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萊恩·阿瑟（brian arthur），斯坦福大學行為科學進階研究中心研究員，複雜性科學的重要創始者，聖塔菲研究所元老級人物。研究正回報機制的先驅，以“收益遞增規律”為基礎形成了自己的新經濟思想。1990年榮獲熊彼特獎。
《技術的本質》
作者：布萊恩·阿瑟
譯者：曹東溟、王健
出版：湛廬文化丨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年6月
《複雜經濟學》
譯者：賈擁民
出版：湛廬文化丨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年5月
布萊恩·阿瑟這個名字對于中國讀者來說并不陌生，早在1997年國内已翻譯了他的著作《複雜——誕生于秩序與混沌邊緣的科學》，一時間激起了知識界的廣泛關注。
布萊恩·阿瑟天生具有叛逆精神。他本可以留在主流經濟學的大學營中，但在世界各地的觀察與對話早已讓他對傳統經濟學的思維方式産生了深深地懷疑。
“理性人假設”、“邊際效益遞減”等經濟學假設雖然仍是如今很多大學課本上的金科玉律，但面對網際網路、雲計算、大資料和人工智能主導的數字時代，面對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傳統經濟學的解釋力顯得蒼白無力。新的技術究竟會如何影響經濟？決策者如何面對無法避免的不确定性？阿瑟早在三十年前就着手搭建的複雜經濟學架構為此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
把經濟現象看作生态圈
新京報：你曾經生活在一個自由放任模式主導市場的年代。從什麼時候開始，你對傳統的經濟學理論産生了質疑？
阿瑟：在學生時代，我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研究系統工程或數學，但我卻對經濟學異常着迷。當時在加州伯克利大學的經濟學課堂上，教授們都在說經濟學是研究靜态穩定的均衡現象，這就讓我感到很奇怪，也對此産生了很多的困惑。
舉例來說，我們知道英語最初發源于歐洲的一個島國，但如今卻成為了世界上最通用的語言。随之産生的現象是，世界上說英語的人越多，就會有越來越多不說英語的人為了交流，被迫開始學英語。這顯然和經濟學課本上所說的均衡現象大相徑庭。當我把這個問題向大學教授們請教時，他們都無法給出令我滿意的答案。這個問題埋在了我的心底，成為了我開始研究的起點。
我必須指出，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一些經濟學家已經開始研究收益遞增現象了。這在當時是全新的理論，經濟學家們意識到，收益遞增的結果可能走向這個方向，也可能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我在1983年發表了第一篇關于收益遞增的論文，但我意識到需要把一切研究放慢，不急于得出草率的結論。大概就在這個時候，我正式與傳統經濟學理論分道揚镳。
新京報：複雜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的最大差別是什麼？
阿瑟：從一方面來說，複雜經濟學認為，非均衡是經濟的常态和現實。經濟系統從來都不可能達到均衡。傳統或經典經濟學以實體學的思維方式看待經濟現象，認為是在均衡的左右來回震蕩。複雜經濟學更接近于生物學，把經濟現象看作是生态圈，一個新物種的産生必然會對其他物種産生連環的影響，a影響了b，b又影響了c，環環相扣。
早在1988年，聖塔菲研究所就用這種視角來看待經濟學了，十年之後，我在《科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複雜性與經濟學》的論文，當時《科學》雜志的編輯希望我為這種新的研究方法起個名字，于是1998年首次出現了“複雜經濟學”這個術語。我不知道這個名字是否合适，或許應該叫做“非均衡經濟學”更為妥當。
新京報：2008年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不僅擊破了華爾街的金融泡沫，也對傳統的經濟學理論構成了嚴重的挑戰。有些學者認為這場經濟危機正是經濟學發展的轉折點。那麼，複雜經濟學如何看待2008年的經濟危機？
阿瑟：從複雜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有兩個截然不同的回答。一方面，複雜經濟學關注一個因素的變化是如何影響其他因素乃至整個系統。2008年金融危機起源于一兩家因過度房地産借貸而破産的銀行，然後又逐漸影響了其他跟房地産行業無關的普通信貸，最後波及了整個金融體系。這種骨牌效應導緻的非均衡正是複雜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的差別。
