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爾普（dolpo），喜馬拉雅高山險阻處一個與世隔絕的村落，位于尼泊爾北部山區，承接着喜馬拉雅最後的冰雪之脈。千年來，朝聖者的虔誠腳步與松耳石般的湖面圍繞着村莊。上世紀80年代初，攝影師艾瑞克·瓦利成為了第一個徒步穿越國境、踏足此處的外國人，他找到了多爾普身披牦牛皮、血氣方剛的部落頭領，并向對方詢問自己生活中所面臨的困惑，是留下，還是回去。“任何時候當你眼前有兩條路時，都要選擇最難的那條路，因為最難的那條，會壓迫出最好的那個自己。”此時是巴黎的冬天，聖日耳曼區一家擁擠的小酒館裡，艾瑞克·瓦利向《旅行家》記者回憶往事時，笃定地說道。
艾瑞克·瓦利的頭銜實在太多——供職于美國《國家地理》雜志、世界新聞攝影一等獎攝影師；奧斯卡提名、法國恺撒獎以及柏林電影節獲獎電影《喜馬拉雅》導演；cctv紀錄頻道歐洲大使；愛馬仕、路易威登等品牌合作藝術家……但這些名頭在他看來不值一提，“那些都是過去的事了”，他揮揮手，喝下一口綠茶。隻有在聊起喜馬拉雅，聊到生命的冒險旅程時，他的雙眼才重新亮起來。
他唇齒緊咬，重複着，“最難的那條路”。他用手敲打桌子，揮舞雙手，大聲說道：“于是我就在想，生命的意義是什麼，如果你不給予你的全部，你不實作你的夢想，如果你不拼命去嘗試，還有什麼意義？對我來說，活着，就是最難的那條路。”
喜馬拉雅二十年，正是青年時代的艾瑞克·瓦利所選擇的“最難的那條路”。1980年代的多爾普，從加德滿都徒步得一個月，而今天開車到距離多爾普最近的馬路，仍需要徒步一周時間。“這就是自然與文明的距離，至今依然是”，艾瑞克回憶道，“那裡沒有電，沒有馬路，沒有商品，甚至沒有樹，但那裡有真正活着的人，他們穿越高山峻嶺，砍柴生火，對酒高歌。”
後來，艾瑞克·瓦利與雅克·貝漢合作拍攝了電影《喜馬拉雅》，這部獲得多項國際大獎的電影雖是一部劇情片，但影片每一個細節都是艾瑞克·瓦利旅居多爾普二十多年的鄉愁，也是他審視自我、審視現代文明的生命記憶。影片中，祭祀僧人在高台邊頌經舞蹈，父親坦然地将自己的兒子拉巴的内髒掏出，血淋淋地灑向饑餓的秃鹫；部落頭領死不服輸，在惡劣天氣下挑戰極限，選擇走一條最難的路，在暴雪中留下一隻蒼老卻倔強的身影……“一個人不是生來要給打敗的，你可以把他消滅掉，但永遠不能将他打敗。”
“不擔心危險嗎？”有很多次，艾瑞克·瓦利都差點死去：在懸崖高處，一腳采空石頭，跌落至百米森林；在暴風雪的喜馬拉雅山脈徒步登山，遭遇雪崩，急速崩裂的雪團在他面前分開……他已記不清有多少次與死亡擦肩，但他很堅定地說着：“危險從來不是問題！如果我真的可以那樣死去，不瞞你說，那真他媽太棒了，我喜歡那樣死去，比困死在城市裡好太多。”
艾瑞克·瓦利一直對中國道家文化頗有興趣，他喜歡喝茶，着迷于中國茶的風雅習俗，更着迷于古老的中國裡那些與自然相親的人們。在剛剛過去的2014年，艾瑞克·瓦利沿着長江走了一年，拍攝他所看到的中國，記錄失落的文明與古老部落，目前正籌備着這個項目在中國2015年的展覽。“在中國長江行走的這一年，讓我體驗到許多生命的樸質與真實，那是一種自萬古以來人類最樸素的道法自然。”
特約記者/爾尼圖/eric valli編輯/賀蘭
t：在你的經曆中，最崇敬哪一類人？
e：我欣賞通過手工勞動自給自足的人，他們知道怎樣活着。我不喜歡世界任何地方的城市，隻有自然中的人是真正活着的，而城市中的文明人卻忘記了，我們是自然的一部分。比如我們發明了電燈，卻忘記夜晚有滿天星辰，我們用着高效率的手機節約着時間，卻不知道怎樣打發時間。我喜歡活在他人的生活裡，活在我所不知的生活裡。所有我拍攝的人物都是我的老師，我充滿敬畏地跟随着他們，悄悄地潛入他們的人生，去學習，去記錄。
t：你的冒險中有許多危險時刻，你怎樣看待恐懼？
e：你知道，害怕是件很有趣的事情，我們害怕什麼——未知！當我們到達安全地帶的邊緣，我們就到達了恐懼的邊緣，再走一步，就是我們從來不知道的世界，是以當我恐懼的時候，我知道，奇幻的冒險就要發生了。
t：閱讀上有哪些偏好？來中國前，有沒有做一些特别的閱讀？
e：我特别喜歡赫爾曼·黑塞的著作，《德米安》與《悉達多》。現在我正在看《中國英漢成語字典》，我覺得那些故事很有趣！
t：給中國愛好攝影與旅行的讀者一些建議吧？
e：健康，勇悍，敬畏，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