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渠船頭村北段 奧維互動地圖
新渠鄭國渠遺址保護區内 奧維互動地圖
新渠倡導修建的人叫袁保恒，清代同治朝因能力突出，被派給陝甘總督左宗棠，主要負責左宗棠西征的物資籌備供應。說出袁保恒，并沒有幾個人了解他，可一般人都知道袁世凱，他就是袁世凱的叔叔。清廷派他來到陝西，正值清末回事之後，陝西關中是當時戰争破壞最為厲害的地區，諸縣堡寨、城池與村莊損毀特别嚴重，尤其泾陽更是民為廢墟，縣城被焚，損失人口十一萬，其中多數被屠殺（見《宣統重修泾陽縣志》），部分逃往外地。民生凋敝。150年過去了，現在年紀大一點的人依然口口相傳當年村民被屠戳的慘狀，原來被焚毀的堡寨遺現在依然可以看到。清代的灌溉設施也因戰亂而圮壞，清代龍洞渠主要是民間管理與維護，灌溉面積本來就不大，大約隻有八萬畝左右，戰後灌溉面積急劇縮小，最少時僅僅兩萬多畝。
負責左軍西征後勤工作的袁保恒身感責任重大，到任後以戰後恢複重建為首要任務，《泾渠志稿》記載他進行以下工作：“大司農袁保恒，屯田泾上，拟複廣惠，又開新渠；後複在王禦史口栽樁，安置筒車，經營年餘，迄無成效。”收攏流民屯田泾陽，穩定社會秩序。第二步又以恢複明代廣惠渠為己任。他在同治八年（清穆宗八年，1869年）開始着手水利建設，汲取了高陵令徐德良開井渠的教訓，先後在廣惠渠口與禦史渠口進行嘗試、
在廣惠渠口開新渠是個危險的想法，清代以來皆以拒泾為首要任務，泾河水流兇猛，常有沖決、沖潰石堤的紀錄，更有經常倒灌淤渠，龍洞渠工程的維護量很大，《宣統重修泾陽縣志》記載的類似内容很多。估計袁大人考慮很久後，并沒有敢扒開龍洞渠口的大壩，放泾水入渠，泾河河水驟水漲驟落，極難控制，這樣做太危險，弄不好就是大災難。最保險的做法就是采用提水的辦法，于是又在王禦史渠口石上鑽眼，豎立木樁的，設定水龍、水車提水。可是想法雖好，卻不現實，水車、水龍等适于少量土地灌溉，對于動則數萬畝的灌溉規模實在無異于杯水車薪，事倍而功半，最後他的嘗試也失敗了。渠首施工同時在下流開挖了新管道，留存兩段就是當年的遺存，新渠當年完成的比較長，後來在農田改造過程中填埋了不少。
對面 新渠遺迹
袁保恒和徐德良一樣，他的努力失敗了。可必須注意的是他們二人出發點是一樣的，都是以鄭白渠為榜樣，摒除清朝中期拒泾入渠的局限，重新将引泾提到日程。隻不過是他們的時間倉促，也隻考慮了傳統的辦法去解決問題，明顯已經跟不上時代了。後世的研究者多說是因于封建社會到了衰落期，清政府缺少開拓的精神，也沒有魄力去完成更大更有效的水利工程，是以才拒泾水入渠，僅以張家山泉水為灌溉水源，其灌溉面積由秦時的數百萬畝變為清末的十多萬畝。持此論者隻看到了灌溉地畝、效益與清代國力，很少考慮地質、氣候及河流水文的特點。清朝拒泾僅是由于國力和開拓精神所緻嗎？明顯是錯誤的，自明至清，自官方到民間一直沒有停止引泾的努力，但明代開至廣惠渠口，傳統的工程技術手段可以說是到了極緻，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與物力，前後耗時長達17年，最初可澆七八十萬畝，然而并沒使用了沒有多長時間，灌溉面積銳減。到民國時期，以近代技術和工程手段也僅比明渠多個壩而已，然而隻存在三十多年（1931年修成大壩，1966年毀）就被沖毀。泾河的水文特點與獨特的地質條件，超越了當時清代的技術能力和手段，是以清代陝西政府才取其次，采用以山泉進行灌溉，這就是龍洞渠“拒泾”的真正原因。
如果把井渠和新渠放在引泾曆史中來看，對他的正确評價應該是：以傳統工程技術和手段進行的最後一次引泾嘗試。工程沒有成功，可為後世近代引泾工程的設計與籌措，确有一定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