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曉敏
儒家經典，首先包括“五經”，“五經”共9本書，即《詩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周易》、《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
《周易》被稱為“群經之首”，周，一般認為即周朝，“易”，曆史上認為“易”有三義，一是“變易”，二是“簡易”，三是“不易”，即認為“易”雖講變化，但這變化之“道”卻是永恒不變的。《周易》包括易經與易傳。《易經》是西周時期将蔔筮卦象與有應驗的蔔辭結合起來的蔔筮記錄。《易經》草創于殷商、漸成于西周、編定于孔子。《易傳》即“十翼”，包括文言、大象、小象、彖、系辭、說卦、序卦、雜卦。是春秋直至漢代初年人們研究與闡釋易經的十篇文字作品，包含豐富的哲學思想。《周易》在中國曆史文化中影響深遠。許多重要的哲學觀念如“陰陽”的觀念，即出于《周易》。中國的“取象思維”的思維方式，最早也展現在《周易》一書。《周易》對中國古代文學也有很大的影響，曆代文人都熟悉《周易》，他們所著的文章中，往往留有《周易》思想和思維方式的印記。
《周易》也具有豐富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在“君子教育”方面，周易有很多論述。《周易》的六十四卦，即六十四篇文章，其中有五十三篇講到“君子”應該具有怎樣的品德，可以把《周易》看做是一部“君子教科書”。
源于《周易》漢語成語，至今仍然經常運用的就有：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持之以恒、謙謙君子、突如其來、虎視眈眈、反目成仇、立竿見影、殊途同歸、文過飾非、樂天知命等等。
《尚書》原稱《書》，到漢代改稱《尚書》，意為上代之書。這是我國第一部上古曆史檔案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彙編，儲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尚書》有三種版本。西漢初存28篇，因用漢代通行的文字隸書抄寫，稱《今文尚書》。另有相傳在漢武帝時從孔子住宅壁中發現的《古文尚書》和東晉梅赜所獻的《古文尚書》（較《今文尚書》多16篇），梅赜所獻的《尚書》後被稱為僞《古文尚書》。現在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尚書》，就是《今文尚書》和僞《古文尚書》的和編本。僞《古文尚書》，按王國維的看法，不可能完全出于僞造，至少也是一個晉代彙集各種殘篇的輯佚本。
《尚書》儲存了我國上古時代最重要的政治曆史文獻，為後人了解和研究上古曆史的文獻依據。《尚書》又是政治教科書，通過各篇記載堯舜禹及殷商君臣的言論和政迹，說明其為君、為臣、從谏、納言、用賢及為政之道的。《尚書》所寫的議政場面，君臣之間猶如親密的兄弟，這讓後人神往也讓後人感歎不已。司馬遷就講：“餘每讀《虞書》，至于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堕壞，未嘗不流涕也。（《史記•書•樂書》）《尚書》具有民本主義的思想觀念，提出“民為邦本，本固邦甯”、“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重要的命題，對後代有深刻的影響。後來許多士人也受到《尚書》政治理想的感召，并且以此批判時政。如中唐時期的韓愈，在其《上宰相第三書》中就寫：“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于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發。”以此為标杆來衡量與批判中唐時期的政治。柳宗元在憲宗即位之初作《貞符》，稱帝王“受命不于天”，這也是發揮了《尚書》的思想。《尚書》也是我國最旱的散文集。劉大傑說：“《尚書》是中國最古的曆史，也是中國最古的散文”。
在儒家經典中，《尚書》語言是最難懂的。韓愈都說它“佶屈聱牙”。《尚書》語言難懂，除了年代久遠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即一些篇章用的是當時的口語。如傅斯年所說：“《周诰》最難懂，又不必是因為它是格外的古，恰恰反面，《周诰》中或者含有甚高的白話成分。”
《尚書》在中國曆史上影響深遠，是知識分子必讀之書。孟子即“言必曰詩書”，是以《尚書》也給後人留下許多成語，至今活在人們的語言生活中，如下的成語都出自《尚書》：同心同德、有條不紊、有備無患、離心離德、功虧一簣、多才多藝、名山大川、克勤克儉、暴殄天物、明若觀火、玉石俱焚、發號施令、巧言令色、垂拱而治。《尚書》還留下許多名言，如“不矜細行，終累大德”，“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的詩歌311篇。先秦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
《詩經》按用途和音樂分“風、雅、頌”三部分，風是指各地方的民間歌謠，雅大部分是貴族的宮廷正樂，頌是周天子和諸侯用以祭祀宗廟的舞樂。《詩經》的主要表現手法是賦、比、興。賦是直陳其事，比是譬喻，興是“先言它物以引起所詠之物”。把風、雅、頌與；賦、比、興合到一起，稱《詩經》“六義”。
《詩經》中的詩歌，本來就是執政者出于政治目的來采集的。《詩經》在春秋時期的政治生活中也一直發揮着重要的作用。《詩經》廣泛地應用于政治與外交之中。而後來，《詩經》也被士大夫用來作為限制君王，批評君王不當行為的精神武器。直到唐代白居易作《新樂府》組詩，還模仿漢代《詩經》編排方式，為自己的組詩寫有“大序”，每一篇詩歌又有一兩句話的“小序”。由此可見白居易限制君王的苦心。詩經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語。這也對君王構成一種心理上的限制，并給意見的詩人以勇氣。
