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佛教傳入中國以來，儒釋道之間互相激蕩，漸成合一之勢。然而，三教合一的發展曆程非常漫長，情形也很複雜，在不同曆史時期展現出不同特點。金代是三教關系史的重要節點，與以往相比，這一時期的三教關系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
三教融合更加緊密
儒釋道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主幹部分，自魏晉以來，三教之間經過長期磨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為補充、共同發展的格局。金代，三教之間的融合更加緊密，突出表現為彼此認可、互相肯定。李鈞是金代儒士，他撰寫的《修大雲院記》開篇即闡述了三教合一之理：“釋氏以凝寂不昧謂之禅定，老氏以有無一緻謂之無為，孔氏以離形去智謂之坐忘。三者戶牖雖殊，其揆一也。”李純甫是金代著名佛教居士，平生以維護佛法為己任，但他也認同三教合一，認為三教“其心則同，其迹則異，其道則一，其教則三”。在他看來，三教理論雖有不同，但所證妙果歸一，“道冠儒履，同入解脫法門；翰墨文章，皆是神通遊戲”。
相比儒、釋兩家而言，全真道在三教融合方面的立場更為積極。創始人王重陽将“三教合一”作為立教原則，“不主一相，不拘一教”。他在傳道實踐中也一直貫徹這一主張。大定七年（1167）赴山東傳道後，他明确提出“凡立會必以三教名之”，在文登、甯海、福山、登州、萊州建立的道教社團分别稱為三教七寶會、三教金蓮會、三教三光會、三教玉華會、三教平等會。王重陽非常注重用三教經典勸化道衆，他勸門人誦讀的書目中，既有道教的《道德經》，也有儒家的《孝經》、佛家的《般若心經》。關于三教之間的關系，王重陽還做了生動的比喻，“三教者，如鼎三足，身同歸一，無二無三。三教者，不離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樹生三枝也”。其後繼者繼承了三教合一主張，丘處機詩雲：“儒釋道源三教祖，由來千聖古今同。”馬钰亦雲：“雖有儒生為益友，不成三教不團圓。”
金朝時期，儒釋道順應三教合一的曆史潮流，在強調個性的同時更肯定三教的共性，進而對自己的理論體系做了一定調整，這種理論上的彼此融合為三教合一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未出現強烈抵斥佛老的思潮
自佛教傳入中國以來，雖然三教合一是總體趨勢，但彼此的沖突在所難免，特别是儒家為維護其正統地位，時有碩學大儒對佛道大加鞭撻。在彼此鬥争中，文字、理論層面的讨伐尚在其次，唐代三武一宗滅佛對佛教的打擊更為酷烈。
金代一些士人中間也存在排佛思潮，黃裳榜進士、應奉翰林文字宋九嘉不喜佛法，“自言平生有三恨，一恨佛老之說不出于孔氏前，二恨辭學之士多好譯經潤文，三恨大才而攻異端”。文學家王郁認為，“孔氏能兼佛老，佛老為世害”。文學名士劉從益在翰林院時，每與諸儒談儒佛異同，“相與折難”。可見，金代儒士階層的确存在排斥佛老的思潮，問題在于，這種思潮是否帶有普遍性？對儒釋道的關系産生了多大影響？更為重要的是，統治者是否奉行排斥佛老的政策？
金代達官顯貴乃至皇家帝室信仰佛老者不在少數，像李純甫、元好問那樣為佛老的生存和發展大聲疾呼的儒者亦不乏其人。與此相反，儒士排斥佛老的聲音卻相對微弱，甚至從現有史籍上看不出代表性人物及思想流派。由此可知，金代儒士的反佛老言論是個别的、暫時的。
