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作為唐代書法的中流砥柱，褚遂良的影響是既深刻又廣泛的。劉熙載《書概》中稱：“褚河南為唐之廣大教化主。”确實符合曆史的狀況。
二王書風在中國書法的曆史長河中被看作是正統地位，是以從古至今研習二王書法的書家數不勝數，褚遂良就在其中。
他的楷書高古隽秀，其筆法深得二王的影響，并且在學習二王書法同時也展現自我，形成獨特的書法藝術風格——“褚體”。這種寬綽疏朗、豐潤勁練的格局正是開始脫離唐初書勢的影響，成為啟立門戶的代表，“尚法”成熟的表現，為唐代書法的發展起到了教化的作用。
《孟法師碑》
01傳世作品雖隻四件，卻好似完全出于兩人之手
褚遂良傳世的作品隻有四件，但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卻能領略到不同的藝術風采。從前期的兩件作品上看，《孟法師碑》盡管僅次《伊阙佛龛碑》一年，其書風竟會相差如此之大，是其他書家所難以抗衡的。
《伊阙佛龛碑》用筆方正，結體寬結，多參隸法。又因是摩崖刻石，氣勢格外開張，呈現雄壯俊逸之美，一改歐書緊結，虞書平和之美。
《孟法師碑》熔歐、虞為一體，既汲取了歐書剛健險勁的用筆，又融合着虞書典雅寬舒的結體，字形顯得方正端麗，行筆之際增加了頓挫起伏的變化，有些字參入隸書的體勢，具有六朝碑刻古雅凝重的意韻。
從他早期的兩件作品上看，他基本上是沿着陳、隋及歐以來的“銘石之書”的舊格，寫得平和穩健，追求的是骨法用筆的充實感和實在感，并以力取橫勢的隸書作風，展示了與前人繼承與發展的關系。也隻有達到這一點，褚遂良才又可能在其晚年表現出真正屬于自己的獨特的藝術風格。
随着藝術個性和情感的變化，褚遂良最終又抛棄了早期的那種風格，創造了一種更新、更令人振奮的藝術風格，《房玄齡碑》和《雁塔聖教序》的誕生，就是這一新風格成熟的标志。
《房玄齡碑》用筆開始加入行書筆法，豎劃出現往外撐開的感覺，橫畫左低右高明顯，筆畫的彈性更大，與前期平直為主相較，整個字顯得更加靈動，起筆方圓結合，徹底改變了歐、 虞的“一拓直下”。除了用筆較前不同，筆畫也更加瘦勁，在結體上，一改前期的扁平寬結，開始出現内收外放。
《雁塔聖教序》較《房玄齡碑》的筆畫稍加粗，使得線條力量十足，行書筆意入筆，使得筆畫之間的顧盼增多，每個字的生命力更加勁拔。褚遂良多次把長橫、撇等筆畫大膽的伸長，豎和橫折鈎大膽往外撐開，使得包圍結構的字更加開闊，為中唐顔真卿雄渾開張的結構和氣勢奠定了基礎。
《伊阙佛龛碑》
02将碑和帖完美融合
楷書到了他之手，第一次将碑和帖得到了完美的融合，逐成千古絕唱，由此開創了一個時代。
從其晚年的作品中，可體會到如下特點：
首先是将書簡之作的作風融入于銘石之書，使楷書的筆法、筆勢和結構等方面獲得最大程度的解放，開辟了行法楷書的新天地。也就是說，隻需将其楷書點畫寫得更活潑一點，并簡化偏旁部首和某些筆畫，上下字帶動一下，便能直接寫成行書。就這一點而言，在所有的楷書中占有最大的優勢，為以後學習書法開辟了一個新的門徑。
其次，在創作上褚遂良采取以勢生勢，以勢生法，以勢立形，增強了點畫之間的貫穿和聯系的同時，突出了點畫之間的流動感和韻律，強調筆筆能達其意而運之，貴能其中有物，其中有韻，達意生變，迹存其情。并且，一筆數字，一氣呵成，充分顯現了書法中“無聲之音”，故寫到勁疾處出現枯筆，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正因如此，其用筆是八面出鋒，八面生勢，左右映帶，上下飛動，窮盡變化，一氣運化。這樣，既使骨法用筆的技巧予以明朗化，又增強了點畫用筆的生動性和豐富性，使筆觸更明顯地蘊含着抒情的色彩，故有唐代書法的集大成者之稱。
此外，褚遂良在行筆時采用提按相結合的方式，即顔真卿所謂的“屋漏痕”，在曲折波動之中，獲得一種古藤似的堅忍不拔的審美意象，增強了筆觸的深度意味。充分發揮長鋒筆的優勢，用中鋒即便入紙重按至八分，筆畫的粗細與筆的直徑相對應。這樣，既能加強運筆時的力度，又能使點畫緊結厚實，這既是褚字用筆極重要的特點。
在書勢上，則采用隸法，力取橫勢，尤其是捺法，與《禮器碑》相通。進而使整個字在書勢上得到了一個強有力的支撐，達到了“俊拔一角”的藝術目的。當然，這種隸法，隻是總體氣格上的，而不是技法的累加，主要是為了表現書勢上的寬博與橫向飛動的藝術感染力。這些既是褚遂良書風的特點，也是對後人産生深遠影響的地方。
《雁塔聖教序》
結語：
從對“二王”書風的突破而言，褚遂良是“初唐四家”中的第一人、也是最成功的一個。當然，這種突破是建立在前兩家的基礎上的，并提供了一個很清晰的繼承與發展的線索，這不僅對以往即便是今天，更有着很重要研究和檢討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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