《詩經》在中國古代教育中也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孔子講：“《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又講，人格的形成是“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由此中國教育中形成了源遠流長的“詩教”傳統。
《周禮》、《儀禮》和《禮記》統稱“三禮”。《周禮》一書，原名《周官》，主要是講周代的官制。《周官》根據人法天的原則按天地春夏秋冬設定了六大官屬，每個官屬下轄六十官職，共計三百六十官，符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大數。《周禮》描繪的，是理想化的政治經濟體制的藍圖，涉及到了從國家大政到生活起居的方方面面，大到建國定都，小到餐飲器具，無所不包。《周禮》的核心思想是注重制度建設，注重禮法，記載了古代曆史上存在過的制度，也提出了理想的政治制度，對後世政治制度和變法革新起過借鑒作用。北朝西魏宇文泰執政，即以《周禮》為藍圖組織政府機構，并實作授田制。唐玄宗也仿《周禮》制《開元六典》。北宋王安石變法也取法《周禮》，并作《周官新義》。他們都把《周禮》作為政治經濟改革的依據。《周官》設定了六大官屬，這種做法一直被沿用下來，直到明清兩代，中樞機構的設定還基本承襲《周禮》的六官設立六部。
《儀禮》本名《禮》，是“禮”的本經，成書最早。《儀禮》總共十七篇，是為貴族制定的行為規範，涉及上古貴族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些在春秋時期的貴族社會中具有現實意義，但随着曆史的發展，貴族社會解體了，這些具體的禮節，有許多已經失去了意義。到唐代，士人對這些禮節已不很熟悉。韓愈《讀儀禮》：“餘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沿襲不同，複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即是說，到唐代《儀禮》沒有現實意義，隻有史料的價值。
《禮記》是戰國至秦漢年間儒家學者解釋說明經書《儀禮》的文章選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資料彙編。《禮記》的作者不止一人，寫作時間也有先有後。時的心得，有對經文的解釋，還有一些禮規上的補充。所有這些加起來便成為《禮記》。《禮記》内容廣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學、曆史、祭祀、文藝、日常生活、曆法、地理等諸多方面。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如下一些部分：《禮運》篇，描繪了大同社會理想。《學記》，這是一篇教育學的專論。《樂記》，是系統、成熟的文藝理論著述。《樂記》深入探讨了藝術的起源問題，提出了“情本說”和“物感論”兩個重要的理論命題，為中國文藝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大學》與《中庸》兩篇，朱熹選取出來與《論語》、《孟子》編在一起，成為《四書》。《四書》對中國古代社會後期的文化有重大的影響。
《春秋》中國是現存最早的編年體史書，按年記載了周代魯國從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二百四十餘年間的曆史大事。《春秋》文字簡略，每年記事最多不過二十來條，最少的隻有兩條；最長的每條不過四十餘字。春秋叙事有一個特點：似乎沒有任何主觀表示，但辭章中暗藏着作者對曆史事件或褒或貶的主觀态度。這就是所謂的“春秋筆法”。
《春秋》因文字過于簡質，後人不易了解，需要對書中的記載進行解釋和說明，稱之為“傳”。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傳》，公羊高《春秋公羊傳》，榖梁赤《春秋榖梁傳》合稱《春秋三傳》。
《左傳》原名為《左氏春秋》，相傳是春秋末年左丘明為解釋《春秋》而作。《左傳》實質上是一部獨立撰寫的史書。具有強烈的儒家思想傾向。儒家認為，君王需要認真聽取大臣的意見，若能接受大臣的意見，即使是處于危機中也能轉危為安，否則輕則遭受損失，重則亡國，或者是惹來殺生之禍。儒家的這一思想，在《左傳》中有鮮明的展現。如“燭之武退秦師”，告訴人們，國君隻要聽取大臣的意見，即能轉危為安，謇叔哭師告訴人們，國君不聽勸告會有重大損失，宮之奇谏假道說明國君剛愎自用會亡國，晉靈公不君告訴人們國君拒絕接受批評會惹來殺身之禍。《左傳》是一部的史學巨著，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文學著作。《古文觀止》一書選《左傳》最多，達29篇。
《公羊傳》亦稱《春秋公羊傳》。其特點是，釋史十分簡略，而着重闡釋《春秋》的“微言大義”，與《左傳》以記載史實為主不同。《公羊傳》有一種獨特的曆史變易觀點，稱孔子所作的《春秋》，是将春秋242年劃分成了“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這就是“公羊三世”。“公羊三世”說對後代有一定的影響。
《谷梁傳》是《谷梁春秋》、《春秋谷梁傳》的簡稱。《谷梁傳》具有鮮明的民本主義思想，贊揚這些愛護百姓的君王，批評昏君暴君，認為那些昏君暴主敗亡出奔，“民如釋重負”。同時，《谷梁傳》還強調宗法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