從國家層面來看，三教并用是金代統治集團的重要政策。以執政時間最長的金世宗為例，他在位期間興學校、開科舉、崇信儒學，但對儒學的尊寵并不意味着對佛道的輕視。相反，當時是金代佛道發展的重要階段。就佛教來看，世宗即位之初，為籌措經費以應付軍政開支，廣開投狀納缗之路，度牒、師号、寺觀名額均在出售之列，這一政策為建立寺觀、壯大僧尼隊伍、擴大佛教勢力發揮了重要作用。就道教來看，金初創立的太一、大道、全真三個教派在這一時期都得到進一步發展，其重要表征是世宗屢次召見道教的代表性人物，例如，大定七年，召大道教始祖劉德仁居京城天長觀，賜号東嶽真人；大定二十七年，召王重陽弟子王處一于内殿，給三品俸，賜冠簡紫衣；大定二十八年，召長春真人丘處機進京，并賜中袍。世宗之是以如此厚待佛老，是因為佛老宣揚的忠君體國、仁愛抑己、上報皇恩、下資邦福等主張，從根本上有助于鞏固女真人的統治。在這一點上，佛老的功用與儒教完全一緻，世宗皇帝正是因為看到了這一點，才“萬機餘暇，三教俱崇”。
綜上所述，雖然金代社會存在某些儒者排斥佛老的現象，但這僅僅局限于泛泛而談的層次，并未形成唐宋時期對佛道強烈抨擊的局面。由于統治階層奉行三教并用的宗教政策，金代也沒有出現類似三武一宗反佛、滅佛的極端事件。
儒家處于主導地位
三教合一意味着儒釋道在理論體系上更為接近，互相關系更為融洽，但這并不意味着三者的地位完全平等。自漢武帝以來，經過曆代統治者的推崇與諸多大儒的提倡，儒學逐漸成為不可撼動的主流學說。盡管魏晉以來三教合一漸成趨勢，但未能改變儒家主導三教關系的基本格局，金代亦然。
由于全真道的加入，金代三教合一思潮分外引人注目。王重陽、馬钰、丘處機等人大力提倡三教合一，固然有其順應曆史發展的合理性，但未嘗不是面對儒佛兩教的強大壓力而采取的權宜之策。實際上，王重陽等人提倡三教合一，是為新道教的生存發展服務的，終極旨歸是推動新道教居于儒釋之上。在他們看來，“儒則博而寡要，道則簡而易行，但清靜無為，最上乘法也”，是以，王重陽所謂“吾将來使四海教風為一家”，“一家”不過是道家而已，三教合一應是道家主導下的三教合一。
在儒釋道的地位之争中，佛教當然不甘落後。佛教發展到金代，已有近千年的深厚曆史積澱，足以與儒道一争高下，名僧萬松行秀認為佛法高于儒說，“吾門顯訣，何愧于《大學》之篇哉”，既然佛經不輸于儒典，佛教自然不低于儒教。是以，在佛門中人看來，佛家所謂三教歸一是“會三聖人理性蘊奧之妙要，終指歸佛祖而已”，即佛家的三教歸一當是在佛教主導下的三教歸一。
面對佛道兩教的競争與挑戰，儒學究竟能否繼續維持自己的獨尊地位？儒家是否能夠繼續主導三教合一的曆史程序？金代儒者給予了肯定回答，他們堅信儒家之說遠高于佛道二教。金末劉祁曾對三教做過詳細比較，在他看來，道教不過是方士之術，佛家是西方之教，唯有儒教，如“天地日月照明，山河草木蕃息，其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禮文粲然，而治國治家煥有條理。賞罰绌陟立見，榮辱生死窮通”。在劉祁看來，佛道大談因果輪回，但其前世今世、地獄天堂渺不可知，無可稽考；唯儒家之學可以修身理政、治國治家，其暢曉明白、治績煥然，非佛道虛妄之說可比。在金代儒者眼中，佛道二教雖有可借鑒之處，但與孔子之學不可同日而語，“于聖人之教也，若饑者之必食，寒者之必衣”。三教之中，隻有儒學才是修身根本、治世良方。正因為如此，雖有佛教的發展、道教的興盛，但金代儒學一直居于主導地位。
綜上所述，金代一方面承襲了魏晉隋唐以來的三教合一思潮，另一方面又呈現出一些新的時代特征，豐富和發展了三教合一思潮的内在取向與外在理路，進而形成了中國社會思想史的新景觀。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金代佛教研究”（12bzj006）階段性成果）
（作者機關：遼甯大學曆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