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一個藏族名字:格桑曲珍。
她也有一個漢族名字:馮雲仙。
我們今天能搜集到她的資料已經非常有限了:1909年生,西康省漢源縣人,父親馮南宣清末時遷居巴塘,娶當地藏族頭人之女阿宗為妻。阿宗夫人見識廣博,出身貴族家庭,非常重視對兒女的基礎教育。但在她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為西康名士安順場人賴執中所收養,成年後送南京蒙藏學校讀書,得到表兄蒙藏委員會藏事處處長格桑澤仁(王天華)扶持成為西康著名學者、社會活動家、女記者,後任國民蒙藏委員會委員等職,和宋美齡是幹姐妹,曾經創立青海省玉樹師範學校。

賴執中與格桑澤仁,在今天有着這樣的履歷。
賴執中,1894—1951年,四川省石棉縣安順鄉人,漢族,國民黨川康綏靖公署顧問、西康省參議員、西康省甯屬屯墾委員會委員、川康邊防司令部少将參軍、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軍駐靖邊司令部少将專員、西康省田糧處處長,是民國時期西康名士之一。祖籍廣東興甯縣,清鹹豐年間祖上避禍至四川越隽廳紫大地(四川省石棉縣安順鄉)以采礦緻富。其父賴進學為大渡河河道地區著名士紳、地方豪強,因參與鎮壓當地少數民族起事有功,被清廷賜予“正五品奉政大夫”官銜。賴家自清末以來即擁有武裝,把持地方團務,獨霸一方,即越嶲廳同知也唯命是從。當地藏、彜土司更是畏其三分。
王天華,藏族,屬龍,四川巴塘人,西康實力派人物。1932年被國民政府委任為國民黨駐西康黨務特派員,返巴塘縣相繼成立“西康邊防軍司令部”、“西康建省委員會”,引起康藏另一些政治勢力的不安,其後被迫交出巴塘縣的軍隊和政權,于1934年逃到雲南麗江,後聯絡康藏、成渝大富商,組織康藏貿易公司,從事商貿活動。抗日戰争中,積極宣傳、支援抗戰,提出“邊疆開發計劃”。
她在去南京前有過一段不愉快的婚姻。那一年,她18歲,對方是一名軍人,叫姓周,是位營長。兩人情投意合,一年後,生了個孩子,取名周弼漢(後随母姓,改名馮弼漢)。孩子生下後,周營長性格中的弱點便暴露了出來,大男子主義,脾氣不好,動不動就對她大打出手。兩人過不下去,隻好離婚。一年後,她去了南京。這一年大約是1928年。
王天華對她的幫助是顯而易見的,幾年後,她成為一名女記者,在當時的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文章,宋美齡對她的才氣産生了好感,遂安排接見了她,豈料兩人一見如故,還結為幹姐妹。自此,她成為了那個時期中國婦女界的代表人物之一。1937年春天,西藏派出代表來南京開會,在歡迎宴會上,黎丹對宋美齡說:“我學生楊質夫今年32歲,青海人,精通藏文,跟我編輯了《漢藏大辭典》、《漢藏小辭典》,在西藏待了三年,但卻耽誤了娶媳婦兒這事。”很巧,她也在場,于是,在宋美齡的撮合下,她有了第二次婚姻。
楊質夫,1906-1961年,青海省互助縣紅崖子溝人。早年在家鄉讀國小,約在1924年考入西甯蒙番師範學校。他刻苦勤學,在國語、藏文方面均獲優秀成績,受到校長朱繡的欣賞。1925年,經朱繡介紹參加了西甯藏文研究社,繼續深造藏文。西甯藏文研究社是由黎丹發起主辦的一個學術團體,其宗旨是學習研究藏文,溝通漢藏文化。當時,黎丹正在主持編纂《藏漢大辭典》,楊質夫不久即參加了詞典的編寫工作,并成為黎丹最得力的助手。
