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是可以讀一輩子的》是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特聘教授傅傑老師主編的《我的讀書經驗》系列叢書之一種，邀請了榮新江、徐俊、陳思和、陳子善和陳尚君五位在學界極有建樹的學者，講述自己讀書的經曆和治學的道路。五位主講人愛書、讀書幾十年，所閱圖書無數，深悉何為好書、如何讀好書，其讀書分享亦蘊含治學、樹人、成才之理，能為身處資訊碎片化時代的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提供有益的讀書、學習、研究指引。
《好書是可以讀一輩子的》
傅 傑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今天邀請我來做講座，這是2021年的第一次開講，對我還有更特殊的意義，在今年的新年，我已經是第70個年頭看到太陽了。
我出生在1952年，今年虛歲70了，但是自己感覺還沒有老，是以還在努力地工作，像年輕人一樣。當然來講，我對所有年輕的朋友都心懷羨慕，你們真好。2019年我給夏婧老師的一本書寫序，王水照先生在宋代文學年會上說，序文裡有四個字他印象特别深刻，“年輕真好”。
我現在70歲，也是可以回顧自己人生經曆的時候了。有幾個關鍵點。我中學僅僅上了一年，在務農八年以後，我是在1977年的3月1号到複旦大學的，是最後一屆工農兵大學生。聯考還沒有恢複，是以我得到這個機緣混入大學。但是到第二年，就是1978年的3月，我就報名考研究所學生，而且當年是以專業分數第一、總分第二，考取研究所學生的。那是第一屆研究所學生，是以我的同學都比我年紀大很多，我當時算年輕的。
這以後如何在學術上摸索一條道路，做真正有意義的工作，有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最初很辛苦地爬職稱，我也很特别，從講師升副教授爬了十年，但是從副教授到做系主任，僅僅隻有四年多。在這以後還做了一些自己沒有預想到的工作，特别最近幾年，我覺得很大的變化就是，以前我覺得比較通俗的文章，或者有一些性情的文章我不太會寫，但是最近幾年忽然一下子有興趣了，寫得很多，對自己也有新的看法。
我在複旦到現在為止已經是第四十四年了，覺得自己很幸運，但是從回顧人生來講，我覺得也是充滿艱辛的。
雖然我研究古人說起來頭頭是道，但要回顧自己人生的時候，有時我隻好告訴大家，我自己也說不太清楚。因為我自己非常清楚，我在1977年第一次到複旦的時候，我不知道大學是幹什麼的，不知道大學是分科系的，也不知道大學是怎麼教課的。
但是僅僅一年多以後，我能夠順利地考上研究所學生，自己有一個很大的蛻變。
我在這裡稍微回顧一下自己年輕時候的經曆。我的父母是甯波人，但是客居在南通。我小的時候家境還可以，大概是六七歲以前，父母每天晚上帶我去看越劇，唱什麼我不記得了，但是從小有這個節奏感。以後讀國小，是南通師範學校第四附屬國小。
南通是一個特别的地方，我們現在經常會講清末狀元張謇在南通辦實業，我這些年回顧，可能在南通得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獲。南通國小到中學的教育，以及南通的文化氛圍，可能都曾經影響過我。就說國小，教的東西不一定很淺，我記得國小的國文老師，曾經在1940年代做過海安李堡鎮的鎮長，當時對我還蠻有好感，覺得我考南通中學一定能考得中。
可能是中考沒有考好，我就進了南通市第二初級中學，那個中學在南通市屬于中等。那時候我很年輕，當然不懂事，但是毛主席有一句話，叫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我當時關心的辦法，就是每天晚上或者我一個人，或者陪着母親，把南通市的一條街的大字報從頭到尾看過去，每天都看。我相信在這個過程之中，南通的文化氛圍對我也會有一些影響。
