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祖劉邦認為秦朝之是以二世而亡，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沒有分封同姓子弟為諸侯王。是以他在定鼎天下後采取了分封制，即将國家的邊遠地區分封給劉氏諸侯王（消滅異姓王之後），以起到讓地方宗室子弟拱衛中央皇權的作用。
然而在經過幾代人後，皇帝與劉氏諸王之間的血緣紐帶越來越淡薄。而且諸侯王不斷擴充自身實力，俨然形成了與中央朝廷分庭抗禮之勢。在此背景下，漢景帝劉啟采納了禦史大夫晁錯的削藩建議，并由此引發了“七國之亂”。
“七國之亂”被平定後，西漢諸侯王勢力遭到重挫，中央朝廷的權威得到極大鞏固。然而漢景帝并沒有一勞永逸徹底解決問題，是以到了漢景帝之子漢武帝即位後，如何防止諸侯王做大做強又成了這位年輕天子面臨的新挑戰。
公元前127年，漢武帝采納大臣主父偃的建議頒布推恩令，規定：諸侯王死後，除嫡長子繼承王位外，其他王子也可分割王國的一部分土地成為列侯。
推恩令表面上看是皇帝廣施恩澤，讓宗室子弟雨露均沾。實際目的卻是讓諸侯王手中的“蛋糕”越分越小，以至于再也無法形成與朝廷分庭抗禮實力。
推恩令的高明之處在于充分利用了人性的弱點。原本王位是嫡長子繼承制，即嫡子中的老大繼承老王爺的地盤、軍隊、财産，沒其他兒子什麼事。而推恩令卻要求在老王爺死後，每個兒子都能分到一部分家産。如此一來，除了嫡長子很不高興外，其他王子都很高興，對這項诏令極力擁護。老王爺因為總體利益沒有受損，是以也犯不着和朝廷頂着幹。如此一來就相當于是把朝廷的問題變成諸侯王家族内部的問題，朝廷的痛點自然就迎刃而解了。是以，後世稱推恩令是無解的陽謀。
漢武帝的推恩令推廣極為成功，此後漢王朝再也沒出現過諸侯王威脅到中央朝廷的情況。
到了一千多年後的明朝初期，大明第二任天子建文帝也面臨着藩王尾大不掉的局面。可是建文帝沒有學習漢武帝的成功經驗，而是采用了漢景帝用拳頭說話的方式，通過武力削藩。結果朝廷軍隊在實力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意外“翻船”，被燕王朱棣的軍隊打敗。建文帝在戰敗後失蹤，燕王朱棣則成功篡位，史稱明太宗（嘉靖年間改廟号為明成祖）。
那麼問題來了，推恩令被譽為無解的陽謀，建文帝為什麼放着成功道路不走，偏要摸石頭過河以至于造成自己意外翻船呢？其實問題的根源在于環境不一樣。
漢武帝采納主父偃的推恩令建議，可最早提出類似觀點的并非主父偃，而是西漢名士賈誼。
賈誼曾向漢文帝提出對諸侯國進行多次配置設定的觀點，可漢文帝并沒有采納。究其原因，并非是文帝目光短淺，而是不具備執行條件。當時西漢王朝正處百廢待興之際，國家急需休養生息，經不起大風大浪的折騰。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形勢下，搞推恩令那一套顯然過于冒險和激進。
等到漢武帝在位時，環境就完全不同了。諸侯王的勢力在“七國之亂”中被嚴重削弱，完全不具備與朝廷談條件的資格。是以無論朝廷提什麼要求，他們原則上都要無條件服從。更何況推恩令從表面上看也并不損害諸侯王的目前利益。是以漢武帝之是以能成功實施推恩令，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祖、父兩代人給他打下了穩固的基本盤。
反觀明朝建文帝時期，雖然朝廷的總體實力遠在各路藩王之上，可像秦、燕等幾位塞王手中卻擁有更精銳的作戰部隊。是以當建文帝的削藩大刀要向燕王頭上砍去時，燕王手中也是有牌可打，是以才敢奮起反擊。隻要藩王不是砧闆上的魚肉，那麼朝廷想以推恩令這種手段來對其進行宰割，那自然不容易實作。
此外，西漢的諸侯王地盤比較大，是以推恩令能讓每個王子都能瓜分到一定比例的領地。而明朝藩王的封地都是一城一地，本身就沒多少可瓜分空間，對藩王諸子的吸引力自然很有限。是以想以推恩令的方式造成藩王家族内部沖突的操作空間幾乎不存在。
是以，推恩令雖然被譽為無解陽謀，可事實上并沒有那麼神乎其技。漢武帝采用推恩令大獲成功是因為在正确的時間選擇了正确的方式。而一旦時間和環境條件發生變化，比如在明朝建文帝時期，推恩令就沒有發揮的空間，自然也就談不上什麼無解的陽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