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陳澄中（清華）的古籍收藏，無疑是一個傳奇。他究竟從何時開始？收藏過多少古籍，其實直到現在也并不十厘清楚。隻是根據沈兆奎《郇齋讀書第一圖記》，知清華收藏宋本之始是北宋台州本《荀子》，而其齋号之得名，也是因為此書。
上世紀五十年代，國家曾從清華手中購得包括廖氏世䌽堂《韓柳文》和蜀刻本《丁卯集》在内的善本一百二十六部，現藏于國家圖書館。六十年代，陳氏再次向國家售予台州本《荀子》、大德本《夢溪筆談》、宋拓《蜀石經》在内的善本二十五部，現存國家圖書館。至1980年，清華遺孀葉愛錦将上海寓所所存六百七十六部古籍捐獻上海圖書館。2004年，嘉德公司将荀齋存美之書包括宋版《周禮》等二十三種，帶回國内，後轉與國家圖書館收藏。
在這些收藏的基礎上，并加入了現在仍存荀齋之子國琅手中的部分，中國嘉德公司與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合作，出版了《祁陽陳澄中舊藏善本古籍圖錄》，其中著錄宋刻本五十九種，金蒙刻本十四種，元刻本三十種，明刻本一百九十七種，清刻本五十七種，明抄本五十一種，清抄稿本一百三十四種，碑帖繪畫十五種，共計五百五十七種。這是目前為止，對荀齋藏書最為全面的著錄，是現階段研究陳氏藏書的基礎。
但是，這個圖錄也存在一些問題，如對一些細節問題交待不清，既然之前僅荀齋滬寓就曾捐與上圖六百六十七部，何以此圖錄中，再加上其他兩家所藏之後，卻反而僅僅收錄了五百餘種？幸圖錄編纂的當事人俱在，尚可咨詢，否則，這一問題顯然會給研究者造成不少的困惑。據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陳先行先生見告：上海圖書館中實際上藏有荀齋舊藏四百餘種，而之前所言的六百七十六部，是包括了清華婿家的藏書在内的。當然，在這個圖錄中，可能也會有部厘清刻本沒有被收入其中。
但問題尚不止此，陳先行《郇齋藏書整理小記》一文中說：“由于趙（萬裡）先生在滬上陳宅所經眼者以稿鈔本居多，而陳氏家人出售之書乃明清刻本，于是趙先生得出結論，郇齋留存上海之書為稿鈔本與明清刻本。而事實是，現存于上圖之郇齋藏書中，有宋刻本十五種、元刻本十二種、趙城金藏零本九種、金代單刻經六種、普甯藏零本八種、明銅活字本六種、稿本十一種、明抄本三十種、毛抄三種，他若盧文弨、鮑廷博、吳骞、黃丕烈、勞氏兄弟等名家批校題跋本（不包括過錄與佚名批校題跋）達八十七種之多。”但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國家就通過上海文化事業管理局咨詢過曾參觀荀齋滬寓的相關人士，這位佚名人士曾憑記憶手寫陳氏滬寓藏目一份，計“宋本三十六種、金刊本二種、蒙古本一種、共三十九種、《永樂大典》四冊（遼、堂等字），黃丕烈校跋書約三十種，柳大中鈔唐人集約二十餘種，許博明舊藏天一閣鈔本及其他明抄本約二十餘種”。其中提及之物，多見于現在圖錄，但也有部分不知下落，未知是否其回憶有誤？如所言《永樂大典》，就不見于這一圖錄。
我曾就此問題咨詢過當年親自為陳氏滬寓抄家圖書造冊登記的沈津先生，他斬釘截鐵地告訴我，荀齋這批書中，絕無《永樂大典》。但既然其他部分都基本可以複按，隻有鼎鼎大名的《永樂大典》反而誤記，也是非常值得詫異之事。是以，荀齋舊藏的研究，還有很多未知之處，需要慢慢探索。
以最負盛名的上世紀五十年代時第一批回購香港所存荀齋藏書而言，大家都基本上對此事耳熟能詳，但具體經過如何？其間發生過什麼故事？其實并無人去探究。最近有幸獲見一批當時負責回購事務的徐伯郊先生相關信劄，對此事多有叙述，多為未經前人道及之逸聞，故為之摘出，略事排比，以見當年回購之詳情。
二
