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鹹豐、同治兩朝，僧格林沁始終是清廷最倚重的蒙古王公，他通過戰功而獲得世襲罔替的親王，這在晚清諸王中是獨一無二的。他承受過最耀眼的榮譽，也遭受過最慘重的失敗。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曆，集中反映在幾件大事上。
剿滅太平天國北伐軍鹹豐三年（1853），太平天國定都天京，派遣林鳳祥、李開芳率部兩萬餘名北伐。北伐軍經江蘇、安徽、河南、山西等省乘虛而上，進入直隸，前鋒抵達天津西南數十裡的楊柳青。清廷大為震動，京城的達官顯貴紛紛外逃，市民惶恐不安。僧格林沁率部迎戰太平軍，在天津西南的獨流鎮，首戰告捷。
面對着骁勇的太平軍，僧格林沁親自帶隊沖鋒，士氣大振。孤軍深入的太平軍後援不濟，南方人難以适應北方冬季的嚴寒，又飽受風餐露宿之苦，經過三個月交戰，太平軍損失慘重，退往直隸東光縣連鎮。第二年（1854），僧格林沁追擊北伐軍至連鎮。此時北伐軍将領林鳳祥在連鎮據守，李開芳則率領一支隊伍，自連鎮穿過直隸省界進入山東，占據了臨清以東不遠的高唐。林鳳祥與李開芳彼此分離，使清軍各個擊破成為可能。林鳳祥被僧格林沁圍于連鎮，李開芳則被滿洲将領勝保困于高唐。盡管形勢越來越近乎絕望，二支太平軍卻堅守陣地繼續抵抗。
僧格林沁改用水攻，在連鎮周圍四十裡築牆挖壕，并引運河水灌入鎮中，圍攻長達11個月之久。鹹豐五年（1855）正月，僧格林沁攻陷連鎮，北伐軍主将林鳳祥被俘，解送北京處死。僧格林沁馬不停蹄，乘勝往高唐，接替了勝保軍隊。
高唐的太平軍皆百戰精銳，糧食充足，環城豎起木栅，用土覆寫，前設濠溝陷坑，又挖道地，太平軍戰士潛居其中。每到黑夜，通過道地外出劫營，清軍頗有損傷。勝保鑄大炮，樹雲梯攻城，均不能克，隻好築壘挖濠長期圍困。勝保久戰無功，逮京治罪。僧格林沁取而代之。他見屢攻不克，改變戰術，命圍城軍網開一面，将太平軍誘出高唐。李開芳率八百餘騎退守該城以南45裡的馮官屯，在四周挖掘塹壕，配備火炮，清軍仍無法靠近。僧格林沁再次用水攻，在屯周挖掘壕溝，沿溝築牆。為引水入溝，開挖了一條長123裡的水渠，直通大運河。引水渠完工後，雇集民夫二三千人，将渠水灌入馮官屯。不久，屯内房屋被水淹沒。太平軍糧草火藥盡濕，隻能聚居樓上，清兵用炮不時轟擊，太平軍柴米無繼，已是窮途末路。李開芳被迫向僧格林沁投降。有目擊者，記載了納降時的場面：
李逆（李開芳）頭戴黃綢繡花帽，身穿月白綢短襖，紅綢袴，紅鞋，年約三十二三。攜兩賊童，身穿大紅繡花衣褲，紅鞋，年約十六七，美如女子，左右揮扇，随李逆直入帳中。李逆僅向僧邸、德貝子等各屈一膝，即盤腿坐于地。兩童東西侍立。帳内總兵以下，皆持刀環立，怒目視之。李逆與二童仰面四顧，毫無懼色。但稱能寬貸其罰，願說金陵諸賊來降，并求賜飯。遂開懷大嚼，笑語如常，旁若無人。僧邸知其心叵測。飯畢遣出。又令八賊目進帳，皆跪見求赦，亦即遣出。遂将李逆與八賊目解至京都，淩遲處死。
李開芳雖降，并不服氣，談笑風生，把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确是一條硬漢。反觀僧格林沁部将，持刀而立，怒目而視，倒似乎有幾分緊張。随着李開芳被活捉，北伐軍全軍覆沒。此戰消除了清廷近在京畿的心腹大患，僧格林沁列在首功，先晉封親王，又加恩世襲罔替。僧格林沁的威名震于海内。
僧格林沁鎮壓了太平軍，但清軍本身也遭受沉重損失。自連鎮之戰以來，陣亡将士不下8000餘人。僧格林沁對太平軍将士的報複也異常殘忍。在他的指令下，82名俘虜（包括2名小孩）被活剖人心，祭奠亡靈。以緻有人把他與“曾剃頭”曾國藩合稱為“南曾北僧”。
對英法聯軍作戰太平天國北伐剛剛平定，就爆發了第二次鴉片戰争。
