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快樂飛翔-伏尼契《牛虻》

《牛虻》（the gadfly）是愛爾蘭女作家艾捷爾·麗蓮·伏尼契的作品，描寫了意大利革命黨人牛虻的一生。

主人公亞瑟出生在意大利富商家，是富商後妻與神父蒙太尼裡的私生子。亞瑟受異母兄嫂的歧視，卻不知道真相。亞瑟崇敬蒙太尼裡神父，把他當作良師慈父。

當時意大利正遭到奧地利的侵略，亞瑟決定參與青年意大利黨争取民族獨立事業。蒙太尼裡調走後，新神父卡迪誘騙亞瑟，使他在忏悔中透露了他們的行動和戰友們的名字，他連同戰友一起被捕入獄。

女友詹瑪誤以為亞瑟告密，打了他耳光。同時亞瑟得知自己竟然是私生子，陷入極度痛苦中，于是流亡南美洲。十三年後，他重回意大利，已經成為一個堅定不移的革命者，文武雙全的“牛虻”。

一次行動中，他被捕入獄。蒙太尼裡企圖以父子之情和放棄主教位置的條件勸他歸降；牛虻則企圖以自己的悲慘經曆，讓蒙太尼裡在上帝與兒子之間做出抉擇。但他們誰都不肯放棄自己的信仰。最終，牛虻就義，蒙太尼裡也痛苦得精神失常，死于非命。

小說生動地反映了19世紀30年代意大利革命者反對奧地利統治者、争取國家獨立統一的鬥争，成功地塑造了革命黨人牛虻的形象。

《牛虻》背景定為1848年革命前夕的意大利，這與她的朋友兼精神導師，俄國民意黨革命家、民粹派作家克拉甫欽斯基（原名謝爾蓋·米哈伊洛維奇·斯捷普尼亞克，恩格斯友人，著有《地下的俄羅斯》、《民意黨人劫獄記》、《伏爾加河畔的小屋》等）有關。

伏尼契本人雖然踏着精神導師的足迹遊曆過意大利，見過一些當年的革命者，但沒有意大利革命運動的經驗，對意大利社會、革命的組織和思想等并沒有親身的認識。

伏尼契在留英的沙俄流亡者的報刊工作，交往了許多流亡的沙俄知識分子，丈夫也是革命者。她的思想，與其說與青年意大利黨相近，不如說與沙俄民粹派頗有淵源。

在《牛虻》中，有亞瑟上司的農民進行武裝鬥争的“紅帶會”，有瓊瑪、馬蒂尼等長期緻力于組織和宣傳等“非流血”鬥争的黨員，他們與主張和“開明”教會妥協的自由主義者和立憲派有聯合也有分歧。

另外，小時說還間接提到了以刺殺、密謀為主要手段的“短刀會”，這幾乎就是把俄國民粹派的各分支全搬到了意大利。

而革命黨人牛虻與瓊瑪、馬蒂尼的談話中，多次涉及對革命手段和對宗教的看法，也源于俄國民粹派，這一定程度彌補了作者經曆的不足。

而我們這些局外人，如果沒有對國外曆史有專門的了解，讀着作者對意大利進步勢力的描述，也沒覺得太“穿越”。

《牛虻》開啟了一種革命叙事，即革命始于革命者自身愛欲的不滿足。《牛虻與他的父親、情人和她的情人》涉及到了四個人，分别是亞瑟（牛虻）、蒙太尼神甫、瓊瑪（波拉太太）、馬提尼。這四個人以“亞瑟-牛虻”為中心，他一人的不滿足構成了四人的不滿足。

革命，說到底，就是要使人成為人、修補人的不滿足。隻有從這一點出發，我們才能了解牛虻最後的殉死--這恰恰不是革命的失敗，而是革命的成功。

伏尼契筆下，革命者是病态的，是一種悖論，或者說是薩特的那種“粘質”。革命始于革命者自身的愛欲的不滿足，是為了修補自身的行動。

而革命者想要将革命繼續下去，卻又必須做到絕情棄義，這就離本來的目标越來越遠，革命的非人性、非理性也就被放大到了極緻。

無論我仍然活着，還是我依然死去，我都是一隻牛虻，愉快地飛來飛去，這也許是革命者的情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