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大衛 戈爾的一生》，估計很多觀衆會和我一樣，久久不能平複。随着越來越接近真相，内心的感受則會越來越糟糕。這部電影很老了，2003年的電影，距今已經15年，在這部電影裡，還能看到美麗動人的凱特·溫斯萊特，滿臉的膠原蛋白，可現在，她隻能說是徐娘半老~主角凱文·史派西，大家應該更熟悉的是他的《紙牌屋》，老實說，他年輕的時候和老了感覺截然不同。老了有一種戾氣，年輕時表情還相對溫和~
一、故事概述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故事？其實并不複雜，大衛·戈爾因被控謀殺了康絲而被判死刑，将于周五下午6點執行，記者布魯姆（凱特·溫斯萊特）隻有不到3天的時間去完成對他的深入采訪。而此前大衛拒絕了一切采訪。布魯姆起初對這個任務很不以為然，但在和戈爾的接觸過程中，她發現一切并非表面呈現的那麼簡單，于是布魯姆決定用僅剩的三天開始尋找真相。
那麼最終的真相是什麼？大衛，和他殺死的對象——女助手康絲，都是堅定的反死刑運動者，而他們為了證明自己的理論，特意策劃了這樣的“謀殺”，其實康絲是自殺的，而大衛成了殺人犯，最終被冤枉而死。他們希望以此來證明，死刑，是會冤枉一個好人的。
這個故事的背景，是1977年左右注射死刑的發明。注射死刑不同于以往的死刑，不會給死刑犯帶來巨大的痛苦，是以，美國各州在注射死刑發明後陸續恢複了死刑。大衛所在的德州，是美國死刑執行數量最多的州，同時，也是美國犯罪率最高的州。
二、死刑是什麼？
從表面上，一個人罪大惡極，然後通過法律的手段給與制裁，執行死刑是對他生命的剝奪，也是永久性的杜絕他再次犯罪的可能。
可是死刑會涉及到一個問題，那就是誰賦予了殺人者合法的殺人權利。
比如大衛這樣的反對死刑偏執者，他們一直堅持的觀點有兩個，一個是，你如何看待死亡，你為何能夠決定他人的生死，另一個是，死刑不可能降低犯罪。
第二個問題其實很好回答，赤裸裸的資料已經在說明。美國德州的犯罪率和死刑執行率一直都是最高的，罪犯并沒有因為死刑的存在，而變得不敢去犯罪，無論是電影中1997年，還是現在的德州，這個牛仔風情的西部城市，一直都是毒品，賣淫的天堂，從始至終。而且，犯罪的年齡在逐年的降低，德州每年執行死刑的罪犯中，年齡在20歲以下的少年比例在不斷升高。
從第二個問題的角度來看，死刑并不可能帶來預防犯罪的作用。甚至對犯罪有推波助瀾的功能。假設一個強奸犯知道強奸必須要判死刑，他可能在強奸完後殺死被強奸者，又或者喪心病狂再多強奸幾個人，因為他的結果已經注定了。
你可能會想，為什麼他不能不去強奸人呢？為什麼他不能，不去殺人呢？
我隻能說，如果是高度文明的社會，也許可以稍微的降低一下壞人出現的機率。但是在一個物質社會之中，所謂的犯罪分子，就好像癌症的得病率，或者殘障人士機率那樣，終究是會存在的。看上去很主觀的行為，放在社會的發展軌迹之中，就成了一種必然。這個社會，總就會有成功者，就會有失敗者，有有錢人，就有沒錢人，有不吸毒的，就有吸毒的，有對性愛不敏感的，就有放縱自己尋歡作樂的。
于是才有道德，在道德之上，才有了法律。
既然犯罪是不可避免的，那麼死刑呢？
死刑的存在并不具有預防的功能，它更多像是一種事後的補救。雖然人們可能會希望，死刑還具有威脅力，但是這種一轉眼就死掉的刑罰，和古代的酷刑大不相同，距離普通人太過遙遠，同時不具備皮肉上的巨大疼痛而引起的恐懼。它就好像一個符号，對于這世界上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來說，隻是一個路過的符号。
是以，大衛的第二個觀點其實是正确的。死刑的存在，對犯罪來說并沒有很好地預防意義。有預防作用的，是酷刑。
但是死刑對于受害者來說，有着巨大的安慰作用。
比如前不久杭州保姆案，那麼失去老婆和三個孩子的男人，如果看不到這個保姆死，估計一輩子都無法閉眼。
曾經有一個紀錄片記錄了受害者面對曾經傷害自己的人，終于執行了死刑後，是怎麼樣的感受。大部分的受害者，都感到自己如釋重負。他們既沒有傷心，也沒有不好意思感覺自己剝奪了一個人的生命，他們感受是，自己終于能夠放下了。
這和旁觀者的感受是大相徑庭的。對于旁觀者來說，在罪犯沒有執行死刑之前，可能會振臂大呼執行死刑，而到了罪犯真的執行了死刑，旁觀者反而怅然若失，好像失去了點什麼。
是以，看待死刑，不同人有不同的感受。而好像大衛這樣的偏執者，角度更多的是旁觀者。
不過大衛這樣的學者，還有第一個觀點。
他們尊重所有人的生命，認為罪犯也同樣有生命。
電影中有一個細節，就是康絲痛哭，因為争取取消死刑的又一次失敗，一個男孩被執行了死刑。而這個男孩，是衆多的神經病、吸毒者、賣淫者等下層人群中的一個。
在康斯看來，他可以變得更好，如果他有良好的出生，接受過良好的教育。而法律沒有給他這個機會，這個有着死刑制度的法律，是最大的錯誤。