鹹豐八年（1858）四月，英法聯軍進攻大沽口，清朝守軍戰敗，清廷與英、法等國代表簽署《天津條約》。僧格林沁得知，向鹹豐帝奏請，撤回談判代表，調用全國兵員，進行徹底抗戰。被打怕的鹹豐皇帝沒有采納他的意見，為了防止英法聯軍進一步行動，命他至天津督辦大沽口和京東防務。僧格林沁修城安炮，構築營壘，增設水師，整頓民團，籌饷制械，使天津防務加強。為守住要塞，又将大沽口1600餘名陸兵增至3000名，并抽調黑龍江、察哈爾、蒙古馬隊5000名增援，在大沽口南北岸各重建炮台3座，做好作戰準備。
鹹豐九年（1859）五月，英、法使者率艦隊北上換約，艦隊由1艘巡洋艦和13隻炮艇組成。英法艦隊進攻大沽口，遇到清軍頑強抵抗。英法艦隊遭受重創，被擊沉4艘、擊傷6艘、俘虜2艘，餘下的也豎起白旗，請求停戰。經過一晝夜的激戰，共斃傷英軍464人，法軍14人，擊斃英國軍官5人，傷23人。艦隊司令賀布也受了重傷。英法聯軍在美艦掩護下狼狽退走。
大沽口一役，清軍獲得了重大勝利。在戰鬥中，僧格林沁指揮有方，起到了重要作用。直隸總督恒福在戰後上奏說：“僧格林沁自上年奉旨辦理海防以來，晝夜辛勤，殚誠竭慮。今年正月又親至海口駐紮。與士卒誓同甘苦，風雨無間，勞瘁至今，其忠勇樸誠，實為奴才所不及。”
鹹豐帝本來就認為《天津條約》過于苛刻，無意接受。見大沽口獲勝，乃盡毀《天津條約》。他對僧格林沁和鎮守大沽口的官兵大加封賞，上下沉浸在一片歡愉之中。
英國和法國是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強國，大沽口戰敗，當然不會善罷甘休。
鹹豐十年（1860）六月，英法遠征軍來到。其中英軍約18000人，法軍約7000人，兵艦200餘艘。聯軍知大沽口防禦堅固，由北塘登陸，在洋槍洋炮的轟擊中，僧軍雖頑強抵抗，仍不敵敗退。
英法聯軍攻陷塘沽，進占天津。鹹豐派欽差大臣桂良等赴天津談判。英、法提出天津開埠、賠款等要求。桂良奏報，鹹豐帝谕命先退兵、後定約。英法聯軍以談判不成，向通州進軍。
鹹豐帝派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為欽差大臣，往通州議和。載垣接受了英、法要求，但英、法又提出向皇帝親遞國書，被載垣拒絕。載恒說：“按中國禮制，見皇帝必須跪拜。”巴夏禮說：“我非中國之臣，怎能解袍跪拜？”争辯既久，巴夏禮揚長而去。載垣奉鹹豐帝旨，命僧格林沁在張家灣将巴夏禮一行扣押。僧格林沁對英法聯軍本來就恨之入骨，接到谕旨，立即率部出動，截拿巴夏禮等英法人員39人。至此，通州談判全面破裂。
英法聯軍得知使節被押，與僧軍大戰于通州張家灣。僧軍戰敗，退至通州八裡橋。英法聯軍6000餘人進犯八裡橋。八裡橋，東距通州8裡，西距京城30裡，是通向北京的最後一道關口，此關一破，北京必然陷落。僧格林沁知已無退路，向皇上立下誓言：“奴才等現在督帶官兵退八裡橋以扼赴京道路。奴才等趕緊再振軍心，倘該夷由通(州)上犯，奴才等惟有與之以死相拼。”
八月初七日上午七時許，英法聯軍分東、西、南三路對八裡橋守軍發起攻擊。僧格林沁指令蒙古騎兵沖殺。騎兵一度沖到敵軍指揮部附近，短兵相接，激戰一時許。随後，南路法軍大炮炮彈傾瀉在八裡橋上，清軍遭到重大傷亡。守軍與法軍在橋邊進行肉搏戰。僧格林沁親臨前線，指揮蒙古馬隊。在外國人筆下，八裡橋之戰的慘烈，讓人不忍卒讀：
八裡橋之役，中國軍隊以少有之勇敢迎頭痛擊聯軍。他們的軍隊是由兩萬五千名鞑靼兵和為數衆多的民團所組成的……盡管他們呼喊前進，勇猛和反複地沖殺，還是一開始就遭到慘敗！然而，……他們頂住了使他們慘遭傷亡的壓倒火力……還是甯願一步不退，勇敢堅持，全體就地陣亡。
橋口站着一個身材極為高大的鞑靼人，他看起來像是總司令的旗手。他手執一面寫有黑字的大黃旗，并且把這面旗幟不時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長的眼睛都注視着它，因為它正向全體中國軍隊下達着指令……此刻，全軍精銳親自保衛的那座橋也業已堆滿屍體，然而這個鞑靼人盡管已孑然一身，卻仍挺立在那裡，可能正在傳達僧王的最後指令。子彈、炮彈在他的周圍呼呼作響，飛嘯而過，而他卻依然鎮靜不動……霰彈把他擊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随着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隻緊緊抓住它的痙攣的手……