以我儉腹，現在所見最早提及對陳氏藏書有興趣的是鄭振铎。他在1952年12月15日緻徐伯郊函中問到：“又陳澄中的善本是否可購？”如果說這一次還是試探，那到了12月23日緻徐伯郊函中，則是決心已下：“陳澄中的善本，亦可進行洽商，此是極重要的東西，必須收得。”
到2月9日，徐伯郊答複鄭振铎：“至于陳澄中的善本，因為當然與他談的時候，他來說價格，僅問中央拟出什麼價格？還有香港對于善本沒有市價可以比較，是以很難定出一個适當價格來。就記憶所及，将陳氏善本重要者開出一單，亦已交王毅同志轉寄上，請定出一個價格來，以作預算等。郊去香港，再與陳澄中慢慢商量，不知以為然否？”顯然，對陳澄中這樣精明的賣家來說，是不可能輕易就達成協定的。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2月19日鄭振铎緻徐伯郊函中，鄭要求伯郊傳回香港，直接與陳澄中接洽：“我和冶秋同志商量了一下，拟仍請你再赴港一行，以便接洽陳澄中的善本書事等……陳澄中的善本書，要早日接洽好。”得到西谛的訓示後，伯郊很快就有回複，但他在2月27日的回信中，也着重指出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資金的安排：“陳澄中的善本，是不是全部要？請示知。這次赴港，當盡我全力與他交涉，希望價錢合宜。如果交涉好了，不知款子是在第幾期的預算？因為陳對于錢是算的很精的。”事實上，當年在文物回購的時候，伯郊經常因為資金不到位或者不及時而狼狽不堪。
有鑒于此，在4月8日的回信中，鄭振铎明确告知資金安排情況：“陳澄中的善本，請與他接洽，拟放在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之内項目辦理。”4月28日，鄭振铎更是提出具體請款方式：“陳清華的善本書，盼能便中進行。拟于講好價格後連同陳仁濤的古貨币，一同請專款。”自此之後，荀齋善本的回購工作，算是正式展開了。
徐森玉夫妻與長子伯郊合影
三
對荀齋藏書的價值，深谙此道的鄭振铎自是了然于心，他曾告訴徐伯郊：“最重要的是陳澄中的書，務請能設法購到國内收藏，重要者已僅此一家矣。”又說：“陳澄中氏的善本書，先生如得之，即可成一大藏家，似必須以全力進行，并盼能早日有結果。”可見西谛對陳氏藏書的重視。但從這些信中透露出來的資訊看，荀齋藏書的回購工作，進展并不順利。
是以之故，在1953年7月31日，鄭振铎寫信給德高望重的伯郊父親徐森玉先生，請他出面說項：“香港陳澄中處的善本書，正托伯郊在進行中，不知先生便中能緻函給陳君，勸說他一下否？不趁此時加緊收購，便不易掌握得住了。估計，收購之舉，在三兩年之内，也就差不多可以告一結束矣。将來，即有款，也隻能另行收購，萬難有成批整家的舊藏可得了。”與此同時，鄭振铎也寫信給徐伯郊，請他抓緊辦理：“陳君的宋元善本事，已進行否？究竟需要多少錢？懇即辦為荷。”
實際上，伯郊在返港不久，就開始努力與陳澄中接洽，在徐伯郊緻朱光函中，他曾報告其工作進展：“朱先生：到港已兩周，初來時忙于找住所，及與鄭先生見面，故未上書。今先将陳書事，約略報告如下：關于還價事。已還六十萬元，彼表示相差太多。同時他建議先點書，如在目外多出何書，他決定一同出讓而價錢希望不減。我為了要對原書是否與目錄相符，一周來每天與陳見面，并幫他找書、整理書，因為實在太多了，同時又不放在一處，是以整理起來要費相當時間。現在已整理者僅一小半，等全部整理完了，再将正式目錄寄上。”
在整理過程中，還有些意外收獲：“朱先生：前上乙函，想已收到。今日整理陳書，發見書箱内有《汲古閣藏書圖》一軸。此圖一向有名，書者為王式鹹，與汲古閣主人毛晉同時。而題跋者共有三四十人，皆系幹嘉時有名藏書家，如錢大昕、瞿中溶、黃丕烈、顧千裡等。此軸陳系購自大陸銀行總經理許漢卿，當時價錢甚高，約黃金八大條。郊即要求加入目内，陳■不允。最後遲遲方勉強答應，特此報告。”而這卷《藏書圖》後來也一并轉讓給了國家，作價三萬港币。
