无数，进而着手编撰《六朝别字记》《补寰宇访碑录》二书。在这过程中，赵之谦的书风逐渐由顔书转向北碑。其中取径于邓石如、包世臣的痕迹是比较明显，可从以下他给魏锡曾的信中得到验证：
此时始悟自家作书大病五字，曰：起讫不乾净。若除此病，则其中神妙处，有邓、包诸君不能到者，有自家不及知者。（同治三年春）
书中之妙，山人尽之。书之外，妙亦无尽，山人未之有也。安吴包先生，山人弟子也，其於书已有得於书之外者，竟已不及山人。学非专不精，精且专矣，意未尽而力尽，天限之也，万事皆然。（同治三年二月）
八分大有进境，即作书更多见地。（同治三年夏）
上述引文可以看出赵之谦对邓、包书法下过功夫，并把二氏书法作为自己超越的目标。像他题《完白山人书司马温公家训残本》那路书风正是这几年的代表，洛阳博物馆藏有他致江湜书札二通也是同时期的写件，可资比较。而这次《跋张忠穆手札》与《六朝别字记》《补寰宇访碑録》非常接近，此三件书迹与题跋、尺牍风格的区别，正是“章程书”与“行狎书”的区别。
同治四年（1865），赵之谦的书风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一是阅碑带来的审美变化，二是人生苦闷所带来对艺术的感悟。他在给胡培系的信中称：“弟读《艺舟双楫》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自来此间，见郑僖伯所书碑，始悟卷锋。见张宛邻书，始悟转折。见邓山人真迹百余种，始悟顿挫。然总不解‘龙跳虎卧’四字，及阎研香来，观其作字，乃大悟横竪波磔诸法。阎氏学此已三十年，甚诀甚秘，弟虽以片刻窃之，究嫌骤入，但於目前诸家可无多让矣。书至此则於馆阁体大背，弟等已无能为役，不妨各行其是。” 同治七年（1868），他给孙熹的信中也讲到“弟体原包氏、张氏，而心摹手追在郑文恭，此后汉第一人也”。
据他自言，北魏郑文公以及时人阎研香的书法对他这一时期书风变化的直接外因。目前所见他给孙熹写的楷隶书作品，以及本集中他给许增、宗源瀚、胡澍等人的书札，则明显看出赵之谦用“卷锋”起笔，转折处讲究修饰，一波一磔，交代得非常用意，而字形偏长，未脱邓石如体势。这一书风一直保持到同治十年（1871）直至他赴任江西而止。
赵之谦历经千辛万苦，终於等到赴任江西的机会。然而，环境并未变得对艺事有利，反而官场的倾轧、生活的困顿、身体的病痛，使得他封刀，也不见他在金石上的发现与建树。虽然求书画者接踵而至，但他内心已没了昔日的鋭气与豪情，仅仅视为谋生的手段而已。也正因为此，这一时期他的书法变得更加沉郁，增加“无所顾忌”，只写我心。其书体势由同治年间的欹侧修长变向平宽疏宕，尤其他的尺牍，满纸斑驳，不再像过去那样讲究点画使转，而是一种一边写信一边哭诉的情景，后人读之，不禁同情三分。本书中在江西任上致友朋同僚以及家书等，即是例证。
“刘熙载《艺概·书概》云：‘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以此话来阅读本书所有信札，是最为贴切的。”戴家妙说。
作者：李婷
编辑：周敏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