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對中外思想進行溯源，無疑都發自于那個“軸心時代”，這是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提出的概念。他認為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中國、歐洲、印度、西亞等地區都發生文化突變的現象，誕生了影響後世的哲學家，思想家，以及宗教領袖。
中國的諸子百家，希臘的哲學家在這一時期紮堆出現，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柏拉圖出生于公元前427年。他們都是中西政治思想的源頭大師，“聖人”、“哲學王”是他們政治的核心思想。
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春秋時期魯國陬邑人。孔子是中國傳統思想源頭的開創大師，他創立的儒學政治思想一直延續到近現代五四運動時期，其主導地位才被撼動。“聖人”是他思想的核心，那麼什麼是聖人呢？
在金文當中，“聖”是會意字，由“口”、“耳”組成，是聰明的意思。在甲骨文當中，“聖”字是一個人長着一個大耳朵。可見最早聖人是要多聽，在《說文解字》當中，“聖，通也。從耳，呈聲”，也是多聽之意。
孔子心目中聖是什麼樣子呢？《論語·述而》中雲：“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不厭，誨人不倦，則可為雲爾矣。”“何事于仁！必也聖乎!”《論語·雍也》可見，聖要高于仁，聖人既要具備仁，又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但這也隻能“可為雲爾矣”
可見孔子心目中的聖人标準是非常高的，在孔子的《論語》當中，隻有堯舜禹能夠被稱之為聖人，文王和武王也不夠格。孔子在提及堯舜的時候，認為他們治國方面也有不足。孔子對聖人的标準，不但是道德模範，而且還能夠達濟天下。
孔子為何産生這種近似于烏托邦的聖人思想呢？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逐漸衰落，最後被秦國所滅。戰亂頻繁發生，道術家被迫分裂為百家，聖賢一支也被道術家們創造出來。也就是說那是一個需要聖人的時代。
在夏商時期，支配人們思想的是神學，由此延伸出來祖先的崇拜。這源于長期生産力水準低下，受到自然的各種壓迫，逐漸轉而對各類自然現象崇拜的原因。早期人們崇拜的神是水神共工，火神祝融等。
殷商時期，統治者壟斷了這一崇拜，上天的意志隻有統治者可以知曉，後來殷商的中後期，祖先崇拜與天神崇拜逐漸融合。
大約公元11世紀，周武王滅商纣建立西周，在這場巨變當中，周朝提出了新的内容“敬天保民，明德慎罰”，我們所依仗的不再是祖先，而是“德”，商纣王因為失去民心，是以失去了天下。
周公把政治的關注點有神轉移到人，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這一思想由孔子繼承并完善。孔子提出的“仁”其實就是“德”的演變，這一偉大的轉變，也預示着人性的崛起。
柏拉圖是蘇格拉底的徒弟，同時也是亞裡士多德的老師，任何西方政治思想史都繞不開這師徒三人，柏拉圖最重要的思想就是《理想國》。
相比于孔子的聖人思想，柏拉圖被稱之為“哲學王”，他的思想更多充滿了哲學的意味，是以要深入了解柏拉圖，必須了解他的哲學思想。
在《理想國》當中，柏拉圖把世界分為現實世界和理念世界，現實世界是可被感覺的世界，所有事物的本質是影像。而理念中的世界則是現實世界的本質，理念中的世界相對于現實，是永恒存在的，是一切事物的本源。
他認為在現實世界當中，絕大多數人是不會去理性思考的，他們早已經習慣了跟随他人的思維，準确地說是一種跟随大多數人的思維模式，是以根本就不可能去掌握理念世界當中的真知。
柏拉圖認為隻有善于思辨的哲學才是超脫現實世界，掌握真理的唯一路徑。同時柏拉圖還區分了哲學家和僞哲學家，僞哲學家隻會迎合大衆，去煽動大衆的情緒，為自己謀利。
和孔子所生的政治環境不同，柏拉圖生活在城邦的社會，在柏拉圖看來，城邦必須建立在嚴格的社會分工之上。他将人分為“金銀銅鐵”，上帝造人的時候，把金銀銅鐵注入不同類别的人，注入黃金之人，是以高貴，是天生的統治者。
注入白銀之人，隻能是黃金之人的輔助者，接受黃金之人的支配，并且服從他們的意志，要承擔保護城邦的責任。上帝會把銅和鐵注進農民和手藝人身上。
由于統治者天生高貴，是以他們擁有真正的認知。隻有極少數的統治者擁有理念世界當中的知識。
柏拉圖出生于顯赫的貴族家庭，有着天生的政治優越性，但是他在雅典沒有接觸任何政治活動，這也讓他成為一個冷靜的觀察者，去思考時代發生的巨變。