伯郊其實對收購荀齋藏書是十分努力的，他曾在一封給西谛的函中，表達過自己對回購工作的認識與态度：“在香港做事，實在不像國内，一切全很困難，以後更當十分機密，十分小心謹重，并與朱市長更多的聯系。我這一次與國家做事，完全抱了必勝的決心，多争取一件東西，覺得多與國家做了一件事。至于個人的事，現在全不記在心裡，這一點，我想您是可以信任的。”
或許正是因為在港工作的這些困難以及伯郊的小心謹慎，也部分地造成了工作進度較緩的後果，但無論如何，這項工作還是一直在推進。在1954年2月2日徐伯郊緻鄭振铎函中，向西谛彙報了最新的工作進展：“我來港大部份時間全花了與陳澄中談書的問題，以及代他整理書。現在除去一二種還沒有找到外，百分之九十九的書全整理完畢，與所開的目錄相同。其中宋版皆是真宋版，黃跋及柳大中鈔本等全部真的。至于張承吉（祜）集雖然沒有找出，他絕對負責是有的。作者名祜，筆誤為張繼，是錯的。現在最大的問題還是價錢，他以為成本太高（如《周易》現洋三萬元、《柳文》一萬五仟元、《文選》三十大條等）。如以他的成本及現在港币對比，是超過他的索價很多的，是以仍堅持港币一百萬之數。他同時聲明目外的書是可以加上，并已加進《汲古閣藏書圖》。此圖與藏書掌故頗有關系，為李木齋舊藏，他是從大陸銀行許漢卿處買回的，價錢很高。此事早已請示朱先生，（他）恐因事忙，并未有回音。希望與王先生研究後示知。”可見，對荀齋圖書回歸一事，徐、陳已經基本達成共識，所存的障礙，主要就在于價格方面。
既然伯郊與清華在價格方面很難達成共識，西谛決定換一種方式，來促成此事。在1954年6月4日緻徐森玉先生函中，他提出一種新的方法：“關于陳澄中的善本書事，伯郊兄已在接洽，乞勿念！當可購買成功的。我的意思：關于書價的商談，可由我們指定另外的人負責。關于版本的鑒定，則由伯郊兄負責。如此分工合作，可省掉許多麻煩。不知尊見以為如何？便中乞和伯郊兄一商。他為國家救全了不少重要文物，他的功績是顯著的。但今後其地字畫已不太多，拟暫停止一個時期，且靜觀一下。否則，過于執心了，價格一定會更加騰貴的。”
西谛這個建議到底落實了沒有？現在還不清楚。不過，這項工作很快有了進展确是事實，王毅在11月20日緻徐伯郊函中講到：“陳貨請于今年一次辦妥，決不分批進行，以便年底盤貨。”但從王毅的措辭中也可看出，應該是陳澄中的提議，将這批圖書分别點交，而王毅明确反對這種做法。不知是不是因為這方面的分歧，在1954年内，荀齋書回購工作并沒能完成。這項工作的最終完成，已經到了次年。
1955年5月16日鄭振铎在給徐森玉先生信中說到：“陳澄中書，已談妥。這又是伯郊兄的勞績（請暫守秘！為感）！這批善本得到，則關于宋、元版本，當可告一段落。流落在外的，已經寥寥可數了。”這次回購荀齋之書，對百廢待興的共和國而言，顯然也是一件大事。是以作為這項工作的實際負責人，鄭振铎也難掩喜悅之情，在5月28日再次緻信徐森玉先生，表達其興奮之意，并對回歸之後的儲存方案也提了一些看法：“陳澄中書得成交，從此了卻一件大事！我們均應和張菊老一樣的歡欣鼓舞也。惟書雖已點交，卻尚未入國門，尚乞秘之為盼！已另函菊老，告知此事。想他一定大為興奮也。至此，國内藏書，已歸于‘一’。私藏中，隻有傅忠谟和伯郊兩家了。這兩家不成問題的遲早會又歸‘公家’所有。惟既歸于‘一’，則必須妥求保護、保管之方。空氣之幹濕、溫度的冷暖、光線的強弱，均必須加以調節，加以講求。至于避蟲去害，則更是首先要做到的事了。現在‘書庫’的條件尚差得遠，故做好科學的保管、保護，尚需相當時日也。此時，亟應完成編目工作，以便典藏和查考。想斐雲當能在短時間之内努力完成之。”