從另一方面來看，西方國家的金融體系在2008年崩潰了，也是在2008年到2010年之間，經濟學界内部開始了一系列的自我審視和修正。觀念上的變化正在緩慢地進行，但目前為止，西方世界還沒有完全接受複雜經濟學。
相比于西方，中國似乎更能接納複雜經濟學的觀點，這可能受益于中國的傳統哲學。《易經》等中國著作中追求的“和諧”或“均衡”是在不斷變化、不斷流動中進行的，并非是西方人概念中的靜态或靜止的現象，比如騎自行車時達到的平衡。而西方人口中的“和諧”（harmony）更多地是指沒有一絲波瀾的水面，或是鋪滿的蜘蛛網。這一點對于西方人來說可能很難去了解。
中國是複雜經濟學的活樣本
新京報：部分學界人士認為複雜經濟學很适合解釋中國近30年的經濟增長奇迹。中國證券行業的一位高管直言：“中國正是複雜經濟學的一個活樣本。中國的經濟奇迹很大程度上源于地方在互相競争中探尋、試驗不同的辦法。”你認同這樣的看法嗎？
阿瑟：我之前沒有這樣想到，但我認同這樣的說法。複雜經濟學研究的正是政策制定者在面對經濟的不确定性時，如何做出決策。
中國經濟的特點在于非常擅長适應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用我的話來說，就是經濟上的生物學或生态學模式。物種和生态在經過一段時期後會選擇不同的生存和發展政策，很多選擇一開始是無意識的，通過嘗試來确定哪些政策是奏效的。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也給自身帶來了很多問題，但它的适應能力很強，不斷地調整政策，這與我這些年來觀察的經濟現象是相吻合的。
新京報：谷歌公司的前董事長埃裡克·施密特曾說，“我們的java，就是根據布萊恩·阿瑟的思想開發的。”正回報效應和收益遞增是你在經濟學領域的重要貢獻。它們是如何在高新技術行業展現的呢？
阿瑟：剛才提到過，我是從1998年正式開始這方面的研究。計算機等各類新型技術也在那個時代湧現出來。實際上，收益遞增理論适用于所有高新技術産業。這意味着像谷歌這樣的公司，越是在市場占據領先地位，其品牌就越受歡迎，該公司也将在下一産品中投入更多資金。
美國的矽谷和其他高新技術産業都是動态發展的，市場傾向于使某一企業占據此行業的主導地位。以微軟公司為例，該公司過去将windows拷貝在CD光牒上出售，研發新的windows系統，微軟公司一般都需斥資近20億美元，然而，把系統拷貝到下一張光碟上的花費便會非常少。是以，微軟公司的機關生産成本随着産量的增加不斷下降。這樣的現象同樣适用于中國近年來崛起的網際網路企業，比如阿裡巴巴和騰訊。
經濟在某種程度上脫胎于技術
新京報：聖塔菲研究所的很多成員，包括你在内，都是跨學科的專家。除了複雜經濟學，你本人對于技術的發展和曆史也有相當深入的研究。為什麼一位經濟學家會對技術産生如此深厚的興趣？經濟和技術之間有着怎樣的聯系？
阿瑟：我曾經花過不少時間投身于發展經濟學，我觀察到的一個現象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印度、孟加拉國等地區的經濟發展還很落後，技術水準也處于初級階段。等到技術在不斷提升時，這些國家也越來越富裕了，這樣的觀察同樣适用于那個年代的中國。于是我開始思考一個問題：經濟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大學課本告訴我們經濟就是市場、價格、勞動力，等等，技術與經濟是競争的關系。但我逐漸意識到傳統的觀點是錯誤的，實際上經濟在某種程度上脫胎于技術。
于是我開始研究經濟是如何脫胎于技術的。我認為，每一種我們所知道的技術，初始發展階段都相當簡單，随後則會變得越來越複雜，其數量級也會複雜得多。我開始思考，技術是什麼？技術是否會進化？這也是《技術的本質》這本書主要探讨的内容。
新京報：複雜經濟學在研究經濟系統的演化時,特别強調算法的重要性。你怎麼看待人工智能引領的時代？新技術的産生是否也會帶來未曾預期的問題？
阿瑟：在全球化市場的今天，大多數的産品都擁有複雜的供應鍊，人工智能試圖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運用算法實作複雜程式的自動化。從好的方面來說，這極大地便利了我們的生活，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興起必然會造成大量的職員失業。西方有很多人已經對人工智能引領的未來感到深切的擔憂。
數字時代對個人隐私的侵犯是另一個讓我擔心的問題。
采寫/新京報記者 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