确實，我們很不幸的看到，執行死刑的，罪大惡極的人，大多數都是出生貧寒，沒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對于這些人來說，是出生決定了他的不堪，往大裡說，是社會造成了他們的不幸，可最終他們卻要用自己的命來買單。
大衛和康絲，有着超乎平常人的憐憫之心。
他們最終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來發出最強的一聲，是一種極度的自我犧牲。正如大衛自己所說的，“不要依據你達成多少欲望來衡量你的生活，而該以自我犧牲的時刻來衡量”。他是一名和蘇格拉底一樣的，為了理想而死的哲學家。
但是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哲學家顯然從不考慮成本的問題，他們在乎的，是自我的救贖和升華。
從現實一點來看，那些不執行死刑的罪犯，最終的結局是永久監禁，且不說罪犯關一輩子是什麼感受，就說他們要浪費多少國家的糧食和納稅人的錢？在一個資源緊缺的社會，誰又願意去養着對社會不再有用的人？
從個人來看，一個哈佛大學的第一名，一個年紀輕輕的哲學系主任，大衛卻早早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既沒有傳道受業解惑，也沒有能夠達成最終的目的。他是死了，可德州依然有死刑，美國依然有死刑。他本該發揮出更好的社會價值的，他用生命的呼喚，得來的，不過是一時的罵名。因為到最後，錄像帶也沒有被公布，知情人隻限制于女記者。
這裡又不僅提出一個疑問——為什麼處心積慮的策劃一場謀殺？
如果死刑制度會帶來冤假錯案，為何不去找這樣個真實的例子，而要人為去做這麼一件事情呢？
在和州長辯論的時候，州長說，有哪一個案子是我判錯的，請你指出來。
大衛啞口無言，他輸了辯論，也輸了他的平常心。是以他和康絲策劃了這樣一個殺人事件，為此，康絲自殺，被自己活活悶死，而他，大衛，從一個教授淪落為殺人犯，坐了六年牢，最後注射死亡。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大衛在淪為殺人犯之前，就從神壇跌落下來，他因為和女學生做愛，反被女學生咬了一口，說他強奸學生，成了強奸犯，丢了工作，失去老婆孩子。
這可能是大為策劃的，也可能是他偶然的。
但無論如何，通過這麼一件事情，他不再光鮮亮麗，成為了下層人，成為了人人看不起，各個喊打，窮困潦倒，酗酒的男人。
是以當他成為殺人犯，這個社會仿佛好像在看好戲——就知道這樣的強奸犯不可能有好下場。是以，他找的律師也不努力為他辯護，六年，他沒有一次上訴。
這很具有現實指向。我們總會不自覺鄙夷那些出生低微，際遇不順的人，而對精英分子很寬容。
從弱肉強食的角度去看，可以了解，但是從人道的角度來看，是難以接受的。大衛和康絲，是品格高尚的人，是以難以接受。
三、為死刑而死
電影中的主角，最終選擇了為死刑而死。電影是一種極端的放大，在現實生活中，做出這樣犧牲的人，估計是鳳毛麟角。可為死刑而死的電影，傳遞的，到底是什麼呢？僅僅是呼籲取消死刑，亦或者，向觀衆證明，死刑的存在就會帶來不公正？
其實，如果往深入，我們抛開犧牲這個角度，或者跳出“死刑是否正确”這個窠臼，電影傳達的，可能是更為深入和高尚的思考。那就是如何看待生命。
在社會的各種束縛之中，人從一出生就注定了各類的不公平，而這些不公平就好像蝴蝶效應一樣，在今後的人生中被放大，成為控制一個人發展的力量。無論我們如何掙紮，我們的家庭，我們的父母，我們的經曆都組成了不同的我們。生命是以而不同，生命而是以而多彩。
大衛的獻身，是希望引發人們的思考，我們為什麼要執行死刑。是為了打擊犯罪嗎，是為了整治罪惡嗎，還是為了彰顯政治權威？
顯然，大衛等選擇的是最後的一項。當他和州長辯論時，他無法控制自己，激動萬分，因為死刑的執行背後，有着淩駕于生命的權力，這種權力，是他所不齒的。确實，執行死刑，确定死刑的，隻能是當權者，誰又能說當權者的那一套一定是對的呢？
普希金因為決鬥而死，可決鬥放在現在，豈不是打架鬥毆，而決鬥中的殺死人，豈不就是謀殺？可當時的法律，并沒有規定決鬥殺人就要執行死刑。
社會進步着，法律改變着，觀念變化着，但是被執行死刑的人，卻永遠不能夠複活。
死刑曾在中國造就了一大批悲劇。當民智尚未開化的時候，執行成為了辦公者速戰速決的良藥。不少年紀輕輕的男人們，在不知是以的情況下安上了強奸殺人的罪名，一聲槍響就結束的生命，隻留下父母無盡的痛苦。幾十年後再翻舊案，或者真正的罪犯出現了，國家又能做什麼呢？用錢砸暈那些哭了一輩子的父母嗎？任何的賠償在生命面前如此微不足道。
當然，執行死刑後，死刑犯的家人也要承擔嚴峻的社會氛圍，家裡出了一個死刑犯，遠比出了一個罪犯讓人奔潰。很多死刑犯的家人，最終遠走他鄉，或者永遠活在陰霾之中。在定下死刑時，并沒有法律為這些無辜的人考慮。
無論是哪一種觀點，或覺着死刑是合理的，或者是不合理的，或死刑是必然的，或死刑是人為的……這些觀點，都無法阻止，死刑确實正在發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