徐森玉及其大哥與伯郊、文绮
四
陳澄中轉讓的這批圖書，在1955年6月中旬，已經完全裝箱完畢，随時準備運穗。6月15日徐伯郊緻朱光函中告知朱光：“朱先生，六月五日信收到，悉一是。陳書已于日前整理清點清楚，共六箱，不日即可運回。關于運會辦法，已與沈先生商議好，拟托中國旅行社代運。一方由中行随一人到深圳，至于深圳方面，請尊處派一人來接，雙方在深圳中國銀行會面。這個法子，不知以為然否？請示知。”
兩天之後，伯郊再次緻函朱光，與之商量具體運穗日期：“陳清華書籍，裝箱工作已辦好，計六皮箱。今将裝箱目錄奉上，此目錄寫明每箱裝書若幹種及每種冊數，又每箱若幹冊。請即訓示日期，以便由中國銀行派李秉忠先生送至深圳，何時尊處再派一人至深圳相接，如此則甚為安全矣。”
朱光如何回複，現在尚不清楚，但最晚在7月初時，這批圖書已經安全運抵廣州。這件事情本該就此圓滿結束，但忙中出亂，難免會發生一些小小的失誤，1955年7月2日徐伯郊寫信告訴王毅：“陳澄中書六箱，已全部安全運到廣州，并有蔡先生的收據（前寄上之裝箱目錄，第六箱‘《秋聲集》六冊’，‘六’字筆誤，應改為‘二冊’，全箱總冊數不改）。澄中收據及清單日内寄上。”
這個問題其實并不大，正如伯郊在信中所言，“筆誤”而已。一個多月後，伯郊如約寄上陳氏收據及最終目錄：“清華貨照去年所開目錄共123種，其後又加入《周易正義》及《揚子法言》，共125種。最後于成交前清點各書，發現其中有《湘山野錄》存滬未帶港。而柳（簽）[佥]鈔本中，多出《姚少監集》一冊，最後即以該目錄成交。共宋元本三十八種、善本八十八種，統共一百二十六種。存滬書有：宋本《梅宛陵集》、《張承吉（祜）集》、元本《夢溪筆談》、毛抄《鮑氏集》及《湘山野錄》共五種，特奉告備案。今将陳氏收據二紙及最後成交目錄一份附上，請查收。”接下來的工作，就是由國家文物局方面負責按目清點，逐一核對而已。
然而，就在這個最後的環節，竟然又發生了一個意外的插曲。徐伯郊在9月20日緻王毅函中說到：“金匮之貨，在全部未運回之時，郊與沈君早已發現缺少第30号一件，因由深圳及澳門運去之貨，皆有回單，并無第30号。而最後運出之整批，亦無第30号。查金匮之貨，自運到中行後，即行點收，并先後包裝三次，地點皆在中行，經手者僅沈君與郊二人，決不應有遺失之事。惟第三次包裝為一七八包時，時間過份匆促，或者漏編第30号一号。先是第二次包裝為三百包左右，朱先生所托之運貨人看過後覺得太小，于是以一夜時間改為一七八包。因時間關系，由郊交與沈君時，未能清點，第二日即開始帶運矣。茲将經過情形簡單報告，盼尊處即日拆包清點，如全部貨與目錄相同，即無錯誤。如缺一包之數，當再追查。”
雖然現在尚未發現王毅來函，但這封信顯然是就王毅來函雲所接之貨缺少30号一件的回複。幸運的是，這個失蹤事件，不過是個烏龍而已，很快就得到了澄清。在10月4日緻徐伯郊函中，王毅解釋了發生這個誤會的緣由：“陳貨中，由于貨單不清，查對起來比較困難，大緻差不多，且30号貨因雜于其他包裝之中，現已發現。”
至此，此次回購陳澄中所藏善本一事基本圓滿結束。這些藏品不僅極大豐富了當時北京圖書館的館藏，也為後來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與陳氏及其家屬的合作，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當時的具體經辦者徐伯郊，克服種種苦難，不掘不撓，克紹家風，最終為國家搶救回來了包括荀齋善本在内的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産，這些功績，實在值得我們永相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