我自己讀書，能夠記得起來的，是在國小二年級的時候向任課老師借過一套線裝的《水浒傳》，我在國小的時候也讀過線裝的《三國演義》，看懂了沒有，我真的沒有辦法回憶，就是硬看了一些有趣的故事。當時看的比較多的是連環畫。
1969年的3月16号，我們一批知青響應号召到南通海門的江心沙農場——一個靠近長江邊上沖擊形成的小島。當時無知到一個程度，總覺得一個島是站在那個地方，四邊都是水。到了那邊以後，才從頑童的心理回到現實。最初的三年是被當地的農民管，因為這是國營農場，叫老職工管知青，是以我們真的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苦。
後來四五年，我們知青管老職工，被管着的日子很辛苦，管人的日子很高興。我還可以和他們農村的孩子們吹吹牛。我當年曾經管過六七百畝土地，每天早晨天不亮就開始叫人家下地，天天站在農場村頭布置農活。
我在家裡做事或者其他能力都很差，但是在農場這八年，經曆了最艱苦的鍛煉，自己身上軟弱、脆弱、很無知的狀态改變了。有些事情現在的年輕人不容易了解，我們當時可以說把自己人生的能量無限放大，體會到中國農民的艱難，和中國農民一起生活，在承擔最艱苦的農活之中，經曆了體力上和精神上最嚴酷的考驗。
我這麼說沒有誇張的成分。我們是個大農場，農場裡邊有幾千知青，當時勞動的艱辛，遠遠超過我們的能力。比方說挑擔子，當我挑起擔子的時候，我的腿就在發抖，但我挑着擔子要走幾裡路，就這樣我還要承擔其他的管理工作。比方說我們現在拾棉花，如果現在的學生到農村去，會覺得充滿着浪漫情調，但是當你是進行計分的管理，你自己負責一個機關，每天就在那裡稱量某一個人拾起了多少棉花，進行這樣的統計的時候，人的生存可以放到最大的能量。我自己能夠自豪地說，我當時作為一個知青，和農民一起工作沒有任何的懈怠，自己原來的無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鍛煉。在複旦的幾十年之中，我對務農的經曆和感受，以及生存的狀态沒有太多改變。中國農民的頑強和生命放大是無限的。
但是，我覺得我到農場有很多很幸運的地方，和别人不太一樣。我是國中生，但是我們農場的連隊，有一批是南通中學高一的學生，當時很明顯感覺高一的學生比初一的學生要成熟許多。他們曾經有個國文老師做過唐宋詞研究，很有名，叫嚴迪昌。他們那時候就經常說嚴老師如何如何，嚴老師指導他們讀的書，在農場輾轉就到了我這裡。
在勞動的艱苦中，我身邊有一批比我學問好的中學生，真是一件好事，我看到我們的差距，也就跟着讀書，整整八年時間。我準确地記得，我是1969年3月16号到農場，1977年的2月26号離開的，八年差二十天時間。這段歲月，我既經曆了高強度的勞動，又如饑似渴地讀書，而且碰到一批很好的朋友，真是幸運。
回顧當時曾經看過的書，有一部分是1960年代以前留存下來的，比方說社科院的文學史，三冊之中我當時看到過第二冊，比方說劉大傑先生的《中國文學發展史》，當時出了第四版修訂的第一冊，我看到以後很認真地從頭到尾仔細地讀過。在1970年代前期的時候，看到過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看過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我現在研究唐詩，而且稍微有一點成績，但是我看到《唐詩三百首》的時間非常晚，一直到20歲左右才看到過《唐詩三百首》。當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的《唐詩一百首》也曾經讀到，都是知青輾轉借來閱讀。但是八年的時間我讀書不系統，能找到什麼書就看什麼書。