和孔子春秋時代很類似，古希臘的城邦正在由繁榮走向衰落。波斯戰争成就了雅典在希臘世界當中的霸主地位，但是随後的伯羅奔尼撒戰争卻摧毀了這種輝煌，而且希臘城邦似乎正在陷入無休止的衰落當中，許多城邦被專制所統治。
此時的雅典城建立起了由斯巴達所支援的三十寡頭政治，随後複興的民主制卻淪為暴民政治，處死了他的老師蘇格拉底，這也影響了柏拉圖對民主政治的厭惡。
雅典的政治危機，經濟危機以及社會危機，讓柏拉圖對雅典的城邦政體喪失了信心，他勾勒出了一個美好的政治圖景-理想國。一切現存的國家治理體系都不好，如果不采取劇烈的措施，以及很好的機遇，是很難實作理想政治統治的。
古希臘是柏拉圖哲學體系産生最根本的基礎，古希臘在面對強大自然力量的時候，哲學家主要思考的是宇宙的生成，以及自然的本源是什麼？為了更加明确認清自然，他們認為自然當中一定存在着某種不變的東西，是這種力量一直主宰着世界的千變萬化。
是以之後泰勒斯認為，這個世界不變的是水，阿那克西曼德認為宇宙的本源是無限，而德谟克利特認為世界的本源是原子。人們處在各自的立場當中，争論不休。
蘇格拉底在前人的基礎上，把方向側重到人的方向，并且認為“人是這個世界的尺度”，奠定了後來的“知識是美德”的發展方向。柏拉圖在蘇格拉底的基礎上，完善了二進制論，提出了現實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哲學思想。
柏拉圖生活的世界，希臘大概有200多個城邦，這些城邦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這是一些小的政治共同體。它們一般以城市為中心，然後和城郊一些鄉村形成小國寡民的政治形态。
這些城邦國土面積比較小，人口一般數萬人，如果換成現代龐大的民族國家，柏拉圖所想象的理想國，是不可能實作的。
斯巴達施行的是公有制，土地平均配置設定，而且立法禁止買賣，不重視社會财富，對整個社會進行嚴格的等級劃分。公民的主要任務就是軍事訓練以及對外出征，斯巴達的嬰兒則由元老院的長老們決定其最終的命運，強壯的由國家來撫養，并且進行嚴格的軍事訓練，而那些體弱的則會被抛棄。
斯巴達在伯羅奔尼撒戰争當中戰争了希臘，這也是柏拉圖哲學思想産生的原因。
孔子心目中的聖人，以及柏拉圖眼中的哲學王，都産生于人類的軸心時代。都是人類在強大自然面前的覺醒，是人類由愚昧走向文明的一大進步。
同時兩人都不相信法律，認為法律的負面意義要大于其正面的意義。孔子認為“禮”要比法律，更能達到其“使無訟乎”的理想境界，也就是說更能夠達到世間沒有紛争的境界。
比如，晉國打算造一個鼎，然後把法律條文刻在鼎身上，孔子就強烈反對，他認為強調法律條文，會削弱國民對官吏的尊敬，破壞了貴族和平民之間的理想秩序。
在柏拉圖眼裡，法律并非解決社會問題的最好選擇，是哲學王的模式無法實作的時候，退而求其次的無賴選項。孔子的聖人，還是柏拉圖的理想國，都是偏向精英制，或者君主制。
同時這一次的巨大改變，對人性的思考卻走向截然不同的道路。古希臘哲學家更注重掌握知識，追求真理。
而春秋時期的孔子，所代表的道術師門，主要是為了創造聖人，從一開始就是為了政治服務的，是從上至下的思想啟蒙，并沒有經過生命個體的痛苦錘煉，也不是自我的自由釋放，而是聖人在高大上的籠罩下的政治權術。
無論是兩漢時期發展出的孝文化，還是宋明理學，都是從政治角度以聖人的形式發現人性，最後回歸到聖人，而沒有珍貴的個體。
同時孔子認為，人的本質是善的，或者說經過教化之後，可以成為善的，也就是說善是内在的，自發的。
而柏拉圖則認為，絕大多數人都會被貪婪所欺騙，是以他們需要受到控制。這種控制必須是外在的，如果沒有經過良好的教育，那麼這個控制就是法律。
是以對教育的看法上，兩個人又是一緻的，孔子相信教育可以完成這個任務，而柏拉圖認為除了教育以外，還要保持“統治階級”血統的純正性。
而孔子認為任何人隻要具備美德，都可以成為“聖人”，任何人都可以具備統治者所需要的智慧。而柏拉圖認為，某些群體是不可能擁有智慧的，而擁有智慧的那部分人，需要守衛者來保護。
現在很多人認為柏拉圖的“哲學王”是鼓吹等級制度，而不像孔子那樣宣揚開放，人人平等。可能柏拉圖自己也認為自己的“哲學王”太過于理想化了，于是在晚年作品《政治家篇》當中，修正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相比于“哲學王”這樣的絕對正确的上司者，也許法律會更可靠一些。
孔子和柏拉圖分别站在東西方文明的源頭，他們的思想對東西方人的世界觀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孔子的學說，可以說直到近代以前，都是中國人最主流的價值觀，而柏拉圖對西方的影響，沒有孔子對東方的影響這麼大。因為除了古希臘文明，西方文明後來又融入了古羅馬、希伯來、日耳曼等諸多文明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