如果僧格林沁血戰而死，他的名字，或許更為響亮。但是，在軍隊傷亡過半時，他卻失去了戰死的勇氣，率部撤退。鹹豐帝下令拔去僧格林沁的三眼花翎，削去了他的領侍衛内大臣和都統等職。
英法聯軍進逼北京。鹹豐帝命皇六弟恭親王奕訢為欽差大臣，辦理和局。自己則以“秋狝木蘭”為名，倉皇逃往熱河。英法聯軍進入北京後，焚毀了圓明園。園中的華美建築和無數巧奪天工的藝術珍品，或遭劫掠，或化灰燼。
鹹豐帝宣布革去僧格林沁王爵，隻保留欽差大臣職。他奮鬥大半生得來的爵位與榮譽，幾乎全部喪失。
擁戴兩宮皇太後鹹豐十一年（1861），鹹豐帝病死于熱河，以兩宮皇太後、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為一方，和以贊襄政務大臣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宗室肅順為首的另一方，為争奪最高統治權，展開激烈的争鬥。已恢複郡王爵的僧格林沁因手握重兵，成為雙方拉攏的對象。
這年八月十七日，肅順等贊襄政務王大臣特意緻函僧格林沁，主動促使他具折奏請叩谒梓宮，試圖拉攏僧格林沁，并借此試探他對贊襄政務王大臣的态度。信函說：“昨富山來灤（指熱河避暑山莊），詢悉王爺聞信之後，甚為哀痛。現在撚匪又有出巢之言，王爺仍當以軍務為重，未可過于傷感。各路統兵大臣，業經奉有谕旨，無庸奏請來京。惟王爺受恩至重，非各路統帥可比，似可具折奏請叩谒梓宮，并請皇上節哀……”署名的八名贊襄政務王大臣為：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
僧格林沁接信後，态度異常鮮明，當即表态。他不但不按來函意旨具折奏請叩谒梓宮，反而在另一奏捷折中故意寫上“伏乞皇太後、皇上聖鑒”等語。其擁戴慈禧、慈安兩宮太後，反對八大臣的态度盡在不言中。
贊襄政務王大臣不願就此罷休，又從熱河發一函，申斥僧格林沁說：“昨見捷奏，欣悉王爺懋着功勳，并蒙恩優獎，莫名欣賀。惟折内有‘伏乞皇太後、皇上聖鑒’等語，查内外臣工折報，均系奏聞皇上，不宜書寫‘皇太後’字樣。此後王爺奏折，自應一律，應請惟用‘皇上聖鑒’字樣為荷。”
八大臣對僧格林沁傾注的希望猶如水潑沙地。後者在複信中對八大臣毫不領情，且痛加駁斥：“至沁（僧格林沁）奏折内有‘皇太後、皇上聖鑒’之語，遠荷示知不宜書寫。沁因前由理藩院咨行準吏部咨稱内有：‘本王、大臣拟旨繕遞後，請皇太後、皇上钤用圖章發下，上系禦賞兩字，下系同道堂三字，以為符信’。是皇上沖齡不能閱折，皇太後覽奏後钤用圖章，始行發下。如此拟定通信，是皇太後閱折一層，已明示中外矣！而折内又不宜入，似與前傳稍有未符。況皇上沖齡，未能理政，天下臣民盡皆深知，若必拘泥舊制，誠恐不能取信于天下臣民。是以沁有此書寫耳。”并聲稱，“嗣後奏報，仍不敢不如此繕寫，尚望深思海量是荷”。
僧格林沁以先前公函内有贊襄政務王大臣拟旨後，須經皇太後、皇上钤蓋“禦賞”、“同道堂”二圖章方為有效為理由，斷然拒絕了載垣、肅順等人專攬大權的企圖，再次表明了對皇太後的擁戴。僧格林沁的鮮明立場，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形勢的走向與結局，促成了辛酉政變的成功。而兩宮皇太後的“垂簾聽政”，又把晚清政治引導上了慈禧太後專權的道路。這一影響深遠的後果，當然不是僧格林沁能夠預見到的。他隻能按照自己的了解做出選擇，并用自己的選擇，再一次诠釋了對“忠”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