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吳氏固圉齋所藏《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著錄的明正德蘇州嘉趣堂袁氏刻本《皮子文薮》一種（圖1-4），由吳錫祺夫婦捐贈，正式入藏蘇州博物館。此書系劉薔《天祿琳琅知見錄》（圖5）記錄的第761号，原書内夾有1929-1941年間主持燕京大學圖書館館務的田洪都緻吳燕紹（1869-1944，字寄荃。蘇州吳江人。吳錫祺之祖）書劄一通（圖6），提及吳氏“願将天祿琳琅所藏宋元明闆之書六十四種出讓”，然未成交。劉薔據《馬衡日記》推測，1949年六月底，吳豐培（1909-1996，字玉年。吳錫祺之父）将家藏“天祿琳琅”殘本議價售于故宮，最終調撥北京圖書館。關于歸公的準确時間，《知見錄》并未提及。另外，吳氏固圉齋究竟收藏過多少種天祿琳琅，其後各自流轉的過程，以及最終的歸宿如何？至今仍有不少未解之謎。此前，筆者曾向劉薔女士請教過，目前仍不能确定吳氏藏“天祿琳琅”書是否真如田洪都所說有“六十四種”之多。之後，也當面問過吳錫祺先生，家中所藏“天祿琳琅”除《皮子文薮》一種外，其餘書知道下落嗎？據家人口耳相傳，父、祖輩曾将書出讓給吳燕紹的一名學生，此後便蹤迹杳然，無法查證了。
《皮子文薮》
《天祿琳琅知見錄》
田洪都緻吳燕紹書劄
其實，早在1927年11月出版的《文字同盟》第八号《京華耆宿傳》之“吳寄荃”一文中，詳細開列了吳燕紹著述目錄，内有 “《天祿琳琅所見錄》二卷”一種，并注“書已不存，所見者皆零星殘本，聊以紀當時右文之一斑”，說“天祿琳琅”書不存，恐是為避免事端的托詞。《天祿琳琅所見錄》書名下并沒有後面《藏書家圖章考證》《清後妃皇子詳記》兩書附注的“未成書”三字，應該當時已成書或有草稿，内容是否系吳燕紹當年經眼“天祿琳琅”的記錄，甚或就是他所藏“天祿琳琅”的一個目錄，在未見到書稿前，無法确定。而今遍覓固圉齋中儲存吳燕紹手稿，皆不見此類書稿，至為可惜。不過，并非全無發現，在吳家所藏的一部《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刻本天頭上，意外找到十餘處吳燕紹批語，涉及到的書依次為：卷二宋版經部《東岩周禮訂》，卷三宋版經部《春秋集注》（第二部）、《監本附音春秋谷梁傳注疏》（第二部），卷四宋版史部《史記》（第二、第三兩部，實俱為明嘉靖王延喆刻本）、《晉書》（實為明萬曆刻本）、《漢隽》《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實為元至正建陽書坊刻本），卷五宋版子部《初學記》（實為明嘉靖錫山安國桂坡館刻本），卷九元版史部《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卷十一進制版集部《道園學古錄》，卷十二明版經部《書傳會選》等。吳燕紹（圖7）的批語頗為随性，并無嚴格體例，如《東岩周禮訂》一條雲：
是書每葉二十六行二十三字，首钤“天祿繼鑒”“乾隆禦覽之寶”，尾钤“天祿琳琅”。首尾钤“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征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疑是通志堂初印本。（圖8）
吳燕紹（1904年）
吳燕紹與子吳豐培、女吳蘊輝合影（1926年）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吳燕紹眉批
按之《天祿琳琅知見錄》，确實已将版本從宋版改成清康熙十五年納蘭成德刻《通志堂經解》本，吳燕紹所見确然無誤。又如卷三宋版經部《春秋集注》第二部，吳燕紹批雲：
《無聲詩史》朱承爵字子儋，号舜城漫士，又号左庵。江陰人。文徵仲稱其為文古雅有思緻。《讀書敏求記》，阮嗣宗《詠懷詩》行世本惟五言八十首。朱子儋取家藏舊本刊于存餘堂，多四言十三首，覽者勿漫視之。
所論并未針對此書的版本特征，内容略顯寬泛，是以，僅據批語尚不能确定吳燕紹所批之書就是固圉齋的收藏。但也有一小部分批語，可推測他記錄的可能是自己所得“天祿琳琅”殘本，如卷四《史記》第二部批語：
見卷五十二之六十，圖章俱符。每葉廿行十八字，卷首钤朱文“乾隆禦覽之寶”橢圓印，白文“天祿繼鑒”方印。卷尾钤“乾隆禦覽之寶”朱文、“天祿琳琅”方小印。冊首尾钤有“五福五代堂寶”“八征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三方玺，俱朱文。卷口刊有徐莫、陸雲、安弟、周渭、孜受、曰言、六孜、昂、陸鋆、陸鈭、章、高南等，蓋梓匠姓名也。