《藏漢大辭典》是國内外第一部漢藏雙語工具書,每個詞目下都有漢文釋義和藏漢文例句。内容十分廣泛,凡史地、文哲、醫藥、語言、曆算、藝術、政經、宗教以及古藏文等等,都一一收入。1928年前後,大辭典編纂完稿。這其中,作為學者和漢藏文翻譯家的楊質夫,以不同凡響的建樹赢得學界的認同和稱頌。
有了宋美齡的關心,她和楊質夫姻緣很快結定。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展開對中國全面大規模侵略。這時候,她不再滿足于做記者,出任“戰地婦女服務團團長”,因為童年的經曆,将愛心更多地投入在了救助戰地孤兒,創辦兒童院,開辦慈善機構。1938年,南京淪陷的前夜,她與丈夫楊質夫帶領1000多名南京孤兒轉移。随後,夫婦二人發動一切力量,把這些南京孤兒平安轉移了重慶、成都等地,又把孩子們分散到各種學校去讀書,四處募捐,供給他們衣食住行以及一切開支。最終使他們一天天長成,并在後來成為國家棟梁之才。
人們今天已經不能完全想象出她與丈夫帶着1000多名孤兒轉移的情形,但卻能聽到當年侵略者的槍炮聲,正是那些槍炮聲毀掉了我無數鮮活的生命。
有這樣的一個細節很讓人感動:大約在1940年,她的弟弟洛桑尼瑪也參軍了,并進入陸軍軍官學校。1943年10月8日,洛桑尼瑪畢業,在同學們舉行的簡單的畢業會上,有同鄉的同學說,西康太貧瘠,想回家鄉工作;也有人說,想去西藏,做溝通内地與邊疆的橋梁。洛桑尼瑪站起來,慷慨激昂地說:“同學們,抗日戰争已經到了最關鍵的階段,我們軍校生理當上前線,十萬青年十萬兵!”此話一出,大家即被感動了,紛紛表示拿起槍杆,為國效力。
當夜,弟弟洛桑尼瑪寫信給她表達要上前線抗日的決心,她看過,心裡久久不能平靜,她知道弟弟洛桑尼瑪是阿媽心頭肉,如果在戰場上……但是,如果沒有人像弟弟洛桑尼瑪一樣保家衛國……于是,她提筆給弟弟洛桑尼瑪回信: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後來,弟弟洛桑尼瑪參加了遠征軍,一次戰鬥中,被一發炮彈炸掉雙腿,在後方醫院昏迷了好幾天才蘇醒了過來。看着蘇醒了的洛桑尼瑪,一位護士說:“你終于活過來了,全身有20餘處傷,是英雄啊!現在日軍已困守南坎,無路可退了……”随後淚如雨下。而她,此刻正奔波在為孤兒們募捐的路上。
再後來,阿宗夫人收到了一方“深明大義”的匾額,悲痛不已,卻又捎信給她:不畏艱險,堅持抗戰!一家人,就這樣互相鼓勵和安慰着,走過了那段彌漫着硝煙味道的艱苦歲月。在阿媽收到的匾額裡,弟弟洛桑尼瑪成了英雄的藏族排長,事迹廣為流傳,而她卻多少顯得有些“默默無聞”。
從1937年開始,她與楊質夫結婚十年間,聚少離多,除了創辦創辦兒童院,四處募捐,兩人同時專注于藏學研究與教學。1947年,楊質夫出任蘭州大學邊語系主任,她跟着丈夫一起來到西北,在宋美齡的幫助下,創辦了國立玉樹學校。全國解放前夕,她和長子被轉移至台灣,楊質夫的安危成了她時刻的惦念。于是,她越過海峽,準備再從川西前往青海,尋找丈夫。然而,1950年,她在成都卻被捕入獄,直到1978年才獲得特赦。這時候,她已經69歲,匆匆趕往青海,但丈夫已在1961年去世了,距1978年已整整17年。
她與丈夫育有一子,名叫楊安塘,解放時尚幼,後定居于青海省西甯。2001年,93歲高齡的她在西甯因病謝世。臨死前,她将丈夫1934年進藏時所寫的《進藏日記》殘卷,交給了公家……今天,我們雖找不到更多關于她的書面資料,但僅憑1938年她與丈夫救出1000多名南京孤兒,都應該記住她的名字——格桑曲珍,或者,馮雲仙。英雄的藏族女兒。
本文根據相關資料編寫,參考《中國遠征軍裡的藏族排長 》《傳奇人物:楊質夫與愛妻馮雲仙》《民國著名女記者,南京大屠殺前救出上千孤兒,第二段婚姻堪稱絕唱》等,圖檔來自網絡。