那時候有一段往事，叫“評《水浒》、批宋江”“評法批儒”，等等。雖然那時候政治運動離我們很遠，我們隻不過在長江邊一個小島的農場，但是這一類的書，我基本上看到什麼就讀什麼，雖然沒有去參加具體的政治運動，但把當時出版的古人原著、一些注本都給看了。那時候上海有個刊物叫《學習與批判》，現在回顧它，說是涉及政治陰謀或者政治宣傳，但是它整個的風味，還是和一般的政治刊物有所不同。其中還是有一些有文學姿态的文章，或者是有文史積蓄的文章，當時我幾乎每一期都看。我雖然是農場一個很基層的知青，但是當時能夠看到複刊的《文物》《考古》《曆史研究》，還有其他幾種刊物，我都曾經訂過， 我也訂過報紙。那個時候凡是出的能看到的，我都盡量地去看。
很多的朋友都會問，怎麼看待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事情。我在這裡可以負責任地說，知青之中有許多非常傑出的人才，但在這十年他們的學業中止了。很多最好的年輕人前途被改變了。但至少對我來說，我認識了中國的農民，土地的耕作，莊稼的生長，從具體的技巧到節奏的把握，整個流程我都極其熟悉，我每天都在那邊布置，都在那裡檢查，都在那裡帶頭勞作。就算在這種生活之中，個人依然有成長的機緣。
到複旦以前，和其他的知青相比，我讀書算是有一定的量，讀得比較多，自學的動力是科班不能比的，但是知識的系統性、完整性或者說精确度，都有很大不足。我雖然在中文系也做過一段時間系主任，但我始終知道一點，自己基礎并不是很好，比方說現代漢語最簡單的主謂賓、定狀補，我就不容易完全說清楚，因為真的沒有老師向我系統介紹過。等到我在中文系讀書工作以後，又沒有機緣再向人家請教。人家覺得你不應該不知道的，但我真不完全知道。
我們這代人可能有個通病，我們自學的時候，對問題的深入、對讀書的渴望，那是到了别人覺得不可思議的程度。但我們的基礎又普遍有限，有的時候遇到什麼字會讀錯音， 對一些字意的了解有差别，這些知識上的出入，我們也在努力逐漸改變，但是沒辦法徹底解決。正因為有這一層，我覺得我算是非常幸運的，八年的農場生活，再早一點從休學開始的話，對我影響非常小。盡管勞作很辛苦，是真正地幹農活，但這磨練了我的意志，增強了生存能力，也讓我明白了社會上還有這樣一種生存狀态。這是我讀書的第一個階段。
我的幸運來得也算偶然。如果我不是最後一屆工農兵大學生，到第二年全國聯考恢複的時候，我是不是有能力通過聯考，我沒有把握。因為整個國中到高中的數理化，我隻讀過國中一年級，後面都沒學過，要通過聯考真是特别困難。但是到第二年參加研究所學生考試的時候，我在學校裡邊，可以利用學校的圖書館。我有一個系統的複習，能夠把文學史上的各種問題梳理清楚。是以說我這個人，在好多方面都是被動的，不是我想如何，而是有别人在後面推動——覺得我還可以，是個人才，就把我發掘出來，把我推着往前面走。
考上研究所學生以後，就會發現人和人真的差别非常大。我記得很清楚，考取研究所學生沒幾天，我們系裡的楊明老師，他比我大整整十歲，很謙恭地拿出了一本他整理的《龍洲集》讓我指正，我一看，居然已經成熟到如此程度了，我當時還真是找不到北。
在那段時間裡面，我覺得我學習能力不錯，動力很足。之前在農場是找不到書、看不到書的，從中外名著到各種學術著作，都和複旦的圖書資源不能比的。到學校以後，我覺得在讀書上我和其他人有一個很大的不同，我始終認為讀書是需要靠激情的，是以在複旦第一年，我基本上是以一種很傻的方式，把複旦圖書館裡文史方面的書，尤其是和中文有關的，一個架子、一個架子地讀，有的時候把書拿出來翻一翻，有興趣就讀，始終把讀書當作有興緻的事情來做。那段時間進步非常快。
我始終是一個不太自信的人，但是推到一定程度了，也就希望自己能把事情做得更好。當時報考研究所學生，一聽說專業課錄取一個人卻有90個人報名，真的很缺乏勇氣。當時記得很清楚，我在學校路上碰到陳允吉老師，告訴他這個情況，我問他我能行嗎，陳老師說，你的實際水準，隻要好好發揮應該會有機會。考試的過程我覺得還算發揮得不錯，拿到考研試卷以後，不覺得問題答不出，而是覺得這些題目出得太簡單了。