按之《天祿琳琅知見錄》，此書分藏北京市文物局圖書資料中心、中國國家圖書館兩處，合之仍不全，其中卷五十三至五十七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今缺卷五十二、卷六十。卷五《初學記》吳燕紹批：
見卷十一、卷十二，圖章俱符。每頁二十行十八字，字畫清楚，首尾钤“五福五代堂寶”“八征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三方玺，俱朱文。卷首前“天祿繼鑒”方印白文、“乾隆禦覽之寶”橢圓印朱文。尾同。尾又有“天祿琳琅”方印。
按卷十一亦有“文莊家學”長方小印，但不清楚耳。
卷十二無“夫山許氏圖書”，蓋十一與十二合訂一冊，“夫山許氏圖書”“昆輝氏”“文石朱象元氏”印于首頁，“侍禦之章”“高陽氏槐榮堂”“太史公牛馬走”印于尾頁。
按之《天祿琳琅知見錄》，此書不全，分藏台北故宮與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卷十一、十二，合訂一冊，或即吳燕紹所記之書。1934年出版的張允亮編《故宮善本書目》著錄《初學記》時，便稱缺卷十一、十二兩卷，這就涉及到吳燕紹經眼或獲得這批“天祿琳琅”的時間問題。我們可以回看一下蘇州博物館新入藏的明刻《皮子文薮》，此書四冊裡有一冊系民國間補抄本，嚴格說來，亦算殘本，書前副頁有章钰（1864-1937）題跋，稱“從吳江吳寄荃内翰齋頭得觀”，時在辛未立夏（圖9），即民國二十年（1931）。較之《文字同盟》第八号出版的1927年，晚了四年。
《皮子文薮》章钰跋
關于吳氏獲“天祿琳琅”藏書的時間，有沒有比張允亮《故宮善本書目》，甚至《文字同盟》第八号相關記錄更早的線索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吳燕紹的同年兼親家鄧邦述（1868-1939）在元至元建陽書坊刻本《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上的題跋。此書不全，殘本分藏台北故宮、中國國家圖書館、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還有卷首一冊見于保利2008年秋拍，可以說完全四分五裂。關鍵的證據在傅斯年圖書館藏卷五、卷二十八至三十兩冊上，書上有舊主人鄧邦述的題跋稱：
辛酉二月，晤吳寄荃同年，齋頭忽又得殘本二冊，乃内府所藏，查其卷第，适足補吾書之阙，則卷五一冊，又二十八至三十一冊，凡四卷，于是吾書得二十五卷，殘者不及半矣。餘感寄荃慨贈之意，特先記之于此，他日裝成，當再書之。辛酉二月三日，群碧。
辛酉為民國十年（1921），可證本年之前吳氏已得此“天祿琳琅”殘本無疑。彼時溥儀尚未出宮，以賞賜溥傑名義将“天祿琳琅”藏書帶出清宮也要到1922年七月十三日之後，則吳燕紹獲得“天祿琳琅”殘本更在此之前。盡管光宣間，吳燕紹先後任内閣中書、理藩院主事等職，卻并無随便檢閱清宮的“天祿琳琅”藏書的機會。再說私自挾帶“天祿琳琅”書出宮，更是難上加難。且吳燕紹深通目錄版本之學，果真有機會挾書出宮，暫不說先選精善之本，必然會取首尾完整、品相上佳者，今考吳氏所藏“天祿琳琅”皆系殘本，複有朽壞破損處，故很可能是不懂書者任意抽取，盜出禁宮以謀取小利，機緣巧合之下，方才入藏吳氏固圉齋。
關于吳燕紹所得“天祿琳琅”殘本的種數，目前未見本人留下詳細記錄。田洪都書劄中提到的64種，必不包括1922年二月吳燕紹送給鄧邦述的《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圖10）殘本一種。前文已提到将“天祿琳琅”殘本轉讓燕京大學圖書館一事，未有成議，《馬衡日記》1949年六月廿五日堪為明證：
劉厚滋來電話，謂吳寄荃之世兄日内将見訪，其家所藏“天祿琳琅”殘書尚未出賣，其中有可補院藏之缺者。十餘年前，李玄伯曾與議價，未諧，今拟重提舊案收之。
由此可見，吳豐培（圖11）聯系故宮博物院打算轉讓此前父親吳燕紹未售出的“天祿琳琅”，是通過同學兼好友劉蕙孫（1909-1996，原名厚滋）的介紹。在此之前，1926至1933年李宗侗任故宮博物院秘書長期間，吳燕紹也曾與之接洽出售“天祿琳琅”殘本一事，但也無果而終。
1949年六月廿七日，吳豐培攜書目找馬衡（圖12）面談。《馬衡日記》稱“吳為故人寄荃之子，家有天祿琳琅藏書殘本數十種，抄一目錄見示，當交庾樓一查，再與議價。豐培為北大研究所學生，研究邊疆史料，亦濁世佳公子也”。此後，馬衡未再談及吳家這批殘本，隻有1951年五月廿七日“吳玉年來談”之類的簡單記錄。不過，據向斯《故宮國寶流傳宮外紀實》摘錄1951年七月十一日《故宮博物院檔案·故宮博物院關于收購吳豐培天祿琳琅書籍事》及《所附書目》，故宮博物院于1951年七月成功收購吳氏家藏“天祿琳琅”珍本六十一種，吳燕紹、吳豐培兩代人保管了三十多年的這批清宮舊藏，終于回到了故宮。
吳豐培（1935年）
馬衡
