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之棟，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
我在國際司工作正起勁兒時，處長楊虎山找我談話。這次談話内容出乎意料，既不是交待任務，也不是做說服。他開門見山地說：“組織上準備調動你的工作。你可能已經知道了。”
“我不知道。怎麼調動？”
“信使隊缺人，青黃不接，部裡讓各司派一兩個三十歲左右的幹部去支援。幹部司選中了你。開始我們不想放，看來頂不住。”
“讓我去當信使？”
“對，當信使。”
“我是搞調研的幹部，幹信使合适嗎？當然，如果組織上派，我隻好服從。”我很不情願地說。
“你不願意幹。有人想幹還幹不了。”老楊沒有細說。我摸不準他話中的含意。
我的态度被楊虎山反映到司，淩青同志找我做工作。
“當信使，一時離外交業務遠了點兒，但也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他慢條斯理地說，“據我所知，組織上調你們這批人當信使，不是總當下去。先幹信使‘周遊列國’，然後派到某個地方搞調研工作。信使能看的檔案和資料比在司裡多些，于個人成長、提高來說可能更快。當然，調動主要是工作需要……”
“我服從工作調動，去了也一定好好工作。”我勉強地笑了笑，離開了淩青的辦公室。我心裡不願調離，然而又不願意說出口，因為當時我在猜想，這内中可能還有點别的原因。
處裡同志知道我可能當信使的消息，總的說持贊同态度。有的同志沒有表示什麼态度，但是話說得貼切，我聽了後思想上有所觸動。比如李道豫同志這樣說：“五十年代選信使時條件很嚴，要這麼挑、那麼挑……”他一邊說，一邊用食指在眼前交叉劃杠杠兒。“要政治可靠，大學畢業，能說外語，年輕體壯，有白區工作經驗。我在解放前工作時的一位老上級，現在是信使隊的上司之一……”
聽了李道豫的話，我心裡敞亮許多，同時也想起“樹挪死，人挪活”的諺語。再者，就個人條件講，我當時的實際素質也符合做信使的要求，于是決意馬上去信使隊。現在看，如果當初不做信使，哪有後來這麼廣的閱曆？還是淩青同志說得對。
那時國際司辦公地點已改在主樓六層東半邊，西半邊就是信使隊。司裡同意我的意見：不用收拾東西，把辦公桌和座椅順着走廊由樓東邊搬到西邊就行了。就這樣，我去了信使隊。
信使隊隸屬外交部辦公廳，當時辦公廳主任是張占武，分管部上司是韓念龍同志。
信使隊上司的談話和老信使領着辦學習班，使我們這些地區業務司來的人開闊了眼界。這個機要機關，在國内與機要局聯系多，在國外與使領館要員聯系多。每天接觸的是檔案、資料、信件，安全傳遞外交郵件是信使的職責。信使出差任務艱苦，要克服時差、溫差、高空反應、飛行疲勞等種種困難，也要有犧牲生命的心理準備。新中國成立以來在不同時期，有六位信使因飛機失事獻出了寶貴生命。
由于信使工作的特殊性和艱險性，國家和人民給予信使較高的待遇。信使持外交護照，享受外交豁免權，可以乘民航和外航頭等艙。初期制裝費為1556元，這在當時是個不小的數目。在國内外夥食标準為四菜一湯，個人津貼也比同級外交官略高一點。
以上所談是信使入門。實地幹一段時間以後，我覺得做好信使工作，概括地講需要過好“三關”，即生死關、苦樂關、敬業關。
“生死關”說白了就是把生死置之度外，或者說盡量不想生與死這個問題。如果想的話，就想人總是要死的，隻是死得早些或晚些。至于飛機失事，隻能說信使遇到的機會多些，多想沒有用。不然，幹脆不當信使反倒好些，反正幹這工作在于自願，上級也沒強迫任何人非幹信使不可。
不過，話說回來，常坐飛機也并非一準出事。專家測算，坐飛機安全系數最高，其次是輪船、火車、汽車、機車……當然安全系數再高也不是百分之百不出事。信使需要過生死關，是立下“不怕死、為國家而死是死得其所”的意志。這樣，就能做到對生與死的事盡量不想或少想，就能一心撲在工作上，當個好信使。
“苦樂關”指什麼呢？常出差苦、沒節假日苦、吃洋飯苦、倒時差苦……但是，這些還不算苦，最苦的是長途飛行時夜間值班，實在想睡覺時堅持不睡。真想利用“頭懸梁，錐刺骨”的辦法驅除自己的睡意，以確定檔案的安全看管，做到人在檔案在。檔案如若丢失，個人受處分或再重的懲罰是小事，給國家造成的損失無法彌補才是大事，這是每位信使心裡牢記的信條。
信使工作有苦也有樂，這“樂”是指娛樂、樂觀，如開展文體活動，組織參觀遊覽等。這裡所提倡的樂，也不能亂“樂”，要經得住花花世界的考驗。比如在海邊遊泳，你見到脫衣的西方男女，總不能閉上眼睛故意躲避，但也不能躍躍欲試，自己脫起來。
“敬業關”一般指的是幹一行、愛一行、專一行，在本職崗位上刻苦鑽研、不斷創新。除了這層意思外，主要是指做到以下工作需要為前提。有的信使說：“一期‘新鮮’，二期‘也行’，三期靠‘黨性’。”幹信使工作論“期”，800天為一期（出差800個工作日，約需4年左右時間）。
我國有150多個建交國，一位信使就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地跑，幹一期也跑不全。是以，每到一處都感到“新鮮”，幹着也有勁兒。幹到第二個800天，也就沒多少新鮮感了，但是繼續幹“也行”。如果組織上讓幹第三個800天，自己雖不會“打退堂鼓”、執意不幹，但主要是從工作需要考慮了，這就是靠“黨性”繼續做信使工作。
我就是因為工作需要，幹了四期信使。還有的同志自大學畢業後進信使隊，幾乎直至退休才離開。孫仲林同志由于敬業精神強，除了出差完成信使業務外，還努力鑽研飛機票計算業務。在二十多年的信使生涯中，他為全隊購買機票節約了數百萬元人民币外彙。
幹信使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學習的時間多，遊覽考察國内外社會情況的時間多，但休息時間少。信使工作的艱險和勞動時間，集中在從出外交部大門至進駐外使領館大門那段時間。除此以外的時間，基本由信使自己支配，這大塊時間可以用于學習、休息、遊覽或消遣，這是其他工作無法比的，是幹信使工作特有的優越性。
有的信使利用空餘時間寫文章發表，有的翻譯書籍出版，做了不少有益社會的事，還有些人離開信使崗位後出任大使、參贊，也有的升任司長副部長。可見，信使工作事在人為，與其他外交工作一樣，既重要也有前途。
當然，搞好信使工作，除了自己要自強不息、嚴格自律，也需要各方面的重視和關照。從外交部建立起，信使隊已存在至今，中央首長、外交部上司一直關心信使隊的成長。
建部初期，規定了選拔信使标準。後來，周總理在幹部司司長劉英同志關于信使工作的請示報告中詳細批示、明确有關事項。不少部上司直接過問或分管信使工作，錢其琛同志曾親自到信使隊講過話。部黨委不止一次召開專門會議，研讨信使隊改革問題。
随着形勢發展和外交檔案傳遞技術的改進，信使隊經過深化改革，更加适應外交工作需要的同時，它也成為培養、鍛煉外交幹部的重要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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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我這個外交官》
作者 | 王之棟
圖檔 | 源自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說事兒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