出了什麼題目呢？你想想看，就是出十個名篇，然後要你指出這一篇是哪一個朝代、哪一個人所作。其中有個題目是《秋興八首》，大家都知道是杜甫作的，這十個題目每一篇的東西我都作答，比方說這一篇，作者是唐代的杜甫，他在哪一年哪一月什麼地方寫的我都能說出來。後來王水照先生負責閱卷——我年齡比王先生小很多，但是到複旦的時間比他早一點，那時他算是剛剛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引進，是以辛苦的事情都讓他做，考卷也是他閱卷。他說那個地方我發揮得很特别。當時的科目裡邊，我外語稍微弱一點，但是外語在1978年考研的時候，是可以帶詞典的，我雖然外語很差，但是詞典翻得很快，是以還算蒙混過關。後來辛苦的是，評職稱的時候還要進行外語考試，真的是很辛苦。但是還好，我們系裡的老好人是蔣孔陽先生，他當時出了一個題目，拿出來一頁黑格爾原著要我翻譯，我在中文系辦公室裡，對着詞典翻譯黑格爾，大緻還是蒙出來在講什麼意思，是以蔣先生也給我通過了。
當時考研的時候還有一道十分的題，是談紅軍二萬五千裡長征的曆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當時天天都在講新長征路上如何如何，我就忘掉這一點，扣掉五分。是以我有機會到複旦，在複旦考研的時候非常順利進入了專業的道路，是很難得的機緣，自己也抓住了這樣的一個機緣。
但是講句實在話，進入研究所學生階段學習以後，我很清楚知道自己不行，看到進來的各位實力超強。因為第一屆研究所學生的時候，最大的年齡和最小的年齡大概相差近20歲，我們那一屆年齡最大的是1937年的，最小的是1955年的。在學術研究上面，有一些人進校的時候成熟程度已經很驚人了。我們系裡的遊汝傑老師，進校以後參加過一個國際會議，他送出那篇論文的題目是《從語言地理學和曆史語言學試論亞洲栽培稻的起源和傳布》，他把水稻的讀音從日本到印度，穿過中國到東南亞畫了一條線，用稻谷讀音的語言演變現象，推測出稻谷最早起源的地方是在雲南、廣西還是東南亞那一帶。當時我看到那個文章，驚訝到了。我還不知道方向在哪裡的時候，他已經達到那一種程度了，後來知道他是夏承焘先生的内侄，有家學傳承。他本人1962年俄語專業畢業，畢業以後就一直做這方面的專業研究。
我這個人最大的好處就是見賢思齊，自己不如别人，就努力補上去。1978年開始研究所學生學習的時候，讀書的氣氛非常之好。現在複旦的圖書狀況已經改變了，當時對大學生開放的圖書館，是現在校内進來左手理科圖書館這個位置。到了研究所學生的階段，可以到現在的外辦，就是1100号的地方，那邊有一個比較好的完整的文史哲參考閱覽室， 可以在那兒看書。1977、1978年的時候，整個校内讀書氣氛非常好，圖書館早晨八點鐘開館，開館之前就已經排了很長的隊，基本上一開館馬上就沒有位置了。我當時用的比較多的，是複旦圖書館一樓大廳裡邊的古籍閱覽室。那個地方基本的幾套書都在，是以有機會充分閱讀，提升自己的專業水準，雖然說起來過程很艱苦。
回過頭來說，我從1977年3月到複旦，到1978年9月就進入研究所學生學習，僅僅是一年多的時間，這個改變實際上和整個社會大環境有關系，1976年中國社會發生變化，大學裡非常明顯，可以看到努力讀書的風氣，大家都是意氣風發，追求新的目标，我也是在這個過程之中被裹挾，跟上了這樣一種節奏，這樣一種步伐。
陳尚君：複旦大學特聘資深教授、複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主任、複旦大學任重書院院長，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上司小組成員。
著有《漢唐文學與文獻論考》《唐代文學叢考》《唐詩求是》《唐人佚詩解讀》《貞石诠唐》《行走大唐》《宋元筆記述要》《濠上漫與——陳尚君讀書随筆》《轉益多師》《敬畏傳統》《我見青山》《星垂平野闊》以及文獻考訂著作《舊五代史新輯會證》《全唐詩補編》《全唐文補編》等。
——摘編自《好書是可以讀一輩子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陳尚君
編輯：蔣楚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