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對，似乎是一件枯燥的事。但翻閱古籍，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有關校對的趣事，讀來很有意思，也能給人啟迪。
1．子夏：校對倆字成聖人。
子夏是衛國人，孔子的弟子，“孔門十哲”之一。《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記載，有一次子夏回衛國，看見有人讀史書，那個人突然讀了一句：“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子夏認為“三豕”是“己亥”之誤，即晉國的軍隊伐秦是在己亥（幹支紀日）那天渡過黃河的。三豕（三隻豬）渡河，不合情理，更與晉師伐秦無關。讀史書的那個人特意到晉國史官那裡核實，史官确認子夏的訂正是正确的，子夏是以聲名遠揚。
2．王勃：九歲即能校《漢書》。
王勃，唐代文學家，“初唐四傑”之一。楊炯的《王勃集序》中記載：“（王勃）九歲讀顔氏《漢書》，撰《指瑕》十卷。”歐陽修、宋祁等人合撰的《新唐書·王勃傳》中記載：“（王勃）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顔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擿其失。”九歲的孩子能寫出好的詩文不奇怪，能讀一些古籍也不奇怪，但能為顔師古作注的《漢書》“指瑕”絕對不簡單，說是千古奇聞也不為過。顔師古可是隋唐時期的大儒，是曆代為《漢書》作注者中的第一高手，更何況王勃這一“指”就是十卷。
3．宋绶：以“掃塵”比喻“校書”。
宋绶，北宋學者。《宋史·宋绶傳》記載他“藏書萬餘卷，親自校雠，博通經史百家”。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五記載，有一次，宋绶校一本書，校了三四次，書中還有脫漏、錯誤，事後宋绶大發感慨：“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有脫缪。”這真是個形象的比喻，這句話後來成了校對領域的名言，從中可以看出校書之不易。
4．陳繼儒：校書著書兩相宜。
陳繼儒，明代文學家。他曾在《岩栖幽事》第六十二篇中說：“餘得古書，校過付抄，抄後複校，校過付刻，刻後複校，校過即印，印後複校，然魯魚帝虎百有二三。”陳繼儒為了印一本古書，進行了多次校對，其治學之嚴謹、校對之審慎可見一斑，然而書中的錯誤還是難免。他所說的“魯魚帝虎”是一個成語，就是指文字在刊刻傳寫過程中出現的錯誤。這似乎印證了宋绶“校書如掃塵”之語。陳繼儒詩文造詣極深，著作甚豐，有《小窗幽記》《古文品外錄》《國朝名公詩選》《陳眉公先生全集》等，他在文學領域能取得這麼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校書這項工作。
5．顧廣圻：以思考“誤書”為樂。
顧廣圻，清代目錄學家、校勘學家。與他同時代的著名學者黃丕烈在為《百宋一廛賦》作注時寫道：“居士姓顧名廣圻，元和縣學生，喜校書，皆有依據，絕無鑿空……深有取于邢子才日思誤書更是一适語，以之自号雲。”顧廣圻校書皆有依據，不妄改，不想當然，不濫施刀斧，這種做法值得當代的編校工作者學習。特别有意思的是，顧廣圻認為“日思誤書更是一适”，即把每天對書中的錯誤進行思考當成一種樂趣，是以自号“思适居士”。這似乎還不過瘾，他還将自己的藏書處命名為“思适齋”，将自己的文集命名為《思适齋集》。也正因為日思日進，顧廣圻的校勘本領日益長進，當時的著名學者和出版家都争相聘他做校對工作。
6．鮑廷博：錯字難逃其慧眼。
鮑廷博，号渌飲，清代詩人，藏書家。清代文獻學家葉昌熾在《藏書紀事詩》中引用了翁廣平《鮑渌飲傳》中的文字：“（鮑廷博）生平酷嗜書籍，每一過目，即能記其某卷某頁某訛字。有持書來問者，不待翻閱，見其闆口，即曰此某氏闆，某卷刊訛若幹字。案之曆曆不爽。”鮑廷博果然厲害，衆多書籍中的錯訛之字在他眼裡都無處遁形，且牢記于心，這正是博覽群書，熟識版本，學富五車的結果。
7．沈括：記載不負責任的校書官。
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一記載：“舊校書官多不恤職事，但取舊書以墨漫一字，複注舊字于其側，以為日課。自置編校局，隻得以朱圍之。”這段文字的主要意思是說，之前的校書官大多不盡職責，工作時會取來舊書，故意把某一個字用墨汁塗抹，然後再将被塗抹的字注在一旁，這就算是一天的工作了。後來設定了編校局，需要修改文字時，隻用紅筆将需要改正的字圈起來，不能再塗抹該字了。校書官人浮于事，危害極大，幸好當時的朝廷給予了糾正。
清末著名史料筆記《清稗類鈔》中有這樣的話：“校雠書籍，非博學好古勤于看書而又安閑者，不能動筆……惟勤學好問隐居君子，方能為之。”看來，做校對工作要博學，要好古，要勤于看書，還要有大量的時間。另外，還得勤學好問，甘當隐居君子，耐得住寂寞。如此，方能勝任校對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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