據故宮博物院檔案顯示，收購的六十一種“天祿琳琅”殘本中，有十四種能與故宮圖書館藏書配成完璧，包括：宋版《包孝肅奏議》《白孔六帖》，元版《五音類聚四聲篇》《金史》《千家注杜詩》《李太白詩》《真西山文集》，明版《古文苑》《千家注杜詩》《歐陽文忠公集》《初學記》《白氏長慶集》《東萊标注颍濱集》《武溪集》等。另外四十七種，除了《百川學海》版《六一詩話》外，其餘都是《天祿琳琅書目後編》著錄珍本書籍，包括：宋版《史記》《漢書》《晉書》《朱子語類》《校正北史詳節》《諸臣奏議》《古文苑》等，元版《通志》《韻府群玉》《杜詩》《十七史詳節》《前漢書》《後漢書》《金史》《國策》《儀禮經傳》《李太白集》等，明版《舊唐書》《學海》《群書考索》等。
向斯所記吳氏出讓六十一種書，除一種外，“天祿琳琅”殘書實有六十種，加上《皮子文薮》一種，共六十一種，與田洪都書劄所說六十四種相去并不遠。這些書中，與吳氏藏《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一書中有吳燕紹批注的十餘種有重合者，如《初學記》《史記》《漢書》《晉書》等。另有四五十種，吳燕紹未批注，故宮博物院檔案為我們提供了更多的資訊。如十四種的第一種，《包孝肅奏議》當即《天祿琳琅知見錄》第599号明成化刻本《孝肅包公奏議集》，1959年自故宮博物院撥交北京圖書館殘本五冊，與遼甯省博物館藏本合璧成全書；
第二種，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白孔六帖》殘存卷五十四、五十五兩卷，即《知見錄》第734（3）号，與台北故宮所藏合璧可成全書。這一冊很可能是吳氏售于故宮後，1959年整體調撥給北圖的；
第三種，《五音類聚四聲篇》即《知見錄》第586号《改并五音類聚四聲篇》，台北故宮藏本缺卷四一冊，現存中國國家圖書館，可能是吳氏所售者；
第四種，《金史》即《知見錄》第589号，全書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内四十七冊1959年自故宮博物院調撥予北圖；
第五種，《千家注杜詩》即《知見錄》第620（2）号《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其中卷一至八、十四至二十五，文集卷一至二，五冊，1959年自故宮調撥予北圖；
第六種，《李太白詩》即《知見錄》第620（3）号《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全本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卷一至六、十至二十五之七冊，1959年自故宮博物院調撥予北圖；
第七種，《真西山文集》即《知見錄》第629（3）号《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卷十三一冊，與台北故宮藏本合璧可成全璧。
從以上所考七種書來看，不難發現故宮博物院檔案認定“能與故宮圖書館藏書配成完璧”的書，有些應該合璧書，一半竟收藏于台北故宮。之是以會出現這種尴尬，不由讓人聯想起馬衡在日記中提到，他将吳氏固圉齋出讓“天祿琳琅”的目錄核查的工作交給了張允亮（1889-1952，字庾樓）。極有可能，張氏隻簡單将目錄進行核對，參考的目錄還是1934年印行、他本人所編的《故宮善本書目》，而沒有入書庫逐一對實物進行複核，便執筆撰寫了《故宮博物院關于收購吳豐培天祿琳琅書籍事》及《所附書目》，以緻彼時認為能合璧的書中，有些至今分藏于海峽兩岸。
至此可以明确，吳燕紹至少于1921年前已獲得一批“天祿琳琅”殘本，具體來源有待新材料的發現。1921年二月，吳燕紹将“天祿琳琅”殘本《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二冊，贈予鄧邦述，群碧樓藏書售予中研院史語所後，随院遷台，成為吳氏舊藏“天祿琳琅”入台的一個特例。其餘六十餘種，抗戰前吳燕紹曾聯系田洪都、李宗侗等，有意售予燕京大學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均無果。1949年6月，吳豐培聯系故宮博物院準備出讓“天祿琳琅”殘本六十一種，接洽兩年後，于1951年7月被正式收購，有關細節及書目可參見故宮博物院檔案。1959年，這批書作為故宮藏書的一部分，被調撥給北京圖書館，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吳氏固圉齋自留的明正德刻本《皮子文薮》一種，經吳燕紹、吳豐培、吳錫祺祖孫三代人保藏，倏忽将近百年，終于今年被送回故鄉蘇州，歸諸公藏，可謂得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